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个开端。美林证券露出了华尔街职业操守的破绽，那么其他公司肯定也有污点。
他开始转向花旗。他对美林的调查，更像是为了调查花旗银行而进行的一次演习。
这一切都被威尔看在眼里。他立即命令普林斯来应对这一切。
普林斯帮助威尔针对斯皮策主动施了一招：花旗银行主动成立了一个审查委员会，用以自律和确保所有的经营行为都合法合规。
这一招是高招。用意很明显：不用劳您费心，我自己先做检查。
一方面可以全面审视自己曾经是否有漏洞，漏洞有多大，二是主动向斯皮策示好：检察官大人的举措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更加严谨地遵循职业操守。
这种做法果然赢得斯皮策的赞赏。斯皮策公开说：花旗的做法值得肯定。
但调查工作仍然在继续。普林斯小心地应对着各种局面。
安然事件是斯皮策撬开花旗集团大门的第一把利器。
作为全美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集团在毫无征兆中破产，投资人损失惨重。花旗集团是这家公司的财务顾问，由此来调查花旗集团不仅合法，而且合理。
威尔和普林斯都无法拒绝。
如果一直合法经营，即便是调查千百遍，也无须担心。无非是找个专职的人配合罢了。
洁白的玉石掉进了煤堆里，依然难以掩饰它的纯洁。
但就怕在以往的操作中有不规范的地方，就像是煤炭放到面粉堆里依然是黑色一样。
斯皮策的指控是：作为安然公司的财务顾问，花旗集团曾和安然公司的高层联手在财务上作假以欺骗广大投资人。
这项指控是致命的，如果处理不当，花旗集团就此陨落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威尔恨不得普林斯一天中25个小时去工作。他恨不得自己立即变成普林斯本人。
普林斯必须帮助花旗集团摆平这件事。
斯皮策调查花旗集团的第二件事情是有关世通公司。
格鲁夫曼是花旗集团的明星级分析员。斯皮策的这次调查就是因他而起。世通公司的财务状况已经十分不乐观，但这位仁兄依然将世通公司的股票评定为买入。
格鲁夫曼和世通公司的创始人爱巴斯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这里面有没有猫腻？这是斯皮策要追究的疑点之一。
除此之外，斯皮策还揪住另外一件事情不放：那就是所罗门美邦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爱巴斯是不是以较低的价格得到优先分配？
这是不被允许的做法。
两件事就像两根坚硬的钢钉一样，将斯皮策的目光死死地钉在了花旗集团身上。
普林斯必须继续应对这些让人感到崩溃的事情。
还有第三件事情，这件事足以让威尔寝食难安。
事情依然是由格鲁夫曼引起的。
威尔说他从1999年就一直关注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他很看好，就自己买了点。但是格鲁夫曼始终不看好这家股票。威尔建议他可以重新考虑对这家股票的分析。
威尔还对他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帮你约见阿姆斯特朗。
阿姆斯特朗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负责人。
在威尔的穿针引线之下，格鲁夫曼和阿姆斯特朗见了面。
见面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格鲁夫曼立即修改了他对这家股票的意见，调高到买入。
如果调查到这一步为止，斯皮策并不能指控花旗集团和威尔什么。毕竟格鲁夫曼始终坚持自己对股票意见的修改是在对公司充分分析的基础上而进行的，是忠于良知的。
但是斯皮策接下来发现的证据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格鲁夫曼在一封邮件中说，他调高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的评级是接受了威尔的指示。原因是：威尔正在和里德争夺权力，而阿姆斯特朗是花旗集团的董事，威尔想赢得这一票。
他从中也捞到了油水：借助威尔的盛名，他的两个孩子得以进入一所贵族学校。
这封邮件的出现，让威尔处在极其不利的地位。如果一切属实，他有可能会被判入狱。
普林斯还必须为解除威尔的麻烦而继续战斗。
还好，这些问题的处理结果都不错。安然事件仅仅让花旗支付了1.2亿美元的罚款。尽管世通公司最终让花旗集团付出高达30亿美元的赔偿代价，但这个结果在威尔眼里也不算难堪。
毕竟是仅仅损失了金钱而已。只要用钱能摆平的事情，就不算什么大事情。并且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恰恰就是钱，损失金钱算不得什么，何况这些钱最终会从大众那赚过来。
威尔比较看重第三件事。这件事情出现的转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格鲁夫曼那封足以置威尔于死地的邮件是发给一个女客户的。而格鲁夫曼居然和这位女客户有着暧昧关系。
这让普林斯为威尔找到足够的辩解理由：信上所有内容都不可信，都是格鲁夫曼为了讨得女客户的欢心而故意吹嘘的。
威尔如释重负。他成功地从斯皮策的手掌上安全地走出来。
这一切应该感谢普林斯。
干得不错，伙计。
盘子越大犯错的机会就越多。
威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这就意味着普林斯在未来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媒体非要刨根问底地搞明白威尔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让普林斯接班之心的，也许就是在斯皮策一系列调查启动的那一刻而开始的。
花旗集团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帝国。野心也许应该收一收，而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如何使这个帝国安全地延续下去。就像是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守江山比打江山更难。
现在江山已经打下了，如何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尤其是在威尔已经略显年迈并且到了不得不退的时候。
也许用一个懂法律的人比较可靠。
威尔肯定是这样想的。
业务问题不足以让一个帝国在短时间内覆亡，并且在这个帝国内部的各个关键岗位上都有精通业务的人。法律问题却足以让一个帝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元气大伤，甚至会被要求解散、重组或者破产。这才是最致命的。从安全性上来考虑，让懂法律的人领导，是稳妥之举。
还有一个因素：花旗集团已经遍及全球，让懂法律的人来领导，利于花旗对各地法律环境的理解、适应与融入。
应该说，威尔想得没错。
后来的局势发展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
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阴魂不散。
送走了斯皮策，安然的债权人联合起诉包括花旗在内的11家银行，指控他们与安然高层串通一气，联合作假并隐瞒重大财务问题，他们为此要求的赔偿总共高达两百多亿美元。
而世通公司的股东也已经开始在法院起诉花旗银行。
这是旧伤。
新伤在不断出现。
先是德国金融市场监管机构对花旗银行的调查。2004年8月2日，花旗集团操作员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卖出了超过100亿欧元的债券，致使欧洲债券价格暴跌。随后又迅速出手买回40亿欧元债券。在这一出一进中，花旗集团赚到了2000多万美元的利润。
德国金融市场监管部门指控花旗银行操作债券市场。
再者，2004年9月日本财务省表示，花旗集团未能对客户进行恰当的审查，未能对洗钱行为采取足够的措施，并且在风险投资方面未能给客户正确的引导，由此要求花旗集团自2005年10月起关闭其在日本的私人银行业务。随后决定将花旗排除在政府债券拍卖业之外。
还有，2004年5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指控花旗集团滥发消费者贷款。
普林斯时刻都必须为应对各种法律风险而做好准备。
不仅是金钱上，还包括精力。
从救火这个角度来考虑，威尔将普林斯选择为接班人，是极其正确的。
普林斯除了强大的法律知识让威尔感到景仰之外，性格也为威尔所喜好。
这一点，在他们见面的第一眼就显现出来。
1986年时普林斯还在巴尔的摩商业信贷公司任职，他和远道而来的威尔洽谈收购的有关事项。两人一对眼就被对方所吸引。就像是一对热盼爱情的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一样。
随着巴尔的摩商业信贷公司被威尔收入囊中，普林斯就待在了威尔身边。
这一待就不曾离开。
威尔曾经认为他和戴蒙的性格是互补，威尔注重战略，而戴蒙注重战术，威尔注重大局，而戴蒙注重细节，威尔性格粗放，而戴蒙细腻、严谨。曾经的合作充分了证明了他们很合拍。
现在威尔又有这种感觉了。他觉得普林斯就是自己的另一面。
他这一面是紧张、暴躁和冲动。而普林斯展现的另一面是：沉着、冷静和理智。
就像是某些烧烤店里的特色烤翅，一面是热辣的，一面是清淡的。
在很多时候，也只有普林斯能让威尔冷静下来。
从对威尔的性格互补上来说，普林斯和戴蒙很相似。但两者不同的是，戴蒙不服管教，他不习惯于听从上司的命令，而习惯于忠诚于数据的判断和真理。但普林斯却温顺许多。
这让一向强势的威尔更喜欢普林斯一点。
在对普林斯的提拔上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2000年普林斯被任命为花旗集团首席行政官时，得到的权力范围很宽广。2001年被任命为花旗集团首席运营官，2002年兼任花旗集团全球公司和投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一年一大步，三年一座楼。对其的器重可见一斑。
他们还都爱好音乐，这让他们在业余生活里有谈不尽的共同话题。
从威尔的个人情感上，他觉得选择普林斯当接班人是再好不过了。
他觉得这个决定应该不会错。
如果没有次贷危机，没有人会觉得选择普林斯接班是个错误。
但次贷危机就是一个试金石，是不是金子，成色怎样，一试验就完全出来了。
有些事情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让人吓一跳。
在戴蒙尽力砍掉次级贷款这种高风险业务的时候，而普林斯依然在这块业务上布集重兵。在戴蒙敏锐地嗅到次贷危机而采取保守策略的时候，普林斯依然在乐观地估算自己应该拿多少奖金。更有意思的是，普林斯始终没觉得风险在哪里，即使有风险，他也没觉得有多危险。而戴蒙对风险的评估却是：有可能会不可控制。
这就是差距。
造成差距的根本原因就是专业底蕴的差别。
就像是卖油翁，不用漏斗就能将油一滴不洒地倒进瓶子中。一看就是练过，专业出身。而初次叫卖的人，即使用漏斗这种专业工具，也有可能不慎将油洒落瓶外。
生手毕竟是不可靠的。
戴蒙不喜欢主观上的东西，他只喜欢来自客观数据的判断。如果有人向他汇报工作时使用“我觉得——”这样的句式时，他会立即反问：数据呢？
没有翔实的数据作支撑，任何有想象力的判断都可能是笑谈。
而普林斯的做法却与他截然不同。
普林斯相信道德。呵呵，道德是个好东西。
他对员工的训诫是：我们必须拥有完美的道德根基，花旗集团的文化必须是诚信的同义词。他开设了一个道德热线，有关道德方面的问题，任何员工都可以把电话打到他家里。
他相信花旗集团的每个人都是诚实的人。他们不会欺骗上司。
同时他还注重制度建设。他成立了一个由许多律师组成的失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各种错误，可以直接向他汇报。
听起来和看起来都很不错。
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按照道德良知和职业操守的要求进行工作，失察委员会能够在第一时间内监督到位，那么花旗集团在经营上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主观上自我约束，客观上进行检查，似乎一切都无懈可击。
但问题是，如果是在真金白银这种利益面前，道德约束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如果失察委员会并不能尽到职责，这个机构是不是就是一个摆设？
这些问题的答案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而浮出水面。
2007年11月由于不堪花旗集团在次贷危机中损失65亿美元的压力，普林斯不得不选择辞职。直到临死前不久，普林斯才知道：道德原来是如此不堪一击。
花旗集团内部有些人因为私利而未尽职责，造成公司高层始终在次贷业务上保持乐观。
这真让人沮丧。
威尔开始为当初的选择而后悔。
懂法律，并不一定可靠。只有远见才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