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滨自从给社上放牛以后,倒也落得个清静。晚饭后,最多也就是到二哥和妹妹家聊聊天,妹夫家原来是大户人家,现如今拖着残腿的妹夫如何支撑这个家?前些日子被城里的妹妹把全家都接走了,那两间房子交给了公家。公家在那里办了一个供销社。这样一来家滨更很少到别人家串门了,整天很少和外面的人接触,也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为村上的乡亲们写写对联,平时为盖房的人家写一条上梁的横幅,谁让他是查家村的识字人哪。总之,他和村上的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所以也就少了几分提心吊胆。前几年,红铃为他生了个女儿,取名叫秀,孩子很乖,家滨喜欢得要命,三四岁就开始和他一起去甸子上放牛。开始家滨怕甸子上的蚊蝇叮咬着孩子,就手里拿了几棵蒿草为女儿哄赶蚊蝇。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甸子上的蚊蝇根本就不叮咬女儿,好多次,他发现几只蚊子在秀的身旁转悠一会就踉踉跄跄地飞走了。这时家滨才领悟到,女儿真的能驱赶蚊蝇。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媳妇红铃,红铃抱着女儿亲了又亲,她说女儿身上有一股香味,蚊虫都怕她,说他们的女儿有福,有神灵在保护她。打这以后,他们就把女儿的名上加了个香字,叫香秀。香秀眼下已经六七岁了,还是经常和爸爸到甸子上去放牛。这一天傍晚,夕阳已经落山了,但天边还是火红火红的,家滨爷俩放牛回来,香秀坐在一头老黄牛的牛背上,在夕阳的映衬下,香秀变成了一张镶嵌着金边的剪影,她那头上毛茸茸的头发也变成了黄色,她的身影在牛背上随着黄牛的摇摆而左右晃动着。当牛群来到村口时,在那棵老榆树下站着一个外乡人,他的衣杉褴褛,头发蓬乱,单肩上背着一个脏兮兮的行李包。家滨看不清那个人,就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谁呀,在那儿干啥哪?”
香秀在牛背上认认真真地说:
“不是我们这儿的,我不认识他。”
说话,牛群来到了那个人跟前,家滨上下地看了这个人几眼,刚想问问他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还没等家滨说话,这个人倒呲着牙先说话了:
“这不是家滨哥,不认识我了?”
家滨被叫得一愣,忙停下脚步,仔细地看着这个人,见这个人清瘦的脸上,落了一层的灰,乱蓬蓬的头发,两鬓已经白了一半,一身的灰布衣褂,已好久没有浆洗过,脚下趿拉着一双布鞋。家滨眯缝着眼看了半天没有吭声。那人笑眯眯地冲着家滨又说:
“是我呀,家滨哥,我是你家的伙计,我叫刘炮……”
家滨听到这儿,呼的一下想了起来,忙走近一步看了一眼这个人的左眉下,一道寸八长的疤痕证明了他说的话,家滨疑惑地问:
“你被放出来了?”
“是,刚出来,你看,这是监狱里给我的证明。”
说着,刘炮头拿出一张纸给家滨看,家滨没有接,只是斜眼扫了一眼:
“你被安置在查家了?”
“是,那我还能去哪呀。”
家滨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刘炮头点头哈腰地陪着笑,家滨往村西指了指:
“那你去西头周支书家说一声,看他把你放在哪儿?”
“周支书是谁?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他是当兵的,转业后到这儿的。现在是我们村的一把手。”
说完,家滨头也没回地走了。香秀还在牛背上回头看着这个人,他疑惑地问:
“爸爸,这个人是谁呀?你怎么认识他呀?他脸上有一个大伤疤,好吓人哪。”
家滨没有看香秀,脑海里想着以前的事,随口答到:
“他以前是咱村的人,干过坏事,现在学好了,就又回来了。”
家滨把牛赶进了牛棚,拴好后,背着香秀回到了家,红铃已把饭菜做好摆在了炕上,新煮的一盆餷子粥,用冰凉的井水拔过了,一盘黄澄澄的大酱,散发着酱香,桌头的柳条笸箩里装着一下子新鲜的青菜,有小葱、小白菜等。红铃看见家滨和女儿一进院,就拿了铜盆,在房门后的水缸里舀了一瓢水,放到院里的木凳上,把一条手巾放在盆里,上去抱过女儿亲了一下:
“叫你爸洗手,咱们好吃饭,哎呦,我这宝贝闺女的手也全是土,来和爸爸一起洗。”
家滨脱下外面的白布褂,低头洗了几把,拧干了手巾边擦边和红铃说:
“哎,他妈,今天你说我看到谁了?”
红铃边给孩子洗手,边应着:
“谁呀?”
“那个被政府抓起来的刘炮头。”
红铃听到这里一愣,水盆里的手停了下来,心有余悸地说:
“他怎么回来了?他可是一个生祸的根子。”
“我看没那么邪乎吧,解放十多年了,现如今是新社会,他也在笆篱子里呆了这么多年了,还不改改,我看他满脑袋也全都是白头发了。”
“我看哪,是狗改不了吃屎,不一定还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哪。”
红铃说完,接过家滨递过来的手巾给女儿擦手,全家人开始吃饭。
这时,家川从窗前过来,家滨忙打招呼:
“二哥,吃了吗?快屋里坐吧。”
家川拉门进来,嘴里说:
“大周去公社里开会去了,今儿收工早,我吃过了。”
说着,他走到了炕前。红铃端碗下了地,指着炕说:
“二哥,你坐这儿,我把烟笸箩给你拿来。”
还没等红铃动手,香秀跑到炕梢,捧起了烟笸箩:
“我给我二大爷拿。”
家川高兴地摸了摸香秀的头:
“秀,吃饭去吧,二大爷自己来。”
说完,家川卷起烟来。家川把卷好的纸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两口,冲着正吃饭的家滨两口子说:
“你们说这是咋的了,我看哪,好像又要来啥运动了似的,前些日子,听钟麟回来说,城里好多地方都乱了,说是造反了,工厂也不生产了,学校也不上课了,你说这能行?”
家滨用筷子扒拉着餷子粥,拿了一棵小葱蘸着大酱,边吃边说:
“我觉得不对劲儿,要那样下去国家不完了?”
家川也有点纳闷地说:
“说的是哪,最近高升两口子可老没回来了,他们厂子的情况不知咋样?”
家滨看了看红铃,没有吭声,红铃接过话来说:
“升儿上次领了一些人,去西面那个厂子搞武斗,还都动了枪了,可他回来,还笑呵呵地对我说,他们取得了伟大胜利。临走时还着急忙慌地对我说,最近就不回来了,说他现在是厂里造反团里的头儿,可忙了,听说他们厂里也乱得够呛,说他们厂长是叛徒、特务,已经给抓起来了,大夏天的,他们还在那个老头的背上蒙上棉被,在上面打扑克……”
家滨鼻子哼了一声:
“不务正业。”
红铃扭头看了一眼家滨,又接着说:
“我这么一听可吓坏了,造反那要是在过去,那不是掉脑袋的事儿?他听了就笑我,说,妈,你放心,如今这造反是上面号召的,他说这乱是好事,可以暴露阶级敌人,还可以锻炼革命同志,还说了好些子话,我也听不懂。你看,他现在还真的就造出点名堂,现在已经到……到省里什么衙门去了。”
家滨补充说:
“现在已经到省里当委员了。”
家川已忘了吸烟,瞪着眼珠看着家滨说:
“当啥委员了?”
家滨想了想,含糊地说:
“是什么群众工作委员会委员。还不是借着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为名,把省级机关的四五百干部都弄到柳河办农场去了,叫五七干校。省里只留下他们几个人当政掌权。听说这事党中央毛主席还知道了,还作了最新指示,其他省里也都学起了他们,都在山区建起了五七干校。我看哪,这国家真的要大乱了。”
家川抻着脖子听,忽然像是恍然大悟,接了话说:
“怪不得,前些日子我去‘半拉城子’送砖,一些人在街上敲锣打鼓地庆祝,欢呼‘最高指示’发表,我看着就有这条‘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当时我还想呢,这干部都下放劳动了,我们干啥去。咋的,这事是他们搞出来的?那他就到省里去上班了,不在厂子里干活了?”
家滨摇摇头:
“是吧,我也没细问。”
家川吐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说:
“这孩子有出息,从小看着他就活泛,将来准能当大官。”
家滨把碗“嘭”地放在饭桌上,愤愤地说:
“当个屁,我说呀,愿意整人的人没有好下场,当初我要是和日本人一个鼻孔出气,我就是再能跑,也活不到今天。我看呢,还是稳当点儿好。工人不干活干啥?靠歪门邪道,早晚得出事。”
家滨气哼哼地吃完了饭。
家川怕家滨这样说孩子,红铃心里不好受,就数落家滨:
“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你有啥看不惯的。现如今这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强,没有胡子和日本人捣乱,还不就要求个进步啊,上一次,钟麟回来不也说他也要当什么……什么教导主任了,瞧,孩子们不是比我们强啊。”
红铃看出家川怕听到家滨数落孩子自己有啥想法,就笑着边收拾碗筷,边说:
“二哥,家滨说得对,升儿这孩子是有些不安分,每次回来我们两口子都说他,家滨说他是没把他当外人,是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
家川看看红铃,笑笑说:
“那是,那是,都是盼着孩子们好嘛。”
说着在鞋底上掐灭了纸烟。家滨往后一撤,抓起炕上的蒲扇扇着风,他边扇,边和二哥说:
“不说孩子们的事儿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二哥,今天我看到刘炮头被放出来了。”
家川听到这个消息也一惊,他想起了被刘炮头打断了腿的妹夫查舒威,他想到被刘炮头欺负的妹妹紫彤,这个人怎么又回来了,他不由地问了一句:
“他就住在咱们村了?”
家滨点点头:
“他手里有公安给出的信,那大周不得给安排呀。”
哥俩说到这都没了声音,但对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显然是不欢迎的。俩人又唠了一会别的嗑儿,就休息了。
城里乱哄哄的事儿,转眼也到了乡下。大周整天地忙着到乡里开会,回来就召集社员传达,闹得队上的农活没人干了,砖厂也快停工了。大周这个当兵出身的人,喜欢实话实说,开始跟着上面跑,今天召开斗批改现场会,明天又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今天要在村前屋后的大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明天又要在会场上挂上“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到底”的会标。大周忙得不亦乐乎,可到了年底,地全都荒了,连村里人的吃饭都成问题了,好多个孩子多的农户都来社上借粮食,说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大周想不通了,这搞社会主义也得让人们吃上饭不是。于是大周那炮筒子脾气又来了,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从今儿起,这大会小会咱不开了,社员下地,砖厂开工。就这句话,没有几日就传到了来村的工作组耳朵里,工作组的郝同志找大周谈话,大周就和他喊,郝同志问:
“社会主义好不好?”
他说:
“社会主义好,就是吃不饱。”
工作组的郝同志指着大周的脑门说:
“周书记,这样下去你会犯错误的。”
大周理直气壮地说:
“要是在我们村饿死人,我会犯更大的错误。”
说完,他一甩手走了,把工作组的郝同志晾在了屋里。
他来到了热火朝天的砖厂,社员们管这里叫窑地,是和泥、脱坯、烧砖的地方,前几年,是人工脱坯,效率极低,大周当了支书后,买了制坯机,效率一下提高了几十倍,村里的强壮劳力也都在这里。大周刚到取土的山根下,负责推土的家川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
“大周,水池里的水又没了,湿土已经没有了,现在有些窝工了,你快去看看吧。”
大周几步走到水池边,水池已见了底。大周顺着流水槽大步流星来到了水井边,这口井是前几年由上面来人说是贯彻什么精神时修的一口机井,井很深,有一次社上的一匹小马驹到井边喝水,失足跌了下去淹死了。这口井的井帮儿是用碗口粗的白桦木做的井套,井台是用大块青石板修砌的,到井口是两级台阶,以免牲口掉下去,在井旁还修了一个小砖房,原准备装配电柜和水泵用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停工了。大周当了支书后,为了解决窑地的用水,就在这口井的上面加了个辘轳,修了一趟水槽到窑地的水池中,只要有人把水打上来倒在水槽里,水就会流到远处的水池中,供前面的窑地用。前一阵子刘炮头回来,拿着公安局的介绍信,要在村里落户,大周就想起了这个废弃了的旧井房,一来解决了刘炮头的居住问题,二来打水也正好缺了个人手。于是,刘炮头就住进了这个井房,每天为窑地打水。但刘炮头这个人,天生的懒惰,这么多年仍没改变这个毛病,经常的偷懒睡觉,闹得窑地上是经常断水窝工,大周已狠狠地说过他很多次了,可还是不改。今天,大周满肚子气地来到机井旁,井台上没有人,两只木桶横七竖八的扔在石板上,石板上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滚烫,一滴水迹也没有,看来已是很长时间没打水了。大周推门进了井房,井房后面的小窗子开着,土炕上躺着刘炮头,他光着膀子,脸上遮着一把没了边的破蒲扇,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大周抓住刘炮头脸上的破蒲扇,照着他的脸上“啪啪”地拍了两下,刘炮头“呼”地从土炕上坐了起来,揉了一下惺忪的眼睛,一看是大周就满脸堆笑地边下地边对着大周说:
“周书记,你看我,又睡过了。”
大周气哼哼地看着他:
“你到外面看看,全窑地的人就等着你。你是少爷呀,你一天吊儿郎当的,想不想干,不想干,你给我滚,我这不缺你这头烂蒜!过去的事儿,在我这儿,没瞧不起你,对吧,可你现在这德行,我不想再看到。”
刘炮头用一只脚在地上划拉着鞋,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周,笑嘻嘻地点头说:
“书记,你别生气,我这就出去,马上干活,马上干活。”
刘炮头趿拉着鞋跑出小屋,归置了一下两只木桶开始打水,大周面无表情地走出井房小屋:
“今天扣你四个工分。”
说完,他向窑地走去。刘炮头看着大周走远的身影,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吐沫:
“呸,神气个屁!”
家川在窑地推了一天的土,感觉到浑身酸疼,进屋先舀了一瓢凉水,“咚咚”地喝了个痛快,一屁股坐在灶坑旁的小凳上。妻童氏也从外面进来,看了一眼家川:
“他爸,你先进屋歇吧,我做饭。”
“你不是也倒了一天的坯子吗?我来给你烧火。”
说完,家川起身到外面抱了一抱玉米秸,坐在小凳上点起了火,卷了一支纸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童氏麻利地做着饭菜。
天已经蒙蒙黑了,家川和妻也刚好做好了饭菜,还没等吃饭,外面匆匆地进来一个人,吓了家川和童氏一跳,定睛一看,是自己的儿子钟麟抱着小孙子余聪进来了,俩人看见钟麟后是又高兴又吃惊,他们不知道儿子为啥这个时候会来,童氏忙下地,从钟麟怀里接过孩子疑惑地看着他,家川不解地问:
“咋这时候来了,出啥事儿了?”
钟麟掏出手绢擦了一把汗,轻描淡写地说:
“我这儿没啥事,但城里这些日子很乱,有些工厂已开始了武斗,还有的兵工厂动用了坦克和大炮,我们学校也已经停课了,说是要停课闹革命。我想近些日子我可能要忙一些,晚上也不一定能回家,我想把聪聪放乡下住一段时间,等城里事态好一些时再接回去。”
聪聪一听要把自己放到这儿,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撇扯着嘴竟然要哭,钟麟忙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套孩子的新衣服,是一套小军装,领口还钉着两枚火红的领章,他冲着聪聪哄着说:
“聪聪,好孩子不哭,爸爸有事,你在奶奶这儿住些日子,爸爸有时间来看你。看,这是爸爸给你买的解放军衣服,你不是最喜欢解放军了吗?爸爸还给你买了一只枪,喜欢吗?聪聪。”
说完,钟麟又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小木枪,递给聪聪。聪聪破涕为笑,紧紧地抱住衣服和小木枪,笑盈盈的小脸上还挂着晶莹的泪花。
童氏听说城里很乱,就有些为儿子担心,眉头紧锁着看着钟麟,可当听说要把孙子聪聪放到她这儿,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乐呵呵地说:
“好好,我在家里闲着也没事,我看我的大孙子。”
说着,她亲了亲余聪那白嫩的小脸儿,孩子非常的懂事,紧紧地抱住奶奶的脖子,小声的对奶奶说:
“奶奶,奶奶,我可想你了。”
奶奶听到这里,更是喜欢得不得了,抱着孩子到炕上玩儿去了。家川看了一眼妻和孙子,拉了一把钟麟的手说:
“走,到你三叔那儿看一眼。”
说完,家川和钟麟就走出屋,他俩一路走,家川就问:
“钟麟,是不是你自己摊上啥事儿了,要不然你这么晚了咋能来这儿?”
“爸,我是有点麻烦事儿,没敢当着我妈的面儿说,我被停职了。”
“前几次回来不是还挺好的吗,不还说要提拔你当教导主任吗,咋就这几天就变了哪,这是因为啥呀?”
“上个月,我带几个我的学生到家里补课,时间晚了,我就留他们在家吃饭。这时,天下起了大雨,我的房本来就有点漏雨,再加上那天的风又大,结果屋里是漏得一塌糊涂,学生们就帮我用盆在屋里接水,等外面的雨不下了,屋里还在滴答,我看着满屋的盆碗,看着早已凉了的饭菜,就对学生们说,屋漏又逢下雨天,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万没想到,就这句话惹了祸,前几天有个学生到校革委会告我,说我对社会主义不满,是现行反革命,学校就几次开批斗会斗我,说还要给我办学习班,晚上就不许我回家了。”
说到这,钟麟停住不讲了,家川听得不知所措,这时,俩人已经来到家滨的门前。家川“咯吱”一声推开家滨的门,催促着钟麟快进来,嘴里嘟囔着:
“这世道是怎么了,我觉得这孩子说的没错呀,怎么就犯错误了呢,快来和你三叔合计合计。”
家滨正躺在炕梢摇着蒲扇看房顶,红铃在给香秀剪着纸人,听到二哥的声音,家滨一骨碌爬起来,接着二哥的话问:
“二哥要和我合计啥呀?哎,钟麟咋也回来了,快屋里坐。”
钟麟忙与家滨和红铃打招呼:
“三叔三婶好。”
几个人都坐到了炕上,红铃拿了烟笸箩递给家川:
“二哥,你卷烟。”
家川接了烟笸箩,一边卷着烟,一边冲着家滨说:
“家滨,现如今城里这事儿我咋就想不通了,钟麟就说了一句下雨屋漏的话儿,就说是反革命,你说这还讲不讲理了?”
家滨好像并没有太吃惊,只是看了看钟麟: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几次坎儿,关键是要挺住,你爸、三叔不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这世道,我觉得也不对劲儿,黑白颠倒、好坏不分哪,你看这老实巴交读书的,却出事了,而那横踢马槽的却过得挺好,过得挺风光。听说前几天他还到什么地方把个书记给揪出来了,这还有没有个王法。”
说到这儿,他斜眼看了一眼红铃, 红铃装做没看见,没有理他,继续领着香秀剪纸人。钟麟也知道三叔是在说高升,三叔这个人,脾气很直,他原本对三婶儿带的孩子高升是很疼爱的,生怕邻里乡亲说闲话,可自从知道了高升抢了钟麟的媳妇,他就看不惯高升那股劲儿。自从高升当了造反团的头儿,他更是觉得高升不务正业,话里话外总是透着些对高升的不满,钟麟忙接过话来:
“三叔三婶儿,我还给你俩带来一个好消息,你看这是啥?”
说着钟麟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报纸,他打开平摊在三叔面前,指着一行大字念:
“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增补高升等十二人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钟麟高声的念着,家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把抢过报纸,仔细地看着那行大字,确实是高升当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红铃听钟麟念完,她不知儿子这是当的什么官儿,就问:
“他当的这是个啥官儿呀?”
家滨看了一眼红铃,把手中的报纸在红铃的眼前抖了抖说:
“他这官儿可当大了,就是过去的副省长。”
红铃不知副省长是个啥,但他知道儿子有出息了,她冲着家滨乐呵呵地说:
“这孩子我从小就看得出,不是一般的孩子,一定会有出息。”
家滨看了看红铃那笑盈盈的脸,又看了看手中那张白纸黑字的报纸,无奈地摇了摇头:
“哎,这都是命啊。”
家川听说高升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忙从家滨手里接过报纸,想仔细地看一看,他拿起报纸,认真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被下面的一幅照片给吸引了,照片上是一个人脖子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大牌子在那撅着,旁边是一帮穿着黄色军装,戴着军帽,腰扎武装带的年轻人,他们似乎在喊着口号,家川看了一下牌子,上面用黑色的笔写着王新华三个字,再看照片下面的小字写的是:
革命造反团的小将们,今天冲进走资派的老窝市委办公大楼,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子市委副书记王新华揪出进行批斗,在北方大厦广场召开批斗大会,会后造反团的小将们将王新华推上了汽车,在大街上进行了游斗。
家川觉得“王新华”这个名字好像很熟,但一时想不起来,他就把报纸向家滨眼前推了推说:
“家滨,这个市委副书记叫王新华,我觉得怎么这么耳熟哪,你看看。”
家滨听到王新华这个名字一愣:
“震满洲不是叫王新华吗?难道是他?”
家滨转身趴在报纸上仔细地看,由于报上的王新华是弯着腰,头顶冲着外面,看不清面目,家滨摇摇头:
“不见得起是他,要真的是他,那可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