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时代所打下的基础，其中他特别提到中国的普及识字。我读到这里时，不禁为之吃惊。因为中国教育制度目前可以说备受批评，而且与毛泽东时代的制度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细细思之，不仅承认森所说的很有道理，而且也促使我思考中国教育制度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西语中的spirit，虽然浸淫于我们的教育制度、体制、机构、文件以及教育生活，但却很少有人拈出。就好像黑格尔的民族精神，如果不放远眼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很难令人把握。
首先来讨论制度这个概念，否则不能使自己的观点与他人区别开来。
制度不等于某些具体的方法手段。在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声中，相当一部分主要批评的是教育模式，包括教育方法过时、教科书陈旧、应试教育等方面。这些意见虽然也与教育制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毕竟谈不上对中国教育制度的直接否定。我将存而不论。
一种最为常见的观点是以计划与市场的角度来看待制度。这种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这方面的各种理论也很多，比如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契约经济学等等。这里不必赘述。当前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批评声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见的论据是从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二分法出发的。
我将以张曙光教授的一篇文章《教育：计划体制的遗风犹存》为例来说明这种比较普遍的意见。张曙光教授认为，计划体制是一种等级体制，歧视性和不平等性是一个基本特征。其中表现最明显的，是对民办教育的歧视。比如说，民办教育的准入受了一系列的限制，只能先办专科，然后再核准办本科，“至于研究生教育，大概要白了少年头”，招生也只能等公办学校先录取后再录取等等；更有甚者，民办学校学生毕业考试，学校只有1/3的命题权。其次，就是其运行主要是靠控制和命令。教育部掌握和垄断了一大批教育资源，包括教育经费、招生名额、校长任免、重点学科及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置等等，以此牢牢控制学校和教育的运行和发展。它们既是设租的本钱，又是寻租的手段。
这些都是事实，但仅仅借歧视性和不平等性这两个名词就否定一种制度，其逻辑未免过于简单。任何一种进入管制，其准入资格总是规定哪些厂商可以进入，哪些不可以进入，这当然具有歧视性。不过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一见歧视，就鼓动说歧视政策应当废除。用一种意识形态——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市场还是计划——的语言来评价管制的效率，恐怕并无助于事情的解决。
就民办教育而言，目前民办学校的招生和学位授予都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但应看到，以民办学校目前的状况以及相当一部分办民办学校的趋利动机来看，不管制恐怕是不行的。前几年，某省的省委党校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结果不到一年，就发放了8000张研究生文凭，后来不得不紧急停止其学位授予权。最近的事例还有海南省委党校。如果民办学校可以自由授予学位的话，其后果不用想也都知道。管制政策似乎对民办学校有歧视，其实本身并不是针对其学校的性质本质，而是针对办学条件与资格。最近教育部下达命令，限制某些学校招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公办学校。
事实上教育管制问题，与其对民办学校不利，勿宁说对它们有利。因为教育管制不仅仅面对民办学校，而且也面对公办学校。目前教育管制的一个很大部分就是限制学校的招生名额。如果完全放开，地方公立院校自利最大化，将会尽其可能地招生，作为一名考生，自然会选择办学历史悠久、师资雄厚的公办学校。那时恐怕只有更少的民办学校能够生存。细细观察，在那些禁止公立大学招收自考的地方，民办学校的日子要好过多了。
寻租问题值得认真分析。中国的学术腐败，确实非常严重，不管是报章上所披露，还是自己身边所耳闻目睹，不容人不相信这一点。张教授认为，这与教育行政部门掌握着教育资源有关，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得出结论，应当将教育资源纯粹市场化。许多地方院校，将博士头衔当成一种租金。据我所知，有些地方院校博士点的招生是以考生的官级来排队的，处级以下干部基本上无望。我当年考博时，不敢考地方院校，而敢考北京大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大学招生比较公平（我不敢说绝对公平，因为绝对公平在理论上本身就不成立）。考过博的同学都知道，北京大学的英语试题在全国是最难的，虽然也有人批评会遗漏一些学术功底扎实而英语相对较差的人，但相比较一些地方院校，北大没有那种官员成群结队读博的现象——至少没那么严重。如果教育部将所有的自主权下放，博硕士点招生之乱，可想而知。
其实，寻租总是有的。有租金的存在，就会有寻租的动机。再严密的制度，也不可能完全排除掉寻租。我们不能一见到某种弊端，就想把整个制度抛弃，而应权衡利弊，对每一种改革所可能出现的后果进行细致测度，如此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那么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什么呢？从社会成员对于教育的权利来看，一言以概之，可以称之为基础教育的平民化与高等教育的精英化。这种制度，虽然目前一直都还在改变，但基本主体，仍然是自1949年以来所树立的制度框架。而在这两种规定性中，首要的就是第一点，基础教育的平民化。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说过，文化有两种，一种是雪中送炭，一种是锦上添花。不过鉴于中国的老百姓“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然而，中国很穷，基础教育（包括扫盲识字）既缺钱，又缺人，也就是教育供给不足。
但毛泽东做到了，他的办法就是被他运用得出神入化的政治动员。在农村地区，主要是由农民自己办教育，所谓民办教师，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种做法，在当时可以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张曙光教授认为，传统中国的教育是“学在民间”。实则传统社会里的学并不在民间，毋宁说学在士绅。只有到了毛泽东时代，“学”才真正意义上走入了民间，底层老百姓也有了受教育的权利。
我小的时候，好几年，学费只要7.5元。比我更高几级的学生，甚至不用交费，勤工俭学已经解决了这一点。当时的民办老师，每个月只有几块钱的工资。无论如何，绝大多数我这般年纪的人，当年就是在这种农民办教育体制下受的教育。
农民办教育延续了几十年，它在计划经济下的成功堪称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成就。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农村经济的破产，民办教育已经成为农民的一个严重的负担时，农民由于教育附加而不堪重负，同时农村教师工资拖欠严重。2001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要全面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至此，民办教育基本终结，截至2002年年底，全国分别有97%和93%的县已将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管理和人事管理上收到县。从此，农民办教育才真正成为历史。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基本精神是平民化的。即使管理体制上收到中央政府，受教育的权利的主体仍然是平民，也就是说是绝大多数人。九年制义务教育便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