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兴带着梦想来到和平解放的北平，与地下党老师一道接管了一所中学，在历经二十余年教学生涯之后，他来到卢沟桥文保所，最初愿望是建一座“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可面对只有一座卢沟桥和一座被日军炮轰过的宛平城，他两手空空，只有他这个所长和一个临时工。谁能想到，两年后他却神奇在卢沟桥头建了一座“卢沟桥史料陈列馆”。此后，郭景兴与卢沟桥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十年如一日与卢沟桥为伴，去保护千疮百孔的卢沟桥，去考证那段与日寇殊死搏斗的珍贵史实，去寻访那些隐姓埋名的抗战老兵。他自谓：他是一个“守桥翁”，守的是桥，用的是心。
25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当郭景兴重踏北平那熟悉的街道，感受到和平解放了的北平仿佛一夜之间就换了人间。满大街都可以听到这喜悦的歌声，每个音符都跳跃着欢快和幸福。
“哎呀，解放了的感觉真好。”郭景兴坐在丰台区的家中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还沉浸在青春时光里。“离开北平的那段日子，我好像是个没娘的孩子东奔西跑，这中间，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甚至还讨过饭。我从北平回宁河那会儿，进不了苗庄，回不了江石沽，只好去小学同学家里暂住。当时的生存环境极度困苦，颠沛流离的那个滋味真不好受。一看到解放了，穷苦人当家作主了，我的心里敞亮极了！”
我注意到郭老说到这儿的时候，脸上洋溢出无比舒畅的表情，真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岁月的年代。我从他的脸上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即使生活再艰难，头顶上也有一片梦想天空的寻梦者；我从他的脸上又一次看了一个“头悬梁锥刺骨”的追梦者；我从他的脸上又一次看到了一个逆境之下，依然对美好理想不抛弃不放弃的的圆梦者。
郭景兴降生在一个动乱纷争的年代，军阀混战倒行逆施，日本入侵横行霸道，让他过早失去了童年的欢乐，但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让他过早地接触了社会，了解了社会。尤其是郑伯平老师的出现，让他明白了许多道理，以至思想有了一个质的转变。他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郭景兴兴冲冲地跑到了丰台军管会，郑伯平老师果然在那里，负责教育方面的工作。“景兴，你来的正好。”郑伯平穿着一身解放装，扎着一条皮带，英俊中透着儒雅。他看到郭景兴进来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亲热地拉着他的手，端详了好半天，说，“瘦了，一晃都快两年了，这么长时间，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郑老师，那些日子，我每天都想着您呢。”郭景兴不知为何有了一种要哭的感觉，他强忍着没有把眼泪流出了，说，“我是早想回北平，可又不知去哪找您呀。”
“景兴，你来的正好，我还愁联系不上你呢。这下子好了，穷苦人的好日子到了，我们一起来办教育。”
“办教育？”郭景兴一愣，说，“我能行吗？我才有小学文化的。”
“能行，没问题！”郑伯平笑着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明天我们就一起去接管宛平简易师范。”
“宛平简易师范？”郭景兴好奇地问了一句，“是在宛平城卢沟桥那边的那所学校吗？”
“不是，就在原来咱们建民小学的位置呀。”郑伯平说，“这就叫物归原主。”
原来在郑伯平被国民党要员赶出建民小学后，那个新派去的心腹校长，就将这所小学改名为丰台镇小学。没多久，宛平简易师范也搬迁过来，丰台镇小学就改称为简易师范附小。宛平简易师范当初是设在宛平城西门外卢沟桥南。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宛平简师的校舍也遭到日军炮火的轰击，毁坏严重，一度搬到了大兴。
“连我也没想到，我与卢沟桥的缘分有这么深，自从1945年到了北平，我就一直与卢沟桥有不解之缘。”郭景兴说，“当时的丰台在行政区划上仍然属河北省宛平县，但当时的北平军管会所辖的区域已将长辛店、丰台、门头沟、南苑等地区划入了北平市，”
第二天，郑伯平带着郭景兴几个人乘车来到了宛平简易师范，旧地重游，郭景兴不禁感慨万分。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当年抗战一胜利，郑老师就想带着他举办教育，没想到内战的爆发，梦想成了泡影。这次郑伯平来这儿可是带着上方宝剑的。他怀揣着北平军管会南区分会主任柴泽民签发的“任命郑伯平担任宛平简易师范校长”的任命书。柴泽民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美国大使。
来之前，郑伯平告诉郭景兴，简易师范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卢沟桥事变后，有部分简师学生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但前任的刘姓校长却是个反动的家伙，解放军一围城，校长就带着学生跑到城里去了。在军管会的严令下，他才将一部分学生带回了学校。
26 穷孩子当家作主的兴奋滋味
郑伯平主政了宛平简易师范，很快就将一个乱摊子收拾得像样子了。1949年1月宛平简师开始复课。1949年9月简师建立团支部，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为梁树勋。1949年10月1日，全校师生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从1949年11月起，简师改名为北京市立丰台简易师范学校。1951年7月正式更名为北京市第十二中学，郑伯平继任校长，他也是更名为北京十二中后的首任校长。
郭景兴跟着老师进了简师，从而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型。那天开完了简师校工大会，郑伯平带着去了卢沟桥。郑伯平站在卢沟桥上，指着永定河东岸的龙王庙说：“你看，那座古式庙堂建筑就是简师先前的校址。1934年由当地士绅季惠之、巴小泉等在那儿筹建，由宛平县教育局长崔以均兼任校长，我们党干部申伯纯等曾为这所学校捐资助学。”
郭景兴和老师从卢沟桥上走过，心想：“这是两年之后又一次来到了卢沟桥，但这一次的感觉就会上次不一样了，完全有了做主人的感觉。那些长眠在卢沟桥畔的抗日英灵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初到简易师范的那几天，我每天都像过大年的样子，在宿舍里想着想着就笑出声来。你知道一个穷孩子当家作主的滋味了吗？”郭景兴对我说，“那是一种可以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的滋味，那是一种可以在屋里自由自在练习书法的滋味，那是一种可以发自内心吹打弹拉的滋味。在过去，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些滋味。”
郭景兴又重新拿起了久未摸过的笛子、二胡和笙，呆在宿舍里放声地吹，放声地拉。一天让路过的郑校长看到了，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好，那我们就在简师组织一个业余乐队，我也参加。”于是，在简易师范就出现了一个教师乐队，郭景兴理所当然在成了骨干。他和郑伯平的笛子合奏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了乐队的保留节目。
郑伯平担任了丰台简易师范的校长，郭景兴跟着老师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型。教育的职业是天底下最阳光的事业。他不禁想到了他在苗庄那段短暂的教育生涯。尽管他来到学校，一开始从事的工作并不是教师这个职业，而是从事学校的行政、后勤和财务管理，可他却向往日后能做一名教师，北平的解放，让他朝着梦想又迈进了一大步。他对郑伯平说：“老师，您当年给我寄了那么多教材，就是希望我将来能做一名老师，可我现在还不称职，我想在学校里自学，实现我的愿望。”
“好啊，你的想法不错，你可以随班听课，补习文化。”郑伯平说，“听老师的课，你可以近水楼台呀，多向别人请教，我相信你会成为好教师的。”
“老师的话我记住了。”郭景兴点点头。从这儿以后，他开始自觉高中课程，时不时利用闲暇时间到班上听课。也正是这儿让他遇到了不期而至的爱情。
那天，郭景兴去听语文课，悄悄地坐在了后边。随着上课的铃声，一位梳着短发，穿着列宁服的年轻女老师走上了讲台。郭景兴一愣，她不就是在团支部会上刚刚认识的小蒋老师，蒋亚娴吗？那次会上，她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听说她刚刚毕业于全国妇联主管的中国妇女干部学校，原本是去南下工作队的，可当时她在北师大的父亲死活不愿女儿去外地，她就只好到已经改称北京市立丰台简易师范当了一名语文老师。由于当时学校的团员老师没几个，就让她兼职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工作。郭景兴当时还在想：“父亲不让去就不去，真是落后！”
郭景兴很快就给蒋亚娴出色的口才和语调所打动了。没想到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课讲得那么利落。下了课，他想上前夸奖她两句，可不知为啥，没等说话，自己脸先红了，就急忙跑出了教室。一连好多天，他都不敢在她面前露面。
不久，郭景兴参加一次全市中小学财务人员培训，认识了北京育德中学的会计蒋亚男，感觉她和蒋亚娴长得很像，就顺嘴问了一句。蒋亚男笑了，说：“像吗？我就是她姐姐呀。”郭景兴就在她姐姐面前夸起了蒋亚娴。蒋亚男说：“巧了，我妹妹也提起过你的名字，说你多才艺，吹打弹拉样样通，还写得一手好字呢。”
27 当不期而至的爱情袭来之后
郭景兴听了这话，心里美滋滋的。可当郭景兴从她姐姐那里得知，蒋亚娴祖籍浙江诸暨，出身于明清两朝的显贵家族，一连多少辈都声名显赫时，心里又打了鼓，有点不知所措了。我在郭老家采访时，翻阅了蒋亚娴的家谱，得知她的始祖是蒋贵明，明宣德年间征伐麓州，因功封定西侯，后追封泾国公。其次子蒋忠，因父功荫封辽东卫指挥使，举家迁往辽东牧羊城。历经几代，至隆山公蒋世瑚，于顺治元年自辽东锦州卫随清入关，定居固安县，隶属汉军镶蓝旗。又过几代，高公蒋浩德官至云南督标右营游击。高祖蒋毓英官至江西按察使、浙江布政使，举家始定居满城。祖父名不详，号向云，在山东德县任侯补盐大使，祖母叶赫颜扎氏，生子女各一人。祖父去世后，祖母携子女到河南四祖父家寄居，十一岁母子三人回北京定居。父亲蒋丰图，号稚云。北平解放后曾市教育局任秘书，后到北京师范学院（北师大前身）做办公室工作。蒋亚娴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郭景兴了解了她的身世，心里开始惴惴不安了，自己一个乡下的孩子，人家是名门望族能看得上他这个穷小子吗？
“时间久了，我和她渐渐熟悉起来。当时学校里的党员不多，我和亚娴都是团员，又经常在一个党团员联合支部过组织生活。同事们看我俩年龄相当，又都很上进，就有意撮合我们。没想一提，她还就同意了。”郭景兴说，“那个年代可不像想在的年轻人谈起恋爱就粘粘糊糊的。我们坐在一起更多谈的是事业、理想和前途。亚娴是老师，团支部成立后，还当过团支部书记和学生辅导员。我们俩在工作上是比着干，生活上相互关照，却不好意思说那些甜言蜜语的话。”
“郭老，您在恋爱上就没遇到什么阻力吗？”我有些好奇地问。
“当然有了。你想啊，两家的家庭背景和文化差异那么大，亚娴的父亲能没想法吗？”郭景兴说，“他当初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的，甚至为此事断绝了父女的关系。亚娴为了我，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让我感动了一辈子。我俩结婚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仪式，我的父母特意从老家赶了过来，住在了郑伯平老师家里。结婚那天，她父亲过来坐了一会儿，我父母亲也来了见到了亲家。那会儿郑伯平校长已经调任北京十中校长，婚礼是由我们北京十二中新校长主持的，学校共青团，教导处的领导和亲密的同事坐在了一起，吃了顿饭就算结婚了。结婚不久，岳母就病逝了，岳父后来又结了婚，父女很长时间都没有来往。”
郭景兴接着回忆说：“我的爱人下面有两个弟弟，当姐姐的一直很关心他们的成长，平时也尽力帮助他们。岳父是个门弟观念很强的人，我夫人想冲破这个牢笼，就采取了抗争的行动。也是啊，人家蒋氏家族几代都风风光光的，虽说到了爷爷那辈有些衰败，但船破也有三千钉呀，到了我岳父那一辈，家庭彻底破落了，他成了一个普普通通通的落魄文人。但他还不是愿看到女儿与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孩子结婚。”
“郭老，那您记恨您的岳父吗？”我又往前引申了一步。
“我并不记恨我的岳父大人，他也是为女儿好啊，毕竟是血浓于水，文革期间，父女的关系反而缓和多了。我和亚娴也时常回家看望老人家。当年在北师大，我国书法大师启功被打成了右派，我岳父被批成了右顷，岳父和启功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在文革期间，我在岳父家经常看到他们老哥俩在下棋。我也有机会当着启功先生的面欣赏他挥毫书法，请教书法的技巧。”郭景兴说，“其实，我岳父也是个挺有骨气的人，1935年他随梁季述县长赴香河县政府任秘书，不料12月殷汝耕叛变，宣布冀东独立，县长辞职回北平留他代理县长一职，结果他因不想卖国，被殷逆扣压了四个月。1947年他调到北平教育局人事室任股长，其上司冯绍颜动员他加入国民党。他风趣的说：‘国民党已经成蜡头了，我入它干什么！’我岳母是个蒙古族，她是一个勤劳俭朴、心地善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但长期患重病，我和亚娴结婚没多久就去世了，我和老人家也只见过两面。”
我悉心地倾听着郭老的讲述，心想：“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的文化人，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我看过蒋丰图先生的墨迹，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古体诗也写得非常棒。如果不是生在那个动乱纷争的年代，他也许会很有一番作为的。”
郑伯平去了北京十中，让郭景兴心里有些失落，但不久心态就调整了过来。新婚后的夫妻二人很和得来，结婚以来连嘴都没吵过。郭景兴和蒋亚娴那会儿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工作和事业上，不管是教学也好，工作也好都是一门心思地干好，完全顾不上照顾远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直到有一天晚上，蒋亚娴回到家开口说：“景兴，乡下的孩子读书不易的，要不把把三弟接到这边来上学？”
“我听了这话，心里特感动。”郭景兴对我说，“说心里话，这心思我老早就有了，只是没好意思说出口，本来她嫁给了我，就够委屈了，我一个穷孩子，挣得又不多，还要补贴点家用。一个大男人不能给自己的妻子一个好的生活，还要她继续为这个穷家付出，这怎么能行？”
郭景兴不禁又想起当年离开江石沽村时，对弟妹的承诺，“等我在外边立住了脚，就回来接你们。”现在他人在了北京，结了婚，也算立住了脚，父母和弟妹的生活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好在二弟郭景隆在他结婚前已经从江石沽村走出来，在他的帮助下到了北京，进入北京十二中读书，抗美援朝一开始，他就鼓励二弟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两次报名参加“军干校，”，最后被录取。二弟到了军校，学习优秀，毕业后，来到云南某部给一位政委当了秘书，最后转业到了北京工业局。当时三弟郭景茂正在孟旧窝村小学读书，家里人也正在为他的学习费用犯愁呢。
“亚娴，那可就苦了你了。你要知道，我们家是穷得很呢。二弟先前在北京你就没少费心，三弟要来北京读书，你的负担不就更重了？”
“得了吧，你心里想的什么，我能不清楚？”她笑了笑，说，“我说出来，总比你闷在肚子里强。”
“那我就把三弟接到咱家来？”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去吧。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她笑了笑，说，“你这个人啊，想得太多，都是一家人嘛，还客气啥？”
“就这样，我就请了两天假兴冲冲地赶回宁河老家，把三弟接了出来。”郭景兴对我说，“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啊，就甭提有多开心了。”
28 两个人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
2013年6月2日那天早晨，在宁河江石沽村旁的蓟运河大堤上，我与刚从北京赶过来看望大哥的郭老三弟散步，郭景茂指着村边的水塘说：“那是1953年夏天，我光着小脚丫正在这附近的河沟里摸螃蟹，哥哥走了过来，拉着我的手说跟他去北京上学。当时，我只念了几年书，什么也不懂，还有些胆怯的样子。但北京有天安门，有高楼大厦，还是吸引了我，我当天就跟着大哥去宁河办了户口迁移，当年在北京没考上初中，第二年在哥哥嫂子帮助补习后，考上了北京的十二中。后来，我还考上了北京体育学院，当时本来可以申请助学金的，我却多了一句嘴，大言不惭地说我哥哥在北京能抚养我，结果那几年一直是大哥给我掏生活费，其实他当时也很困难，现在一想起来我就有些愧疚。后来，我毕业当了国家游泳队的教练，当了大学体育教师。我很感激大哥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也感谢大嫂的养育之恩。我们哥几个和小妹都是大哥一手抚养大的，长兄如父，我们都非常敬重他。”
几年后，郭景兴又在妻子的帮助下，把父母和妹妹从老家接到了北京。先是在离家不远处给老人租了房子，后来又把老人接到了身边。郭景兴夫妇后来的三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都是老两口帮助带大的。老人回忆说：“我和亚娴都整天忙于工作，还多亏二老帮了我俩的大忙。我母亲对亚娴最满意了，对我说过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儿媳妇。婆媳这么多年从来就没红过脸。我母亲和我在一起过得日子最久，每天都乐乐呵呵的。我妹夫夸我母亲心胸大，开玩笑说老人家要有文化可以当总理。”
说到妻子，郭景兴充满感情地说：“我眼里的亚娴也是天底下最好的贤内助。她是那么善解人意，尽管家里人都反对我们的婚姻，不愿意‘公主下嫁’，可她还是坚决地嫁给了我这个穷小子，尤其是在我人生走入低谷时，她丝毫也不改初衷。我们恋爱时，谈得都很投机，我会为她吹笛子，我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她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后来做了丰台三中的副校长，丰台区成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离休后又帮我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我四出奔走采访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兵，直到几年前她病逝，我们俩一直都相濡以沫，互相搀扶着走过了人生之路。我现在就在想：当年她要南下，父亲阻挠，她让步了；之后她要和我结婚，父亲又阻挠，她却抗争了。这也许就是我们俩一生的缘分。”
我在采访郭景兴时，老人还披露了他短暂的艺术生涯：“我的爷爷是民间歌手，还会做笙，我的父亲笙吹得也特好。他们的艺术细胞也遗传给了我。小时候，家乡一到春节就办高跷会，我父亲吹打弹拉样样精通，我也跟在后面凑个热闹。所以，解放后我就成了学校和教育局的文艺骨干。大小演出总少不了我登台亮相。那年，中央要成立军委文工团，因为我笙吹得好，市教育局就推荐我去，我一考就考上了，但最后我却没有去。原因是，当时我二弟景隆参了军，虽说不用我接济了，但三弟景茂还在十二中上学，穿衣我要管，零花钱我也要管，我一走，就是供给制，没了工资，谁来供养他？”
郭景兴器乐演奏的天赋很快就展露了出来。他可以用一个笛子吹七个调，中央民族乐团当时组建一个业余乐队，郭景兴也一考就考上了，团长对他挺赏识的，重要演出都想着让他出场。他们业余乐队的赵春亭后来成为了中央民族乐团独奏演员，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他擅长吹奏“箫音”，演奏的《小放牛》等八首乐曲录成唱片，广为流传。他们平时在单位上班，有时会到外边演出，往往一到夏天就去了中央音乐堂。业余乐队的演奏占了中央民族乐团的一定比例，其中大笛子、小笛子都是由郭景兴来领衔演奏。他们有时也和相声界的郭全宝、刘宝瑞等名角联袂演出。中央乐团当时也注意到了这个业余乐队的演出，有意识从中发现一些人才招收进来。有一次，中央乐团的领导看中了郭景兴的演奏技巧，对他很感兴趣，想吸收他去团里当专业演奏员。郭景兴当时也满心想随着中央乐团去周游世界，但一了解，他的工资比他们团长还高，而他当时家庭生活压力也很大，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有一次，乐队要到北京饭店去给周总理演出做伴奏，郭景兴当时还在十二中，为了演奏好，他每个周日他都要骑车去鼓楼排练要演奏的乐曲，最后他终于给周总理演奏了笛子独奏曲，他心里兴奋了好几天。
熟悉郭景兴的人都知道，老郭走到哪儿都要办一个乐队，后来去了黄土岗中学，也办了个乐队。“我四十岁以前喜欢音乐，之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家搬进了楼房，怕影响人家的生活，我从此就没再练演奏了，转而继续攻书法。不过，到了节假日，我们全家人还要凑到一块，办个家庭小型音乐会。我妹妹歌唱得好，我二弟快板说得好，我二儿子十四岁当兵，是文艺兵，我大儿子吹笛子、吹小号，在内蒙巴林右旗下乡时是农垦兵团宣传队员。有一年我们家自办了一场春节家庭音乐会。有人吹笛子，有人吹笙，有人唱歌，很是热闹的。”郭景兴中间接了一个电话，回来又接着说，“前些年，我到香港去，认识了一个朋友陈洪雁。他是香港乐团首席笛子，后来他到北京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我们全家都去了。他还专程到来了我家，交流了吹笛子心得，连他出的光盘名字都是我来题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