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在《集装箱改变世界》一书中写到:“集装箱降低了货物的运输成本,从而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形态。薪水低、待遇差、靠在各个港口装船和卸船为生的劳动大军已不复存在,他们在码头旁边形成的拥挤社区如今已成回忆……一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海上贸易中心的城市,如纽约和利物浦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码头区以惊人的速度衰落”。
“集装箱不仅帮我们摧毁了旧经济,同样也帮我们建立了新经济。像釜山和西雅图等一些昏昏欲睡的港口,现在已进入了世界大港的前列。另外,一些从前没有港口的地方,如英国的菲利克斯托和马来西亚的丹戎帕拉帕斯,现在已经建起了大量的新港口……庞大的工业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洛杉矶和香港等地兴起,而这仅仅是因为运进原材料和运出产品的成本直线下降了”。
英国石油公司(BP)的CEO布朗尼,早在1977年就看到环境在主导工业动向中的重要性,于是他对该公司进行重新定位,确定从环境出发办企业。一开始该公司股票下跌,但很快就飞速上涨。到2004年,公司的总收入超过了埃克森美孚石油与荷兰壳牌石油两大集团,一跃成为世界500强第二,仅次于沃尔玛。布朗尼说:“气候骤变,就要想到或预见到气候变化给自己企业带来相关变化的可能性,今天的社会各界对此都严阵以待。我们做企业的就要研究气候变化的对策,这就是现代企业的特征。”
于汝民参与了天津港改革的全部过程,在改革进程中,他也体会到不断审时度势、顺势变革的重要性。他还时常想起,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港时说过的那句话: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在于汝民看来,这是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
也许让人理解改革的重要性很容易,但是弄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改,应该怎么改却并非易事。
的确,改革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就拿天津港来说,30年来,当很多国有企业都在改革中艰难地破冰前行时,天津港却勇敢地在市场中闯出了自己的路;当很多人受困于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种种弊端时,天津港却顺利地实现了改制、上市,并逐渐建立起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当上个世纪末全国的国有企业都在搞减员增效的时候,天津港却明确地提出“无过失不下岗”;当全国只有个别地方、个别单位在尝试车改的时候,天津港就已经很坚定地推进这项工作了;当一些尝试车改的地方和单位车改失败的时候,天津港却正在享受成功的喜悦。
对于这些事情,于汝民的解释是:“改革也是一件很哲学、很艺术的事情。天津港为什么要这么改?为什么能改成功?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这让我们想起约翰·P·科特在《变革之心》中说的一句话:“变革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的是领导变革者的观念与视角的改变。正如猴子不能总在树上,它得跳下地来才会变成人一样,手和脚的功能区别一定要在陆地上才能完成,这是一个自然规律。”看来,企业要改革,角度很重要!
在天津港,“以人为本”是经营哲学。而“以人为本”之所以能称之为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正是由于它的哲学性。“以人为本”的哲学含义在于:它不是“以我为本”,不是以管理者自身为本,也不仅是以员工为本,而是以投资者、经营者、员工、客户、社会利益相关者为本,最终实现个人、企业、社会的逐级价值传递和恰当平衡。
显然,天津港是从企业本质、企业目的的角度,来认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天津港走的就是中间道路,但又是变通的中间道路,这就是:企业是投资者、经营者、员工、客户、社会利益相关者五种关系平衡中协调发展的载体,赢利性绝对不是企业的唯一本质。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天津港要改制、上市,进行体制改革?因为那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解放了,企业才能盈利。为什么天津港要进行车改并能取得成功?因为那是在不损害员工利益的前提下,降低了管理成本,提升了效益,对谁都有好处,所以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