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较快，GDP增长较高，对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由于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军备建设略有些起色。但距中国安全的需要，还相差很远，因此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仍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科学技术是一种积累性的活动，而不是风水轮流转的那种赌博，除少数天才性发现、发明外，大多数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是长期积累和改进的结果，说穿了就是由时间和金钱堆积出来的。既然挑战国在时间上，已经落后于霸权国，那么就只能在金钱上想办法。
那些不相信美国霸权能够被挑战的人说了：你会花钱，人家就不会花钱？更何况，人家比你更有钱，更舍得花钱，你凭什么超越人家？
当然有可能，说来也就两点：一个是赚更多的钱；一个是少花无关的钱。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霸权是依靠技术来维持的。在这个技术等级中，霸权国处于技术等级的顶端，中低端被其他国所占据。而在市场交换中，霸权国依靠高端技术的垄断卖了个大价钱。霸权国得到了好处，自然不愿意去干体力活，挣血汗钱；于是就将低端技术以及低端的产业链让出去，而自己则致力于不断地突破高精尖。这就是一个制造业开始转移的过程，最开始当然是那些低端环节，但到后来，挑战国开始从低端往上爬时，霸权国的高端环节也开始逐步失去竞争力，愈来愈多的生产环节，乃至部分设计环节开始向挑战国转移。但是，霸权国再怎么转移，只要属于其高端的具有垄断意义的技术，终究不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国家，挑战国要最终胜出，必然会在这个问题上下死工夫。撇开各种偶然因素，说到底，就看谁投的钱多。换句话说，挑战国能够在技术上超越霸权国的关键在于，它如何维持着一种比霸权国更大的研发投入？
这当然不是谁主观想投钱就能够做得到的，说到底，双方得拼谁更有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挑战国却有机会胜出。因为中低端的产业虽然利润不如高端，钱不如霸权国来的快，但因为规模大，仍然可以在总量上积累出比高端产业更多的资金。比如，挑战国虽然用7亿条裤子换来一架霸权国飞机，但若霸权国仅仅只生产一架飞机，而挑战国却生产几十亿乃至上百亿条裤子，用超出部分所赚来的钱来做飞机。虽然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落在人家的后面，但只要锲而不舍，总有在飞机产业上击败霸权国的一天。这样，当挑战国的总体经济实力超越霸权国之后，政府有了更大的财政收入，同时政府就愿意在科研上投钱。
霸权国当然会极力保住在核心设计一块的技术，并且努力往研发一块大力投钱。霸权国的钱主要来自于高技术的垄断，但是高端技术的市场往往无法在规模上胜过低端市场。而且当低端产业链做到足够的规模时，可以有选择性地选择高端技术，到那时，如果低端产业拒绝霸权国的标准，而实施自己国家的标准和高端技术，霸权国就要走下坡路了。
前面讲的办法，是挑战国依靠规模经济而实现的总值利润超过霸权国，并借此将它们应用到科技的研发上去。而另一个手段就是节约用钱，不让钱花到吃穿玩乐等消费性支出上，这样，就能够保证一个较高的储蓄率。在大规模投资问题上，后进者必须保持一种高于被追赶对象的储蓄率。看看几个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哪个不在经济起飞阶段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储蓄率。中国目前的一个优势，是还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如果将这其中的投资部分在满足基础设施建设之后，能够用于技术力的提升上，那么，中国成功的希望将大大增加。
要想他日出人头地，就得今天下本钱用功。在国家竞争的道路上，来不得半点虚假功夫。
上一节里讲到节约，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个学术问题，不妨抽个身聊一聊。
今人一提自由市场，就举亚当？斯密。这么说时，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引用那段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烂熟的话：“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
很多人没有读过亚当？斯密的书，就凭着一些经济学家的转售，就想当然地将斯密视为一个彻底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事实上，在这段话的前面，斯密的主张是人们将投资用于国内产业，而不是根据利润率高低而做出的无视国界的选择。也就是说，斯密虽然主张自由市场，但其自由市场是有条件的，而不可以滥用。
通读《国富论》全书，这段话在其书中的分量可谓微不足道。事实上，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谆谆告诫的根本就不是那种主张自由放任的做法，而是关注另外一些主题，即国家竞争。如果市场竞争能够促进国家实力，那自然不妨一用；但有时自由市场做不到的，那政府就责无旁贷，比如发展军工，节俭生财。至于国家竞争的根本之道，无他，就是节约。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关于节俭，斯密可以说是再三叮嘱，显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也要比那段提到看不见的手要重要得多。从国际竞争的实践来看，不管在何种意义上，积累率的重要性显然也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重要。比如，英国的纺织业所以能够通过扼杀中国与印度的纺织业而兴起，并造就一代世界霸权，归根究底，是当时压榨童工和女工性命的血汗工厂制度。至于此后，节约的方向已经不仅仅限于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而更多地体现在技术之中。但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积累率的提高是一个国家取得竞争成功的根本原因。
世界历史上，实践亚当？斯密主张的，最好的莫过于两个人：斯大林与毛泽东。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以绝大的耐心，哪怕是忍冻挨饿，将大部分即期的收入转入下期的投资而不是消费，以此换得民族工业的原始积累。今天，斯大林的事业已经被打断，而中国在这场国际竞争中，尚正处于追赶的地位。但当年的贡献，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抹杀。许多人不解，以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消费低是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之故，实属误解。设若当时不压缩消费，提高积累率，生活也许好过一些，但中国要面对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处于同等水平的环境中，实难脱颖而出。
根据前面的讨论来看世界范围内的技术竞争，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技术统治的国家之一。
首先，中国由于其自身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当它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可能达致一个史无前例的规模经济。人口那么多，市场那么大，中国只需在人均GDP上略超过美国人的平均水平的1/3，就足以在经济总量上称冠全球。而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要实现这一点并不是特别的困难。
经济规模增大了，政府可以收的钱多了，用在研发方面的投资自可以长袖善舞，可以做一些大事情。比如大飞机项目，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能够飞出运10，但终因资金限制，而不得不饮恨下马。2007年，研制大飞机的项目正式立项。虽然已经失去了几十年时间，追赶起来尤为吃力，但只要经得起烧钱，终究有可能看到超越的一天。如果连钱都不愿意烧的话，就只能甘受西方的技术压制了。这些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研发投入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虽然相对于美国的财政支出与研发投入，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但如果保持这个势头，终究会与美国有得一拼。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堪称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这里面可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因，也可能是毛泽东时代所提倡的艰苦奋斗所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不管怎么说，这种高储蓄率是值得庆贺的。在目前的阶段，中国的转入投资的积累资金还较多地使用在基础设施方面，还谈不上直接与美欧日等国的技术直接竞争。但终有一朝，当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的时候，中国的高额投资就将大幅度地转入技术的研发，到那时，中高端的产业链将爆发你死我活的战争。
要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还要防止另一种危险，即不顾国家的财力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大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社会福利当然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个稳定而繁荣的社会所必需。放在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而民众的社会需求远远超出政府的供给能力。如果一味地以满足社会福利的需求为目标，那将会损害在投资和研发方面的需求。如何在满足目前的消费与投资未来的技术能力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度，对于一个正处于战略关键期的中国来说，极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