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以来，只有社会主义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的做法，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同样的，在技术问题上，则恢复技术的本来性质：一种公共产品。这真是一场伟大理想的实验。在中国，1958年发动的技术革命就是这样一场典型的实验。
从世界技术史的角度来看，这场技术革命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可谈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它极大地扩大了机械与半机械的应用范围，开始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广泛推广机械与半机械，而已经使用机械的工业则进一步提高自动化的程度。比如，1958年3月，北京汽车制造厂组建了由一些技术工人组成的“双化”（机械化、自动化）突击队，他们一边学习理论，一边自主改进设备；1958年，他们把手摇式滚筒改成单项式机械滚筒，使生产效率提高了74倍。1959年又把单项式滚筒改为四联式，效率又提高了2倍，同时又把手工打磨机改为气动鼓风打磨机，提高效率3至5倍。1961年以后又完成大灯烘干、反光镜喷漆、静电喷漆、喷镀铝、挂镀、清洗、修毛刺七条机械化或半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共实现革新改造1236项，把原生产能力3万辆份的水平提高到12万辆份的水平。像这样的事例，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在政府的号召下，这种以技术工人为主力而实行的技术革命，在全中国广泛推行开来。这些进步并不表现为相对于世界水平的超越，而是为广大普通群众接触、接受、理解，甚至实践现代科学技术，它本质上是一种技术与科学理论的传播，与当时美国公共资助的技术发明的私有化方向恰恰相反。在这场技术革命中，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技术比武、技术练兵等形式。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它是将个人所拥有的技术进行公有化。
毛泽东时代的技术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有其特殊的意义。它虽然无法与当时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在世界技术史的贡献相比拟，但对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爬升而言，却不可低估。其最基本的贡献就在于它普及了技术，并且在一个人口规模大得多的基础上开始独立自主地建立自己的技术。
这里有必要对某个惯见熟习的判断加以辩正。有人认为，中国的技术基础来源于前苏联援助与技术转让，但是156项援助仅仅只是技术的移植，它根本不是技术的主动生长。单纯地靠技术移植，并不能实现自主创新。而当时的技术革命虽然科技含量不高，但却是真正的自主创新的源泉。路风在研究中国汽车发展史之后得出结论，在加入WTO后中国汽车业唯一具有竞争力的部分，既不是从前苏联的援助，也不是80年代后的合资，而恰恰是1958年一些地方工业在技术革命中的创举。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量的合资与技术引进，反而扼杀了自主创新与民族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技术依附于西方。至于中国的工业中能够保持自主创新能力并且具有竞争力的部分，恰恰都是被西方所封锁或者没有引资的产业。
因此，从技术所有权的角度来看，1958年才是中国技术独立地进步之始。自那以来，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终于建立起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完整产业链的国家。虽然几乎在所有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远逊于世界前沿，但能够具备这一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它为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产业链的爬升奠定了基石。
这里不妨对比一下日本。很多人都拿日本作为例子来批评毛泽东时代，认为中国走错了道路。但是，恰恰就是日本，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正确道路的证明。日本的许多工业，比如电子，堪称世界第一，但却不具备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许多核心的工业技术，比如飞机，它就受制于美国，而无法独立地进行研发。因此，F-2飞机纵然先进，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技术先进，相反，意味着日本受制于美国。而中国的飞机工业虽然在技术水平上尚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因为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从长远来看，却是少数与美国有得一搏的国家。
而回顾历史，中国能够取得一个独立自主的技术地位，最根本的，却源于1958年：那个伟大理想的实验。
很多年前，曾在报刊上看过这样一件事情。谓80年代初，中国的化工企业在工艺流程上具有某个独到的技术，它简化了工艺，节省了成本，这一工艺全世界都做不到。有美国人跑到中国，想购买此种技术。双方就这种技术转让的价格问题展开谈判，忽然间美国人不谈了，打道回府。中方大惑不解，后来经打听才得知，这种工艺的细节、相关的数据、具体的操作程序等早全部刊登在中国公开出版的杂志上。那美国人一见，如获至宝。结果，那美国人就用一份杂志的几毛钱而省下了一笔几百万美元的费用。
记得那个报道的结论是，科技工作者要懂得技术保密。但反面也可以说明，这是毛泽东时代在技术上的通行做法：（1）追求工艺的简化，当时技术革命甚至将简化工艺视为一种主要的突破方向；（2）技术的公有性。前者体现了中国的创造性；而后者则体现了当年的伟大理想——只可惜，你把技术当做免费之物公开了，人家见有免费车可搭，何乐而不为？你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做法，岂不是自讨苦吃？
当国门打开的时候，中国人不得不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中国人却仍然无私无怨地向第三世界传授杂交水稻的制种方法，而先进国家们像保护着自己命根子一样地保护着自己的技术。而且因为中国的独门技术被无偿贡献世界，而发达国家的技术则处于一个名叫知识产权体系之下被他们所独占并以之牟利。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做法。当年的奇招只能是奇招，可以收一时之效，但不能指望它来颠覆现存的世界体系，除非你已经是霸主并且具有横扫天下的实力。否则，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只能接受现存世界的逻辑。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技术是一种商品；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技术是一种纯公共物品。当两者走到一块儿，面对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逻辑，中国人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傻冒。《资本论》中说：“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
就这样，中国从此也开始将技术视为一种私人产品，接受了它的商品逻辑；就这样，著作权、版税、专利等所有附依于技术上的法权，都重回中国；就这样，中国就永永远远告别了像1958年《人民日报》详细介绍农业机械并附上图纸的做法；就这样，技术以及依附于技术的阶层从此成为一个社会的精英。就这样，中国发现自己原来仍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而且在这个丛林世界中，你不得不遵循这个逻辑，你不得不往上爬，直至占据产业链的高端。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爬到高处？考虑到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不可能容下二虎。中国在产业链上的爬升便转化成这样一个问题：最终能否超越美国？
事实上，能够超越美国的不会有几个。作为当今的世界霸主，美国的技术实力与其他国家相差不止一截。在这个时候，说超越美国，几乎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嘲笑。但是，除非美国统一世界，否则在世界体系中，霸权的兴衰从来都是常事。至少在逻辑上，让我们来看中国的可能性。
挑战国最终必须在技术上超越霸权国，才能最终取得这一轮霸权换班的胜利。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新的挑战国的出现，然后又是新一轮的霸权轮替的故事。可是，问题又来了：挑战国的初始技术水平落后于霸权国，虽然在技术追赶，可是霸权国难道就坐下来，等着挑战国上来？显然不会，挑战国自然想在技术上赶超，而霸权国也想永远维持自身的技术优势。这已经不是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了，在那个时代，一个霸权的维持与轮替更多决取于霸权国与挑战国其各自统治者的智慧。在现今的经济环境中，谁都是明白人。指望霸权国的领导者犯错而让自己翻身，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
因此，挑战国必然依靠自身，而成功没有别的捷径，那就是速度。挑战国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经济，一个个超越前面的先行者。斯大林对速度最具敏感意识，这抓住了要害。虽然苏联在国际竞争的道路上功败垂成，但错不在于速度本身。更何况，从一个本来属于欧洲的落伍者发展至世界第二强国，那种速度仍然极其惊人。即使到今天，俄罗斯能够吃上前苏联留下的军工老本，终究要感激斯大林。
同样的投资，没有理由假定挑战国就能够发挥比霸权国更高的效率，相反，假定霸权国的投资效率高于挑战国倒是更有可能，因为不管是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抑或是投资经验，作为先进的霸权国往往强于挑战者。因此，挑战国要超越霸权国，不能靠别的，而是靠投资的规模。虽然最终仍然要落到投资的质量上来，但在追赶的过程中，规模却是必须的因素。就比如苏联与德国的战争，苏联的T34坦克虽然在许多技术指标上劣于德国的豹式坦克，但依靠远远超出对方的数量，终究赢得了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