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理论”主要作用于艺术过程的第四阶段，它强调文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这种理论由于得到儒家的赞许，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由于运用广泛，这一理论常常与其他理论使用类似的术语，但内涵却很不相同。
如“形上理论”的代表观念之一是“文以明道”，刘勰《文心雕龙·明道篇》：“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而“实用理论”的代表观念之一是“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刘若愚很清晰地指出两种理论的区别：“形上和实用理论批评家都谈论文学与‘道’的关系，可是前者认为文学是‘道’的显示，而后者认为文学是宣扬‘道’的工具；至于‘道乃宇宙原理’的形上概念，与‘道乃道德’的实用概念，这两者之间的不同，那更不用说了。”
又如“实用理论”的代表观念“文以载道”与“表现理论”的代表观念“诗言志”构成中国文学领域的两种主要潮流。周作人在《新文学源流》一书中论述道：
文学最先是混在宗教之内的，后来因为性质不同分化了出来。分出之后，在文学的领域内马上又有了两种不同的潮流：
（甲）诗言志——言志派
（乙）文以载道——载道派
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载道派的原因，是因为文学刚从宗教脱出之后，原来的势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学之内，有些人以为单是言志未免太无聊，于是便主张以文学为工具。再藉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道”，表现出来。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
这两种文学潮流有时用语也难以区分，如沈德潜《说诗晬语》论道：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重也。
这里如同“表现理论”一样提到“理性情”，差别何在？刘若愚指出，在讨论文学与个人性情之关系时，“表现理论”认为文学是作家个人性情的表现，而“实用理论”认为文学是陶冶或调节读者之性情的手段。
“实用理论”与“决定理论”也是相互关联的。如郑玄《诗谱序》云：
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迄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
这里所说太平盛世则一遍“颂声”，荒淫乱世则“变风、变雅”作，正是文学为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理论。
又，郑玄《六艺论》云：
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这里所表述的显然是一种注重讽喻功能的实用诗观。刘若愚认为，实用诗观与决定诗观并非是互相抵触的，“因为一个诗人在有意试图讽谏统治者之同时，无意识地反映出当代的政治情况”。我们认为，这两种理论的区别，并非“有意”与“无意”之分，而是互为因果、互相呼应的。正是由于社会的荒乱，才使诗人产生“讽谏”的愿望；如果“讽谏”有效果，则天下大治，于是颂声大作；如果“讽谏”无效果，天下大乱，于是变风变雅作。因此，这两种诗观虽然产生在艺术过程的不同阶段（“决定”在第一阶段，实用在第四阶段），但却可以互相配合，交相为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