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处处为小人陷害的同时，还在尽心尽力地为国分忧，兢兢业业地为朝廷与国家工作，并不因为陷入党争而颓废下去。这期间，他借助皇太后对他的信任，以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为国家的政治注入了一股强劲的生命力。
苏东坡向皇太后提的第一个建议是广开言路。
他指出，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比如说，唐太宗在位时，允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内。若有人说有事要见皇帝，宫门的守卫人员不许阻拦。苏东坡提醒皇太后，在本朝初年，皇帝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甚至平民亦蒙接待。而今可得见到太后的只不过十几个人，那十数人岂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那十数人是庸碌之辈，或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只报喜不报忧，必然导致皇太后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天下情形岂不糟糕！苏东坡还说，很多官员的上表进言，表章进了皇宫，也就石沉大海了，皇太后根本无从知道。这样天下的大事皇太后就很难了解了。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再者，还有好多事是不能写在纸上见诸文字的。有的事情有时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何况只凭一道表章！
在另一道奏章里他说，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这一个广开言路的建议，无疑是很及时的。当时皇太后深居内宫，而年轻皇帝尚不谙政事，言路阻塞，正是需要疏通言路的时候。
在哲宗元祐元年，苏东坡的另一个建议是废止青苗贷款法。
元祐元年年初，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这种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的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但在苏东坡看来，此种不彻底的措施还难以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于是，他给皇帝上表，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
苏东坡在表文里说：右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售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东坡以自己的亲身所见，对农民所欠青苗款的悲惨情状一一述说，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全予豁免。
过了一个月，青苗贷款法才全予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直到六年后，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方予接受。苏东坡关于废除农民所欠青苗债务的建议，终于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
苏东坡还单枪匹马，从朝廷选拔人才这一关上入手，严格官吏的选拔制度。他提议废除礼部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这是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
朝廷官吏皆来自科举，但是科举制度业已废弛。苏东坡有四五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阅、录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惊。军士对考生呼喊，如对一群新兵。有几个考生被发现挟带作弊而驱出大殿，警卫军士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混乱不堪，军士之恢复秩序，犹如平定暴乱，其蛮横无礼，是对士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两个军士斥退。
在苏东坡时代，任人唯亲之风特别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每次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这样免除考试而得官的人就很多，许多平庸无能之徒混进了官场。苏东坡说：“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坛，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或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
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为此，他向太后密奏多次。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勿转交予中书省。从奏章中，可见苏东坡的建言所存的救国之心是非常深厚的。
苏东坡还提出应该严惩朝廷官官相护的恶习，要重视民情，保护人民的利益。
比如说，西北番族入寇，几乎有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专使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而专使更把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官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而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
另外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童政剿平盗匪无功，竟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还有温果杀害百姓十九人，仅仅记一小过，便算了事。另外有一个小军官，打算报称杀贼立功，竟闯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调查时，那个军官辩称在交战之时，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误杀。
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苏东坡对这些事，实在不能默尔而息。
最难得的是苏东坡还建议太后，必须警惕新党之小人的复辟。这反映了他的政治眼光。王安石的余党暂时失势，都在偏远的外地为官，竟想卷土重来。那些魁首如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已遭罢黜，但是他们的好多朋党还都在京为官。为了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书院教师周穗试上一表，提请将王安石的灵牌安置在太庙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祖。如果太后准其所请，那些阴谋小人就可以看做是个分明的信号，又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
苏东坡看出他们如此试探的企图，立即对这些唯功名利禄是求的投机分子大施挞伐。他举出他们十六个人的名字，责骂他们是机虱、蝇蛆、佞奸小人、国之巨蠹。这一次他对王安石不再婉转其词，而几乎公然以诈伪骗子称之。他向皇太后说，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有一人尚在，这些鼠辈决不敢露面。他说，如果对这些阴谋小人不予以当头棒喝，则吕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愁不复哉！后来这些被贬斥的新党人物果然得势卷土重来，大肆打击元祐党人，导致了国家政治的灾难。可见苏东坡的担忧是有很强的预见性的，并非凭空而发。
苏东坡以浓烈的名士本色，提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以及朝中的奸佞小人，但同时也博得了太后的赏识和支持，获得了政治上的空前成功，这是他一生政治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候。
总之，苏东坡在遭受党人四面围攻的时候，依然关心国事，为国分忧，建言献策，所建之言，都针对性强，异常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