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看电影是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每逢周末的晚上，上海最豪华的大光明电影院九点档夜场电影，总坐满了打扮入时的中外男女。当电影散场，人们兴奋地涌出电影院，总能看到附近一家店铺落地玻璃橱窗灯火通明，店堂内，穿着白色大衣的老板在认真地剪裁一件最新式的西服，一帮徒弟在旁边仔细看着，其中有一位年轻人聪明灵气，精干勤快，格外引人注目。
这个场景犹如一幅别出心裁的品牌广告，使这家“培罗蒙西服店”深深印在了人们的脑海，吸引着顾客络绎不绝地登门造访。老板许达昌的名字也不胫而走，而那位年轻人，老板的大徒弟戴祖贻自然也被人们熟知。
从乡下孩子到培罗蒙襄理
回想起七十多年前在培罗蒙当学徒的场景，年近九旬的老人记忆犹新，仿佛历历在目。
戴祖贻的父亲体弱多病，全家一度靠母亲替人做佣维持生机。虽然家境比较贫寒，父母还是省吃俭用供戴祖贻读书。身为长子，小学毕业后，戴祖贻不得不开始谋生，帮家里分担困境。
舅舅在上海做呢绒生意，与一些服装店有业务往来，与老板也比较熟悉。有次看到裁缝许达昌整天忙忙碌碌，就问他为什么不招个学徒做帮手。许达昌说没有合适的男孩，舅舅顺势介绍了戴祖贻。临行，母亲再三叮嘱：做事要勤快，手脚要清爽，不可犯规，万事要忍耐、刻苦，样样事情要让师傅满意，这样才能有出息。戴祖贻点点头，牢牢记住母亲的话。
1934年6月，13岁的戴祖贻跟随舅舅从乡下到了上海，进培罗蒙店门正式拜师学习“红帮裁缝”手艺。
“红帮裁缝”起源于浙江宁波的奉化、鄞州一带，也叫“奉帮裁缝”。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早期，奉化江两岸的裁缝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他们随身带着剪刀、软尺、缝衣针、丝线，穿行在上海滩的弄堂，招揽生意。他们站稳脚跟后，又把亲朋好友接到上海，一起从事裁缝行当，他们的队伍日益壮大。到19世纪末，上海滩出现了许多洋行，这些洋行的外国雇员和中国的富家子弟在“十里洋场”兴起了一股穿西装的热潮。头脑灵活的宁波帮裁缝立刻从做中式服装转为做西服，他们重质量，讲信誉，生意日益红火，实力和地位也随之稳固。上海话中“奉”、“红”同韵，于是“红帮裁缝”一说便沿用至今。
作为现代服装的开拓者，“红帮裁缝”一改中国几千年的服装制作工艺，率先采用西方立体设计、按人体部位裁剪的技术，开创了现代服装的新潮流，为中国现代服装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许达昌是舟山定海人，从小在上海谋生，在“红帮裁缝”处学得一手量、算、试、设、裁、缝的好手艺，1928年自己正式独立开店。戴祖贻是许达昌的第一个徒弟，当时店里只有姓沈的绍兴伙计和戴祖贻两个帮手，从早到晚十分忙碌。
戴祖贻时时处处留心师傅的裁缝诀窍，不懂就问，学了就做，直到弄懂，聪明、勤奋的他很快掌握了西服缝制技艺，成了师傅的得力助手。许达昌的生意逐渐扩大，顾客源源不断上门，戴祖贻进店门后的第二年，他把店搬迁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284-286号，这时的培罗蒙已发展成为上海最高级的西服店。
新的店铺双开间店面，新潮西式装潢，一楼是陈列室、营业部、裁剪及试衣间，二楼是工场，三楼住宿，不远处有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等，地处繁华地段的培罗蒙非常显眼。培罗蒙西服的面料、辅料采用英国进口的套头料，用印刷精美的硬纸盒包装，显示出不一般的身价和品位，加上高薪聘请的一流名技师精湛高超的手艺，诚实笃信的服务，很快，培罗蒙在上海滩声誉鹊起，生意非常红火。顾客中有很多军政要人、富商绅士、演艺名流等上层社会人士，还有英、德等国的银行家，商行和石油行的高级职员等。
1936年，影星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在培罗蒙做了西服后，感到很满意，便向《中华日报》的经理林柏生推荐，林柏生又向南京政府的达官显贵推荐。这样，许达昌揽到了南京的生意，包括外交部大使、公使和出国人员的所有西装礼服都由培罗蒙承包。有一段时间，戴祖贻每周都要代师傅去南京，在南京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官员的别墅之间，量身、试样、交货，再接订货。特殊的环境培养了他谨小慎微、精益求精的性格，也锤炼了他的技术水准。
许达昌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工作勤奋、勤俭耐劳，热心公益，这些都给戴祖贻树立了榜样，而戴祖贻显现出来的潜质也使许达昌对他十分欣赏。三年学徒期满，许达昌就让戴祖贻穿上西装工作，陪他买七元钱一双的皮鞋，当时普通人一般穿二元一双的鞋子。许达昌有意进一步栽培他，不断委以重任，替自己分担繁忙的业务和管理职责，还保送他到王宏卿、顾宏法等人开办的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深造。经过半年系统的理论学习，戴祖贻平时积累的实践经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特别是裁剪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此外，在店铺打烊后，戴祖贻还向店里聘请的外语教师刻苦学习英语，不久便能与外宾熟练交流。
裁剪是一套西服成功与否的关键，每个人的身材高矮胖瘦千变万化。还有斜肩、大胸、凸肚、驼背等特殊体形，要想制作一套好西服，裁剪是很重要的一环。经过日积月累的实践，戴祖贻的裁剪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缝纫方面，戴祖贻追求针脚紧密匀称，他加工的西服每一道手工缝子连虱子也钻不进去。
培罗蒙的主导产品是西服，也包括各种礼服、大衣、马裤等。在“十里洋场”的外国人热衷于赛马，骑马要用到马裤。马裤的用料、制作技术十分特别，要用特制的马裤呢，裤子的大腿内侧要加一层鹿皮以增加耐磨，而且要平整，小腿部位要收缩，又要舒服。戴祖贻的马裤制作技艺十分精湛，令众多同行心服口服，在顾客中有口皆碑。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祖贻升任襄理一职，全面负责店里的经营事务。这时的培罗蒙已有几十位员工，在上海滩享有“西服王子”的美称。
一枝独秀的东京培罗蒙
许达昌、戴祖贻等亲手创建的“培罗蒙西服店”在上海滩树立了卓越声誉后，1948年，许达昌带着几位“红帮”师傅离开上海到香港，开设了香港培罗蒙。
香港培罗蒙专做从上海到香港的老顾客和外国游客的生意，当时香港物价比欧美低，西服生意十分红火。因生意实在忙不过来，许达昌要戴祖贻也离开上海到香港去共同经营。次年，戴祖贻取道澳门到了香港。这时的香港培罗蒙已发展成世界五大西服店之一，顾客也多是社会名流、商界巨擘，如董浩云、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等人，还有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等。
1950年，许达昌去日本拓展，在东京富国大厦设立店面，香港方面的业务由戴祖贻负责。不久许达昌因糖尿病逐渐严重，不得不返回香港。戴祖贻临危受命，1951年7月在香港搭乘太原轮去日本，几经辗转，8月在横滨上岸，从此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创业。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军借道日本进入朝鲜半岛，日本俨然成为军人、商人、掮客、投机家的集散地。在美国，顾客买衣服只有根据自己的身材去服装店试穿现成的西服，合适就买下，“红帮裁缝”那种量体裁衣、先试样再定型的制衣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殊待遇。培罗蒙高人一筹的技艺再次赢得了各界要人的青睐，高档西服每套价格高达三千美元，顾客仍然趋之若鹜。
东京培罗蒙的生意迅速上升，营业场地也不断扩大。“他乡遇故知”，正需要帮手的时候，戴祖贻遇到了还没有找到落脚地的原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校长顾宏法，师生加故交，相同的境遇和对事业的共同追求使他们联起手来。顾宏法懂英语日语，能裁能缝，戴祖贻便请他负责日常管理，双方珠联璧合，配合默契，东京培罗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1964年第十八届奥运会在东京举办，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和观众蜂拥而至，一批又一批的游客也组团前去旅游观光，各种肤色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看中了培罗蒙西服，那高档的面料、精湛的工艺、适中的价格和周到的服务令他们倾心不已。戴祖贻夜以继日，终于赶在奥运会落幕之前把顾客定制的西服如期交到他们手中，让他们满意而归。从此，培罗蒙的名字真正传遍了世界各地，成为国际性品牌。
1969年，许达昌把只在名义上属于他的东京培罗蒙全部转让给戴祖贻，戴祖贻没有辜负业师的期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培罗蒙做得更强更大。
东京帝国饭店是当时世界五大超级饭店之一，是日本皇族、政界举办重要活动的场所，也是外交官、国际名流的喜好之处，卓别林、梦露等到访日本时都曾在帝国饭店下榻。能够在帝国饭店设立铺面，是品牌的荣耀，也是很多商家追求的目标。当时饭店里面已有四十家名牌店，铺面已呈饱和。戴祖贻是外国人，在日本缺少根基，要想跻身帝国饭店的确很困难。经过一番努力，戴祖贻通过了日本自治大臣野田武夫的审查，办妥了入驻手续，培罗蒙终于挤进了帝国饭店，成为该饭店的第四十一家店。1970年，日本举办大阪万国博览会，世界各地的游客又潮水般涌到日本，戴祖贻再次成功地迎接了这一波商机。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服在中国大陆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红帮裁缝”逐渐不为人知。但在海外，随着东京培罗蒙的崛起、壮大，“红帮裁缝”赢得了国际性声誉。培罗蒙技师凭着手中的“皮尺、剪刀、熨斗”三件宝，在制作过程中恪守“15个字”规范，即：外观上达平、直、戤、登、挺，内涵上达胖、窝、圆、服、顺，操作上要推、归、拔、结、沉到位，使制作出的每一套培罗蒙西服都达到精美绝伦的效果。
“红帮裁缝”技师的绝艺使世界各国的消费者赞叹不已，人们以拥有一套培罗蒙西服为豪。日本政界包括首相、大臣，财团商界，金融巨头，影星如银幕硬汉高仓健，体育明星如“世界棒球大王”王贞治，以及英美德法等二十多个国家驻东京的大使馆外交人员，都是培罗蒙的常客。有的外国大使觐见天皇，递交国书，规定必须穿日本的大礼服，他们临时找到培罗蒙，戴祖贻就加班加点为他们赶制出来。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所穿的西装衣料，多数由韩国驻日本大使馆在培罗蒙购买。日本企业家送给朝鲜领导人的西服、大衣等，也是在培罗蒙定制的。
在海外，东京培罗蒙可谓一枝独秀。戴祖贻先生为在国际上弘扬中国服装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弘扬中华服装文化倾注毕生心血
戴祖贻先生以精湛高超的手艺，热忱周到的服务，在日本服装界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声誉，以至于日本或外国来的客户都尊称他为培罗蒙先生，而不是戴先生。
在几十年经营中，戴祖贻先生深深体会到，除了手艺要精、要博得顾客赞誉，发自内心地尊重顾客也是培罗蒙立于不败、保持长盛不衰的关键。
培罗蒙的收款收据是特别设计的，收据上方写着对顾客表示感谢的话，以示敬意。每一位客人来店里做西服，戴祖贻都能记住他的名字、地址、职业等基本情况，下一回顾客再上门，戴祖贻在攀谈中能够随口说出上次西服的款式、面料等，客人心里觉得很体贴，这样新的生意又成交了。完工的西服是一件精致的工艺品，包装要华丽精良，要派人专车送到客人府上，微笑着双手捧给客人。这些细节培罗蒙是非常讲究、一丝不苟的。
几十年里，戴祖贻先生诚信待客，与很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美国前总统福特在培罗蒙做过两套西服，感到非常满意，分别与戴祖贻及其家人合影留念。他还赠送给戴先生一副有美国国徽标志的袖口纽、一张在白宫的签名照片，每年年底还寄贺年卡。
雄霸高尔夫球坛达40年、创下多项世界纪录的球王桑姆·史立德（Sam Snead）是培罗蒙的老主顾，他要做衣服时直接从美国打来电话：“我要做三件上衣，一件藏青，一件咖啡，一件灰色，再配三条各色裤子，请你选料，做好寄给我。”戴祖贻熟知他的着装爱好，店里也存有他的西服纸样，不用“量体”直接可以“裁衣”，球王肯定满意。
韩国三星物产创始人、“三星之父”李秉喆是培罗蒙开店以来的老主顾，李会长身材比较特别，是典型的“平肩”，戴祖贻为他特别加工，做成普通的“美人肩”，李会长就很满意，还介绍了多位商界大腕成为培罗蒙的顾客。
有一位美国客人，他在美国富豪榜中排名第140，有私人飞机，他是培罗蒙开店以来最大的顾客。每次到东京他必定要做衣服，少则五六套，多则十余套，从来不问价格，都是一次性付款。他在前十二年里共定做了二百多套衣服、一百多条裤子。后来他发胖了，要改衣服，又没时间到东京，就寄信给戴祖贻，希望戴先生能去美国替他服务。戴祖贻欣然专程赶到美国，按顾客的意图精心改制，还为他儿子定制西服，顾客阖家皆大欢喜。
1996年12月，戴先生正式退休，东京培罗蒙由店里的日本员工继承。念兹在兹，他依次为三个玄孙取名培元、罗正、蒙久，以示永远纪念培罗蒙。
身居海外，老人对祖国的发展十分关心，每逢听到国内传来的好消息，他都十分高兴。1975年中日恢复邦交，他激动万分，他以站立的狮子为图形，设计制作了“醒狮”西服胸牌。他向顾客解释说，现在的中国已不是沉睡的中国，而是像睡醒的狮子，巍然屹立。
中国改革开放后，戴祖贻时刻想着要为祖国做点事情，1991年，他专程回国为韩国三星第一毛织与大连合作的事宜奔波。他还嘱咐子侄们在上海、苏州、宁波等地投资，扶持当地的服装企业。
近年来，戴祖贻先生多次带着儿孙来到北仑霞浦戴家村祭祖扫墓、看望亲友。他出资修建了村里300多米长的水泥路，路旁遍植花木，还在村里的河槽、河埠头砌起石坎；他出资建起村老年协会，修复祠堂，还将一幢私房捐献给水俞村用作老年活动室；他为村里的老人送上衣服、红包。种种善举义行，体现了他的情操，受到乡亲们的广泛好评。
戴先生虽已年近九旬，但精神矍铄，记忆力惊人。关于旧上海声名卓著的培罗蒙西服店的发展历史，人们多语焉不详，所见资料也多有讹误，老人却记得一清二楚，一些日期、人名脱口而出，为研究者保存了宝贵的“口述历史”资料。2003年，老人应邀参加宁波国际服装节，向宁波服装博物馆捐赠了有关“红帮裁缝”的珍贵史料和实物，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戴祖贻先生在“红帮裁缝”传承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发扬光大的关键作用，他为在海外弘扬中华服装文化倾注了毕生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