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宰相执政时期，南宋的政治重心虽然是与金和或战的问题，但是，内政建设也是三位宰相执政的重要一环。他们对内政建设的重点，主要围绕着如何重塑皇权、加强皇权展开的。尤其是经过吕颐浩和赵鼎的内政建设，南宋皇权、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三位宰相，化解了南宋来自内外的几次危机，使得南宋政权在动荡不安中逐渐稳固下来，为南宋的内政建设奠定了基础，实力逐渐增强，南宋的地位也逐渐巩固。一、三宰相与南宋初年的中央政治建设
1．李纲与南宋的内政建设李纲说：“自昔有为之相，遭时遇主，共济艰难者，必先为之规模。”《李纲全集》（中册）卷114《书七》，《与吕相公别幅》。这就是李纲的政治理念。在他看来，规模犹如大厦之基，“抗大敌，建大事，而志不立，规模不先定者，未有能成功者也”《李纲全集》（下册）卷147《迂论三》，《论志》。。以今天政治学的眼光来看，李纲的“规模”，实际上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政体。按照李纲的政治理念，政府能否有效稳定地运转，一方面是政府最高执政者宰相订立的“规模”是否长远切实，如他自己所言：“譬犹大匠之作室，门庑堂奥，皆巳素定于胸次，鸠工抡材，积日累功，而后大厦成。《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功以志崇者，其规模也；业以勤广，则有积累之绩焉。所志者小，而责以大功，固不可得。‘规模’既定，而欲求效于旬月之间者，亦未见其可也。”《李纲全集》（中册）卷114《书七》，《与吕相公别幅》。另一方面，宰相提出宏远有效的“规模”之后，还要得到国家最高执政者皇帝的支持，皇帝不仅要肯定宰相提出的“规模”，更重要的是还要相信宰相的施政能力，赋予他极大的信任与权力，使得宰相得到实现“规模”的施政空间，“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必有包举天下之度，运动天下之材，其识虑规模，英伟宏远；然后股肱心腹之臣，得展尽底藴，因而翼之以成其功”《李纲全集》（下册）卷146《迂论二》，《论创业中兴之主》。。由此可以看出，李纲认为，国家“规模”的实现，是一个君臣，即皇帝与宰相以及其他大臣通力合作、良好互动的过程与结果。在这样的政治理念下，李纲一入相，就提出了他的国家规模说，“所谓规模者，外御强寇，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议兴举，而问罪金人，迎还二圣，此规模之大略也”《李纲全集》（下册）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在李纲的国家规模理念中，有先后的顺序，先修内政，得以自治，然后才可以兴兵金朝，迎请徽宗、钦宗。因此，李纲首先着重强调内政建设。李纲认为，造成靖康之祸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政令不统一，“崇观以来，政出多门，阉宦、恩幸、女宠，皆得以干预朝政，所谓宰相者，保身固宠，不敢以为言，遂失其职。法度废弛，驯致靖康之祸”《李纲全集》（中册）卷59《奏议》，《议政本》。。要想改变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就必须政出于一，如何做到政出于一？李纲以唐武宗的故事告诫高宗，要“天下之政，则不可不归中书”，“而号令纲纪，咸自己出”。实际上，李纲提出加强皇权，使得政令出于皇帝，中书秉承皇帝之意，而宰相总领中书，就是要重新恢复北宋构建的官僚专制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李纲首先强调官僚之首宰相的施政能力，“而朝廷之尊卑，系于宰相之贤否，与夫人主听任之重轻，其可忽乎”《李纲全集》（中册）卷59《奏议》，《议政本》。？而“朝廷，天下之大本也”，这就要求人主在择相之时，不仅要“精加考择，得其人则久任而责成功”，而且一旦任用，“勿为细故之所摇，勿为小人之所间”《李纲全集》（中册）卷59《奏议》，《议责成》。。而人主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李纲又提出对君主的要求：“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动之，体尧之仁以覆民，躬舜之智以察物；卑宫室，菲饮食，以法大禹之俭，远声色，遗货利，以法成汤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忧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达大度，同汉高祖之用人；听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纳谏。勿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勿以小累为无伤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于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见之于羮墙。出于至诚，悠久不息，则天意民心，自然感动，以图中兴，有不难也。”《李纲全集》（中册）卷59《奏议》，《议修德》。由此可见，李纲的国家“规模”说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强调宰相与君主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来实现国家“规模”，而实现良好互动关系，要求君主的德与宰相的才两方面的结合；另一层面，提出具体实现国家“规模”的措施，强调先修内政，然后举兵北上。李纲认为“至于所当急而先者，莫先于料理河北、河东两路；夫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李纲全集》（下册）卷175《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下》。。也就是说，只有经营好河北、河东两路，使之成为国家之藩篱，这样，东南才可以长治久安。放弃中原，东南也不会安定。因此，李纲入朝伊始，着手经制司、招抚司的建立，希望通过招抚河北、河东两地义军、民间的力量成为捍御金朝的屏障。但是，李纲为相，仅七十多日，他的这些政治理念，还未来得及施展，即已遭到罢相。
2．吕颐浩与南宋的内政建设建炎三年（1129）四月，吕颐浩因为平定苗、刘之变而初次入相。入相后，他立即着手整顿朝政。其具体措施如下：（1）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改革宰辅制度，加强宰相的权力。针对元丰官制改革后中枢行政出现的变化，“自元丰改官制，筆三省，凡军国事，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复）之，尚书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长，以左、右仆射兼两省侍郎，二相既分班进呈，自是首相不复与朝廷议论。宣仁后垂帘，大臣觉其不便，始请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历绍圣至崇宁，皆不能改。议者谓门下相见，既同进呈公事，则不应自驳已行之命，是东省之职可废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庚申。。针对这种不便，吕颐浩进行了改革，以尚书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侍郎并为参知政事，尚书左、右丞并减罢。实际上，吕颐浩的这些措施使“三省之政合乎一”《宋史》卷161《职官一》。。虽然没有完全使三省合并为一省，但是三省合而为一的趋势却明显加强。这对战争状况下，需要宰相权力的集中以便更好地决策提供了条件。同时，宰相仍然兼御营使。可以说，此时的宰相集团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力得到了加强。甚至吕颐浩初次罢相时，“专兵柄则几废枢庭”《李纲全集》（上册）卷12《吕颐浩罢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营使特授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醴泉观使食邑食实封如故任便居住制》。，加强宰相权力，成为其他大臣指责他的一个口实。对中枢官员设置情况、吏员定额也做了规定，“己亥，都省言：‘自兵兴以来，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于前日，宰执精力疲耗于案牍，而边防军政所当急者反致稽缓，此无他，中书别无属官故也。望用熙宁故事，复置中书门下省检正官二员，分书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员，从之”《宋史全文》卷17上《宋高宗三》。，由此充实了中枢。裁汰合并一些不急需、不重要的机构。“权罢秘书省，废翰林天文局，并宗正寺归太常，省太府司农寺归户部，鸿胪光禄寺、国子监归礼部，卫尉寺归兵部，太仆寺归驾部，少府将作军器监归工部，皆用军兴并省也……减尚书六曹吏，自主事至守当官，凡四等，定为九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户部五司二百八十八，礼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其分案总为一百七十有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庚申。裁汰合并这些机构，一方面为节约政府行政开支，以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裁汰了一些国家战争状态下不重要的机构，改革后的机构，更倾向于经济和军事建设，更适应当时的国家形势。吕颐浩对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时州县添差官猥众，如平江府监酒四五员，湖州监税五六员，安吉县监酒六七员。是月，诏官冗蠧，则理当澄汰，除宗室归朝官外，余悉罢之。监司属官，亦依此行”《中兴小纪》卷6.。经过裁汰地方冗员，精简机构，既节约经费，又提高了效率。（2）重振皇权。苗、刘之变，高宗的皇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打击。甚至有大臣提出“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甲午。，言外之意就是，只有高宗退位，金人才能罢兵，才能缓和国家的危机。平定苗、刘之变后，初次入相的吕颐浩也立即着手重振皇权威严。一方面，派遣韩世忠继续追捕苗、刘及其余党，直至完全剿灭。另一方面，对引起苗、刘之变的宦官势力也严格限制。建炎三年（1129）四月十日，就在吕颐浩入相第五天时，高宗下诏“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循习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内侍不许与主兵官交通、假贷、馈遗及干预朝政，如违，并行军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丁巳。。自北宋末年势力膨胀起来的宦官势力，经过苗、刘之变的打击，基本消失殆尽，而这一诏令，更是从法令上杜绝了宦官干预朝政的可能性，阻断了宦官对皇权的威胁。至此，南宋再也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事件。（3）选拔人才加以擢用，并且确立赏罚标准。建炎三年（1129）四月，宰相吕颐浩、知枢密院事张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僚各举内外官及布衣隐士，材堪大用之才，擢为辅弼，协济大功。诏行在职事官各举所知以闻。”《宋史全文》卷17上《宋高宗三》。按照吕颐浩的观点，此时朝廷不仅要擢用文臣，更要重用武将，“武官武艺精熟者，具名以闻，量材录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高宗皇帝五》。与此同时，订立了朝廷的赏罚标准：“乃奏乞置三省、枢密院赏功司，应自军兴以来诸路立功将校、借补等人，并许缴元立功手照自陈朝廷，看详随宜借补官资。”《三朝北盟会编》卷194，引董华为吕颐浩撰写的行状，《景定建康志》卷48《孝悌传》。于是四方将士莫不悦服为用，自是士气稍振。除此之外，吕颐浩还着手财政经济的整顿，并且提出定都建议。建炎三年（1129）五月，高宗诏改江宁府为建康府，暂定为行在，暂时结束了流亡状态。高宗于七月派遣张浚入川陕镇守。在吕颐浩的推荐下，杜充任右相，负责防淮。吕颐浩派出使者，希望与金达成和议，然而，却没有得到金人的回应。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宗和吕颐浩布置了防御措施，“令世忠守镇江，刘光世守太平及池州，自余诸将分守沿江。诏杜充兼江淮宣抚使，领行营之众十余万，以节制诸将”《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0，起建炎三年七月尽九月。。在吕颐浩“防淮难，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忠穆集》卷1《奏议》，《上边事备御十策
备水战》。的理念下，没有加强对两淮地区的防守，而把力量主要放在长江一线。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军再次南侵，试图一举灭亡南宋。面对金朝强大的攻势，南宋的防御体系很快瓦解，杜充等节节败退，南宋政权再次陷入危机。无奈之下，高宗提出暂避浙西，仓促南下。但是金兵很快到达临安城下。当时任侍御史的赵鼎认为“众寡不敌，势难与战，且姑避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但是却没有提出具体的避敌之地。情急之下，吕颐浩献航海避敌之计：“金人以骑兵取胜，今銮舆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卫家小甚众，若陆行山险之路，粮运不给，必至生变，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轻骑追袭。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江浙地熟，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航海之计一出，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吕颐浩。吏部侍郎、御营使司参赞公事郑望之更是嘲笑吕颐浩：“自古兴王，未有乘舟檝者！”只有权户部侍郎叶份、中书舍人綦崈礼表示赞同：“若别有策，甚善，不然，舍海道将安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无奈之下的高宗，只好选择航海避敌。从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高宗与群臣入海避敌，到建炎四年（1130）四月回到越州基本稳定下来，高宗君臣又经历了继扬州大逃亡后的又一次逃亡，这次逃亡更加狼狈。对于吕颐浩的航海避敌之计，从当时乃至明朝，大臣们批评之声络绎不绝。登海舟之时，扈从甚至要刺杀吕颐浩以阻止航海避敌。大臣章谊批评说：“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吕颐浩过也。”《宋史》卷379《章谊传》。孝宗朝时吕祖谦认为：“终决避敌之策，则为义不终者也。”《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24《张浚枢密院》。明人洪垣则讽刺吕颐浩说：“浩之言曰，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正兵家之奇也。夫亦何奇而帝然之？”《觉山洪先生史说》卷2.明人于慎行更是指责：“不意颐浩身都将相，系国安危，而经画之可叹，一至此也。夫以鼠穴喙息为万全之地，以鱼腹出没为兵家之奇，自有筹画以来未之尝闻，而况以播迁之难，遣散百官，是蜂蚁之不如矣。以如此之意识，任国家之命，岂不殆哉！”《读史漫录》卷13.这次南宋海上大逃亡，一方面，主要是宋金军事势力对比悬殊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金人扬州追杀高宗遗留在君臣心里恐惧的反映。逃跑避敌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与举动。第三个方面，也与吕颐浩不重视两淮防御，任用逃跑避敌的杜充有关。但是，在当时金人临境，高宗与群臣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之时，吕颐浩的航海之策也可以算得上是个无奈之举。正如他自己评价：“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袭，廷臣皆以航海为非，惟陛下断而必行，故至今帖然无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建炎四年九月辛丑。建炎四年（1130）三月，韩世忠在黄天荡与金人相持。吕颐浩得知这个消息后，觉得是一个大好的反击机会，于是提议“请上幸浙西，且下诏亲征，以为先声，而亟出锐兵策应世忠，庶几必擒乌珠。参知政事王绹亦言宜遣兵与世忠夹击，上纳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建炎四年四月癸未。。然而，由于赵鼎反对，并且接连上书弹劾吕颐浩，建炎四年（1130）四月，吕颐浩被罢相。吕颐浩罢相期间，南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盗寇频仍，比起建炎初年，对南宋政权的威胁更大。而金朝立刘豫为帝，建立大齐政权，成为金与南宋关系的缓冲地带。而金人也于绍兴元年（1131）至绍兴二年（1132）在陕西对南宋发动进攻，给南宋西部防线造成巨大威胁。所有这些，使南宋对外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接替吕颐浩的宰相范宗尹，面对南宋面临的内政、外交难题，显然力不从心。此时秦桧从金逃归南宋，在范宗尹的极力推荐下，取得高宗信任，绍兴元年（1131）八月，被任命为右仆射。而宰相范宗尹由于为政不利被罢相。吕颐浩就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于绍兴元年（1131）九月再次登上相位的。吕颐浩一入相后，第一，制定了平定盗寇的方针以及做了具体的平寇部署，提出“先平内寇，然后经画外御”《忠穆集》卷6《书》，《与沈元用书》。的方针。第二，整顿吏治。针对当时朝臣的奔竞之风，吕颐浩提出了限制措施，“祖宗旧制，内外差遣并付审官。士大夫自有调官之路，故请谒奔竞之风息。近世堂除阙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职，廉耻道丧，欲外自监司、郡守及旧格堂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馆职、书局编修官外，并令吏部依格注擬，从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二年闰四月乙卯。。加强对官吏的考核，以扭转政治风气。吕颐浩认为，当时官吏的贪赃枉法、侵夺百姓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财政困难，官吏几个月都不能领到薪俸，吕颐浩提出按月发给官吏俸禄，是政府养廉的重要手段，“赃吏侵渔，不可不禁，然州县官依条格合得请给，宜按月支与，使之食足，然后可以养亷隅”《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1《高宗皇帝十一》。。高宗予以采纳。对于“奸吏专权，擅势大作威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庚午。而产生的官弱吏强的现象，吕颐浩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缘官不知法，故吏得以欺也”，并且提出有司立法、官员知法的解决途径。第三，针对南宋政权建立以来南宋政府一直面临的经济压力，吕颐浩继续实行财政经济改革，为南宋财政状况的好转立下功劳。
3．赵鼎与南宋的内政建设建炎四年（1130）四月，吕颐浩在赵鼎的弹劾下被罢相，赵鼎出任御史中丞，后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御营副使。在此期间，赵鼎对中枢官制进行了改革，对以后南宋的官制影响较大。建炎初，为了把有限的兵力集中统一管理，置御营司。“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至是，殿前司以左言权领，而侍卫二司，犹在东京，禁卫寡弱，诸将杨惟忠、王渊、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苖傅等以帅府及降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于是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令。”《文献通考》卷155《兵考七》，《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始置御营司》。李纲为相，兼御营使，从此宰执兼御营使，三衙名存实亡，虽有枢密院，但是兵权在御营司，这就打破了北宋的军制，“国朝兵权隶于三衙，本之枢府……今不复三衙而别置御营司，分委之枢府，而置御营使，其后专掌兵权，枢府不得而豫（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酉，注引吕中《大事记》语。。汪、黄为相时，加强了御营司的权力。吕颐浩对中枢进行改革后，宰相仍兼御营使。这样，兵政基本归御营使司掌控，枢密院形同虚设。“建炎初，置御营使，本以车驾行幸，总齐军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领之，故遂专兵柄，枢密院几无所干预。”《挥麈录》后录卷1，《宰相枢密分合因革》。虽然这样有利于战时决策，但是随着南宋出现的暂时稳定，这种兵政结构出现了不便，“时宰臣未兼枢密，而同知枢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佥书得以兼总。前此兵政悉隶御营使司，事权既分，又再经大变，文移纷乱”《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3，起建炎四年四月尽六月。
。而且，此时的朝廷，军事上对诸大将的依赖渐强，“武将权力日重”赵立新、安栓虎：《两宋之交武将的崛起与文臣控兵之反复》，《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3期。。建炎三年（1129）七月，朝廷任命辛企宗为御营使司都统制，“韩世忠、张俊皆不服，乃命世忠、俊改御营为御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建炎三年七月癸未。。这样，在御营军外，又建立了不受御营使司统辖的御前军。针对这种情况，赵鼎首先改革御营司，“御营使司并归枢密院为机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枢密院事”，改变了过去“本朝分两府，而兵权尽付枢密，比又置御营使司，是政出于二也”《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13，起建炎四年四月尽六月。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对朝廷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以及军事权力进行整合，提升了朝廷的军事实力。存在四年的御营司被废除。同时规定：“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戊寅。实际上这是赵鼎和高宗迈出的限制诸将权力的第一步，朝廷收回将佐的人事权。但是，此时的诸将仍对朝廷的规定置若罔闻。高宗接受吕颐浩的航海避敌之策后，高宗身边班直谋乱。平定叛乱后，高宗下令废除班直制度，“及还会稽，乃命御前中军统制辛永宗，更选兵三百人直殿，巖然皆乌合之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建炎四年五月戊午。。这样对高宗的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此时，军队多数掌控在将帅手中，而高宗直接掌握的亲兵却很少，只有神武中军，绍兴三年（1133）时，这支军队只有七千人，而且经常被调往前线作战。据绍兴五年（1135）统计，殿前司只有九百人，侍卫马、步军只有六百人。也就是说，隶属于高宗的军队一共不超过一万人。如果再废除班直，再发生类似苗、刘之变，后果将不堪设想。赵鼎对高宗讲明利害，希望高宗恢复祖宗旧制，“陛下初即位，议复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熙宁变旧章，独不敢议，盖自艺祖践祚，与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缘诉事纷乱，非其本谋，乃尽废之，是因噎而废食。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兵政已坏，独卫兵彷佛旧制，亦扫荡不存，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仁宗时，亲事官谋不轨，直入禁廷，几成大祸，既获而诛，不复穷治，未闻尽弃之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建炎四年五月戊午。。经过赵鼎的劝说，高宗恢复北宋以来的班直制度，消除了对皇室构成威胁的隐患。绍兴四年（1134）九月，赵鼎任尚书右仆射，高宗接受赵鼎的亲征建议，出兵击退了伪齐、金兵的联合进攻。绍兴五年（1135）正月，伪齐、金退兵后，赵鼎立即开展内政建设。第一，博采众长，扩大统治基础。绍兴五年（1135）正月，根据赵鼎的提议，遵照祖宗“大议就问老臣”的惯例，下令“前宰执各条具所见来上，断自圣意，择而用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4，绍兴五年正月己酉。。于是，吕颐浩、朱胜非、李纲、范宗尹、汪伯彦、秦桧、张守、王绹、叶梦得、李邴、卢益、王孝廸等前宰执纷纷献策，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赵鼎在吸收前宰执意见的基础上，对南宋内政加以整顿。与此同时，赵鼎广泛吸收各方人才，扩大南宋的统治基础。随着南宋政权的稳定，南方士人在南宋政权中逐渐占了相当的比例，绍兴五年（1135）十二月，高宗和赵鼎议论人才时，赵鼎提出：“朝廷用人不分彼此，四方人才，宜参用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绍兴五年十二月辛亥。这样，确立了不分南北、唯才任用的人事方针，扩大了南宋政权的基础，对南宋政权的稳定也有相当的作用。不但如此，赵鼎对西北流寓南方的官僚子弟也予以优待，“赵鼎欲优西北故家子孙之落南者，不俟年及率以祠禄处之，遂换阶官理资任，终身不复铨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3，绍兴五年九月甲午。。这样扩大了南宋的统治基础，尤其政权中吸纳南方士人，对南宋政权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第二，对中枢官制进一步改革，加强宰相集团的权力。赵鼎废除御营司后，将权力移至枢密院，宰相兼枢密院事，枢密院收回将佐人事权后，绍兴五年（1135），又提议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事权分散，“参知政事之臣并令兼权（枢密院事），则事归一体。前人谓枢密院调发军马而三省不知，三省财用已竭而枢密院用兵不止，此诚至论”。高宗也认为：“往时三省、枢密院不同班进呈，是以事多不相关白，然朝廷议论，岂有帷幄二三大臣不与闻者？”《宋史全文》卷19中《宋高宗八》。宰相集团更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扩大了宰相集团的权力，更加适应战争期间的决策指挥。第三，提高中央控制军队的地位，抑制诸大将势力膨胀。针对当时诸大将骄横的问题，绍兴二年（1132）二月，翰林学士汪藻提出驭将“三说”：“一曰示之以法，二曰运之以权，三曰别之以分，大略谓诸将过失，不可不治。”《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9《高宗皇帝九》。希望朝廷能够采取措施，限制诸将的权力。汪藻的“驭将说”提出后，立即引起诸将的不满，他们炮制了攻击文臣的言论，“今日误国者皆文臣。自蔡京坏乱纪纲，王黼收复燕云之后，执政侍从以下，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建议者执讲和之论，奉使者持割地之说，提兵勤王则溃散，防河拒险则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践京东、西、淮南之地，为王臣而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张邦昌为伪楚、刘豫为伪齐，非文臣谁敢当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9《高宗皇帝九》。。面对武将一针见血的发难，许多文臣都提出削夺诸将权力，以抑制诸将的骄横，权邦彦指出：“驾御诸将，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诚斋集》卷124《墓志铭》，《枢密兼参知政事权公墓志铭》。自此，文臣与武臣之间，形同冰炭，不相兼容。面对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以及诸将权重骄横，赵鼎采取措施，例如绍兴二年（1132）五月下诏，“观察使以上，许荐可为将帅者两人，枢密院置籍，以备选用”《宋史全文》卷18上《宋高宗五》。，是想通过朝廷选拔大将的方式，架空诸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并不可行。绍兴三年（1133）四月，镇抚使陈规首先提出罢黜镇抚使，擢用偏裨以分诸将势力。《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3《高宗皇帝十三》。赵鼎采纳了陈规的提议，绍兴五年（1135）废除了镇抚使。“赵元镇（赵鼎）相，召潛（解潛）主管马军，遂罢镇抚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镇抚使》。，从此，不再授予镇抚使一职，以抑制武将的权力。北宋的禁卫诸军升迁转员，有详细完备的一套规定。随着北宋的灭亡，南宋屡经逃难，致使军营纷乱，排转不行。赵鼎提出：“据三衙见管人数，彷佛旧例，立为转员之法。”于是，“诏诸班直将校亲从事官，各依条排转一资，三司将校亦与转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癸未。。诸军转员之法，是赵鼎针对南宋建立以来，“时诸将所总，岁岁奏功，而天子亲兵久无升迁之望”的情况而提出的。其目的显而易见，通过提高禁卫诸军的地位，对诸大将的势力加以限制。与此相配套，赵鼎又出台一系列措施，增强中央控制军队的力量，提高中央控制的军队的地位。绍兴五年（1135）十二月，根据赵鼎的提议，匡正军号，改“神武军”为“行营护军”，因为神武为北齐军号。又规定“都督府军马合拨三衙”《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35，起绍兴五年十月尽十二月。，其目的被高宗一语道破：“祖宗故事，应军马未有不隶三衙者。今厘正之，甚善。他日差出，即降指挥，听某将节制，其名既出，则军政渐可复旧。”《宋史全文》卷19中《宋高宗八》。匡正军号，军队重新隶属三衙，显然是为提高中央隶属军队的地位，限制诸大将势力坐大而采取的措施。第四，申明法令，整顿吏治，巩固皇权。南渡以来，吏治腐败，很大程度上缘于法令废弛，无法可依，“百司日有申明，皆临时裁决，初无定制，三省枢密尤为丛冗”《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4《赵鼎》。。由于没有成宪，临时决断，损害了中央权威，造成“官失其守，废法用例，其弊滋甚。所以恩归于下，怨集于上，人不退听，事益增多”《宋史全文》卷19中《宋高宗八》。
。为了重塑中央权威，整顿吏治，“赵鼎因请，委都司取会前后所行之例，约以中制，立为定法，付有司遵守”《宋史全文》卷19中《宋高宗八》。。第五，改革地方行政组织。南宋的地方行政组织，仍然实行绍圣法中的保甲制度。由于行之岁久，弊端明显，“乡村保正长最为重役，不专取物力厚薄而兼用人丁多寡，不通轮一乡点差，而但取逐甲人户；官吏贪浊，差募之际，富者以贿赂幸免，贫者以诛求受害，被役一次，辙至破产；愚民无知，巧为规避，遂有父亡，母改嫁，兄弟析生求免役”。这些弊端造成“重困民力”、“伤名教”、“坏风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己未。为克服这些弊端，绍兴五年（1135）四月，赵鼎下令废除绍圣法，实行“乡村五保为一大保，通选保正，于免役令中去长字”。其中规定：“充而居他乡别县或城郭及僧道，并许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以及“官吏因役事受财者，重为典刑，以示惩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己未。。这些措施防止了官吏科扰民户，对凝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具有积极作用。实际上，赵鼎是恢复了北宋仁宗时期夏竦提出的“保五之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1《仁宗》，皇祐三年九月乙卯。。第六，重视洛学。赵鼎“重伊川、程氏六经之学，元祐党籍子孙多谋擢用”《三朝北盟会编》卷216引《林泉野记》语。。绍兴七年（1137）九月，赵鼎再度入相。当时朝廷气氛紧张，害怕金军与叛军联合进攻，因为此时淮西防务空虚，并且此时的朝廷与诸将间的关系紧张。面临这样的问题，赵鼎提出“培本固源”的“安靖”政策，应该“以壮根本为先务”，“安靖不生事”。《忠正德文集》卷8《丁巳笔录》。在这样的理念下，赵鼎无论对内政还是军政，都采取以静制动的措施。首先，处理淮西事变的善后工作。下令对遭受郦琼兵变掳掠的百姓减税，“诏庐州、寿春府居民遭郦琼掳掠者、皆捐其税一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戊寅。。对事变之后愿意再回南宋的官兵不予追究责任，并且照所请给付，于是“人心欣然，来者相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戊子。。其次，绥靖诸将以安其心，以掩盖朝廷的虚弱。给予他们高官厚禄使其对朝廷感恩，而不是认为朝廷虚弱而更加骄横。但是，赵鼎温和的手法虽然缓和了与诸大将之间的紧张关系，却产生不了约束力。黄宽重：《郦琼兵变与南宋初期的政局》，《南宋军政与文献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于是“诸将稍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9，绍兴八年四月丙寅。，甚至违抗中央的命令。于是，赵鼎欲推行“众建政策”以分散大将的军权。在高宗的赞同下，命王庶为枢密副使，到沿江、沿淮措置边防，借此推行“众建政策”，分设统制官独立驻军，以分散诸大将的兵力，“初，王庶自淮上归，命宗颜以所部七千人屯庐州，命中护军统制官巨师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二军屯天长及泗州，使缓急互为声援，徙（刘）锜屯镇江，为江左根本。时朝廷以诸将权重，欲抚循偏禆以分其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乙亥。。但是，张俊发现了朝廷的这个企图，于是加以抵制。赵鼎的“众建政策”没有能继续实行下去。
4．三宰相内政建设对南宋的意义综上所述，三位宰相虽然具体的内政措施不同，但是他们对内政建设的看法是一致的。李纲提出先修内政的观点，而在吕颐浩与赵鼎的执政中，建设内政成为他们最为重要的施政内容。在李纲、吕颐浩、赵鼎整顿内政的过程中，他们都把加强皇权以及中央集权放在首位，宰相集团的权力扩大，宰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相权始终没有威胁到皇权，仍然在皇权的控制之下。调整改革了中枢机构，或裁汰合并，或增加增强，改革后的机构更为简便、务实，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逐渐扭转了北宋末年的政治风气。在南宋这段期间，高宗对内政建设几乎没有提出自己的方案，基本上是按照三位宰相的提议实行。在吕颐浩和赵鼎的内政建设中，已经意识到诸大将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遏制诸大将的骄横以及朝廷对其军事的依赖，但是也都采取措施予以抑制其力量的发展，提高了中央控制的军队的地位。通过三位宰相的内政建设，南宋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大增，南宋政权逐渐稳固下来。二、三宰相与南宋初年政治危机的解决
1．“李纲入来，方成朝廷”
高宗即位时，许多大臣都分析了当时南宋的政治状况，其中天章阁待制知同州唐重上书指出南宋政治祸患以及解决的方式：“若夫大患有五，而救患亦不可缓，法令滋彰而吏缘为奸，欲救此者，莫先于守祖宗成宪；朝纲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习而诞谩，欲救此者，莫先于登用忠直；军政败坏而不举，故兵将相煽而奔溃，欲救此者，莫大于正刑赏；国用竭矣而利源又失，欲救此者，莫先于选将漕之臣；民心离矣，而调发方兴欲救此者，莫先于择循良之吏。”《三朝北盟会编》卷104《十七日丙午天章阁待制知同州唐重上书》。唐重的上书，可谓一针见血，指出刚成立政权的五大弊端，也就是高宗从北宋继承的政治遗产。当时南宋外有金人追击，政治上有灭亡之危险；内则积重难返，经济几乎陷于崩溃。刚建立起来的政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高宗即位前，诏李纲领开封府事。李纲在还朝的路上，听到高宗即位的消息，立即派人“先遣人驰行在，上疏论议和之非”《三朝北盟会编》卷102《诏李纲赴行在》。。在上书中指出：“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不可必胜。此三者，臣虑之至熟，非望清光于咫尺之间，未易殚言。又言恭俭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继体守文之君，则恭俭足以优于天下，至于兴衰拨乱之主，则非英哲不足以当之。惟其英故用心，刚足以断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揺。惟其哲故见善，明足以任其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在昔人君，体此道者，惟汉之髙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艺祖、太宗，愿陛下以为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乙未。这封上书表明了李纲对南宋政局的忧虑，无论是战、守、和都困难，不容易抉择，同时也对高宗的君德提出了要求。六月一日，李纲还朝授命，第二日，便上十事札子。在这十事中，李纲认为，对内，首要任务就是处置僭逆及受伪命的大臣。李纲罗列了张邦昌的罪状：“际会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资其重臣，奉使虏帐，初无忠义徇国之意，但为谀佞保身之谋；去中国者踰年，从北骑以偕至；方二圣播迁之日，无一言营救之忠。凭恃金人，盗据神器，国破而资之以为利，君辱而攘之以为荣；窃有乘舆，安处宫禁，降旨以行其僣命，南面以朝其伪臣，易姓建邦四十余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书，犹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总师于外，天人所归，勤王之兵，四面云集，乃始退还旧班，遣使迎奉；今乃冒处王爵，极其褒崇……人之干纪，一至于斯，倘或逃诛，何以立国？”李纲站在君臣大义的立场，坚决要求惩处张邦昌，他说：“臣闻节义者，天下之大闲；僭逆者，臣子之极恶。”《李纲全集》（中册）卷58《奏议》，《议僭逆》。张邦昌大逆不道，为天下所共愤，必须严厉处置。但是，对于张邦昌的处置，朝中许多大臣与李纲观点并不相同，有的认为他对南宋有功，甚至认为“能全都城之人与宗庙宫室，不为无功；而陛下登极，缘邦昌之奉迎”《李纲全集》（下册）《附录二》，《李纲行状中》。。与这些朝臣不同，李纲则认为：“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易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勤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不得已而后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宋史》卷358《李纲传》（上）。在他看来，张邦昌以臣易君，罪不可赦，不但没有惩处，反而被尊为三公真王，参与国政，甚至被认为是南宋功臣，是南宋立国政策的一大失误。对于李纲和其他大臣就张邦昌和受伪命大臣的处理意见的不同，高宗一时难以处置，李纲遂要求廷辩。李纲强调，立朝廷必须首先正朝廷，即厘正纲纪。他回忆了当时大臣在民族危难时的表现，“国家涵养士类垂二百年，适遭金人之变，劫质二圣，拥銮舆而北迁。逼立臣僚，易姓建号。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于俄顷，稽颡屈膝，奉贼称臣。有为金人之股肱，驱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属者；有为金人之喉舌传命令，废本朝而建伪楚者；有因为奸利污染国戚者；有为伪楚之辅翼，总其政事者；有受伪楚之官爵，与闻议论者；有肆为恶言以辱本朝，以谄邦昌者，或为之草劝进之表，或为之定册立之仪，视之恬然，不以为怪”《李纲全集》（中册）卷58《奏议》，《议伪命》。。李纲认为：如果不惩处这些失节的大臣，就不可能成就南宋的中兴大业，不能匡正士大夫的节义。“陛下欲建中兴，当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李纲全集》（下册）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在廷辩中，李纲提出，“邦昌当正典刑，何远近之有！借使在近，当幽絷，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李纲全集》（下册）《附录二》，《李纲行状中》。？汪伯彦、黄潜善等无言以对。李纲甚至提出不处置张邦昌，就不再担任宰相，“臣不可与邦昌同列，正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者”。面对李纲的义正言辞，高宗也颇为动容，甚至汪伯彦也感慨：“李某气直，臣等不及。”《李纲全集》（下册）《附录二》，《李纲行状中》。在李纲的坚持下，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李纲的要求处决张邦昌，但也以散官安置张邦昌于潭州。高宗向李纲提出，靖康围城中大臣受伪命及有违礼仪的行为，“国家颠覆，士大夫不闻死节，往往因以为利。如余大钧、洪刍诱宫嫔为妾，王及之坐蕃衍宅门诟诸王，卿知否”《中兴小纪》卷1.。对于这些大臣，李纲首先提出惩戒首恶大臣：“臣闻方金人欲废赵氏，立张邦昌，令吴幵、莫俦傅道意旨，往返数四，京师人谓之‘捷疾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结保，不得容隐，以衣袂联属以往，若囚系然。其后迫道君、东宫后妃、亲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伪命皆为执政，此四人者，当为罪首。”《李纲全集》（下册）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李纲要求以叛逆罪惩处这些大臣。但是，许多大臣反对李纲的做法，认为受伪命的大臣不在少数，如果以叛逆罪实施严刑峻法，对于此时刚立国的南宋来说，无疑将失去众多大臣的支持。如右丞吕好问曰：“王业艰难，正含垢纳污之时，遽绳以峻法，惧者众矣！责以不能死则可，若直谓之叛逆，彼岂无辞乎！……围城中固可罪，若但责以不能死节，彼无所逃罪矣！然其间尚有曲折。若专以叛逆罪之，则彼必有辞矣！却恐反为害。”《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甲午李纲右仆射》。但是李纲坚持：“得旨皆散官安置，余以次谪降。”《李纲全集》（下册）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其中，宋齐愈首倡立张邦昌，“吴幵、莫俦自金营持文书来，令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留守孙傅等不奉命，表请立赵氏。金人怒，复遣幵、俦促之，劫傅等召百官杂议。众莫敢出声，相视久之，计无所出，乃曰：‘今日当勉强应命，举在军前者一人。’适尚书员外郎宋齐愈至自外，众问金人意所主，齐愈书‘张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议，以邦昌治国事”《宋史》卷475《叛臣上》，《张邦昌传》。。李纲坚决要处决宋齐愈，高宗也赞同，在处决宋齐愈的圣旨中称：“宋齐愈身为士大夫，当守节义，国家艰难之际，不能死节，乃探金人之情，亲书僭逆之名姓，谋立异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伪命臣僚之比，特不原赦。”《玉照新志》卷4.也正是由于处决宋齐愈这件事，给张浚留下了李纲以私意处决大臣的口实，成为日后被罢相的一个导火线。对靖康之难中都城失守负有重要责任的大臣，甚至是宗王，李纲也要予以追究，结果是，“惟王宗濋首引卫兵逃遁，至都城失守，不可不责，余姑示含容一切，不问咨尔”《三朝北盟会编》卷108《八日丙寅内降黜责士大夫手诏》。。同时，李纲对围城中死节之士进行褒奖。“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义死节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死节显著，余未有闻。愿诏京畿诸路询访，优加赠恤。”《李纲全集》（下册）卷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于是高宗下诏曰，“若水忠义之节，无与伦比达于朕闻，为之涕泣。特赠观文殿学士，谥曰忠愍”；《宋史》卷446《忠义一·李若水传》。“霍安国以死节显著，赠延康殿学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癸亥。。对其他忠义之士，李纲也次第褒奖之。对张邦昌的惩处表明：南宋继承了北宋的政治遗产，宣示、捍卫了高宗的正统地位，使其不可动摇。正如李纲所言：“或谓陛下嗣登大宝，乃邦昌揖逊之谋，以罪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孙，神宗之孙，道君之子，渊圣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我宋，必将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谁？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李纲全集》（中册）卷58《奏议》，《议僭逆》。李纲的这一政治举动，无疑向天下昭示：南宋是继承了北宋的、唯一合法的、正统的政权。对于立国之初的南宋而言，惩处失节大臣，多少对其他大臣有所警戒，“靖康变故，仕于中都者，曾无仗节死难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众也！甚者，乘时为奸，靡所不至，实为中国羞！公议勿容，姑取迹状，尤显著者，量加窜黜。为臣子之戒。夫节义正所以责学士大夫也。至于武臣，卒伍理当阔略以责后效”《三朝北盟会编》卷108《八日丙寅内降黜责士大夫手诏》。。而南宋士大夫也认为：“弃主事伪而无刑，彼尽忠守节者何辜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1《高宗皇帝一》，引《龟鉴》语。李纲希望通过严厉措施能够改变靖康变故以来士大夫的气节。虽然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偏颇之处，使得李纲自身在朝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但是对于因循北宋积习的南宋士大夫而言，这种严厉的手段还是必要的和有效的。显然，这一政治举动是对金人“黄河以南，知有张楚，而已不知有宋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丁巳。的公开挑战；是向金人表明南宋的立场：南宋与金朝是两个对立的政权，金所立之伪政权，南宋不予承认。南宋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对损害国家尊严之本朝大臣有权处置。靖康初年，金人围阙，由于北宋方面急欲脱一时之祸，割中山、真定三镇给金人。但是，两河诸路，仍然有河北西路三帅府二十余郡，仍然尊奉宋朝。这些地区的兵民，或依山、或依河，结寨自保，多者数万，少者也不下万人，他们各立首领，甚至各有名号，在抗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兵民毕竟没有统一指导，于是请求朝廷，派兵增援。而此时金人只是在要郡上留几千士兵控扼。李纲认为：“大兵临之，遣间要约，必有应者，则三郡不旬月间可复也。三郡既复，则真定可图，而中山之围可解，河北复为我有矣。然后第功行封，以河外郡县悉议封建，使自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则藩篱固，而中原宁，此今日之要策也。河东之势亦然，但所失州郡，视河北为多，然所以处之之策，亦无以过于此者。”《李纲全集》（中册）卷61《奏议》，《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抚司河东路置经制司札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纲提议：“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抚司，河东路置经制司，择文武臣僚中有材略名望，素为两路兵民信服者，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结其心，信赏必罚以作其气，训练习服以教之战，量补名目以旌劝其首领，宽给钱谷以赈贷其乏绝，辟置僚属将佐，乘机应变，一切许以便宜从事，则两路可以复全，中兴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李纲全集》（中册）卷61《奏议》，《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抚司河东路置经制司札子》。实际上，李纲建立招抚司、经制司的目的，就是团结两河地区的兵民，使河北不至于全部落入金兵之手。于是，李纲推荐张所、王燮、傅亮措置两河。张所，青州人，高宗即位时任监察御史，曾经向高宗陈奏两河利害：“河东、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误用奸臣之谋，始割三镇，继割两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无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则可藉以守；不则两河兵民，无所系望，陛下之事去矣。”《宋史》卷363《张所传》。但是，张所由于“言黄潜善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宋史》卷363《张所传》。而被罢。李纲任相，推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并且请求高宗赋予张所很大的权力，“上赐所内府钱百万缗，为半年之费，给空名告千余道，又以京畿卒三千人为卫，将佐官属，许自辟置，一切以便宜从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丙辰。。虽然遭到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破坏，张所仍然“招来豪杰，以王彦为都统制，岳飞为准备将”《宋史》卷363《张所传》。。招抚司虽然存在不久被废，但是他招募的将领王彦和岳飞在以后的抗金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纲在短短七十几天的为相期间，采取一系列备战措施，也使得局势稍稳。第一，推荐宗泽为东京留守。
“初，泽至南都，见李纲，与之语国事，泽慷慨流涕。时开封尹缺，纲为上言：‘绥集旧都，非泽不可。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抚之，非独外忧，且有内变。’”《宋史全文》卷16上，《宋高宗一》。于是，宗泽知开封府。宗泽上任之际，开封府形势危机，“时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恟恟。”《宋史》卷360《宗泽传》。宗泽面对如此局势，恩威并施，首先对盗寇捕诛招抚，“首捕诛舍贼者数人，下令曰：‘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由是盗贼屏息，民赖以安”。当时剧盗王善拥兵七十万、杨进拥兵三十万，王再兴、李贵等各有数万，往来京西、淮南、河南北等地，侵略为患。宗泽“遣人谕以祸福，悉招降之”《宋史》卷360《宗泽传》。，稳定了这些地区的局势。接着，宗泽着手抗金措施，修城池、结义兵、屡挫金人，对稳定局势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招兵买马，进行军事部署。当时南宋建国，兵力严重不足，李纲指出其中的原因，“熙丰盛时，内外禁卒马步军凡九十五万人。承平既久，阙额三分之一，失于招填。比年西鄙丧师，江浙、山东寇作，继之以燕山陷没，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变，金人再犯都城，诸路禁军往往溃散，流为盗贼，天下之兵所存者无几矣”。而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士兵，也不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队伍，而多是“募于田亩之间，及游手浮浪之人，虽其数甚多，环绕畿甸，不得毫发之力，而东南公私财物为之一空”《李纲全集》（中册）卷61《奏议》，《乞募兵札子》。。而且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南宋政权财力单薄，军费来源也是个问题。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金人又将乘秋高马肥之际来攻，解决兵源问题刻不容缓。李纲提出一项募兵以及解决军费的办法：“莫若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凡上供财谷、茶盐之利，除经费外，一切裁损，专以飬兵，则亦无不足之患。……委官措置于京东、京西、陕西、河北募兵，优立例物之数，创为军号，团结训练。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隶将佐，逐处屯泊，以时教阅。”他认为，东南地区财力强，西北地区兵马强，结合二者，取长补短，避免不足。正如李纲所说：“比之起东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东南之人，柔弱不耐劳苦，一也；不服水土，类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驻稍久，则有思归之心，往往逃亡溃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为兵，则无三者之患，团结训练，积以岁月，皆为精兵。”《李纲全集》（中册）卷61《奏议》，《乞募兵札子》。不仅如此，对军队相关问题也作了规定，首先他成立十支军队，军号分别为骁胜军、壮捷军、忠勇军、义成军、龙武军、虎威军、折冲军、果毅军、定难军、静边军；对军队的将帅安排得当，“欲陕西路委钱盖，河北路委张所，京西路委谢贶，京东路委程弼孺”；并且对兵力分配、训练之法以及隶属关系周密安排，“各募二万五千人。每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其招填等仗例物、月给钱粮，并依上禁军法，团结训练并依新军法。每招填及一军，就本路选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统制官，部队将量给盘缠钱，管押起发，赴行在听候指挥，于合屯泊去处驻札。其不及等仗人，听充本路帅府、要郡募兵及厢军，余依新降募兵指挥施行”《李纲全集》（中册）卷61《奏议》，《乞募兵札子》。。对于兵力的驻守安排，李纲提出要克服宋朝建国后“削方镇之权，惟沿边帅司，屯宿重兵，委以军旅之事。腹内会府，虽有帅号，其权甚轻，自余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与军政”的惯例，而“取方镇之制，用其所长，去其所短，择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远近相维，以蕃王室”。他把掌握在南宋手里的十四路划分为帅府、要郡、次要郡三级，规定各级统兵的组织机构，“欲乞于沿河、沿江、沿淮置帅府、要郡、次要郡，帅府带安抚使，节制一路，即唐节度使之兵也；要郡带兵马钤辖；次要郡带兵马都监，以佐帅府，即唐观察、防御、团练之兵也”《李纲全集》（中册）卷61《奏议》，《乞于沿河沿江沿淮置帅府要郡札子》。。
对于这些军队的管理，李纲提出：“朝廷减上供金谷，使之养兵，宽法制而假之权，将佐僚属听其辟置，平居责以训练阅习；有夷敌、盗贼之变，即帅府量事起兵，统率以行，与邻路约为应援会合，有功者增秩进职而不移其任。”《李纲全集》卷61《奏议》，《乞于沿河沿江沿淮置帅府要郡札子》。实际上，李纲的做法就是朝廷养兵，而给帅府、要郡放权，不仅可以统兵调兵，而且可以自辟官署，帅府、要郡首领升职但是不调任。有军事行动，帅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如何出兵，如有需要，各路之间还可以互相驰援。这样做，就是希望打破宋朝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使得地方、将领拥有实权，调动兵力机动灵活。在这样的军事体制下，产生了一批战功卓越的大将，如岳飞、韩世忠、吴玠等先后担任过宣抚使、制置使，拥有较大的兵权，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对扭转南宋对金战争中的被动局面、稳定南宋王朝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下令修城池、缮器械以做好战争防御准备。李纲认为，由于北宋承平日久，国家不修城壁军备已久，以致金人来攻，千里之内，如入无人之境，“官吏军民多不能守，而郡县遂以陷没者，非特士气怯懦，盖亦御敌之具不备使然”《三朝北盟会编》卷109《七月一日己丑李纲进剳子论修城池缮器械》。。针对这种情况，李纲提出，“请修畿甸诸邑，拱、郑、许、滑四辅郡，洛阳、河阳城壁，以防金人复来，使吾民有所保聚，而贼骑无所抄掠，”以及“宜命州县以渐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应副。至于器械甲胄之属，州县类多缺乏，亦宜立名色、降样制，使及时制造”《李纲全集》卷61《奏议》，《乞令诸路郡县增修城壁器械札子》。。朝廷支持李纲的提议，下令“有能葺治备具者旌赏，以劝得旨，一应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明朝廷，给降祠部应副”《三朝北盟会编》卷109《七月一日己丑李纲进剳子论修城池缮器械》。。在短短的为相时间里，李纲着手内政建设，最为重要的就是赏功司的建立。李纲认为，北宋末年沿袭到南宋初年士卒遇到金人不战而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赏罚不公。他说：“闻燕山之役，刘延庆拥精兵十五万于卢沟河。燕山纵间言，且将劫寨，延庆信之，遽焚积聚，以中军先遁，而十五万众一夕俱溃。童贯不能诛，而反以银绢招溃兵。然则欲士卒之知惧何可得也！积习之久，将士玩以为常。靖康之间，虽骤赏力战，如邹处节之军，斩梁方平、张师正、王从道之徒，犹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人再犯都畿，将帅奔走、士卒溃散者不可胜计。”《李纲全集》（中册）卷62《奏议》，《乞置赏功司札子》。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南宋立国难以长久。李纲提出无论是三省还是枢密院，都要成立专门负责赏罚的机构，委任专门官吏负责，按照功状次第行赏。如果负责官员在赏罚问题上弄虚作假，一方面要依军法黜罚，另一方面允许他人告发，如果告发的情况属实，责任者将受重罚。高宗接受了李纲的建议，于是
“三省、枢密院同置赏功司。三省左右司郎官，枢密院委都承旨检察置籍以受功状，违限不施行者必罚，受赂乞取者依军法许人告，军士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皆用勅榜，揭于通衢”《三朝北盟会编》卷109《置赏功司》。。这个规定，处罚条文明确，责任清晰。李纲在入相的短短七十几天里，在军事、内政、对外关系方面，都给刚成立的南宋订立了政治基调，正如《龟鉴》作者评论的：“自纲之入为右仆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为己任，抗忠数疏中时膏肓，和守之议决而国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气作，幸都之谋定而人心安，他如修军政、变士风、定经制、改弊法、置检鼔院以通下情，置赏功司以伸国法，减上供之弊以宽州县，修茶盐之法以通商贾，划东南官田而募民给佃，仿保甲弓箭手而官为教阅，招兵买马，分布要害，遣张所招抚河北、王燮经制河东、宗泽留守京城。西顾关陕，南葺樊邓，且将益据形便，以为必守中原之计。此朱文公谓‘李纲入来，方成朝廷’者，正谓此也。”《宋史全文》卷16上《宋高宗一》引《龟鉴》语。
2．吕颐浩与“苗、刘之变”
李纲罢相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一改李纲为相时的做法，赏罚不公，打击异己，内侍弄权。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人攻扬州，由于汪、黄执政无能，导致高宗仓皇逃离扬州。吕颐浩伴驾。二月庚申，次崇德县，高宗拜吕颐浩为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吕颐浩马上作了军事部署：“以王渊所部精兵二千人还镇江府，命恩州观察使张思正统之；遣御营中军统制张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吴江县防扼。时朝廷方以金人渡江为虑，故命大将杨惟忠守金陵；刘光世守京口；王渊守姑苏，分受二大臣节制。于是，韩世忠在海道未还，而范琼自寿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驾者惟苗傅一军而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庚申。这样的军事安排为苗、刘之变埋下了伏笔。虽然高宗于三月二十九日罢免了汪、黄，但是，朝政的弊端还没有来得及更张，便发生了“苗、刘之变”，又称“明受之变”。
“明受之变”的直接导火线就是御营都统制王渊被任命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引起统制官苗傅、刘正彦的不满。据《宋史·王渊传》载：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人攻扬州，帝仓卒渡江，王渊与内侍康履随从高宗至镇江。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在高宗面前状告王渊，王渊杀部下来解脱自己的责任，“刘光世见帝泣告‘渊专管江上海船，每言缓急决不误事。今臣所部数万，二千余骑皆不能济’。渊忿其言，斩江北都廵检皇甫佐以自解”。于是“渊失诸将心”。此时，金兵已蹑其后，形势危机。高宗和群臣本打算如镇江以援江北，独有王渊提出异议：“镇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宋史》卷369《王渊传》。高宗听从了王渊的意见，于二月二十三日到达杭州，并拜王渊为签书枢密院事，且赋予他“免进呈书押本院公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壬午。，即允许王渊不必呈书报奏高宗，可自行处理枢密院事务的特权。这一任命一下达，立即引起诸将不满。因为王渊与汪、黄关系密切，扬州溃逃，当时身为御营司都统制的王渊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时汪、黄落职，而王渊因为交结宦官，不但没有被处分，反得高升。“命下，诸将籍籍。帝闻之，乃命免奏事签书，仍解都统制，以慰众心。”《宋史》卷369《王渊传》。高宗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是为时已晚。
“傅自负宿将，疾渊骤贵。正彦虽由渊进，渊檄取所予兵，亦怨之。于是傅积不能平，与王世修、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等谋作乱。钧甫等皆燕人，所将号‘赤心军’。”《宋史》卷475《叛臣上·苗傅传》。他们于三月五日发动了叛乱，“癸未，傅、正彦等叛，勒兵向阙，杀王渊及内侍康履以下百余人”《宋史》卷25《高宗二》。。政变后的苗傅指责高宗，提出了杀内侍的要求，也说明了这次政变的原因，“陛下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者不赏，内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自陛下即位以来，立功不少，顾止作遥郡团练使，臣已将王渊斩首，中官在外者皆诛，讫更乞康履、蓝珪、曾择，斩之以谢三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癸未。。高宗无奈只得照办。接着，苗、刘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请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宋史》卷25《高宗二》。，直接挑战高宗的皇权。高宗无奈之下，下诏禅位给皇太子，恭请隆祐太后同听政事。三月六日皇太子即位，太后垂帘决事。高宗移居显宁寺，改名睿圣宫，只留内侍十五人。苗、刘控制了朝政。（乙丑）十一日，苗、刘改建炎三年（1129）为明受元年。《宋史》卷25《高宗二》改元时间为乙丑，即三月九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也记载为改元之日为三月十一日，而《挥麈录》后录卷9改元日为八日。这次政变，历时一个多月，高宗于四月一日复位，三日复建炎纪元。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平定叛乱，与吕颐浩等大臣的功绩分不开。苗、刘之变发生时，吕颐浩正驻军江宁。在接到改元赦书时，吕颐浩正确地判断出是发生了兵变，“奉明受改元诏赦，会监司议，皆莫敢对。颐浩曰：‘是必有兵变。’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尘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逊位于幼冲乎？灼知兵变无疑也’”《宋史》卷362《吕颐浩传》。。于是派人到杭州城内探听消息。此时，一个出逃的宗室子弟证实了兵变的消息，“会苗傅、刘正彦作乱，士褭易服入杭，以蜡书遗张浚，趣其勤王；复遗吕颐浩书，勉其与浚同济国难”《宋史》卷247《宗室四》。。可以看出，当时张浚先得到了兵变的消息，吕颐浩后得到了消息。河北大学刘云军硕士学位论文《吕颐浩与南宋初年政治探研》中以表格的形式列举比较了吕颐浩和张浚在得到兵变后各自的举动，得出在两人会合前，是各自分别决定起兵勤王。取得联系后，才采取统一行动。虽然时间上来讲，张浚更迅速一些，但是因为距离的缘故，赦书先送达张浚那里，然后吕颐浩才得到赦书。在以后的起兵勤王以及平叛的过程中，吕颐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谋划举兵，请高宗复辟。吕颐浩和张浚接到赦书后，都判断是出了兵变，两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入城刺探虚实，证实兵变后，立即决定起兵勤王。吕颐浩首先给张浚送信，痛斥兵变，共谋举兵，“时事如此，吾侪可但已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丁亥。。第二日，张浚也写信给吕颐浩，同意共同举兵勤王。十一日，张浚上书请高宗复辟，第二日吕颐浩也提出请高宗复辟。第二，以个人威望号令勤王之师。张浚谋划起兵勤王，但是他也担心自己威望不足，难以号令勤王之师，提出以吕颐浩的名义倡议勤王：“浚士卒单弱，恐不足以任兹事。然吕枢密屯兵江宁，其威望为人所信，向且通亮刚决，能断大事，当为天下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己丑。《朱子语类》也记载了张浚接到明受诏书后的举动：“是时恐诸军变，魏公乃与汤商量，先搬出犒赏钱，使人将旧赦书于楼上宣之。既而韩世忠军至，遂同谋起兵。吕丞相在建康，推为盟主。”《朱子语类》卷127《高宗朝》。吕颐浩的威望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张浚在给吕颐浩写信的同时，也送信给刘光世，约共同勤王，但是遭到了刘光世的拒绝。正是吕颐浩出面，才促使刘光世起兵。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载：“张浚三遗刘光世书，谕以勤王，且遣参议军事杨可辅至镇江促之，光世不报。”“张浚在平江，驰书谕以勤王，光世不从；吕颐浩遣使至镇江说之，乃引兵会于丹阳。”《宋史》卷369《刘光世传》。可见，当时吕颐浩的威望起到了号令大将的作用。由于张浚请高宗复辟状惹怒了苗、刘，苗傅准备诛杀张浚，幸亏宰相朱胜非从中周旋，以解除张浚兵权、贬谪张浚、把兵权移交吕颐浩得以解决。在勤王之师中，吕颐浩无论官职还是威望都比张浚更胜一筹，的确起到了“盟主”的作用。第三，周密安排，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勤王。此时，江宁正处于与金人的对峙中，军民得知吕颐浩要起兵勤王，人心惶惶，“时议论不一，人情洶懼，江宁士民知颐浩起兵，议留颐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己丑。。为了解除江宁兵民的后顾之忧，吕颐浩作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留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杨惟忠留屯江宁府。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可以稳定江宁府军民的人心，另一方面防止苗、刘胁持高宗由广德渡江逃窜。十六日，吕颐浩自江宁率万人起兵，途中又募得兵士三千，为了激励将士，他“躬擐甲胄，据鞍执鞭誓众，士皆感励。师次句容驿，颐浩援笔记起师之日，且大书建炎之号，谕县令采石刻之，以坚将士之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甲午。。三月二十四日，吕颐浩勤王军到达平江府，张浚乘小舟迎接吕颐浩，两人表达了勤王的决心，“浚见颐浩，相与对泣，以大计咨之。颐浩曰：‘事不谐，不过赤族，颐浩曩谏开边之失，几死宦官之手，承乏漕挽，几陷穷边之域，近者仓卒南渡，举室几丧，今日为社稷死，岂不甚快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壬寅。。两人草制了声讨苗、刘的檄文，并且作了军事策划与部署。苗、刘得知勤王之军已经集结，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急忙商议高宗复辟事宜。四月庚戌，吕颐浩和张浚出兵临平，苗傅、刘正彦派遣苗翊、马柔吉迎战，“颐浩在中军，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间督战，翊等败走，傅、正彦遣兵援之，不能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庚戌。。这一战，在韩世忠、吕颐浩、张浚的共同努力下，击败叛军，苗傅、刘正彦于当日晚出逃。吕颐浩、张浚于辛亥日，在城内军民的欢迎中觐见高宗。苗、刘之变基本平定。高宗想拜相，但是对于平定苗、刘之变中功绩最大的张浚和吕颐浩不知如何取舍。朱胜非分析吕、张两人，“颐浩练事而麄暴，浚喜事而踈浅”。高宗犹豫不定，认为张浚资历太浅，“俱轻，浚太少年”。而朱胜非似乎有意抬高张浚，“臣向自苏州被召，军旅、钱谷悉以付浚。后来勤王事力，皆出于此。此举，浚实主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壬子。。显然，朱胜非希望高宗任命张浚为相。但是高宗最终还是选择了资历更深的吕颐浩为相，拜张浚为知枢密院事。之后，建炎三年（1129）五月，委派韩世忠继续追剿苗、刘，直至建炎三年（1129）七月诛杀了苗、刘。对于吕颐浩平定苗、刘之变的评价，宋朝大臣就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吕颐浩根本没有功绩，却在平定叛乱后投机拜相，“明受改号，官吏读赦皆失色，独颐浩怡然自若，公（李模）曰：‘枢省大臣，盍征天下之兵以除君侧之恶？’颐浩左右视，接以他语，公曰：‘王室在难，如救头然之急，公岂应踌躇，在众人杀之。’颐浩唯唯方议行，而御营参赞军事张浚檄书至，二叛伏诛，颐浩第功进右丞相，公叹曰：‘群凶称乱，全躯保妻子之臣握兵坐视，相顾不发，幸诸将仇复王渊枭首之祸，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鸿庆居士集》卷35《宋故左中大夫直宝文阁致仕李公墓志铭》。。同样《龟鉴》的作者也认为，平定苗、刘之变，“内则有朱胜非、李炳、郑瑴以正大之理折其锋，在外则有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勤王之师挫其鋭”《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高宗皇帝四》。。对吕颐浩的功绩只字未提。另一种认为张浚功劳大于吕颐浩，如吕祖谦认为：“在外则张浚自平江倡勤王之师，吕颐浩自江宁以兵会之。”《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24《会师平苗刘》。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勤王之功完全归于吕颐浩，“忠穆公当傅、正彦狂悖时，昌言正色，排之无少慑，至作杜鹃诗，召勤王师，感动忠义。公卿满朝以死尊君者，独公一人耳”《雪坡舍人集》卷41《跋》，《忠穆公行实跋》。。再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张浚还是吕颐浩，都夸大了平定功绩，“是时宰辅，如朱、吕、二张，俱有记录，矜夸复辟之功”《挥麈录》后录，卷9《王廷秀〈阅世录〉载明受之变甚备》。。以上对吕颐浩平定苗、刘之变的作用的评价均有失客观。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吕颐浩与张浚在平定苗、刘之变中功绩基本是平分秋色的。由于当时张浚资历比吕颐浩浅，因此是以吕颐浩的名义倡导勤王的，而且吕颐浩在平叛中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周密部署，对苗、刘之变的平叛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苗、刘之变的最终平定，是多人合作的结果，“明受之变，张浚、吕颐浩为诸镇唱，号召韩世忠、张俊之徒入援，遂枭二凶，成反正之伟功”《恥堂存稿》卷63《奏乞下诏趣诸路勤王之师状》。。“当日群臣协力，大功有三：歼渠魁者韩世忠，集义兵者张浚、吕颐浩，保圣躬者朱胜非。”《宋史纪事本末》卷65《苗、刘之变》。这场兵变的平定，使初生的南宋政权度过一次危机，挽救了高宗的皇位，挽救了南宋政权。而苗、刘之变对于南宋初期政局的影响不逊于杀岳飞案。参考黄宽重：《郦琼兵变与南宋初期政局变动》，《南宋军政与文献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高宗的皇权受到了威胁与挑战，对高宗的心理影响非常大。而苗、刘之变是吕颐浩仕宦生涯的一个契机，以此为平台，吕颐浩登上了仕途的最高位置。苗、刘之变后，高宗也一改汪、黄在位时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宰相吕颐浩的辅佐下，一改往日一味对金投降乞和的态度，开始着手抗金措施，“是南宋抗金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刘焕曾、任钟书：《试论“苗、刘之变”》，《史学集刊》，1990年2期。。吕颐浩也开始着手进行内政建设，继李纲粗定政权之后，对内政进行全面的整顿与变革，为南宋的逐步稳定奠定了基础。
3．粉碎金、伪齐的联合进攻建炎四年（1130）三月，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困金兵长达四十八天，虽然金人最终北返，但是韩世忠最终以八千之兵抗敌十万，沉重挫伤了金朝的锐气，从此，金兵望江色变，再也不敢轻易渡江南下。于是，金朝转变了策略，建炎四年（1130）九月，在挞懒等人的支持下，投降金朝的济南知府刘豫被金立为大齐皇帝。金朝先将黄河以南所占地区划归齐国管辖。后又划陕西归其管辖，实行“以汉制汉”的策略。于是，齐国成为金与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带，避免了金与南宋的直接对抗，而齐与南宋长达八年的战争就此拉开战幕。绍兴四年（1134）九月，刘豫向金提出联合进攻南宋，“刘豫遣人请于国主乞师，主命诸将议之，粘罕、兀室以为难，窝里嗢以为可，于是窝里嗢、挞懒权左、右副元帅，调渤海汉儿军五万人以应豫”《大金国志校证》（上册）卷八《太宗文烈皇帝六》。。而刘豫授其子刘麟东南道行台上书令，准备与南宋一决雌雄。于是金军兵分两路，“骑兵自泗攻扬，歩兵自楚攻高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韩世忠大仪之胜》。。伪齐“豫兵与金人分道渡淮”。南宋得到消息后，举朝震恐，纷纷劝高宗他幸、解散百司以避敌。唯独赵鼎提出“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韩世忠大仪之胜》。。而恰在此时，宰相朱胜非被罢，高宗任命本已经受命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即将出发的赵鼎为相，以应付伪齐、金军的联合入侵。临危受命的赵鼎，立即着手策划应敌。第一，他坚定了高宗亲征的决心。高宗决定亲征后，许多大臣对南宋抵抗伪齐、金军联合进攻的能力颇为怀疑，甚至诸大将也反对亲征。韩世忠怀疑亲征的可行性，也让高宗有退避之意：“赵丞相真敢为者，胡不将官家入福建稳处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辈，或不可，则少避之。俟春首敌退，徐议何害？”赵鼎见诸将竟然也抱有这种观点，劝说高宗：“今日之势，若敌兵渡江，恐其别有措置，不如向时尚有复振之理，战固危道，有败亦有成，不犹愈于退而必亡者乎？且金、齐俱来，以吾事力对之，诚为不侔，然汉败王寻，晋破苻坚，特在人心而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戊子。殿中侍御史张致远帮助赵鼎劝说高宗：“今敌人敢大入，谓我犹如向来不习战尔，若戎辂亲征，必伐敌谋。”《中兴小纪》卷17.经过两人的劝说，高宗终于坚定决心亲征。第二，对伪齐、金军采取分化的策略。针对黄天荡之役后，金人闻渡江色变，不敢轻易渡江作战，而且此次出兵，金人和伪齐是分开军事行动，赵鼎向高宗建议，只声讨伪齐而不涉及金朝。高宗在亲征诏书中，矛头直指伪齐，“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觊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冯河之怒，敌虽逞于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宁甘于屈辱，是以卑辞厚币遣使通和，庶殚孝悌之思，必徇哀恫之请……怀故国之庙祧，至于霣涕俯；见中原之父老，宁不汗颜？比得强敌之情，稍有休兵之议，而叛臣刘豫，懼祸及身，造为事端，间谍和好，信逆雏之狂悖，率群偷而陆梁。借彼援师，倚为威势，签我赤子，胁使征行涉地，称兵操戈犯顺，大逆不道。一至于斯，警奏既闻，神人共愤，猛士在列，怒发上冲，以谓逆顺之理既分，胜负之形可见，皆愿挺身而效死，不忍与贼而俱生。朕乃下诏总师，十日引道前驱……共刷国家累岁之耻，殪彼逆党，成此隽功”《龟溪集》卷4《内制》，《亲征诏》。。从诏书中看出，南宋把这次伪齐、金军联合入侵的责任完全推在刘豫身上，认为是伪齐挑拨离间南宋与金关系的结果；“对刘豫的称呼，从以往的‘大齐’改为‘逆贼’，这一策略十分成功，未对金宣战，巧妙回避刺激金人，把作战目标锁定在刘豫身上，且将此次打仗性质定位成‘为道义而战’，是‘拨乱反正的诛伐行为’”参看了黄繁光《南宋初年赵鼎的执政特色及其与诸大将的关系》，《岳飞研究》（第五辑）；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第四章《赵鼎集团的形成与张浚路线的失败》。。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赵鼎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当韩世忠控扼了挞懒与兀术时，“兀术夜引军还”。《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十二月壬辰，岳飞遣将牛皋、徐庆败金人于庐州。庚子，金人退师。”《宋史》卷475《叛臣上·刘豫传》。退师后，才派人通知伪齐刘麟，刘麟只好也弃辎重而退。由于赵鼎采取了分化伪齐和金的政策，使得金和伪齐在战略上没有形成很好的配合。最终南宋赢得了胜利，解除了危机。第三，推荐张浚主持军政，并且协调诸将之间的矛盾。高宗出征前，赵鼎向高宗推荐了张浚。张浚因为富平之役的失败遭到贬谪，为相后的赵鼎推荐张浚：“浚可当大事，顾今执政，无如浚者。陛下若不终弃，必于此时用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癸未。于是高宗任命张浚为知枢密院事，负责此次亲征。张浚对于此次南宋抵御伪齐、金军联合进攻，最终取得胜利，也立下了功劳。张浚受命后，立即调遣岳飞渡江入淮西牵制敌军，自己则赴镇江视师，前方士卒大受鼓舞。不但如此，重新起用张浚，对金军也带来了震慑的作用，“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视师。时兀术拥兵十万于扬州，约日渡江决战。浚长驱临江，召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议事。将士见浚，勇气十倍。浚既部分诸将，身留镇江节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诣兀术约战，且言张枢密已在镇江。兀术曰：‘张枢密贬岭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书示之。兀术色变，夕遁”《宋史》卷361《张浚传》。。赵鼎赏罚分明，对诸将公平对待，消除了诸将之间的矛盾。亲征前，刘光世请求与韩世忠的军队支取同样的钱粮，以示朝廷对大将一视同仁，显示公平。面对刘光世的要求，赵鼎曰：“朝廷举措，既当诸将自服，今不公如此，必致纷纷。乞下光世，会合得钱米之数，然后行。”并且认为：“苟为不公，则赏虽厚，人不以为恩，罚虽严，人不以为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戊戌。大敌当前，诸大将之间的矛盾影响了中央的统一调配指挥，“时光世军马家渡，俊军采石矶。上命趣两人往援韩世忠，而光世等军权相敌，且持私隙，莫肯协心”。赵鼎派遣魏矼到刘光世军中晓谕利害：“贼众我寡，合力犹懼不支，况军自为心，将何以战？为诸公计，当灭怨隙，不独可以报国，身亦有利。”在魏矼的劝说下，“光世意许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甲午。三大将最终合力御敌，为这次亲征的胜利提供了保障。第四，调度有方，确保了此次战争的最后胜利。当赵鼎得知金人打造舟船，欲有渡江之意时，赵鼎立即派遣三衙的兵力，准备开赴常、润二州，在长江下游南岸与金人“并力一战，以决存亡，更无他术”。赵鼎的做法，连主管殿前司公事刘锡、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也惊叹：“相公可谓大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辛未。由于赵鼎措置得当，其破釜沉舟的决心令众将佩服，连战斗力最弱的刘光世军都取得了破敌的战绩。金人遭遇雨雪天气，粮道又不通，再加上又得知金太宗病重的消息，于是金、齐相继退兵，战争最终以南宋胜利告终。绍兴五年初，高宗由平江返回临安府，结束了这次亲征。这次胜利，对南宋政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绍兴五年（1135）至绍兴七年（1137），刘豫仍断断续续地进攻南宋，并希望得到金朝的援助，但是正因为有了绍兴四年（1134）金朝和伪齐联合进攻南宋失败的经历，金朝再没有派兵援助伪齐。绍兴六年（1136），刘豫伪齐分三道入侵，号称百万。出征前，刘豫曾经请求金主出兵，但是却遭到了拒绝，金朝领三省事宗盘认为：“先帝立豫者，欲豫辟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休息无期。从之则豫收其利，而我实受弊，奈何许之！”金主听取了宗盘的建议，“金主报豫自行，姑遣兀术提兵黎阳以观衅”《宋史》卷475《叛臣上·刘豫传》。。而刘豫在绍兴六年（1136）的军事失败，直接导致了金人废除刘豫。虽然废除刘豫与金朝政局的变化有关，但是与绍兴四年（1134）南宋的亲征及金人和刘豫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关系。也正是刘豫的这次失败，使得赵鼎和张浚就是否进攻刘豫伪齐政权产生了分歧，导致了赵鼎的初次罢相。赵鼎和张浚两相政治密切合作期结束。刘豫被废，对南宋和金朝的政局影响也相当大，双方政权失去了刘豫政权的缓冲作用，两个政权直接接触。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成为双方政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金朝而言，引起了是否把原来刘豫所占领的河南地归还南宋的争论；对南宋而言，是否接受金朝提出的和议、如何对待金朝提出的和议条件，成为绍兴七年（1137）南宋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就在这一问题上，导致了赵鼎与高宗、秦桧与赵鼎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最终导致了赵鼎的罢相。三、三宰相解决南宋几次危机的意义美国著名学者刘子健先生在研究南宋政治时指出：第一次危机的解决，与南宋首相李纲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李纲对张邦昌及其他受伪命大臣的惩处，才捍卫了高宗皇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第二次危机和第三次危机实际上出于同一时期，这两次危机的解决，与吕颐浩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吕颐浩在苗、刘之变中的作用，解除了南宋建立以后第一次威胁皇权的事件，挽救了南宋政权。之后，入相的吕颐浩着手内政建设，提升了南宋的政治以及经济实力。第四次危机也与吕颐浩的航海之策有关，虽然航海避敌与吕颐浩的军事防卫体系有一定的关系，但在当时金人入侵的危急时刻，航海避敌，也避免了金人对南宋政权的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南宋的实力又在二度为相的吕颐浩的治理下恢复发展起来。笔者认为，除了刘子健先生所言的四次危机外，其后还有一次危机，就是绍兴四年（1134）刘豫伪齐政权和金朝对南宋的进攻。这次进攻，金人和刘豫来势汹汹，许多大臣都主张避敌，是赵鼎力排众议，主张亲征。亲征的结果也表明，此时的南宋实力大增，金人已经不可能在短期内灭亡南宋，解除了对南宋的军事威胁。直到绍兴十年（1140）之前，金一直没有对南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就为南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会去发展经济、改善内政，更进一步提升了国力，最终形成南宋与金对峙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