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小小所长心中有一个大梦想
郭景兴要在卢沟桥建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设想在文保所的会上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个设想能够实现。一个小小的科级单位要建全国性的纪念馆，这无异是天方夜谭。文保所的同志碍于情面，不好公开反对，但也提出很多质疑。但在这项提议之后，郭景兴也听到许多风言风语，说郭所长这是白日做梦，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儿。郭景兴却坚定地说：“这个梦不是我一个人的梦，这个梦是中国人的梦，这个梦一定能做成！”
“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郭景兴说，“从来到卢沟桥文保所的那天起，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我当时就在想，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据日本历史研究会编的《太平洋战争史》一书统计，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球军队、平民伤亡总数超过九千万人，其中，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万人，约占40%。在八年抗战里，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可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像样的纪念馆，我们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抗战英灵啊。”
郭景兴向当时丰台区文化局某个领导谈了自己的设想。没想到的是，领导对他的想法却当面泼了一盆凉水。“老郭呀，建全国性的抗战馆，不是我们这一级别的人所应该琢磨的事儿，规模建多大？钱谁出？这都不是小小丰台区能办得了的事儿。”领导说，“建抗战馆的事儿就放一放吧，你的责任就是把卢沟桥的文物保管好了。”
郭景兴听了这番话，心里挺失望的。他没想到不光所里有不同的意见，就是上级领导也不支持，把他的建议当成了“多管闲事”。
“我心里很委屈，心想这事儿是有先例的呀，早在1958年12月，锦州市文化处就向中共锦州市委宣传部呈送《关于锦州历史文物陈列馆组织机构变革的请示》，建议将现锦州历史文物陈列馆扩建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并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准。我这样想有错吗？”郭景兴说，“同为世界反法西斯主战场的前苏联，也建有卫国战争纪念馆，朝鲜也有类似的纪念馆。日本是个侵略者，还要在广岛建个纪念馆，侵略者反而宣传成为受害者。相比之下，我们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全面记录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场所呢？中国难道不应该建一个告慰先烈，警示后人的历史纪念馆吗？”
郭景兴不由想到了宋代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病中写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就提起笔来挥毫泼墨写了一条横幅挂在了家中。少年的往事浮上心头：卢沟桥事变时，那从他头顶上掠过的日本侵略者飞机，那从蓟运河驶过的插着膏药旗的小火轮，那成排漂流而过的尸体……都在深深刺痛他的心，他的心在流着血。中国人不能丧失对历史的记忆，那样就会丧失民族的灵魂。我们勿忘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铭记民族的苦难，才能更好地创造美好的明天。
“我相信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悲伤的过去，都能够酝酿出甘甜的果实，每一个国家幸福的将来，都担负了沉重的过去。这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最简单的规律。’尽管我的建议没有马上得到领导的认可，但我相信，我的思路没有错，只是还没有碰到合适的时机。不过这没有关系，机遇只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我开始了这方面的准备，期待着有一天，我的这个想法会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认可。”
果然，这个时机没过多久就降临了。1982年5月，卢沟桥事变中的抗日将领宋哲元之女宋景宪由美国来北京，在当年二十九军将领亲属陪同下来卢沟桥参观。郭景兴陪同宋景宪女士观看了“卢沟桥史料陈列馆”的史料图片和文物。宋景宪发现整个陈列馆只摆放了佟麟阁、张自忠等二十九军将领的照片，却独不见他父亲宋哲元的照片，便质问：“七七事变是二十九军打响了全民抗战的第一枪。我父亲宋哲元身为二十九军军长，是有功劳的。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二十九军将领的照片，却唯独没有我父亲的照片？”
郭景兴当时很尴尬，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显然，他一个小小所长是不能擅自决定的。当年的宋哲元在华北艰难维持，在日寇猖獗、东北沦陷、南京默然，二十九军兵力不足的严峻形式下坚持了民族大义，抗击日寇功不可没。但因他制造过“凤翔大屠杀案”和与日本“弱性”外交而一度遭人唾骂为“汉奸”。文革中宋哲元陵墓也遭到红卫兵破坏，当地群众将棺木转移暗藏在崖洞，一直保存了十年。1979年3月，宋哲元陵墓重修完成。陈列馆受到当时政治大环境的约束，没有相关部门的许可，也就没法悬挂宋哲元照片。郭景兴出于礼节，只好借口没有找到宋将军的照片而搪塞了过去。
第二天，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在民革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侯镜如的陪同下，接见了宋景宪。宋景宪当着邓颖超的面又提及此事，说：“都说我爸是汉奸，可我爸爸是军长，是抗日的。”还直言不讳地说，“在七七事变爆发地只建这样寒酸的小馆，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地位太不相称了。”邓颖超当即肯定了宋哲元是抗战将军。她回忆说，七七事变发生时，她正在北平的香山养病，亲历了二十九军英勇抗战的英勇，况且宋哲元之前就在喜峰口重创日军而一雪前耻，宋哲元将军率二十九军卢沟桥奋起抵抗日军，对此中央已有定论。我知道宋哲元是抗战将领，应该悬挂照片。她还记起，早在1940年4月宋哲元病逝于四川绵阳后，周恩来就送去过挽联：“失地未收回，虎威昭重卢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朱德和彭德怀也曾赠挽联一幅：“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对于抗战馆，她说：“你的建议很好，抗日战争纪念馆应该建大一些的，虽说现在国家经济还有困难，但我们还是要做这件事儿的。”
38 不能让历史的真实尘封桥下
1982年6月18日邓颖超派民革中央副主席侯镜如、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思德、中共中央对台办王亿、北京市文物局长刘子章以及市民革的领导同志来到卢沟桥视察，落实邓副委员长的指示，并提及了中共中央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已明确宋哲元为抗日爱国将领，有关部门要客观地反映那一段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侯镜如等领导听了郭景兴的汇报，详细地了解了卢沟桥文保所这几年来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还提出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历史罪行，我们要针锋相对地大讲七七事变的重大历史意义，昭示后人勿忘历史，将卢沟桥建成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侯镜如还谈到了毛泽东主席在1936年写给宋哲元的一封信：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专此。即请勋祺。弟 毛泽东 拜启8月14日。
郭景兴在汇报会上，谈起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在卢沟桥建立一个抗日战争纪念馆。他说：“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起点，卢沟桥是日本侵华的历史见证，在这里建一个抗战纪念馆是很有必要的。”
在座的领导同志都对郭景兴的提议十分感兴趣，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参照宋景宪女士的提议，探讨将“卢沟桥史料陈列馆”充实扩大的可能性的。郭景兴的建议无疑是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有关部门领导当即表示要对这一建议进行调研和论证。
几个月后，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陈鼎文根据有关部门1982年8月11日的紧急报告和邓颖超同志接见宋景宪的讲话精神，给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同志写了题为《抢救卢沟桥，筹建七七纪念馆》的信，提出卢沟桥应当退役保护，将“卢沟桥史料陈列馆”扩建成“七七纪念馆”。
1982年12月3日邓力群将陈鼎文的信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国家文物局局长孙轶青。孙轶青派副局长沈竹于12月30日到北京市政府与副市长白介夫商谈落实邓力群、廖井丹的批示。参加会议的还有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罗哲文，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冠飞、市文物局副局长李士敏，以及卢沟桥文保所所长郭景兴。郭景兴汇报了卢沟桥和宛平城文物保护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以及“卢沟桥史料陈列馆”的扩建问题。
郭景兴在会上提到了他对卢沟桥周围环境现状的忧虑。他说，卢沟桥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但现在正在遭受到过往重载车辆、环境污染双重破坏。几个月前，我刚刚打了一个紧急报告，谈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每天过往的车辆多达上万台，大型载重汽车和大型拖拉机一过，水泥桥面上的栏板、望柱就跟着震动，许多石狮子被震裂、震酥，看起来触目惊心。还有污染问题，卢沟桥的西北是石景山，首钢的烟尘污染、高井发电厂粉尘前些年通过永定河排流下来。现在永定河干枯了，桥下河床厚厚堆积了一层酸性粉尘，一经风吹就粉尘弥漫睁不开眼睛。还有卢沟桥以北的首钢废渣堆放场，每天倾倒几百吨废渣，倾倒时的高温形成了黄褐色的蘑菇云，排出大量氧化钙、硫、磷、硅、锰、铝等有害物体和粉尘。卢沟桥就是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桥墩条石有的已经被腐蚀为蜂窝状，十分令人痛心。
39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
郭景兴语惊四座，与会者也纷纷发言，历数这些年来卢沟桥不堪重负，一致迫切要求尽快解决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维修问题，在卢沟桥一带建设抗战馆。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白介夫也是位抗日老战士，他在会上神情严肃地说：“卢沟桥的保护迫在眉睫，一天也不能等了！”多少年后，他回忆说：“解放之后二三十年，由于我们忙于建设，没有注重卢沟桥的保护，没来得及进行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建设，80年代初我在北京市管文教，与相关的同志一起商议，觉得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七七事变算起进行了八年，从9.18算起进行了18年，这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对侵略者反击战争的胜利，从保存历史资料和教育后人的角度来讲，都非常有必要保护卢沟桥，建设纪念馆。”
在这次会议上议定：一是建“七七事变纪念馆”和修复宛平城一起进行。“七七事变纪念馆”陈列在宛平城东西城楼上，在重修宛平城楼座时，墙内掏空，也做陈列室用。二是把卢沟桥作为文物保护下来，永远不再走车，石桥退役。修葺石桥，收回阔展出的人行道。三是关于修宛平城，筹建“七七事变纪念馆”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共同给国务院写报告。四是卢沟桥地区的绿化、卫生、停车场、控制城区的建筑等由丰台区负责。五是修城、建馆的前期工件由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冠飞主抓。
郭景兴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这件大事儿总算有个着落，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他遗憾的只是，筹建“七七事变纪念馆”这个提法似乎规模小了些，但这毕竟是迈出了一大步。回到家，他兴冲冲地对夫人说：“亚娴，卢沟桥有救了！”
“看你那高兴的样儿。”蒋亚娴说，“是不是上级拨款修桥了？”
“中央给定个调，可是比拨款修桥更重要的。”郭景兴说，“我来文保所三年多，每天都在喊修桥建馆，但人微言轻啊。这下好了，有邓副委员长亲自过问，事情就好办多了。我明天就把建抗战馆的想法，以文保所的名义起草一份可行性报告，供领导参考。”
第二天，郭景兴召开全所会议，传达了会议精神，也让所里的同志兴奋起来，那些平日说过风凉话的人也转变了看法，说：“郭所长，您还别说，建抗战馆这事儿看来还真有点门儿！”就此之后，文保所活跃了起来，人们见面谈论的事儿，不出三句就会提到“修桥建馆”这几个字。似乎这事儿就是立马眼前的事儿了。
郭景兴万万没想到的是，会议开过了半年多，“修桥建馆”的事儿虽落到了书面会议纪要上，但却迟迟没落到行动上。尽管一段时间以来，卢沟桥文保所办的《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展览》在京城引起轰动，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来文保所参观的人来人往；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落实邓颖超副委员长和邓力群部长指示的视察或检查活动络绎不绝。但是，卢沟桥还是昨天的那座桥，车照常过，粉尘照常落；陈列馆还是昨天的那座陈列馆，地儿还是那么大，展品还是那么多。
郭景兴急得火上了房，跑到了丰台区里找有关领导，领导却“淡定”地说：“你们文保所直通中央和北京市政府，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大人物，都往你那跑，这具体的事情怎么想起我来了？再说了，如果真的建了抗日战争纪念馆，那还能归属丰台区吗？你还能当你的馆长吗？”郭景兴这才明白，自己想得太乐观了，很多事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工作做多了，在领导的眼里也未必都是好事儿。他只得不停地奔跑，不停地解释，得到的答复却多是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却让你郁闷得要死的官话。
40 为了一个愿望的尘埃落定
那天，郭景兴从领导办公室出来，迎面碰到了刚到丰台区工作不久的陈昊苏副书记。郭景兴猛然想到陈书记曾对他说过，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他打报告，由他来帮助解决的话，就试探地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他希望能建一个大一些的，不仅仅局限于卢沟桥事变的，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
“好啊，建抗战馆好事儿，我可以去向中央领导汇报，我们一块建。”陈昊苏爽快地说，“你的任务就是先摸清情况，看看还有哪些想法，还存在哪些困难，需要有个前期规划，不要摊子铺得太大，要切实可行。”
“谢谢陈书记，有您这话，我心里就有底了。”郭景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说，“请领导放心，我回去马上就做。”
“有了陈昊苏副书记的支持，我的腰杆也硬了起来，很短时间里，我们就做好了抗战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很多事情，我都是直接给陈昊苏打报告，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采访中，郭景兴颇有感慨地说：“陈昊苏是我遇到的难得好领导，他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兴建是立了大功的。我听说，他事后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专题汇报了建抗战馆的事情，并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到后来，陈昊苏升任北京市副市长，直接主抓抗战馆的建设，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建抗战馆的事情终于有了峰回路转，这让郭景兴也喜出望外。小小的文保所从一开始就承担了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样的大项目，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只有郭景兴心里清楚，他和所里的同事们为此付出了何等的努力和心血。
1983年7月27日胡乔木同志给中央习仲勋、胡启立、万里、段君毅写信，指出在宛平城修建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习仲勋同志8月3日转报中央主要领导审批，并写下：“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8月6日段君毅同志批示由白介夫同志主办。
1983年12月19日下午，胡乔木由北京市副长白介夫陪同来到卢沟桥视察，陪同的还有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冠飞、丰台区委副书记陈昊苏、市文物局副局长彭思奇、丰台区副区长王泽民、叶上诗等。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所长郭景兴接待了胡乔木同志，并向领导汇报了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前期准备工作情况。胡乔木代表中央对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重要讲话。他说：“从‘九一八’到‘七七’应有一个馆来反映，这期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对华北的分化、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等都应该有充分的展示。”
胡乔木在讲话中提到这样几个建馆原则：首先，宛平城要搞成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不做为七七事变陈列馆；第二，纪念馆可以在两个城楼上分阶段陈列，如果面积不够，还可以在城内公园里建房陈列；第三，具体陈列内容应当包括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整个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充分展示；第四，对抗战史学方面，要突出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郭景兴在回顾了那段经历后说：“抗战馆的得以立项，凝结了众多人的心血和汗水。上至中央领导同志，下到文保所的普通一兵，都为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尽了心力。我在这中间，只是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我也为此而深感骄傲。人的一生能干成点事儿，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
1984年3月3日，根据胡乔木12月19日视察卢沟桥的讲话精神，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筹建抗战馆有关问题的请示”，国家计委对这一请示给予了的批示。
1984年6月6日胡乔木又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万里写信，提出抗战馆的筹备工作已与文化部长朱穆之商定，由文化部牵头。此举已经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同意，军队将在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1984年11月9日北京市编委批准抗战馆筹备处编制，由郭景兴负责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备工作。
1984年10月19日中宣部批复成立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朱穆之担任主任委员。
1984年12月6日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市政府顾问白介夫主持召开了修复宛平城筹建抗日战馆的会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事宜终于尘埃落定。郭景兴连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个中央领导重视，文化部牵头，北京市政府落实，万众瞩目的抗战馆筹建重任会落到他这个小小文保所所长身上。做为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首任筹备处主任，他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但也感到了光荣。他对我说：“像我这样遭受过日本侵略之苦，历经战争磨难的人，痛苦与仇恨的记忆是很难忘却的。有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记忆都将褪色，说得对，也说得不对。如果不触及心灵的，不仅褪色甚至会遗忘，但国恨家仇是留在心头的烙印，想忘也忘不了。所以，对那些为抗击日寇而英勇献身的人，我的心中永远怀着深深的崇敬。我暗暗下了一条决心，就是拼了老命，也要不辱使命，把抗日战争纪念馆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