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纲在北宋的声望，高宗在即位之初，就急于召回李纲，希望借助李纲的名望，为新朝廷凝聚人气。吕颐浩的任相，是在他挽救了高宗、挽救了新生政权之后，因高宗的奖赏之举。赵鼎则是在南宋政权逐渐安定下来之后，高宗赏识其执政能力而任相的。他们的任相，折射出南宋政权由动荡到安定的过程。他们与高宗的关系，都经历了由良好到恶化的过程。在高宗与三位宰相关系良好时，南宋政局向良性态势发展；当高宗与三位宰相关系恶化时，南宋政局不稳，甚至动荡不安，影响了南宋的政治走向。南宋政局一反一复，是南宋初年一个明显的政治特点，这与高宗与三宰相的关系有极大的关系。李纲去位后，南宋政权不得不放弃中原。吕颐浩和赵鼎去位后政局出现的变化，使高宗不得不再次起用他们，以希冀吕颐浩、赵鼎能够力挽狂澜。赵鼎的最终去位，南宋则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高宗与三位宰相的关系，折射出了南宋初年政局的跌宕变化。一、李纲与高宗的关系
1．李纲为相期间与高宗的关系开封城破之前，有旨命李纲领开封府事。李纲受命回朝。此时还是康王的赵构，听说李纲即将还朝，立即恢复了李纲的旧职，并且贻书李纲：“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想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乙丑条。从这封书信可知，赵构对李纲期望颇高。正如《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所载：“读此书，则高宗属意于纲久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高宗皇帝一》。而据《李纲全集》记载：赵构曾经向钦宗推荐李纲为相，“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李纲）不可”《李纲全集》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由此可见，高宗欣赏李纲的名气才干已经很久了。高宗即位，选相成为首要的政治难题。黄潜善、汪伯彦本是高宗未即位前元帅府的旧臣，高宗即位后，新擢为执政，然而，高宗明白他们“人望未孚”《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之上，起建炎元年五月庚寅尽其月。，因此属意于主战的李纲，希望李纲能够力挽狂澜。但是高宗的意见也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御史中丞颜歧认为李纲“金人所不喜，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但是此时高宗下定决心起用李纲，驳斥颜歧：“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辛丑条。高宗以此平定了朝中反对李纲入相的议论。五月五日，刚即位五天的高宗便授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当时右谏议大夫范宗尹更是连上三章，提出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条。，高宗也不予理会，立即诏李纲赴阙。李纲接到诏书后立即赴阙，高宗“闻纲且至，命徽猷阁学士董耘往劳，又命执政燕纲于金果园”《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高宗皇帝一》。。可见高宗对李纲的恩宠。李纲力辞相位，高宗也安慰良久。李纲于六月一日赴阙上任。第二日，李纲便上书十事——《议国是》、《议巡幸》、《议赦令》、《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政本》、《议责成》、《议修德》，基本提出了南宋政局的发展走向。六月六日，高宗又令李纲兼御营使，掌管军事。此时李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李纲认为自己上书的十件政务事中，“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处分”《三朝北盟会编》卷105《三日辛酉李纲奏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僚乞早降处分》。。而高宗“除了《议僭逆》、《议伪命》二章不下外，其余付中书遵守”《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高宗皇帝一》。。如高宗下令“留守司修治京城，只备车驾还阙，欵谒宗庙，诏永兴军、襄阳、江宁府增葺城池，量修宫室，官府以备巡幸”《李纲全集》（下册）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这一期间，大体而言，高宗基本上听从李纲的政见，然而，君臣之间在如何处置张邦昌和受伪命大臣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李纲认为：张邦昌僭逆皇位，是“臣子之极恶……为天下所共愤怒者哉”，必须“察其罪恶，特正典刑”，才能“慰四方忠臣义士之心”，以此“垂万世乱臣贼子之戒”。《李纲全集》（中册）卷58《议僭逆》。而高宗则考虑到当时朝中许多大臣的意见，认为“执政中有与卿论不同者，少迟议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壬戌。。而李纲提出与有异议的大臣廷辩。高宗招集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等与李纲廷辩，结果连汪伯彦都感叹：“李纲气直，臣等不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壬戌。显然，还是李纲的意见占了上风，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李纲之意处死张邦昌，但高宗还是贬谪张邦昌为昭化军节度副使，远窜至潭州安置。对于受伪命的大臣，李纲也予以了惩处。针对当时与金在河北的战事，李纲提出“河北路置招抚司，河东路置经制司”《李纲全集》（中册）卷61《奏议》，《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抚司河东路置经制司札子》，第654页。，并且推荐张所、傅亮经营；推荐宗泽为东京留守；他亲自策划防务，于沿河沿江沿淮置帅府要郡，严整军政，号令严明。非但如此，李纲又提出募兵、买马、募民出财以助兵费等措施以解决宋军战场上补给的困难。对于李纲的这一系列措施，朝臣中有许多大臣反对，例如侍御史胡舜陟“论宰相李纲之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壬寅。，而高宗对此不予理会，并且罢免了胡舜陟，让他出守知庐州。在李纲积极备战、整顿朝政的影响下，高宗也意气风发，提出“金人秋高气寒再来入寇，朕将亲督六军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宋史全文》卷16上《宋高宗一》。高宗雄心百倍，准备与金军一决雌雄。然而，好景不长，君臣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裂痕，焦点就在于新建朝廷巡幸之地的选择。按照李纲之意，“秋末幸南阳”，以示不放弃中原之志；而黄潜善、汪伯彦提出巡幸东南以此避敌。高宗先是同意李纲的意见，后来考虑朝中大臣的观点，改变了主意，倾向于黄潜善、汪伯彦的意见。君臣关系以此为分水岭，至此，“纲所建白，上多不从”《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高宗皇帝二》。李纲也发现了高宗对自己态度有所转变，“所进机务，多未降出”，李纲认为：“此必有间臣者，因极论君子小人不可并立之理，且言疑则当勿用，用则当勿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高宗皇帝二》。高宗虽然对李纲安慰一番，然而“数日遂有并相之命”《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高宗皇帝二》。。建炎元年（1127）八月五日，除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黄潜善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对于李纲而言，这次除职与其说是升职，倒不如说是黄潜善与李纲分权的开始。新上任的黄潜善开始破坏李纲的措施。在黄潜善的授意下，京师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破坏河北招抚使张所在北京的招抚活动，李纲与黄潜善矛盾激化。此时高宗显然已不再支持李纲。建炎元年（1127）八月十八日，李纲罢相，提举临安府洞宵宫。其为相时间仅维持了七十五天。李纲的罢相引起太学生的震动，建炎元年（1127）八月二十五日，太学生陈东、欧阳澈等人率太学生伏阙，要求高宗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留任李纲。高宗对这次挑战皇权的行动非常震惊，在黄潜善、汪伯彦的挑动下，高宗于二十六日处决了陈东、欧阳澈。李纲也退居常州。对于李纲，高宗起初是寄予很大希望的。李纲入相之初所提出的政事，高宗也基本同意并且采纳。然而，在如何处置张邦昌问题上，君臣政见发生分歧，虽然最终并没有完全按照李纲的意见执行，但还是处置了张邦昌。而在巡幸问题上，君臣矛盾却不可调和，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对金的态度问题，是战还是退？是固守中原还是放弃中原？高宗最终选择放弃中原的同时，也就抛弃了李纲。南宋政权也转移至东南，开始了维持半壁江山的历史时期。
2．李纲罢相后与高宗的关系在臣僚的弹劾下，李纲于建炎元年（1127）九月落职鄂州居住。建炎三年（1129），高宗巡幸杭州，大赦天下，然而高宗却“惟李纲不赦”《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2《宋高宗二》。。可见高宗对李纲及陈东伏阙事件的憎恨。建炎三年（1129）八月，此时金人入侵，朝臣中又有重新起用李纲的声音，而高宗却对宰执说：“士大夫间有言李纲可复用者，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至误国，故不复用。”《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0，起建炎三年七月尽九月。高宗甚至认为，“二圣朝党与之大者，惟蔡京，次即纲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壬寅。。在高宗这样的基调下，虽然曾经也有大臣提出要重新任用李纲，如给事中胡安国于绍兴二年（1132）八月向高宗报告，京城中有人要求重新任用李纲担当京城防务，但高宗“纲以此（言水灾）得时望，然尝为相矣。如纲昔拥重兵，解太原围，与官属只在怀州，相去千余里，卒无成功。纲多掠世俗虚美，以此协比成朋，变白为黑，相附者争称之。朕今畀以方面，于纲任亦不轻”《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2，起陕西二年七月尽九月。。究竟是什么使得高宗如此厌恶李纲、不再重用李纲呢？绍兴初年为相的吕颐浩揭示出了答案“靖康伏阙，纲之党鼓唱，乃至杀近侍莫能止”，并且提出“此风不可再也”《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2，起陕西二年七月尽九月。。虽然吕颐浩并没有直接提出建炎元年陈东的伏阙事件，实际上，李纲遭到高宗怨恨的正是此事件，高宗绝对不能容忍宰相在民间拥有如此之高的声望，以至于对皇权构成极大的威胁。绍兴三年（1133），又发生了一次伏阙事件，“（绍兴三年九月）乙丑，江阴军进士李韬、苏白伏阙上书，论时事。御笔押归本贯，翌日辅臣进呈”。高宗对此事的反映是“所言皆细务可行，非有诋讦之语，顾不当伏阙耳！此风皆李纲辈启之，卒成变乱，不可不惩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乙丑。
。高宗害怕与担忧的正是伏阙带来的变乱会影响他统治的稳定。而李纲却带来了不稳定的隐患，因此，高宗不会再重新起用李纲。绍兴二年（1132）二月，李纲被任命为荆湖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主要平定地方叛乱，于同年十二月被罢。绍兴五年（1135）闰二月，知温州，十月，任命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治理江西政务。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尚书省言……江西制置大使李纲，抚存饥馑，招集流亡，甚称朝廷委寄之意，并赐诏书奖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丁未。。李纲在江西的政绩得到高宗的认可。而李纲在江西的行政作为，受到许多官员的质疑，绍兴七年（1137）闰十月，“侍御史石公揆言：‘纲妄自尊大，恣为苛扰。初，张浚谪居于福，纲与之交欢，意其复用，以为已援。近乃移书痛诋，传至行在，欲以取誉，复冀相位。继知已用赵鼎，其意大沮，又称感时忧愤成疾，闻者笑之。’又殿中侍御史金安节、左右正言辛次膺、李谊亦论纲违法虐民，毒流一路，乙酉，诏纲提举洞霄宫。既而公揆等再论，乞镌聀”《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42，绍兴七年十月尽十二月。。而高宗认为“前宰执朕所体貌，已罢帅足矣”《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42，绍兴七年十月尽十二月。，因此没有进一步贬谪。高宗贬谪了李纲之后，不再重用李纲，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李纲给南宋政权带来了不稳定的隐患，高宗感到皇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是高宗绝对不能容忍的。有鉴于此，高宗不再重用李纲。二、吕颐浩与高宗的关系高宗于建炎元年（1127）五月即位，六月便诏吕颐浩赴行在，就道差知扬州。高宗在罢免宰相李纲后，不再固守中原，于建炎元年十月巡幸扬州，而吕颐浩在巡幸之前就已经“缮治行宫，分处三省、察院、百司及卫兵营舍，扰不及民而事办”《三朝北盟会编》卷194，引董华为吕颐浩撰写的行状。。对吕颐浩这种行政能力，高宗十分赞赏。建炎二年（1128）二月，吕颐浩为户部尚书兼知扬州。为解决当时南宋面临的巨大的经济压力，吕颐浩和叶梦得提出恢复北宋时期的经制钱，收到一定的成效。同年十一月，吕颐浩除为吏部尚书。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人以轻骑逼犯扬州，高宗没有听从大臣抵抗的建议，仓皇南渡。吕颐浩、张浚联马追随高宗，一路护驾。金人追杀高宗一行，在扬州烧杀抢掠。高宗到镇江府，形势万分危急，如果金人渡江，后果不堪设想，吕颐浩“以首叩地曰‘愿且留此，为江北声援，不然，金人乘势渡江，愈狼狈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癸丑。危急之下，高宗命吕颐浩为资政殿大学士，充江浙制置使兼知镇江府。刘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镇江府，控扼江口。二月，金人北退，高宗移驻江宁府，吕颐浩兼领府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金人刚刚撤退，建炎三年（1129）三月一日，统制官苗傅、刘正彦图谋不轨，逼迫高宗逊位，皇太后垂帘。这次叛乱史称“苗、刘之变”或者“明受之变”。三月十六日，吕颐浩自江宁起兵，首倡勤王，“倡议约诸大将刘光世破之”《三朝北盟会编》卷194，引董华为吕颐浩撰写的行状。。三月二十九日，吕颐浩请高宗复辟，四月一日，高宗复辟。四月六日，高宗除吕颐浩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兼御营使、知枢密院事，吕颐浩一人大权在握。可以说，苗、刘之变，吕颐浩挽救了高宗的皇位，也成就了自己的仕宦生涯。入相后的吕颐浩，开始着手内政建设，以稳定南宋飘摇的政局。然而，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人渡江，王师弗能捍御。继渡浙江，逼行在”。危机时刻，朝臣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共识。此时吕颐浩“忧愤不知所为，乃力献航海为避狄之计”。这个建议一经出台，立即遭到反对，但是大臣们却提不出更好的应对措施。无奈之下，高宗也只能“浩然开纳”《三朝北盟会编》卷194，引董华为吕颐浩撰写的行状。。仓皇之下，吕颐浩竟然提出“从官以下，各从便而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吕颐浩的这个决定引起高宗不快，“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于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从归者多矣”。危难之时，吕颐浩和高宗的这个分歧并没有影响君臣关系，然而，高宗身边的班直反对航海避敌之策，甚至准备刺杀吕颐浩以阻止高宗航海。吕颐浩“冒雨着泥靴弹压之”《三朝北盟会编》卷134《车驾幸明州》。。“班直卫士谋杀颐浩，赖统制官辛永宗收杀其党”《三朝北盟会编》卷194引《林泉野记》的记载。。平定了班直的叛乱，吕颐浩扈从高宗，得以顺利登舟航海。在航海中，虽然吕颐浩也曾“郁郁不乐”《三朝北盟会编》卷136引《遗史》语。，但一直陪伴在高宗身边。等金人退去，四月壬申，车驾幸越州，吕颐浩提出亲征。然而，赵鼎弹劾吕颐浩，连上十数章，吕颐浩主动辞职。高宗对大臣说：“颐浩功臣，兼无误国大罪，与李纲、黄潜善不同，朕当眷遇，始终不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建炎四年四月丙申。在汪藻草制的罢相制词中即说：“国久虚之典，朕为无歉，汝亦有终。于戏！险夷一心，非忠诚孰能至此？”《浮溪集》卷12《内制》，《吕颐浩罢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营使特授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食邑食实封如故任便居住制》。于是被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醴泉观使。但是，吕颐浩与高宗良好的互动关系为吕颐浩再次入相奠定了基础。绍兴元年（1131）九月，离开相位一年多的吕颐浩再度拜相。重新入相的吕颐浩一回中书，立即着手内政建设，首言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辱。与此同时，加大财政改革力度，以解决南宋的财政困难。然而，再度入相的吕颐浩，却与早先除右仆射的秦桧产生了矛盾。秦桧欲倾吕颐浩，把吕颐浩排挤出中书。对于左右二相的矛盾，高宗有所察觉，于是，“（绍兴二年）夏四月诏戒朋党”。接着，高宗便有“颐浩专治军旅，秦桧专理庶务，以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湖诸军，开府镇江”《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3《宋高宗三》。的分工与任命，以此平衡二相之间的权力。绍兴二年（1132）闰四月，高宗对吕颐浩说的一番话似乎别有深意：“卿耆艾有劳，今总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当复亲细务。”高宗把军务大任委付吕颐浩，但是与此同时，也告诫吕颐浩内政之事不得插手。在这样的情况下，吕颐浩只能“皇恐奉诏”《宋史全文》卷18上《宋高宗五》。，与秦桧分理军政和内政。绍兴二年（1132）闰四月，吕颐浩浩浩荡荡地出征伪齐，兵次常州之时，发生了部将赵延寿叛乱事件，于是吕颐浩“称疾不进，寻命傅崧卿主管督府事”《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3《宋高宗三》。，七月便已还朝。无功班师的吕颐浩害怕高宗对其惩戒，然而高宗却没有指责吕颐浩。吕颐浩回朝之后，接受孟庾的建议，立即着手排挤秦桧，为此，他援引朱胜非入朝。而在吕颐浩、秦桧的这场斗争中，高宗明显倾向于吕颐浩，九月，秦桧落职。之后，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吕颐浩并相。排挤出秦桧之后，吕颐浩又着手经济的整顿，实行月桩钱；绍兴二年（1132）九月，采纳张纯的建议，峻更盐法；又设置九路转运使经理各路上供钱物；设置买马司等一系列经济措施。高宗也全力支持。但是，绍兴三年（1133）夏秋大旱，高宗“以为民咨怨而伤和气，谕大臣曰：‘雨不濡土，当务修政事，以感天意，和买未为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监司核实，勿为文具也’”。言语中透露出对吕颐浩某些经济政策的不满。而此时，“台谏交章论颐浩之罪”，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宗“始厌之”《宋史全文》卷18下《宋高宗六》。。面对天灾人怨，吕颐浩也多次引疾求去，高宗虽赐诏曰：“与其去位，曷若同寅协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厌天心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7，绍兴三年七月癸酉。但是，在御史中丞辛炳弹劾吕颐浩不恭不忠十罪之后，高宗于绍兴三年（1133）九月罢免了吕颐浩。罢相后的吕颐浩任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罢相之后不久，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监察御史田如鳌言：‘机事不密则害成，比来未行一事，中外已传，皆由省吏不密所致。’上曰：‘由吕颐浩不知大体，虽鬻食物，人亦纵之入，故事每漏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庚戌。。由是可知，罢相后，高宗还是对吕颐浩颇有怨言。绍兴五年（1135）十月，高宗又拜吕颐浩为荆湖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治理潭州军政事务。十二月十四日，由于在湖南招集流亡有功，高宗赐诏书奖谕。二十三日，除吕颐浩为两浙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临安府。绍兴七年（1137）正月，上奏《边事善后十策》，提出对金关系的原则。绍兴八年（1138），吕颐浩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行宫留守，但是由于自身健康原因，吕颐浩多次提出辞呈。绍兴九年（1139）二月，高宗诏吕颐浩赴行在，吕颐浩力辞不至，但是提出中兴主张。三月，致仕。四月，吕颐浩病逝，追封太师、秦国公，谥号忠穆。吕颐浩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三、赵鼎与高宗的关系高宗即位后，并没有回到开封。建炎元年（1127）七月，赵鼎带领家人南渡，准备投靠新成立的南宋王朝。由于一路艰险，赵鼎寓居在杭州。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兵追高宗至扬州，高宗逃到杭州。由于“百官至者十无一二”《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高宗下令都司、侍从各举荐两人。建炎三年（1129）四月，由于黄槩、张浚的推荐，赵鼎才除行尚书司勋员外郎，正式进入南宋政权。七月，赵鼎拜殿中侍御史，在殿中侍御史任职上，赵鼎处理的两件事深受高宗赞许，一件就是韩世忠与连南夫争官邸事件；另一件就是刘光世部将王德擅杀韩世忠部将陈彦章案件。建炎三年（1129）六月，发生了韩世忠、连南夫争官邸的事件，“时以华藏寺为建康府治，而江浙制置使韩世忠权住蒋山。诏世忠候建康府移保宁宫，即听居华藏寺，缘保宁有先朝房院尚在。守臣显谟阁直学士安陆连南夫未及迁入，而世忠逼其骨肉，狼狈出寺”《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8，起建炎三年四月尽六月。。《宋史全文》也记载了此事：“时建康府寓治保宁僧舍，而江浙制置使韩世忠屯蒋山，逐守臣连南夫，而夺其治寺。”《宋史全文》卷17上《宋高宗三》。而身为殿中侍御史的赵鼎在处理这件事上体现了公允，“南夫缓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闼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为无不可为者矣？愿下诏切责世忠而罢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为两得”。最终降连南夫知桂州，而以汤东野知建康府戍兵。切责韩世忠，对大将的骄横有所抑制。对于赵鼎的处理方式，高宗十分赞许，认为处理结果体现了朝廷的权威，高宗甚至把赵鼎比作唐朝的李勉，“唐肃宗兴灵武，诸军草创，得一李勉，然后知朝廷尊，今朕得卿，无愧昔人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建炎三年七月庚子。。另外一件让高宗欣赏之事，就是赵鼎处理韩世忠部将与刘光世部将的争端。建炎三年（1129）四月，韩世忠部将陈彦章因与刘光世部将王德言语不协起了争端，结果“彦章欲刺德，德手刃杀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8，起建炎三年四月尽六月。。七月，韩世忠诉讼王德擅杀陈彦章。高宗下诏御史台处理，赵鼎的处理结果“摄德下狱，案成，以死刑定断”。但是，由于王德在平定苗、刘之变中功勋卓著，高宗极力回护，想免去王德死罪。对此，赵鼎也据理力争，指出这种做法的危害，“德总兵在外而擅杀不顾，此风一长，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0，起建炎三年七月尽九月。。最终高宗考虑了赵鼎的意见，王德被编制江州。赵鼎的做法，多少也对骄横的大将起到威慑作用，对树立朝廷威信、加强中央权威也有一定的效果。赵鼎在任殿中侍御史之前，中丞范宗尹认为“鼎由司谏迁殿中，非故事”。而高宗却驳斥了范宗尹，“朕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此祖宗旧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三）卷14《建炎四年》。在任殿中侍御史两个月之后，即建炎三年（1129）九月，即除鼎侍御史。又两个月之后，又除御史中丞，升迁的速度相当快。在高宗航海避敌的日子里，赵鼎一直陪伴在高宗身边，是除宰执外，扈从高宗仅有的六名官员中的一员。据《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2记载：御史中丞赵鼎，谏议大夫富直柔，户部侍郎叶份，中书舍人李正民、綦崈礼，太常少卿陈戬，同对于舟中。时扈从泛海者，宰执外惟此六人。这更增加了高宗对他的信任。当建炎四年（1130）金人撤退后，赵鼎弹劾当时的宰相吕颐浩，高宗便采纳了赵鼎的建议，罢免了吕颐浩。从建炎四年（1130）五月，赵鼎被任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御营副使，到十一月罢职期间，他对南宋的兵制进行了革新。这段期间，他基本与高宗维持着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其诸多关于兵制方面的建议，大都被高宗采纳。然而，建炎四年（1130）的一件小事，却引起君臣之间的摩擦。“上欲除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为节度使，鼎以企宗非有军功，持不下，上不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甲辰。由此，高宗罢免了赵鼎。“鼎既免，上欲申前命，参知政事谢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骤命之，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独负谤于天下后世也。’上乃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甲辰。高宗虽然罢免了赵鼎，但是最终并没有能提拔辛企宗。其实，罢免赵鼎还另有原因，此时的赵鼎实力威望都在增强，竟然敢直接与高宗对抗，深感皇权没有受到尊重的高宗，于是不惜罢免赵鼎以维护皇权的尊严。绍兴二年（1132）十月，赵鼎被任命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建康府在赵鼎的治理下，“民既安堵，商贾通行”《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三）卷15《绍兴四年》。。绍兴三年（1133）三月，赵鼎为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由于赵鼎在洪州政绩突出，绍兴四年（1134）三月，高宗诏赵鼎回行在代席益，拜赵鼎为参知政事。在受命前，赵鼎推荐王居正、吕祉、董弅、林季仲、朱震、范同、吕本中等人，接着才走马上任。八月，高宗对赵鼎委以重任，命其为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府处置使。临别之际，高宗嘱咐赵鼎：“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尽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专之可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5《高宗皇帝十五》。面对如此重任，赵鼎则考虑得更加长远，一方面，是如何处理与四川宣抚副使吴玠的关系，因为“今川陕兵柄，皆属吴玠”《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30，引朱胜非《闲居录》语。，因此他对高宗说：“臣今所行，与吴玠为同事，或当节制之耶？”《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30，起绍兴四年七月尽九月。另一方面，赵鼎又考虑到荆襄问题：“荆、襄，四川后门，势须兼领。”《宋名臣言行录》别录，卷4《赵鼎丰国忠简公》。赵鼎提出了这两个方面的顾虑和要求，于是，高宗改除赵鼎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以此消除赵鼎的顾虑。此时的高宗对赵鼎宠信有加，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就在赵鼎出使川陕之际，宰相朱胜非被罢，而此时伪齐、金军联合入侵。而在此之前，“鼎每日留身，必陈用兵大计，上意已悟。又使浚密为之助，至是决意亲征。留鼎不遣入蜀，已有命相之意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6《高宗皇帝十六》。。绍兴四年（1134）九月，高宗除赵鼎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面对来势汹汹的伪齐和金军，赵鼎提出了亲征的建议，高宗采纳。十月，高宗亲征并委赵鼎以重任，稍后高宗在大臣面前夸赞赵鼎：“刚正，可与同心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戊辰。正是由于高宗采纳了赵鼎的亲征建议，南宋军队取得了胜利，改变了宋金、宋齐战场上的实力对比。从此，南宋基本改变了战场上被动的局面，国力大增。正是这次亲征的胜利，南宋解除了来自外部的压力，可以全力着手内政建设，以此自治自保，使得南宋政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关赵鼎对这次亲征的策划、军事部署以及相关策略将在下文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绍兴五年（1135）正月，取得亲征胜利后的高宗雄心勃勃，“……敌已退遁，须当渐图恢复，若止循故辙为退避之计，何以立国？祖宗德泽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当乘此时大作规摹措置，朕亦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宋史全文》卷19中《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7《高宗皇帝十七》。。高宗对金、伪齐的军事力量不再畏惧，并且准备以此中兴宋朝，恢复中原。为此，绍兴五年（1135）二月，除赵鼎为尚书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守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闰二月，两相明确分工，张浚往江上视师，赵鼎居中总政事。高宗希望内政、军事都能恢复发展，以此实现中兴大业。赵鼎与张浚分工协作，保持了一段良好的政治合作关系。这段期间，高宗对赵鼎依然信赖。绍兴六年（1136）六月地震，赵鼎对高宗提出辞呈说“坤德宜安静。今震动不宁，皆臣等辅佐无状。向缘地震，吕颐浩尝罢政”《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9《高宗皇帝十九》。，以此试探高宗对他的态度。高宗安慰赵鼎说：“颐浩之罪，非为此。卿等但当与朕协力修政事，用答天谴耳！”《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9《高宗皇帝十九》。表明君臣关系依然良好。张浚还师之后，与赵鼎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张浚自江上还平江，随班入见，上曰：‘却敌之功，尽出右相之力。于是赵鼎皇惧，复乞去。’”《宋史全文》卷19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0《高宗皇帝二十》。不仅如此，张浚和赵鼎在是否夺取河南地、擒刘豫父子以及是否罢黜大将刘光世上政见相左。实际上，此时品尝了亲征胜利喜悦的高宗是支持张浚的，希望通过他来铲除刘豫政权，削夺大将兵权。因此，对刘豫伪齐政权态度谨慎的赵鼎，已经不再得到高宗的信任与支持。“赵鼎既与浚不咸，左司谏陈公辅因奏劾鼎。至是，德音既下，鼎复求去，上愀然不乐，曰：‘卿只在绍兴，朕他日有用卿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于是，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赵鼎罢为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在赵鼎罢相八个月后，绍兴七年（1137）八月，发生了淮西事变，事变在很大程度上与张浚有关。张浚引咎辞职。但是事变给南宋政局带来了动荡，该如何收拾残局？如何应对？一时朝中大臣议论纷纷，疑虑重重。正如当时礼部侍郎陈公辅言：“淮西军叛，或谓朝廷缘此诸事稍沮，见谋改图，不知今日当如何耶？谓帅不应罢，将复任之耶？谓兵不可驭，将姑息之耶？谓大臣无谋，将别用之耶？谓进临建康为失，将回跸耶？此皆徒为纷纷，未见有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癸丑。在政局陷入迷茫之际，高宗立即诏赵鼎入朝，希望赵鼎能够收拾残局，规划未来政局的走向。赵鼎还朝后，首先向高宗提出人事变动条件：“进退人才，乃其职分，今之清议所与，如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贤党恶，如赵霈、胡世将、周秘、陈公辅，陛下能去之乎？陛下于此或难，则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献之明皇，终致开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怀，不敢自隐，惟陛下择之。”《宋名臣言行录》别录卷4《赵鼎丰国忠简公》。对于赵鼎的条件与要求，高宗“徙（胡）世将，于是（陈）公辅等相继补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壬申。。一时之间，张浚所亲信重用之人被清除殆尽。九月丙子，赵鼎受命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二度为相的赵鼎，无论对内政还是对外政策，都采取了更为谨慎保守的态度。他提出“以壮根本为先务”《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的政治理念，而这一理念成为赵鼎二度为相的最高政治准则。在这一理念下，赵鼎劝高宗回驻临安，撤离建康；在这一理念下，赵鼎提出“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当静以镇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癸亥。。再度为相的赵鼎和高宗亲密的君臣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赵鼎逐渐培植自己的亲信，打击异己，势力逐渐坐大，高宗对赵鼎流露出不满。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记载：“（绍兴七年十一月）壬子，枢密院计议官吕稽中、司农寺丞盖谅并罢。两人皆为都督府官属，故侍御史石公揆论之。赵鼎等开陈稽中、谅之为人。上曰：‘用人不须太速，须使名实加于上下，然后无异论，贤士大夫众所未知，骤加拔擢，一遭点污，则为终身之累，非所以爱惜人才也。’”高宗这番话，是对赵鼎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的一个警告。赵鼎虽然觉察出高宗对自己的不满，但是他并没有警惕与之并相的右仆射秦桧。在立储问题上，赵鼎希望秦桧支持自己。然而，在此问题上，秦桧却做了手脚，使得高宗对赵鼎更加不满。绍兴八年（1138）十月，金人提出与南宋和议，“时桧力劝上屈己议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罢”《宋史全文》卷20中，《宋高宗十一》。。在这次与金和议问题上，高宗明显站在秦桧一边，同意和议。于是赵鼎被罢为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在赵鼎向高宗辞别之际，赵鼎提醒高宗：“臣昨罢相半年，蒙恩召还，已见宸衷所向，与向来稍异。臣今再辞之，后人必有以孝悌之说胁制陛下矣。臣谓凡人中无所主而听易惑，故进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圣质英迈，洞见天下是非善恶，谓宜议论一定，不复二三……取舍之间，有不得已而从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46，起绍兴八年十月尽十二月。赵鼎的这番话，是告诫高宗防止秦桧专权，以孝悌之说胁迫高宗与金签订屈辱条约。虽然高宗认为自己“朕深会此矣”《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46，起绍兴八年十月尽十二月。，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应验了赵鼎的预言。四、三宰相与高宗关系的特点及其对南宋初年政局的影响
1．高宗与三宰相关系的特点从以上论述可知，李纲、吕颐浩、赵鼎在登上相位之前，资历、职位不同，其中李纲名气大、资历最高，高宗在立国之初选李纲为相，是以李纲的抗金名气作为政权初创的号召。吕颐浩、赵鼎在拜相之前职位不高，被拜相具有偶然性因素。吕颐浩因救驾而登上相位，赵鼎因弹劾当时的宰相吕颐浩而引起高宗的注意并最终被拜相。他们的任相原因，折射出南宋初年政局由动荡开始向稳定过渡。三位宰相的进用也可以看出：南宋初年，由于时局动荡，宰相的进用并不完全遵循资历，都是临时、试探性的任用。三宰相在任相之初，都与高宗关系融洽，保持过一段政治和谐期。在此期间，高宗给予了三位宰相完全的信任。但是，当他们的政见与高宗不合时，高宗立即予以罢免。甚至高宗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朕与大臣论事，稍有不合，便轻为去就，何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丁卯。并且想探求其中的原因。结合李纲、吕颐浩、赵鼎与高宗的关系，可以看出：高宗认为宰相挑战了皇权的时候，即坚决予以罢免。正如张其凡先生所说：“在南宋前期，在政治上，若隐若现地存在着皇权与相权的斗争。高宗在战火中为人拥立，其权力基础自始即不及北宋诸帝。但是，在国家覆亡之秋，高宗因身为徽宗唯一未被金军掳走的皇子而具有天然的政治上的正统地位，拥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够成为权力的核心。因此，在躲过灭顶之灾后，高宗便得以逐步巩固政权并掌握最高权力，并未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艰难困苦的颠沛流离中，高宗始终不忘巩固与保持权位。在他即位之初，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杀害太学生领袖陈东、欧阳澈，毅然罢免宰相李纲，究其私衷，是因为他不能容忍民间有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不能容忍有受民众拥戴的宰相，那样会危及他的权势和地位。”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宋代历史发展的大势》。高宗虽然采纳了吕颐浩的航海避敌之计，但是对吕颐浩提出“侍从官以下各从便而去”的建议非常不满，认为吕颐浩没有维护皇权的威严，借着赵鼎的弹劾，高宗罢免了吕颐浩。赵鼎的初次罢相，也是因为高宗想擢用辛企宗，赵鼎极力反对。高宗认为赵鼎的势力坐大，会冒犯皇权。因此，高宗毫不手软，立即罢免赵鼎，以维护皇权的尊严。对和议的态度，也是宰相与高宗关系的试金石。李纲反对黄潜善等与金和议，反对南渡避敌；赵鼎反对进攻刘豫伪齐政权，都与高宗政见相左，高宗即予以罢相。宰相的执政是否违反了大多数大臣的意见，也是宰相是否能够继续执政的标准之一。李纲反对南渡，而当时大臣绝大多数同意南渡，于是李纲为众论所不容；吕颐浩的财政经济政策也触动了多数人的利益，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高宗为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与拥护，也须罢免吕颐浩。
2．高宗与三宰相关系对南宋初年政局的影响
上表为建炎元年至绍兴八年南宋任相情况。在短短十二年的时间之内，南宋任相十九次，共计十人。平均每次任相时间为0.63年。其中，朱胜非、吕颐浩、秦桧、赵鼎都是两次入相。其中，赵鼎在位时间最长，两次执政共计四年三个月；其次为吕颐浩，两次执政共计三年三个月。两人在位时间共达七年六个月，占这十二年时间的62.5%。而李纲虽然执政时间较短，只有短短的七十五天，然而由于李纲为南宋开国宰相，对南宋政局影响也很大。因此，三位宰相与高宗关系的变化影响甚至决定了南宋政局的走向。由于高宗频繁更相，短短十二年时间竟然拜相十九次，而且每次任相最长时间也只有赵鼎初次任相达三年三个月的时间，因此，造成了这段时间政策的不连续性，政局动荡。绍兴八年（1138），右谏议大夫李谊指出频繁更相对政局的影响：“陛下临御于今一纪，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士知其不久，则肆为同异而亡忌惮，吏知其不久，则专为苟简以幸蔽欺，陛下夙夜忧勤而治不加进，殆必由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癸未。高宗也意识到频繁更相政策不稳定的问题：“朕非不欲立定规模，缘宰辅数易，未有定论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壬寅。然而，也就在高宗与三位宰相维持良好关系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南宋成功地稳定了局面。对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基本解决了盗、寇等不安定因素，成功地进行了内政建设，并且定都临安，使南宋政权完全确立；对外，和议已成大局，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