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后，刘若愚开始写作他的第七本英文专著《语际的批评家》（T he Interl ingual Crit ic：I 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 y），这本书于1982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一位语际批评家，刘若愚很自然地受到中西许多作者的影响。当他在《中国诗学》一书中第一次勾勒出“诗歌是对‘境界’和‘语言’的双重探索”的理论框架时，这个理论就一部分源于他原来命名为直觉主义者后来命名为形而上学者的某些传统中国批评家——严羽、王士祯、王国维，另一部分则来自如马拉美（Mallar me）和艾略特（Eliot）的象征主义和后象征主义者。而在对中国诗歌处理的方法逻辑层面上他受到了新批评家理查兹和燕卜荪的影响。最后他在《中国诗观再探》一文中进一步阐明和发展这个理论，其中他提到（不一定赞同）理查兹、韦勒克、威尔逊·奈克（G。Wilson Knight）和温赛特（W。K。Wim-sat t）等等。再后来，当他写《中国文学理论》时开始阅读现象学者像胡赛尔（H usserl）、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罗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和杜夫海纳（M。Dufrenne）等人的作品，他为自己和英加登、杜夫海纳的某些文学观点的相似性感到万分惊讶。例如，当他写到：“每首诗歌都表现了自己的世界”，它是“诗人外在环境的折射和一种全部思想的表达”，或当他写到“当诗人想在诗歌中表现一个世界时他探索了语言的所有潜能；而读者跟着诗歌的文字结构重复这个过程再创了这个世界”时，他还不知道英加登和杜夫海纳在对文学作品艺术的描述中已经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而且当他写到“在他看来一首诗被写成时仅仅是一个有可能性的存在，要一直到人们读到它并进行具体化，在更多或更少的程度上根据读者的能力去重新创造这首诗歌，它才是现实的存在”时，他没有意识到杜夫海纳不止一次地坚持说“一首诗歌只有当被读者感受和被这种感受神圣化时才能真正存在”。英加登虽然强烈反对心理主义，却肯定“（一部文学作品的）每个抽象化过程必然属于相应的主观体验，只有如果，而且仅仅如果体验存在它才会存在”。当他提出把诗歌结构描述为“复调式”（Polyphonic）比“层叠式”（Stratified）更合适时，他对英加登的文学作品层叠结构理论还没有直接了解，只是看过韦勒克的简短介绍，后来他才知道英加登本人认为韦勒克陈述有误；他也没有意识到英加登已经用过“复调式”这个词语，尽管它指的是“审美价值特质”而不是作品结构。
他认识到这些相似点不是全然巧合，而是（除了他感觉到的从这些理论家或影响他们的西方更早的西方思想家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外）源于这些西方理论家和某些中国批评家，尤其那些他以前称为直觉主义者现在更喜欢叫做持形而上学文学观的批评家的相似之处，他有意或无意地从后者吸取养分形成了自己的某些观点。这些相似之处其实来自作为基础的现象学与道家哲学的相似点，后者深刻影响了相关的中国批评家。
首先，中国认为“文学是宇宙之道的显现”，这种形而上学观念可以与杜夫海纳那种认为“艺术是存在的显现”观点进行比较。其次，有些中国批评家持形而上学文学观，声称“物”“我”一体和“情”“景”不分，正像一些现象学者们声称主客体一致，“能思”与“所思”不分。再次，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批评家和现象学家们都主张一种第二直觉，这种直觉只有把判断从现实上悬置后才能获得。最后，这些人都认识到语言的悖论本质，它是表达不可表达的内容和重新发现主客体没有区别之前意识观念和前语言本质的一种不适当却又必需的工具。
除了上面提到的外，毫无疑问，刘若愚还受过其他思想影响，但他更关心的是思想的融合而不只是影响，更关心中西观念综合的可能性而不是他自己观念的单一性。身为一名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语际批评家，他经常想达到将中西批评观念、方法和标准综合起来的目标。他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最重要成果是一篇题为《中西文学理论的综合》（Towards a S y nthesis o f Chinese and Western T heories o f Literature）的论文，这篇论文为他后续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观念框架和理论基石。在《语际的批评家》一书中，他首先提出这个理论框架和描述这个框架里的基本诗歌观念，然后谈论阅读、翻译、诠释和评价的一些问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影响中国诗歌语际批评家；最后说明他自己目前研究中国诗歌的方法，并分析某些中国诗歌中时间、空间和自我的相互作用。
林理彰评价刘若愚说：“由于他确实精通两国语言，他已经出版的将中国诗歌、散文翻译成英文的著作准确流畅，通常都是句法对等，恰如其分。他的批评方法一直在不断变化，开始同意理查兹、燕卜荪等新批评家的观点，后来转到现象学家像胡赛尔、梅洛—庞蒂、英加登、杜夫海纳等。象征主义者和后象征主义者诗学批评家如马拉美和艾略特对他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他从来没有仅仅采取西方批评家的观点和方法并全盘套用到中国文学上，相反的，他提出了融这些西方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内在方法于一体的批评理论实践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