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基础教育用农民办教育的方法实现了平民化的目标，高等教育却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里，教育资源供给相对于需求而言，也很不足。更为致命的是，那种政治动员完全无法解决供给问题。问题出来了：相对于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谁有权利获得高等教育呢？换句话说，通过什么方式，来确认谁有权享受高等教育资源呢？
高考。在民办高校出现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都是通过高考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大学生。当然，我们还应把工农兵大学生排除在外，他们的依据是政治表现。
高考区别于纯粹市场经济中依靠货币来取得教育资源的制度，它是以入学成绩为标准的一种高考教育入学考试。如果用市场来打比方的话，可以说，这里的通货是智力。面对稀缺的资源，出价最高的人，即智力最高的人，才能够购买到高等教育资源。由于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价格相当之高。对于考生而言，高考是人生中最大的独木桥。
从正义的角度来看，高考分数线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意味着超过分数线的学生的智力超出一般，虽然并不一定属绝顶聪明者，至少属于中上者；第二，肯定学生的学习努力。用正义的规范语言表述，高等教育的权利并不是所有人平等分配，因为教育机会具有不可分性，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上。因此在不是平等分配的情况下，其分配依据是根据自然天赋与努力这两种因素。总而言之，高考制度确立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英化这一基本精神。这一点与印度有别，后者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限于波罗门等高等种姓，形成一种内在的循环。
直到今天，虽然出现了高等教育收费、民办教育，但高等教育的基本精神还仍然延续着。这种延续，从根本上讲，源于教育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在市场无法出清的情况下，社会正义观念在高等教育制度上所施加的权利分配。
如前所述，中国教育制度的精神基础是教育的平民化与高等教育的精英化。这种制度是否具有效率呢？不妨拿来与印度比较。
完全准确而系统地判断需要非常严谨而艰难的学术努力，这里只是给出一些印象式的判断。我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富有效率的，判断依据是教育对于经济的支持作用。第一，基础教育培养了大量的能够识字的劳动力，这对于经济起飞来说极其重要。森所以高度评价毛泽东时代的教育也在于此。第二，中国高等教育的资源浪费较少。要理解这一点，可以与印度比较。印度号称科技大国，科技人才的数量和水平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位。有几所大学在世界上的排名相当靠前，可是印度的经济却总体上落后于中国。有学者比较研究了一个中印汽车排气系统企业，结论是：中国、印度最好的企业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中印最好的企业与西方的相比也基本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两国最好企业的用人方式不同，印度第一线的装配工人都是研究生学历，人才浪费严重，而中国第一线工人的水平刚好符合需要，没有人才浪费。”
很多人对中国没出世界性的学术大师或获诺贝尔奖为理由而批评中国教育制度。相形之下，印度经济虽落后，但高等教育远比中国发达，出了好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里似乎有很多因素，诸如政治运动、中国人的文化等等，因此完全归咎于教育制度，并不公平。再说，以科学学术的水准作为一种标准来评价制度效率，本身并不全面；与推动经济发展相比而言，它的权重似乎应当更低些。
张五常指出，中国竞争力来自于廉价劳动力。洵为坚确不易之论。但是，仍有必要反思一下，何谓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又是如何产出的？许多人也许会自然地想到，因为中国人多，并且生活水平低，一旦进入世界市场，自然而然形成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只须阅读一两本经济史，或者放眼看看当代世界的穷国家，便可知，廉价劳动力与大量贫穷的人口并不能划上等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多的是，印度、非洲的劳动力并不比中国少，为什么他们就无法构成改变世界市场格局的劳动力呢？为什么那么多穷人仍然无法进入工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呢？
类似的情况在世界经济史上已经重复演练过多次。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过程中，那些工人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往往输给那些高工资国家。在18和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英国的劳动力价格要远高过法国，然而后者却在追赶前者的道路上疲于奔命。20世纪日本工人工资也比中国工人工资高出许多，然而却是日本的产品充斥了中国的市场。大量的贫穷人口并未给那些穷国带来竞争上的优势，个中原因，与工业化的特殊性质有关。
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与农业社会的劳动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劳动力的培养是依靠长期身体力行的训练而生成，然而，工业化中的劳动力却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其中最基础的能力是简单的读写和计算的能力。这就是说，文盲就足以组织农业社会的生产；但推动工业化的人却至少应具备小学文化程度。也许有人能够举出事例，比如文盲同样能够学会机器操作技能，而且不一定逊于那些读过书的人，并由此推断，文盲占多数的国家同样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这种观点将简单机器操作本领放大，以为如此就能够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劳动技能，它没把握住工业化的本质。传统手工业的人力资源并不需要任何教育背景，本质上同农业没有区别。但工业化则不然，它是一个不断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要求国民的文化程度也相应地提高，从而为技术能力的培养和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持。
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求证于英德竞争的故事。在19世纪的后半叶，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一个重要变迁，那就是英国在工业化的领导地位被德国所取代。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无疑有多种因素。比较一致的认可是两者不同的教育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小学教育。在英国，小学学校教育从来是一种私人产品，由私人企业来提供。直到1880年，英国才制定义务教育法律，规定小学教育的义务性。在这种私营小学教育体系下，1860年，大约有一半左右的适龄儿童接受了某种形式的小学教育。这称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古代任何一个时期，乃至当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但是与当时经济实力远弱于它的德国相比较，却不能不自愧弗如。1860年的普鲁士，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97.5％，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德国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与它的教育制度有关。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首先呼吁国家兴办学校并实施义务(强迫)教育。在他的影响下，德国的一些邦与独立城市陆续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法令，其1559年维登堡颁布的义务教育法令是世界史上最早的教育法令。普鲁士是德意志最大的邦国，其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于1717年发布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须送其4~12岁子女入学，违者将予以严厉惩罚。在其执政期间，德国初等学校达1800所，腓特烈？威廉一世因而被称为“普鲁士小学之父”。至19世纪初期，德国的教育先进程度已经闻名世界。当时法国旅行者参观德国时，都将其教育制度视为模范来加以颂扬，并在英吉利海峡的两岸引起轰动，而美国公共教育运动也以普鲁士的教育制度为蓝本。直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分子心目中最好的教育制度非德国莫属。
正是由于德国在教育制度上的出色成就，为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击败老牌经济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读这段历史，必须明白这一点。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廉价劳动力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然给定的变量，而是社会政治制度——更具体地说，教育制度——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