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守桥翁”的梦想，让郭景兴倡导并参与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当年卢沟桥边那几间不起眼小平房，在他和同事的手中变成了宏大辉煌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他四处寻访抗战遗址，抢救史料，著书立说，还原了卢沟桥事变那段真实的历史，与夫人写出极具史料价值的《七七事变追忆》一书。他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抗日战争史学专家和国内著名的书法家，但他并没有满足，他那新的梦想才刚刚起步。
49 让历史重新挺直腰杆的责任
我喜欢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失去了梦想，就像是失去了生命的一大半。没有梦想，就没有奋斗的目标，何来的去努力，去打拼，又何来的成功之说呢？”当“中国梦”这个词风靡华夏之时，我就在想梦想的力量。那是在初春时节，我去登北京西北部的燕山，虽说穿着羽绒服，但也大汗淋漓，我喘着粗气，一屁股坐在一块岩石上，想着这么累，何必呢？要不要就这样下去吧。也就在这时，我低头看到了我坐的那块岩石缝隙里钻出了一个绿芽，似乎很嫩小，很脆弱，但在瑟瑟山风里，它却倔强地挣扎着，拱破了厚厚的岩缝积土，露出了绿色的希望。我凝神看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站了起来继续朝上爬去。我边爬边想，那个岩缝里的绿色，也许原本是粒树种，一个偶然的机会落到了山石上，也许要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艰辛，才有幸落到岩石缝隙里，又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才会钻出石缝的禁锢，之后，它还需要不断地抗击风霜严寒的侵袭，还需要不断面对暴风骤雨的冲刷，才有可能生存下来。这个时间是漫长的，要有坚定信念的支撑，要有百折不挠的意志，要有无所畏惧的勇气。只有不放弃，不抛弃，始终为自己的梦想不断追求着，才能在几十年后长成了一棵苍天大树。
“梦想就是这么有力量，可以使一个人，为了一件事儿，任劳任怨，默默地做上几十年。”我由此便想到了郭景兴老人。我的结论是：梦想与奋斗共存，才可以给出一个精彩的人生，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成为一粒有梦想的树种，你也会在日后长成一棵苍天大树！我想，当郭景兴将“守桥翁”几个大字书写到他的书法作品落款的时候，他早已做好了为梦想奋斗的思想准备。
“现在我时常在想，建设抗日纪念馆是一个从梦想到现实的过程。梦想的实现也许是天意，但梦想的起源却在于大脑。很多人还记得1982年，日本右翼势力掀起新一轮反华高潮，日本各地放映宣扬战犯东条英机的影片。所以，当时我出于义愤，在卢沟桥搞了一个《日本侵华罪行图片展》，并开辟了七七事变战场旧址实景，包括城墙弹痕处、卢沟桥头等。我没想到这个举动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3年至1984年，共接待参观者五十二万人之多，其中外宾和归国华侨二十六万人。可想而知，后来我们建设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倡议，自然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帮助。”郭景兴说，“当时给我很大支持的有冯玉祥、宋哲元、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何基沣等一批著名爱国将领的儿女们，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们大多为政协委员，在得知我们在卢沟桥畔筹建纪念馆的事后，每次开政协会都积极呼吁。除此之外，他们还送来了许多珍贵物品，比如宋哲元的外甥女将珍藏多年的宋将军的军刀捐了出来。她说这是舅舅最喜爱，也是随身佩带的军刀，为防止生锈，她经常擦拭。宋哲元的女儿宋景宪一直居住在美国，在听到这个消息很激动，她觉得这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50 卢沟桥那块梦想的奠基石
我在郭景兴当年的工作日志上看到这样的一份记述：
1985年3月23日上午在文化部召开了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主任委员朱穆之（国家文化部部长）、副主任委员白介夫（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刘汉（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军事博物馆馆长）、委员吕济民、贾一平、万冈、马仲廉、彭思奇（因事未参加的有刘大年、胡华、孙轶青、王树人、金冲及、韩毓虎）。列席会议的有王晋、叶上诗、胡新法、郭景兴、郑福来。
这次会议议定以下事宜：
1、馆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2、馆址：北京宛平县城（不在城楼内）
3、馆舍基建由北京市负责，白介夫同志总抓。陈列方案、内容、形式由总政治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负责，刘汉、马仲廉同志主抓，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万冈同志配合。
4、会议决定增补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和叶上诗为副主任委员。
“这是一次为抗日战争纪念馆定调的重要会议，与1983年12月19日胡乔木主持的那次会议的基调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有所差异。”郭景兴在采访中对我说，“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有两点，一是确定了抗战馆的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二是规模扩大了，将先前‘纪念馆可以在两个城楼上分阶段陈列，如果面积不够，还可以在城内公园里建房陈列’的定位，改动为，‘纪念馆建设北京宛平县城（不在城楼内）’。这次会议意味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筹建进入到了实质阶段，责任落实到了具体部门和人员头上。”
1986年3月抗战馆筹委会成立了陈列办公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马仲廉任主任，郭景兴任副主任。在馆舍基建方面，北京市成立了筹建指挥部，主抓人员几次更换，最后由北京市建委主任王建民任总指挥，下设办公室，郭景兴任办公室副主任。
1986年7月7日，这一天是郭景兴人生梦想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企盼已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奠基仪式在卢沟桥畔隆重举行。望着那块沉甸甸的奠基石，郭景兴欣慰地意识到他离梦想又迈近了一步。梦想是燧石，敲击出星星之火；梦想是火把，点燃起熄灭的灯；梦想是灯塔，照亮夜航的路；梦想是路，伴随你走向又一个黎明。郭景兴在实现梦想的旅途上，又一次在卢沟桥畔埋上了一块实现梦想的奠基石。
那会儿的郭景兴可是个大忙人，可谓身兼数职，除了担任丰台区文管所和卢沟桥文保所所所长之外，还担任着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抗战馆筹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抗战馆筹委会任陈列办公室副主任、卢沟桥修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卢沟桥文化旅游区规划组副组长。
“我当时正在负责修复宛平古城工程。由于1982年曾提出过修建‘七七事变纪念馆’和修复宛平城一起进行的动议。‘七七事变纪念馆’将要建在宛平城东西城楼上，在重修宛平城楼座时，需将墙内掏空，也做陈列室用。后来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将‘七七事变纪念馆’扩大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把馆址放在宛平城内，而不是建在城楼上。所以我们在1984年修复宛平城墙工程中，东西城墙将不做展厅，城墙亦不掏空，因而工程进展很顺利。”郭景兴说，“城墙修复是1984年6月2日动工的，1987年7月7日竣工，城墙上保存七七事变被日军炮弹轰毁的弹坑，作为日军罪行遗迹，教育后代。修复城楼工程是1984年9月25日动工的，1987年7月7日竣工，修复了东西城楼、闸台和瓮城。”
由此可见，宛平城的修复工作几乎是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步进行的，郭景兴当时的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对此，郭占宁是这样回忆的：“父亲在我们孩子的眼里，永远都是那种不知疲倦的人。尤其是在建抗战馆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很少能和父亲在家里吃上一顿团圆饭。父亲每天一大早从家里走，晚上很晚才回来，一天都难见上一次面。”
51 用六千万元建抗战馆的神话
“压力太大了。我们那会儿是掰着手指头来计算工期的。”郭景兴身为抗战馆筹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深知用一年时间施工，建成抗战馆意味着什么？1986年7月7日抗战馆奠基，1987年7月7日，在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时建成，这是没有一丝一毫回旋余地的政治任务。既要保证施工质量，又要按时完成工期，这对郭景兴来说，困难倒不在话下，而责任却是大于天的。
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舍基建的总负责人白介夫事后谈及这件事，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是从1982、83年开始筹建抗战馆的，也经过了中央计委的立项，但由于当时经济非常困难，这项工程是分成两期完成的。第一期工程中央只给拨了一千万块钱。承担馆舍建设的北京市也是依靠全国兄弟城市的大力支持才完成了抗战馆的第一期工程。”
“一千万块钱？”当我初看这个数字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时想，这笔钱如果放在当今，也只能在北京三环内买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商品房，可在当时，中央和有关部门是咬了牙去启动这一庞大工程的，足以说明我国当时国力远非与今天同日而语的。对于抗战馆筹备委员会和施工部门来说，若想不辱使命，除了精打细算之外，更多靠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协作，一种意志，一种毅力。
日后，白介夫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有记者提问：“听说当初为了建设抗战馆您曾经到处化缘？”白介夫坦率地说：“确有其事。当时我们还讨论过干不干，因为一千万元，按常规的确没办法做这么大的工程，我说一千万也干，北京市首先拿了五百万。然后我就给我认识的一些省长和副省长写信，说抗战纪念馆不光是北京市的，而是全国人民的纪念馆，一些兄弟省市给予了支持，就这样大家凑钱才把第一期建起来的。”
郭景兴回忆说：“抗战馆筹建指挥部和全体施工单位是用当年抗战勇士的劲头来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任务的。我们上下一心，严把质量关，严把价格关，硬是完成了在外人眼里不可思议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创造了用一千万元资金启动，用六千万元建设起抗战馆的奇迹。我为什么说是奇迹呢？如果不是亲历，我想连我都不会相信，当初建设纪念馆时，所有建筑材料都是先拉料后付款，有的甚至没付款。当时北京市有关部门下了个文件，意思是各部门要全力积极支持纪念馆的建设，材料款先行垫付。我们那会儿是到处打欠条，四处跑材料，要材料。但当时，许多单位一听说这是建抗日战争纪念馆需要的建材时，就不讲条件，将建筑急用的材料发运过来，有的供货厂家还表示愿意无偿捐助，随要随给……我记得，承担施工任务的是中建一局三公司。抗战馆筹建指挥部提出了施工的要求，提到了目前资金上的困难，他们二话没说就干了起来。我们这期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做得相当默契。那是何等壮观的建设场面啊，人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形成了‘全国一盘棋’，合力建抗战馆的局面。”
听了郭老的这一席话，我就在想，一年施工期，六千万投资，建设如此规模的宏伟建筑，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二十六年过去了，这幢建筑傲然屹立在当年二十九军勇士浴血奋战过的卢沟桥畔，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他们靠得是告慰先烈的忠心赤胆，靠得是不辱使命的铮铮铁骨，为那场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和慷慨赴死的英烈矗立起一座万人仰慕的历史丰碑。
我感叹：梦想的力量竟是如此伟大，足以去创造历史，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这种奇迹的出现靠得是一种伟大精神，它告诉人们，如果有梦想，梦想也会回馈给勇士无穷的力量，譬如奋斗、责任和坚强！
“每当工作累了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些血染疆场的抗日勇士，与他们比起来，我们当下吃的这点苦算得了什么？”郭景兴对我说，“在抗战馆筹建中，征集抗战文物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原先卢沟桥文保所保管的那点文物是远远撑不起这个兴建中的抗战馆的。我们便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馆藏文物的问题。当然了，按照抗战馆筹委会的决定，军博和革博要提供一定比例的抗战文物，但是为了使馆藏文物更丰富，我们便组织人力物力四下奔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散落民间的抗战文物。”
52 寻觅宛平城抗日志士的足迹
1986年9月24日，抗战名将吉鸿昌的女儿，时任天津市政协委员的吉瑞芝将母亲胡红霞保存了几十年的一只旧皮箱，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建处。郭景兴大喜过望，这件文物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这只皮箱在吉鸿昌夫人胡红霞手中珍藏了50多个春秋，是抗日勇士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见证。它不但曾为抗战作出过贡献，而且凝结着吉鸿昌夫妇的战斗友谊和深厚的情感。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毅然从法国回到祖国，寓居天津。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旋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同盟军成立初期，因人多枪少，缺乏武器弹药，吉鸿昌便将天津的部分家产变卖，买了二百多支枪。其中，有几支短枪藏在家中急等运输。这时吉鸿昌通知天津家中的夫人胡红霞想尽一切办法将几支手枪亲送前线。胡红霞思来想去，就用这只小皮箱装上枪支，与姐夫两人携带了金条，谎称“兄妹”同行上路了。走到河北宣化时，关卡人员提出要开箱检查，并用刺刀去撬皮箱的盖子，胡红霞立即将早已备好的金条塞给了关卡人员。见钱眼开的关卡人员马上笑眯眯地“高抬贵手”了。胡红霞总算将枪支安全送到。而敌人用刺刀撬箱子的痕迹，至今还明显可见。
1934年吉鸿昌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主任委员，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联络各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工部局逮捕，引渡到北平军分会。经蒋介石下令，当月24日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刑前题诗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如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文物藏品以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各种历史文献和相关实物为主，同时也收藏日本自1874年以来侵略和占领台湾的各类文物，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历史侧面。馆藏各类文物达两万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达百余件（套）。
郭景兴身为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首任筹备处主任，在馆藏文物收集初期，可谓煞费苦心。以卢沟桥文保所多年的收藏为积淀，卢沟桥抗战文物成为抗战馆馆藏品的一大特色。1985年修复宛平城墙时出土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士兵在卢沟桥抗战时佩戴的钢盔、帽徽，使用过的子弹、弹壳，二十九军士兵使用过的大刀，南苑战斗中镶有子弹的木桩，在南苑抗战中牺牲的佟麟阁将军使用过的砚台和字帖，冯治安将军使用过的闹钟、钢笔，二十九军军训团学员保存的南苑抗日纪念章，卢沟桥事变大画册等，这些组成了我馆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文物组群。
2012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里正在举办：“不能忘却的记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5周年馆藏文物展”。我有幸目睹了展出的700多件套馆藏文物。展品超过六成是首次公开展出，包括手枪、票据、部分钢盔等。其中有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送给政治部主任朱良才的勃朗宁袖珍手枪、八路军第716团团长宋时轮1937年在忻口战役中缴获的日军手枪、国民政府军政部定制的左轮手枪等。毛泽东、朱德赠送给金茂岳的延安大生产的毛毯也是首次对公众亮相。
郭景兴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发起与筹建者之一，他亲历筹建抗战馆的往事，远比影视剧中的“故事”更令人难忘，尤其他在为寻觅当年在卢沟桥抗击日寇的勇士足迹，而奔走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征集抗日文物，而广泛与当年抗日将领的子女沟通接触的经历，不仅生动深刻，更给人以无限启迪：面对凶恶的侵略者，中华儿女不怕流血牺牲，坚决抗战到底。可以想象，郭景兴当年是怀着怎样一种情怀，伴着“卢沟晓月”默默地从事着这项了不起的工作。他在为抗日战争的勇士树碑立传呕心沥血的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也同样在为抗战馆呕心沥血。有谁不认为，那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设而无私奉献的人们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勇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