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到，天津港是全国沿海港口中第一个实行管理体制改革的企业，那是在1984年，而你是在1986年任局长助理的。可以说，你经历了天津港改革的全过程。你能谈一下当时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吗？1984年中共中央批复天津港体制改革试点于汝民：天津港与全国其他沿海港口一样，在改革之前直属交通部领导。导致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形势。直接原因是当时沿海港口的严重压港压船的局面。所谓压港压船，就是大量的货物积压在港口疏运不出去；大量的船舶停泊在锚地，没有泊位供它们靠泊装卸。而导致压港压船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贸事业迅速发展，而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港口普遍发展缓慢，能力不足，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港口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当时党中央急需改变港口制约我国外贸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局面。因此1984年，党中央果断决定以天津港为试点，进行港口管理体制改革。李岚清同志当时是天津市分管外经贸的副市长，他有一篇关于天津港体制改革试点的回忆录，谈到了这一背景。当时的改革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
于汝民：当时的改革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在领导体制上，由原来的交通部直接领导变为“双重领导、地方为主”；在财政政策上，由原来的“统收统支”改为“以收抵支、以港养港”，也就是说，港口创造的利润全部留给港口，用于自身发展。我理解当时在这两个方面首先进行改革，就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就是要调动地方政府发展港口的积极性；实行“以港养港”的政策，就是要调动港口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这次改革的本质是让企业面向市场，增强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港口行业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可以想象，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推出这样的改革举措，应该会有不小的压力和阻力，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于汝民：达到了。天津港在1984年“下放”的时候，还是处于严重的压港压船局面之下。但到了1986年，这种情况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天津港“下放”之后，天津市委、市政府对港口的发展非常重视，把中央下放到天津市管理港口的权力几乎全部下放到了天津港。比如人事权、基本建设审批权等。当时是李瑞环同志任市委书记、市长。为了解决港口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先救命、后治病”。所谓“先救命”，就是紧急进口一批高效的港口装卸设备，以提高作业效率，解决压港压船问题。所谓“后治病”，就是要逐步解决港口基础设施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正是由于天津港的管理体制改革，才很快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压港压船问题。实践证明，港口管理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港口的积极性，扩大了港口自主权，增强了港口活力，加快了港口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8月21日视察天津港时讲了那段著名的话：“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你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这一番话，深刻地揭示出改革开放是中国港口发生巨变的根本原因。你们这项改革可以说是拉开了全国沿海港口体制改革的序幕，小平同志对天津港的改革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你认为，天津港的改革更深层次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里？
于汝民：我认为天津港的改革其根本意义在于把企业推向了市场。在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在财务上是收支两条线，也就是企业实现的利润要全部上缴，而企业需要的投资要向主管部门申请。在生产业务上，只要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完成任务就可以了。天津港实行“以港养港”的财务体制改革之后，我们要发展就必须自己创造利润，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就不仅是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而是要面向市场自主开发货源。现在看来，直接面向市场对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在80年代中期这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因为对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它们到了90年代初，还在“找市长”和“找市场”之间徘徊呢。说到天津港走向市场的的话题，让我想起了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面对大海，如何才能尽快掌握动作要领，在大海里搏击风浪。对于天津港来说，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游泳、学会游泳的？
于汝民：天津港作为破冰者，第一次获得了发展的主动权，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1986年开始，为了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开发货源市场。当时，我刚从四公司经理的职位调到局里任局长助理，协助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时任天津港副局长的朱佳木同志负责生产业务工作。我们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市场调查，认为天津港在煤炭市场上可以有所作为。原因是，我们靠近山西能源基地，煤炭从天津港出口，从运距上来讲是合理的；同时，煤炭的内外贸出口量比较大，可以对天津港的发展起到比较大的支撑作用。但当时按照交通部货源分配“黑白分家”的原则（“白”指件、杂货类业务，“黑”指煤炭业务），天津港就只能做“白”业务，而“黑”业务主要是由秦皇岛港做。但计划外的煤秦皇岛港不接，因此考虑到市场上有这个需求的客观情况，我们便决定把握这个机会，在双轨制的条件下，开发计划外煤炭市场。学游泳的人，大都有被水呛着的经历。不知道天津港在市场开发工作上进展是否顺利？
于汝民：可以说充满坎坷。为了解决货源的问题，我们拜访了很多大客户，像中国五矿、华能等，我们都跑过。后来，在负责煤炭进出口贸易的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找”到了第一笔自主开发的货源。为了开发这个货源，我们都不知道去了多少趟中煤。最后，他们答应让天津港试一船。不过，也有附加条件——天津港能够接待5万吨级的船才行。而天津港当时只有一个13号粮食码头和四港池新建的集装箱码头可以接待5万吨级船舶，但粮食码头只能装卸粮食，无法接待煤船。我当时想：“再难也要1988年天津港在集装箱码头利用装卸桥成功装第一条5万吨级煤炭船舶把它拿下！”于是，就当场表态：“给我们三个月时间，如果天津港做不到接待5万吨的船舶，我再也不来了。”回来后，我们立刻组织力量，解决用集装箱码头装煤炭的问题。我找到时任集装箱公司经理的蒋志荣同志，对他说：“我给你一个半月的时间，请你研究如何用集装箱装卸桥装煤炭的问题。”他组织人员进行技术攻关，仅用了十几天时间，设计出一个工艺方式，可以解决用集装箱装卸桥装煤的问题。设想非常简单，却非常巧妙，后来还获得了专利。于是我又到中煤公司去，跟他们讲，天津港可以装5万吨级的煤船。第一条装煤的5万吨级船舶在集装箱码头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激动得不得了。2001年天津港在集装箱码头率先规模化使用集装箱双20呎作业工艺看来，这次“找煤”对于天津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铺就了煤炭成为目前天津港第一大货类的道路。其实，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真正带来阻力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因为任何人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巨大的变化。比如说，过去每天都有人定点定量给我供应食品，突然有一天，告诉我，情况改变了，要自己出去找吃的了。那我一时肯定会很难接受。就像《谁动了我的奶酪》里的情节一样。我想，这次改革，对于天津港人的思想观念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吧？
于汝民：是的。其实任何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以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困难局面，中国人民也不会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如果没有严重的压港压船局面，中国港口管理体制的改革可能也不会这么快；如果天津港不是面对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我们也不会直面市场。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从市场化开始的。这样的改革实质上是一次观念的革命，它打破了传统的“等、靠、要”思想，使员工直面市场，从“要我发展”变成“我要发展”。因为直面市场，你就会面临竞争。因为有了竞争，你才会研究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容量；因为有了竞争，你才会有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动力；因为有了竞争，你才会有降低成本的动力；因为有了竞争，你才会感到人才的重要；因为有了竞争，你才会考虑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激励机制；因为有了竞争，你才会不断地尝试变革，寻找和抓住一切机遇，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我们发现，天津港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国家总体的改革道路是完全相符合的。
于汝民：是的。不仅天津港，整个中国港口行业的发展也是与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紧密联系的。我认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港口行业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快速发展。
1978年到199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通过实施港口管理体制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和港口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使中国港口行业走出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困局。天津港就是在1984年第一个下放到了地方。我们通过不断地解放思想，确立了一手抓市场开发、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思路，从“要我发展”走向了“我要发展”的广阔空间，积蓄了强大的发展后劲。到1991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千万吨增至近3千万吨，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1992年到2002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港口发展，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持。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为了更好地发挥港口在对外开放中的带动作用，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将沿海38个港口全部下放地方管理。从此，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新的功能区开始在沿海开放城市不断涌现，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进一步形成，中国港口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
面对新的形势，中国港口不断加快发展的步伐。通过广泛吸引国际国内投资，加快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我国港口的设施和装备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港口的装卸效率、通过能力、服务功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曾经长期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压船、压港”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港口基础设施支持。与此同时，中国港口企业深化体制改革、积极探索进入资本市场的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天津港于1992年率先对下属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于199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首家拥有上市公司的港口企业，为我国的港口企业体制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天津港瞄准国际航运市场船舶大型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以及腹地经济发展的需求，果断破除了“深水深用、浅水浅用”的思想束缚，实施了深水化战略和“南散北集”的生产布局调整，将航道水深由5万吨级浚深到10万吨级，率先在全国沿海港口中完成了对老码头的改造，2001年，天津港提前实现了吞吐量突破1亿吨的发展目标。
2002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深化港口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实施港口的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努力实现了港口的科学发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开放向着更高水平与更深层次发展，形成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良好局面。我国港口紧紧把握这一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港口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港口的规模化、现代化、国际化，努力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新要求。
特别是随着2004年《港口法》的颁布，中国港口实施了政企分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港口行业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它进一步调动了港口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掀起了新一轮的建设热潮。中国港口规模迅速扩大，能力不断提升，吞吐量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港口大国。据统计，“十五”期间，全国沿海港口建设投资1407亿元，是“九五”期间的1.3倍。截止2007年底，我国港口共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深水泊位1337个，是1978年的10倍，年货物吞吐总量迈上64亿吨台阶，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亿标准箱，分别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23倍和3415倍；14个港口吞吐量突破亿吨，5个港口进入世界港口前十强，6个港口进入世界集装箱港口前二十强。
这一时期的天津港紧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港”的奋斗目标，不断拓展港口功能、创新服务模式，大力推进“无水港”和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的建设，对腹地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带动力显著提升，航道等级由10万吨级迅速提升至25万吨级，一举成为世界上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吞吐量用两个三年时间连续跨越了两个亿吨台阶，2007年吞吐量突破3亿吨。东疆保税港区首期4平方公里成功实现开港和封关运作，基本提前实现了天津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到2010年的港口发展目标。天津港务局在2004年完成了改制，转制为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彻底解决了政企不分的问题，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企业法人，还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总裁。董事会进行大的决策，总裁执行董事会的决策，监事会进行监督，健全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看得出你对中国港口改革与发展的历程非常了解。从这个历程中可以发现，天津港的体制改革是及时的、超前的、符合潮流的。这也让我想起了你们前两年出版的一本书《奔跑者的追求》，让你们不断奔跑的原因是一刻也不停歇地变革吗？
于汝民：是的。美国管理学家约翰·科特曾说过：“变革的速度在近期任何时间都不会放缓，而在今后几十年中，大多数行业中的竞争将使变革发生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个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港口行业。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天津港作为一个奔跑者要不断地变革，跟上时代的潮流和变化的步伐，以实现自己的追求。否则，不变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被时代所淘汰。据我们了解，未来港口行业的竞争性会更剧烈，来势会更加凶猛，情形会更为复杂。这是否意味着，天津港未来所面临的变革会更多？
于汝民：确实，我们面临的市场环境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因此，企业只有不断进行变革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我始终认为决定企业成败的不是市场竞争，而是企业自身的体制、机制。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它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有问题。而一个体制、机制健康的企业一定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这几年，我们不断深化企业改革，目的就是建立起一套新的体制机制。我们采访过很多企业的领导，当被问及为什么企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多人都会回答说是体制机制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体制机制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也可以想象，对于体制机制的改革难度一定会很大。那么，天津港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是怎么做的？
于汝民：天津港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制改革，我们通过把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注入上市公司，使其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或出让一部分股权给合作伙伴而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也是为了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第二个方面是建立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部机制。第三个方面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业务的不断拓展，不断改革内部的组织构架。
在企业内部的机制改革方面，我们主要是围绕建立六大机制展开的。第一是现代化的决策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这是保证企业决策正确的两个重要方面。
第二是投资与发展机制，主要是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部资金为何要投入到我们企业；二是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为何要把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天津港今后一段时期在投资方面的总体思路是：提高等级、扩大规模、完善功能、拓展空间、优化环境、追求科技进步、增强综合实力。
第三是人才引进和发展机制，主要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要使人才能脱颖而出，并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是要使我们需要的人才能顺利的进入企业。这就要求我们的人力资源系统是开放的，我们对人才的待遇是优厚的。
第四是员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流企业必须用一流员工。天津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港，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为此，我们必须保持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还要加大对员工的激励力度，并且还要实施严格的绩效考核。
第五是风险控制机制。我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投资风险；二是市场风险；三是管理风险。在投资领域，由于近几年投资额迅速加大，每一个项目动辄就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如果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就会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保证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必须建立相应的投资决策程序。在市场领域，我们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一些不确定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灵活反应机制。在管理领域，风险主要来自于管理失控，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企业组织结构，建立起保证企业正常运行的工作规则。
最后一个是利益协调机制，就是在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协调的情况下，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我们在天津港的调研中了解到，你们的组织架构是非常稳定的，职能部门的设置从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一次改革以来，几乎没有进行过大的变动。那么，今后天津港在内部组织架构方面是否要进行改革呢？
于汝民：我们始终认为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在组织架构还能容得下企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就尽量少地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在这方面就是要少折腾。当然，当组织架构已经不适应企业发展需要时，也要积极大胆地推动组织架构的调整。在内部组织架构方面，我们会不断深化改革。天津港近几年来规模不断扩大，从吞吐量的角度看将很快达到4亿吨；从港口陆域面积方面看，将来会达到220平方公里；从业务领域看，我们也不再局限于港口装卸业，国际物流、港口地产、综合服务等业务板块要不断发展。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的管理架构要与其相适应。
同时，随着上市公司的不断做大做强，天津港集团将会成为一个控股性的公司，主要经营行为都要由上市公司来承担。因此，集团公司的架构是朝着小而精的方向发展。而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就要逐步构建起与其经营规模和业务拓展相适应的组织架构。
国企改革之所以是“难啃的骨头”，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多老企业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包袱沉重、机制不活、活力不足、效率低下、赢利能力差，这些因素与体制问题纠结在一起——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多头管理、出资人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长期困扰国有企业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企、老国企，天津港也同样遇到过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出路在于改革，希望在于改革。
天津港从“做黑”开始，将煤炭作为支柱货类，同时向其它业务领域扩展，开拓铁矿石、石油等市场，在中国经济与改革纵深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由“政”而“企”，完成了从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志就是，天津港名号中官方色彩极其浓厚的“局”变成了与所有企业无异的“公司”。当然，单单是名号上的变化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决定这样一个“官家出身”的企业是否真正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企业细胞的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在思维、体制、机制、管理、文化等等方面的一次次的蝉蜕与嬗变。所以，天津港的变革形式从规划建设、组织流程、体制机制、市场开发，到文化创新，以及品牌重塑，几乎所有的变革都经历过了。
或许，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天津港对待市场的观念，才从束缚中慢慢解放出来，变为“市场为导向，功能占先机”。所谓市场为导向就是：港口的发展规划、经营策略、资源分配、人才培养等都要以市场需求的变化为基本依据，随时掌握市场动态，不断完善市场营销体系，持续提高应变能力，从而保证天津港的业务发展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适应市场需求。从字面意思看来，这一段话更像是一种战略。但对于港口这一行业来说，做好港口的任何一方面工作，都是在为市场上开疆辟土奠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表明，天津港已经极为清晰地把对市场的判断作为一切策略的根本依据。表面上看来，这是每一个企业都会坚持的基本企业行为。但如果放到企业实际运营中来实践，这段话的内涵就远远没有读起来那么简单。
我们从天津港的改革经验可以看出，国企破局的关键在于，首先提高赢利能力，在可分配资源扩大的基础上，进行稳步改革，逐步理顺体制机制。可分配资源扩大一步，就在机制、体制上紧一步，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步步踩实，步步跟上，这是改革的路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体制机制改革能够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其实质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什么是体制？它是指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组织架构等。这就解决了企业发展的动力问题。什么是机制？它是指企业在实现战略的过程中，制定的奖励机制、约束机制、人才使用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利益调节机制等。这就解决了企业发展中人的动力问题。
国有企业要改革经营体制，关键在于落实经营自主权。有人形象的把这比喻成一对小夫妻，以前和父母过，总想摆脱父母的管制和约束。现在好了，小夫妻单过了，是多了自主，但也多了操心，你再也没有依靠了，要好好划算着过日子了。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就走上市场，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虽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的大海中，风急浪高，风险大，可是那里正是企业之舟可以开足马力、大展鸿图的地方，必将进一步调动企业和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企业的体制改革落实到位了。接下来就要谋求发展。企业要发展，就要充分的引入竞争，这就要靠机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党的十六大指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说的就是机制改革的力量。
所以，体制机制的蝉蜕与嬗变虽然是痛苦的，却在整个国有企业改革中起着核心地位的作用，决定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归结起来，天津港从上世纪80年代由中央下放到地方之后，逐渐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陆续完成了五项任务：一是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主体。二是加快股份制改革步伐，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三是加快企业内部改革步伐，彻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化的决策机制、投资与发展机制、人才引进和发展机制、员工激励和约束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四是主辅分离，做强主业。五是建立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纵观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凡是成功的企业，凡是做大做强的企业，凡是在本行业勇立潮头的企业，无一不是在走类似的改革路线，成为体制机制创新的典范。所以，一个懂得适应市场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和不断创新的企业，才是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希望我们的国企能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