刘若愚删削了艾布拉姆斯体系中原有的“模仿理论”和“客观理论”,遭到不少理论家的批评。
美国学者威廉·汤普斯(William F。Touponce)在《刍狗——解构析读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书中拟仿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刘若愚认为中国本身的文学传统并无模仿的理论,乃是另一套文学理论——文学是要体现‘道’。此见解来得奇怪,因为根据刘氏,‘对往后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的特殊贡献最可能来自此一理论’。但是,这个‘中国特殊的理论’只能以一种与西方的拟仿理论不同而且互相排斥的方式,才能为世人所理解。依西方晚近发展的模拟论述来看,这些说法不无可议之处。据个人的浅见,拟仿乃世界文学之共通现象。”
台湾学者黄庆萱在《刘若愚〈中国文学本论〉架构方法析议》一文中也曾经对刘若愚的文学理论系统架构和方法提出批评,认为刘氏系统在“世界”与“作品”之间没有连线与箭头,因而取消了中国文学中的“模仿理论”,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另外,刘若愚承认“文学作品”的客观存在,但是否定“客观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在建构他的文学理论图示之后,刘若愚说:“有人可能认为此图没有容纳视作品本身为对象的客观理论。事实上,我们虽然不必否认文学作品的客观存在,而与作家创造作品的经验与读者对作品的创造是分开的,或者进而讨论艺术作品的本性或存在形式,然而,我们仍可认为:任何人,甚至‘客观’的批评家,若不采取作家或读者的观点,是无法讨论文学的。”黄庆萱认为,就理论上看,诚如刘若愚所说:“若不采取作家或读者的观点,是无法讨论文学的。”因此文学上纯“客观理论”很难存在;但就历史存留的事实来看,无论中外,主张“客观理论”者大有人在。刘若愚所云“甚至客观的批评家”,便是对此种事实的承认。我们可以指出此种“客观理论”的盲点,但不可以抹杀此种“客观理论”的存在。黄庆萱举出了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苏轼的“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邵雍的“以物观物”等论述,证明中国古代文献中“客观理论”的确存在,正好与艾布拉姆斯揭示西方“客观理论”相互比较。
我们认为,既然艾布拉姆斯已经举出了西方文论中的“模仿理论”和“客观理论”,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又可以找到类似的理论,那就不能视而不见,可以考虑采用综合艾布拉姆斯与刘若愚理论体系的方法,把这两大理论增列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