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不妨讨论一个较为抽象的理论问题。即人口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说人口重要，并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两者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彼此相关，相辅相成。人口是基础，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一个国家提供了崛起的潜力，但若没有良好的制度，这种潜力不但未能成为动力，反而构成工业化的阻力。因此，工业化的实现过程中，制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实现人口的增长，更要实现将纯粹的自然人口转化为工业化的人口。
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制度，画虎不成反类犬，没有取到西方的成绩，反而被庞大的人口所拖累。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贫困化，既是原先制度无力推动工业化的后果，同时又是连年内战的基本原因。全社会生产所提供的微薄的剩余，全被用在了养活数亿张嘴上，而无法提供资本积累。到上个世纪40年代，积弱的中国在日本的侵略下，几近亡国。在制度本身无力推进工业化的情况下，人口就成为制度的累赘。
新中国建立之后，情况立即改观。过去的五十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还算进行得比较顺利，制度上的推进原因无外乎两个：第一，因为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使得人均寿命得以大幅提高。从人均寿命35岁提高到人均70岁，生育率不用提高，人口也差不多可以增加一倍。第二，1958年前后的社会变革，通过降低职工工资和动员几乎所有的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大幅提高了工业化领域中的劳动力供给水平。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造就了当今中国工业产品举世无敌的竞争力——廉价劳动力。
廉价劳动力，其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多。但人口众多并不必然直接等于低廉的劳动力。将人口转化为廉价劳动力，尚需要一些制度与观念上的环节。假定适龄人口相等，一个妇女通常留在家里的社会，与另一个妇女全部参加社会工作的社会相比，其劳动力价格必然较高。而工会势力庞大，能够控制工资水平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必然高于均衡水平。印度虽然人口也众多，其适龄劳动力人口甚至不下于中国人，但因为诸多人口停留在家庭妇女或乞丐的身份上，无力进入工业化进程，终究在制造业成本方面落后于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能够实现廉价劳动力，除了感谢千百年来因为精耕细作而形成的庞大人口基数，也应当归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政府举措。
今天，中国的工业化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要看到，这一过程仍然尚未完成。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虽然具有较此前更大的统一性和流动性，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阻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如果我们满足于目前的成绩，拒绝在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改革，中国的工业化有可能半途而废。
在近来的舆论和学术界风气中，城乡分割几乎都成了一个贬义词。其实，内里很值得细细分析。
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它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二元对立所形成的一个社会格局。这种二元结构在中国社会中极其基本，指望通过制度消灭这种二元结构是不切实际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构成了中国竞争力的特殊要素。因为农村人口庞大，他们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接受工作，从而构成了廉价劳动力的基本原因。如果中国能够消灭城乡二元结构，这也意味着工业化过程完成，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结束，一些产业开始转移了。
城乡分割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不同，它是建立于二元结构之上而实现的通过对市民和农民的身份分割的制度，具体而言，户籍制度以及依据户籍制度所建立的各种城市居民能够享有而农民无份的福利，比如城市民居最低生活保障线，最低工资制度等等。
这些年来，学者们对户籍制度的批评极其严厉。我倒觉得，户籍制度本身未必有那么多缺点。首先，它不过是一个身份制度，表明某些人出生地、家庭居住地而已。这个最基本意义的户籍制度总是需要的。第二个，户籍制度的意义在于，它表明某个人是农民身份还是城市居民。这里面的利弊就值得分析。
应当肯定户籍制度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以及对工业化的促进。户籍制度，决定了一个城市居民不可能到农村购买土地；也同时因为户籍制度，让那些离开土地的（如笔者之类因上学而跳出农门的）人不可能因此而拥有土地。这样做避免了资金在土地上的投机，也避免了地主阶层的重新诞生。在一个人多而地少的社会中，有地主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当然在那些地多而人少的美国和俄罗斯，又当别论。由于有户籍制度，这事实上甄别出市民与农民，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金向工业的流动。
如果户籍制度在防止城市人口倒流农村方面还有所积极作用，那么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也为地方政府提供排他性的福利政策提供了机会。许多地方政府有了一定的财政赢余之后，开始根据户籍制度来鄄别身份，然后对城市居民予以特殊的福利。而这一点危害甚大，因为它开始为这些人赋予了排他性的利益，这部分享用特殊利益的人们就会排斥新进入的人口。这样做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劳动力市场就被事实上做出了分割，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其次，社会成员事实上被分成两个等级。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早点做出改变，这种政策有可能永远自身维持下去。
最近这些年来，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呼声多起来。所谓公共服务，名词叫得好听，内容多数属于福利。因为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有钱，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自然也相对比以前较为丰裕了。但此时，尤其要避免以城乡分割为基础而设立的福利政策，因为它们很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工业化。这里，不妨以自身经历的故事为例。
2005年，北京市政府出台《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从当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京籍企业女职工生孩子可不花一分钱。这一年，我与妻子打算要孩子，上网查了各种文件，最初以为妻子的条件也符合这一条。后来才明白，这一条是专门针对拥有北京市户口的女职工，不免失望。
这引发了我对于所谓公共服务的思考。任何所谓公共服务，不管它如何冠之以“公共”的名号，终究只是属于一部分人，而相对于那些拥有权利但却没有享受到的人来说，却怎么也沾不上。比如，北京出台这一规定，这之前已经生育孩子的部分企业女职工，看来就没办法享受了。还有一些没有生育孩子的夫妻，也事实上为别人垫付了成本。虽然，在名义上，他们还有这种权利，而且也算得上是一种基本权利的平等，但是事实上的差别却早已存在。
这倒也罢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所谓公共服务，它相对权利之外的人，构成了一种排他权利。妻子生产期间，我在妇幼保健院忙进忙出，倒是发现，其实多数母亲都没有享受到这种权利；因为她们往往与我妻子一样，属于北漂一族。在这个城市里，她们有的只是贡献，但却没有相应的回报。
我倒无意为此诉不公。因为我知道，许多地方，且不论是否是有工作，即使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未必能够报销从怀孕到生产的一切检查费用和生产费用。虽然相对于北京籍的女职工而言，我们似乎吃了亏，但相比较其他地方，终究觉得北京的生育服务确实周到而细致。在我生活的这几十年中，我碰到太多的公共服务的歧视问题，已经见怪不怪了。
然而，这让我想起，既然北京一味针对它的常住人口提供种种“公共服务”，这事实上更加构成了对外地人的排斥。户籍改革已经喊了许多年，许多地方也松动不少，然而北京却不见有丝毫松动的现象，倒是控制外来流动人口的呼声却越来越高，甚至有人大代表主张限制外地人口。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这与作为首善之都的福利越来越高不无关系。生育保险如此，高考分数线更是如此。一旦形成相对于外地人的排他性的优厚福利，北京市户口只可能紧，而不可能放松。因为只要一放松，那些享受原有利益的人们就会大叫大嚷。有一次坐的士，女司机对我们这些外地人大发牢骚，说因为家里附近的学校现在可以让外地人上学了，她不得不花了上万元钱把孩子送到另一所小学，以免跟这些外地孩子学坏了。
这种能够自我维持的高福利机制需要警惕。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改变，城里人因为自己的高福利而反对赋予外来人员以居民身份，这必然损害一个社会的平等与经济增长。
反对这种狭隘的城市福利政策，不是因为它不公平，而是因为它损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目下公众批评城乡分割制度的理由基本上局限于公平。公平问题当然重要，但总体上却不可高过效率。无论公平有多么美好，为了公平而损害竞争力的事情，却不可以去做。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只为了公平，而在世界竞争中失利，那是不值得的。
我不批评一般意义上的城乡分割制度，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情相关。试想，如果将失业救济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一古脑搬到农村，实现国民待遇一体化，中国能承受得住？因此，城乡分割制度并不可以一概抹杀。
但是，目前的问题不是城乡分割制度本身，而是一些地方政府借城乡分割制度而建立的歧视性的高福利制度。这种高福利制度与一般意义上的城乡分割制度的区别在于，它培养了一群高福利的受利者，让这些人成为反对废除城乡分割制度，并最终形成自我维持的永久化的等级安排。比如随着北京户籍所蕴含的利益的重要，户籍制度愈来愈难以改革，而在北京人与北漂之间，最终形成一种等级性的社会地位区分。这种能够自我维持的高福利制度不但是不公平的，而且可能是致命的。从局部来看，它将损害这个城市的竞争力，而从整体来看，它将损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该市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其竞争力自然下降。单纯局限于这样一个城市倒也罢了，但问题是，如果众多城市跟风，这将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结局无非下面两种情况：（1）要么农村的人没有机会在城市打工，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那些轻工业将转移到其他低成本国家，而大量的农民仍然困在土地上。（2）要么农民永远只是打工，赚取微薄的工资，而无法最终定居城市。一些外向型产业或许因为农民工而获得竞争上的优势，而国内的消费将难以启动，整个国家将跌入一个拉美化的陷阱。
要避免上述两种我们所不乐见的情形，就应当鼓励将农民工留在城市，逐步将农民和外地人口转化为城市人。这并没有整个改变城乡分割制度（我并不认为城乡分割制度是公平的，但历史背景如此，遽然废除既不可行，也不可取），而是在这个既定的大的城乡分割制度中探出一条促进城市化，逐步减少农民的路子。
既来之，则安之。这样做，并不是直接改变，而是对原有狭隘的体制内福利逐步扩展。最终而言，它将扩展到一个较为公平的制度。目下，地方政府为自己的居民而设置狭隘的福利政策，有其内在的逻辑——前些年还有人提出要控制北京市人口呢。单纯指责地方政府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应当有所作为。
但是，中央政府更应立足长远来考虑的，是针对国外公民的移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