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就业取向，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市场中农业国的弱势。
在自由贸易下，工业国可以生产出各种工业产品来交换农业产品。显然，农业产品，无论怎么换，大抵也就是那几种粮食，再加上水果、蔬菜与动物。这些中的绝大多数产品，在地球上生存了几千年。少数一些新面孔，也离不开科技与工业的推动。但工业的新产品实在是层出不穷。诸多消费产品，比如MP3，放在十年前，还没有人见过，甚至没有人想象过。
自由贸易下，工业国用自己的工业产品与农业国交换。看上去，农业国永远不担心自己没饭吃，因为粮食就在自己的手中，而工业国却无法保证这一点。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当代世界上，没有饭吃，发生大规模饥荒的，恰恰就是农业国。原因并不难理解：第一，工业国也有农业，而且其农业效率更高。所谓工业国，并不是一个纯粹通过制造产品来换生计的国家，相反，因为科技在农业上的应用，其农产品反而较农业国更有竞争力。第二，农业国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国家生产不同的产品，许多农业国自己还不够吃，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如果遇上了歉收，粮食价格必然高涨，但却只有工业国买得起，而农业国因为没有什么产品可以交换，只能是自己饿肚子。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从世界市场中进口粮食，粮食价格飞涨。首先吃不住的却是一些没有成为工业国的国家，比如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卡斯特罗来中国时，还特意向中国抱怨这个问题。
这也就是说，自由贸易下，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交换将迫使一些农业国或者工业没有竞争力的国家在农产品消费上降低预算，降低生活水平。如果假定工业国和农业国的自然生育水平一样，那么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将允许工业国养活更多的人，而迫使农业国不得不降低世代更替水平。在这些国家中，如果没有避孕措施的广泛推广，接下来的结论就是高水平的死亡率。至于死亡的直接原因，却可能是多种多样，比如饥荒、战争、政变、社会动乱，就跟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一样。
有个学者名叫布朗，他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来养活中国？”这未免气恼了敏感而自尊的中国人。国内学者一齐上阵，批评这一逻辑的错误，证明农业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中国的粮食自给。这实在是对布朗的误解。布朗倒是不担心中国人如何活下去，而是担心中国粮食进口对于其他穷国的影响。因为口袋没钱，他们将无力购买足够多的粮食。
自由贸易是一个等价交换的制度体系。这种自由是经济增长与技术扩展的基本形式，然而它也是构成一种把世界区分为三六九等的制度体系。在这里，那些胜利者可以拥有更多的消费机会和生育前景，而失败者能够养活自身，已是万幸。这样说，似乎过于残酷，只可惜事实的残酷更过于语言。
总而言之，在自由贸易制度下，对粮食安全担心的，不应当是工业化的中国，而是那些工业化程度又不够，但粮食产量又不高的农业国家。在这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中国必须全力以赴推进工业化，至于人口，完全不必自我削减，没有谁会感谢你。
上述讨论，是假定有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如果存在贸易壁垒，那又当别论。但如果需求一上升，土地面积终究会扩大，技术也会相应上来。张维迎教授说得好：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另一方面，近年来农业技术的提高，大大拓宽了马尔萨斯问题的约束边界。袁隆平新近育出的水稻品种，产量提高了一倍，足可以养活20亿人。因此，我们不用担心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无论如何，工业化社会中，缺少的只是劳动力和消费者，而不是消费对象。
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是其各种要素共同协调成长的。这其中有人口，也有土地、矿产等资源。所谓生产，不过是将人与资源等生产要素相结合，制造出供人使用的东西；所谓经济，不过是如何弄到人与资源，进行生产，然后再卖出去。
几十年来，一种广泛存在于民众的观念认为，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众多”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均资源不足”。比如中国本来也可以算是地大物博，但给10多亿人口的分母一除，人均土地不到13.3亩，只有世界人均土地39亩的1/3；中国人均耕地不到1.5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5.5亩的1/3；中国人均草原4.5亩，不到世界平均9.5亩的1/2；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储量潜在总值只有世界平均水准的58%。根据2005年公布的“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中国森林覆盖率18%，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人均森林面积0.132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9.421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资源原来如此稀缺，未免让国人忧心忡忡。而十多年前，有一本名叫《山坳上的中国》也因此大行其道。
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忧虑，发现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考虑资源其实是可以流动的。在自由贸易下，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来生产的。当中国的资源不够时，大可以从世界上其他地方买来资源生产。而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产进口国之一。南美洲的铜矿石、铁矿石，俄罗斯与东南亚的原木、巴西与美国的大豆、遍及各大洲的石油，共同撑起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材料。2003年笔者参观福建的一家石材企业，其所用的石材来自印度。虽然国内也有，但该企业更倾向于印度，因为便宜而且质优。
如此看来，对于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只要自由贸易不倒，还担心什么资源稀缺呢？以此类推，任何其他生产要素，其实也可以实现流动。缺少技术，可以引进或者拿市场来换；缺少资本，也可以引进或者走出去募资。这几十年的发展道路，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吸引全世界资源、资本和技术的过程。
但如果缺少的是人口呢？这个问题初看上去似乎非常荒谬，尤其是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只要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劳动力稀缺的危险终究会存在。而且目前老龄化趋势已经比较明显。
观往以知来，中国的人口稀缺是必然的。曾经中国的城市自己安排市民就业就很困难，但现而今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虽然也存在着一些少量的结构性失业，比如一些城里人不愿意干粗活、重活和脏活。但总体上，城市的经济都是由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员来支持其增长的。放眼世界，全球经济中的几个发达国家，也恰恰就好像中国的城市，没有不使用外国的廉价劳动力的。
中国既然走在了工业化这条道路上，终有一天，会像那些走在前面的工业化国家一样，招聘外来工人来满足自身的劳动力需求。一句话，只要实现工业化，永远不担心人多，永远不担心资源缺乏。
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正在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同时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早些年间，讨论知识经济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现在似乎说得少了，大概觉得早些年间这个词汇有炒作的嫌疑。这里把这个过去的词汇挖出来，是想指出，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中，知识确实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有关知识经济的含义众说纷纭，此处无意探个究竟。但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知识经济，有一点仍然是必须加以注意，那就是，知识经济以劳动力密集为特征，而不是以资本密集为特征。这一点，恰恰是许多谈论知识经济的人所没有注意到的。世人所谓知识经济，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所谓的软件产业和互联网经济，另一个重要的阵地就是服务业。与那些传统的重工业相比较，这些软件产业和服务业的资本构成必然较低，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有人将知识经济称之为技术密集型，其实也就是劳动力的密集，只不过在这里的劳动力，不再是体力劳动力，而是知识劳动力。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读书后照样得打工，只是各自打工的内容有别罢了。至于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密集，却没什么两样。
在许多人看来，轻工业往往以技术层次低，劳动力密集为特征，而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因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层次高，构成对轻工业的优势。一些人不假思索的判断就是，劳动力越密集，就越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资本构成越高，就越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但是这个判断，在传统的工业链条上大抵上可以成立，但在知识经济方面却不适用。当然，知识经济劳动力密集与轻工业的劳动力密集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在的轻工业只需一些略通文字、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就能够承担，而知识经济的劳动力密集有着不同的内容。在这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就好像工厂里的小学文化的工人一样，极其普通。
这里，我无意否认知识经济中创新的重要性，也无意否认工业作为知识经济的基础和支撑作用，更无意否认教育对于知识经济的促进，而只是强调，相比较传统的工业，人的数目方面将有着更为重要的含义。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知识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一个对立之处在于，传统的工业经济仅仅需要少数的专业人才，然后依靠大量的略通文字的劳动力就可以转动机器。但在知识经济中，高技术与知识创新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普通的人力资源，而不是依附于少数的专家与精英之中。当其他的条件都相似的时候，人才的数目就会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至于人均智商，即使再高，终究抵不过人口众多的大国。设想，一个人口只有几万的小国，纵使各个智商堪比爱因斯坦，那又能有什么折腾劲儿？在国际关系中还不得听任大国宰制？
在一个存在着知识差距的世界中，人口确实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当知识的差距基本消失之后，说到底，知识经济只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经济。比如网络经济，过去的十多年来，老大自然首推美国，但这些年来，中国的网民日渐增多，目下已经超过美国。不难推断，中国的网络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了。
在知识经济时代，说到底，比的就是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