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宰相任首相期间，与副相的关系，总的来说，都比较紧张。（吕颐浩为相期间，副相先后有杜充、范宗尹、朱胜非、秦桧。由于前三者任相时间较短，与吕颐浩的紧张关系还没有凸显出来。）虽然赵鼎和张浚曾一度维持了一段较为亲密的政治合作关系，但是最终双方关系恶化。三位宰相与副相的关系，对南宋政局发展走向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南宋政局一反一复、跌宕起伏，成为南宋初期一个明显的政治特点。而他们与副相之间的政治斗争，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朋党的印记，也成为南宋初期的另一个政治特点。一、李纲与黄、汪的关系
1．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的关系黄潜善、汪伯彦是康王（高宗）潜邸的旧臣与功臣，“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时金骑充斥，尝有甲马数百至城下，踪迹王所在。伯彦亟以帛书请王还相，躬服櫜鞬，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劳之曰：‘他日见上，当首以京兆荐公。’其受知自此始”。《宋史》卷473，《奸臣三·汪伯彦传》。“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开大元帅府，檄潜善将兵入援。张邦昌僭位，潜善趋白于帅府，王承制拜潜善为副元帅。”《宋史》卷473，《奸臣三·黄潜善传》。康王即位，黄潜善、汪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劳，虚相位以自拟”，然而，高宗担心黄潜善、汪伯彦不符人望，转而除拜当时名气很大的李纲为相。黄、汪“二人不平，繇此与纲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当李纲经抚两河之议出台后，欲荐用张所。然而张所“以其尝言黄潜善之故，颇难之”。在这种情况下，李纲从容对黄潜善说：“今河北未有人，独一张所可用，又以狂妄抵罪，不得已抆拭用之，如以为台谏，处要地，则不可，若使之借官为招抚，冒死立功以赎过，公能先国事后私怨，为古人之所难，不亦美乎？”“潜善许诺，上悦，乃召用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丑。黄潜善虽然表面上勉强答应任用张所，但是实际过程中，李纲这个颇有见地的建议却遭到黄潜善的破坏，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张所的宿怨，张所曾经“言黄潜善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宋史》卷363《张所传》。另一方面是他嫉恨李纲的才能。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黄潜善“建议遣河北经制使马忠节制军马，俾率兵渡河，忠除经制使。有雄州归信县弓手李成者，以勇闻河朔间，积功为本县令，及雄州失守，成妻子在城中，为乱兵所杀，成以众数万来归，累官忠州防御使，河北京东都大捉杀，潜善以成为可用，令将所部与忠同捣敌虚，欲使敌释两河之围，以自救”。其目的就是分张所之权。李纲反对黄潜善的建议，认为马忠不可委以重任，“今日士民兵弱，恐未可深入，且忠在靖康中虽尝宣力，其后官崇志满，不肯决战，屡至败衂，宜不足以任此责，莫若令与所协力”。然而，黄潜善坚持己见，高宗也同意了他的建议。李纲还是提出了补救措施，“纲复奏以河北制置使张换为副”，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权始分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丙辰。非但如此，黄潜善、汪伯彦对李纲和张所提出的措施也进行破坏，张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绪即渡河。“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附黄潜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抚，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专以其事付帅司。”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纲只能无奈地对高宗提出辞职：“潜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聀。臣每鉴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与潜善等议而后行，不谓彼乃设心如此，乞归田里。”《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起建炎元年七月尽九月。此时高宗虽然仍支持李纲，但是由于黄潜善等人的破坏，张所在河北的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黄潜善、汪伯彦不仅对张所的河北招抚司进行破坏，“时河东经制副使傅亮军行才十余日，伯彦等以为逗留，复命东京留守宗泽节制，使即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属金人，而遽使亮以乌合之众渡河，不知何地可为家计？何处可以得粮？恐误大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李纲赞同傅亮的建议：“河东经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阳武渡河，浚、卫、怀三州，尽系金人所守，便为生界，难得粮饷，万一溃散，即朝廷别未有一项军马可以措置河东。不若令依元降画一指挥，且于陕府置司，招集军马，事体为便。”而黄潜善却以“逗遛不进，致失机会”为由，阻止置司。李纲也据理力争，“河东经制司受命启行才方数日，犹尚在京师，恐难谓之逗遛。今日事势，亦未见机会可乘，不若尽将帅之力，可以责成効用。其言而绩用，弗成，朝廷自有典宪”。对于李纲和黄潜善、汪伯彦的争论，高宗此时已经明显偏袒黄潜善等人，“八月十四日内降批：傅亮兵少，不可渡河，罢经制副使，发赴行在”《三朝北盟会编》卷112《十四日辛未傅亮罢制置使发付行在》。。内批下达后，八月十八日便罢免了李纲。驻跸地的选择，更成为黄潜善、汪伯彦与李纲矛盾激化的焦点。当时李纲提出巡幸南阳，而黄潜善、汪伯彦提出巡幸东南以避敌，而当时朝中大臣大多倾向避敌东南，此时高宗的态度决定了李纲在与黄潜善、汪伯彦的斗争中处于下风。高宗拜黄潜善为右相，使其有了直接与李纲对抗的政治资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浚本由黄潜善、汪伯彦推荐，而且与大臣宋齐愈关系亲密。当李纲提出处决宋齐愈之时，张浚首劾李纲：“谓上初立，而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恐失人心。”《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八月丁丑李纲罢左仆射》。高宗也以此为契机准备罢免李纲。黄潜善召礼部侍郎朱胜非责纲，在黄潜善的授意下，朱胜非的制词基本否定了李纲为相七十余天的政治作为：“狂诞罔悛，谋谟弗效，既请尽括郡县之私马，又将竭取东南之民财，以喜怒自分其贤愚，致赏罚弗当于功罪，出令允符于公议，屡抗执以邀留用，刑有拂于群情，必力祈于亲札，以至帖改已画之旨，巧蔽外姻之奸，兹遣防秋之师，实为渡河之援，豫（预）颁告命，厚赐缗钱，赏踰百万之多，仅达京师而止。每敦促其速进，辄沮抑而不行，设心谓何专制若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丑。高宗于是罢免了李纲的宰相职务。
2．李与黄、汪的关系对政局的影响李纲和汪、黄的矛盾的结果，直接造成了陈东、欧阳澈等太学生伏阙，给南宋不稳定的政局造成了震撼。罢免李纲之后，“右丞许翰求去，且力言纲忠义英发，非纲无可与建中兴之业者，今纲罢而留臣无益，既而张所亦罪去，傅亮引兵归陕西，招抚、经制司皆废矣”《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八月丁丑李纲罢左仆射》。。黄潜善、汪伯彦在罢免李纲后，对李纲实行的政策以及抗金措施也予以破坏和废弃。汪、黄为相，破坏宗泽在东京的抗金平盗措施，致使宗泽忧愤而死，“宗泽留守东京，招徕群盗数百万，使一举而取河北数郡，即当时事，便可整顿。乃为汪、黄所制，怏怏而死。京师之人莫不号恸。于是，群盗分散四出，为山东、淮南剧贼”《朱子语类》卷136《历代三》。。至此，南宋不仅一方面躲避金人的追袭，另一方面需花费大量精力平定盗寇，被迫长时间与盗寇以及金人两面作战，这为南宋本已动荡的政局更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罢免李纲后，右正言邓肃上书言：“人主之职，在论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纲于贬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专也。然李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陛下尝顾臣曰：‘李纲，真以身徇国者。’今日罢之，而责词甚严，臣所以疑也。且既非台章，又非谏疏，不知遣词者何所据？而言臣若观望，岂为爱君？且两河百姓，虽愿效死，而数月间，茫然无所适从。及纲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伪楚之臣，纷纷皆官于朝。纲先逐邦昌而叛党稍正其罪。今纲去，则二事将何如哉？两河无兵则强敌骄，叛臣在朝则政事乖，纲于此不可谓无一日之长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邓肃的上书，对李纲的评价，以及对李纲与高宗关系的评价都非常客观，同时对李纲罢相后的政局表现出担忧。罢免李纲后，黄潜善、汪伯彦大权独揽，首先对挽留李纲之人大肆排挤。“（邓）肃寻与郡，而言者极论其罪。上曰：‘肃亦何罪？’然犹送吏部。尚书右丞许翰亦言：‘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佐中兴，今纲罢而留臣无益。’因力求去。上未许，然潜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黄潜善、汪伯彦甚至违背高宗之意，疯狂打击报复异己。接着，黄潜善、汪伯彦对李纲曾经推荐、任用之人极力排挤，“徽猷阁待制席益坐弃河中，落职。直龙图阁、江淮发运副使向子諲罢，仍夺职，……子諲为李纲所喜，故黄潜善斥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建炎元年九月甲午。。“张所亦罪去，傅亮引兵归”《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起建炎元年七月尽九月。；与此同时，黄潜善、汪伯彦对曾经和李纲关系不睦或没有被李纲重用之人，却加以擢用，“郑滋复徽猷阁待制。以言者论滋为李纲所恶，谪非其罪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建炎二年八月辛未。。此时，黄潜善、汪伯彦完全破坏了人事制度，在任免人才上，已经失去了政治准则，完全以李纲之任用与否成为罢、任人才的尺度。非但如此，李纲落职后，对他的攻击不但没有减弱，甚至逐渐升级，最终被冠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先是，“殿中侍御史张浚等论纲罪状未已。浚言：‘纲邪险不正，崇饰浮言，足以鼓动流俗，非窜之殛之，上无以谢宗庙，下无以谢生民，次无以严君臣之分。而国是纷纷，陛下黜陟之典，终不能明于天下，况诬罔不根事。有可恨者，惟纲，不学无术，始肆疆（强）忿，首议迁都于金陵，陛下固尝寝其请矣。而乃狠戾轻狂，施设大缪，故为反覆（复）以惑众心。如前所谓括马、招兵、劝纳民财之政，此为最大者，夫马可尽括？而有兵可强招？而用民财可骤敛而得？使三者果如其言，人必大怨，国本先困矣，逮其易诏令以庇翁彦国之亲党，捐金帛以资张所、傅亮之妄费，奸迹谬状，不逃圣鉴，是以乾纲独断，斥去不疑事之可稽，皎如日月，而反复之论，辄尔肆行，徒取细民，目前之誉以倖虚名，不知朝廷经远之谋，是为失计，人臣之忠于国家，固如是乎？……逮陛下中兴，纲来自江淮，知巡幸东南为便，既抗章力陈矣。及至行在，闻小人有不乐东去者，即遽为幸邓之计，当是时，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纲决为之，盖纲之心急于盗名，虽使国家颠沛，一切不可，赖陛下圣明，灼知其奸，亟行罢黜。不然，祸乱可胜计哉？顷纲之入相也，至南京之日，于政事未有所问，先差登闻鼓院并理检院，人吏盖欲引群，不逞之徒以誉己耳！纲以小人誉己则己尊，己尊则朝廷可以胁制，而政令皆由己出，甚者，至于造成伏阙之事，虽人主不得而令此，渊圣皇帝所以谓其跋扈也。访闻近日，辛道宗叛兵自苏、秀而来，纲倾其家赀数千缗，并制造绯巾数千，遣其弟迎贼，不知其意安在？今陛下驻跸维扬，人情未安，纲居常州无锡县，去朝廷不三百里，纲素有狂愎无上之心，复怀怏怏不平之气，而常州闾阎，风俗浅薄，知有李纲而已，万一盗贼群起，藉纲为名，臣恐国家之忧不在金人而在萧墙之内，以为李纲者，陛下纵未加鈇钺之诛，犹当寘之岭海，遐远无盗贼之处，庶几，国家可以少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一月戊子。。在张浚几乎完全否定李纲政治作为，甚至否定李纲人品的弹奏下，李纲落职鄂州居住。落职制词更加严厉：“朋奸罔上，有虞必去于兜，欺世盗名，孔子首诛于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于考慎之宜，相靡有终，刑兹无赦，具官某，空疏而不学，凶愎而寡谋，志轻天下，而自谓无人。权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顾国家之大计，但营市井之虚名。专杀尚威，伤列圣好生之德，信狂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奸以事君，庇已姻亲……虽居远外，犹极优崇。谓上印以投闲，能阖门而讼过，乃倾家积，阴与贼通，伊举错之非常于听，闻而实骇。”《浮溪集》卷12《李纲落职鄂州居住制》。由此，李纲结党营私、欺君盗名的罪状，似乎是铁证如山，已结案定实了。在朝廷订立的基调下，支持同情李纲的朝臣无疑会打上结党的烙印。“李纲之再贬也，（王）宾忿怒不平。御史中丞张澂劾宾本纲之党，顷在中司，无一语及纲。近卢益除枢副，翌日宾即于经筵留身除用，偶后他人而躁进如此，宾坐罢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二月庚午。“又奏承议郎知无锡县郗渐，尝郊劳纲，且与之燕，渐坐除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一月戊子。汪、黄这种打击异己的做法，为日后南宋不同政见的大臣开辟了以结党名义互相打击的恶端。建炎二年（1128）八月，殿中侍御史马伸的上书指出李纲罢相后汪、黄任相的南宋政局：“陛下龙飞河朔，近用黄潜善、汪伯彦以为辅相，一意委任，不复致疑。然自大任以来，措置天下，未能惬当物情，遂使夷虏日强，盗贼日炽，国歩日蹙，威权日消。且如二帝亲属，尽室北狩，宗庙社稷不绝如线者，系陛下一人。而三镇未复，不当都汴以处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还都之诏，以谪许景衡。至于今日，当如之何？其不慎诏令有如此者？又如吴给、张訚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缘上言远窜，今是何时？尚仍旧体以言为讳，其壅塞言路有如此者！”《三朝北盟会编》卷118《二十一日癸酉殿中侍御史马伸乞罢黄潜善汪伯彦》。可见，罢免了李纲，汪、黄独柄朝政，杜塞言路，打击不同政见者，使得国势日蹙。在这样黑暗混乱的内政下，金人也乘机加强了对南宋的攻击，“潜善独当国柄，专权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经画。伯彦继相略与之同，由是胡寇益无所惮”《宋史全文》卷16下《宋高宗二》。。此时南宋政权可谓内外交困，正如《大事记》所说：“纲在位则措置两河，兵民稍集，纲去则经制、招抚罢而两河无兵矣；纲在位则伪臣叛党稍正典刑，纲去则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纲在则泽之志行，纲去则泽之志沮；泽在则盗可为兵，充（杜充）守则兵皆为盗；泽在则尼雅满遁，充用则敌至维扬矣。内无纲，外无泽，此建炎之失其机，则汪黄两人为之也。”《宋史全文》卷17上《宋高宗三》。南宋陷入新的危机之中。李纲和汪、黄的矛盾与争斗，不仅有个人恩怨、好恶掺杂其中，更重要的仍然是政见的不同。汪、黄主张避敌东南，放弃中原，而李纲坚决主张以中原为根本，不轻易放弃中原。李纲与汪、黄矛盾的焦点，最本质的原因是对金人的态度，是战还是和、是固守中原还是放弃中原。汪、黄不顾国家利益，破坏李纲的抗金措施，对南宋政局产生相当恶劣的影响，差点葬送了初生的南宋政权。二、吕颐浩与秦桧的关系
1．吕、秦关系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镇。秦桧极力反对。汴京失守，金人欲立异姓张邦昌，秦桧亦极力反对。不久，“金人寻取桧诣军前”。《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缘此，秦桧在大臣中博得了很高的威望。建炎四年（1130）十月，秦桧与妻王氏及仆人航海归行在。此时，恰逢吕颐浩初次罢相之后，二度拜相之前。绍兴元年（1131）二月，高宗不顾大臣们对秦桧踰河越海、千里归来的疑议，除秦桧参知政事。登上副相之位的秦桧立即排挤当时的宰相范宗尹，觊觎相位，扬言：“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或问何以不言，桧曰：“今无相，不可行也。”《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非但如此，秦桧在朝中广植亲信，“桧力引一时仁贤，如胡安国、程瑀、张焘之徒，布在台省，士大夫亟称之”《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6《宋高宗六》。。当范宗尹罢相后，“上欲用颐浩，而富直柔、韩璜等密荐秦桧”《三朝北盟会编》卷148《二十三日丁亥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绍兴元年（1131）八月乃拜桧右仆射。秦桧千方百计阻止高宗除拜吕颐浩，“范宗尹罢宰相，乃召吕颐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桧右仆射。又富直柔、韩璜、辛道宗、永宗皆谮颐浩，故到阙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三朝北盟会编》卷148《二十一日甲寅吕颐浩加少保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颐浩也敏锐地感觉到秦桧等人的阴谋，但是此时的秦桧根基还是没有稳固，高宗于绍兴元年（1131）九月拜吕颐浩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这样，吕颐浩与秦桧并相局面形成。但吕颐浩为首相，位在秦桧之上。吕颐浩一上台，立即将富直柔等人排挤出朝。秦桧、吕颐浩两人矛盾渐深。实力渐强的秦桧逐渐控制台谏，窥视吕颐浩左相的职位。而此时，吕颐浩进行的财政经济措施遭到许多大臣的强烈反对，“时吕颐浩、秦桧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二年四月癸未。。又据《秀水闲居录》记载：“桧引倾险浮躁之士，列于要近，以为党助。谋出吕而专政。”《三朝北盟会编》卷216引《秀水闲居录》语。借此机会，秦桧“风其党建言：‘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之所以如此，因为秦桧深知吕颐浩擅长军事，借此排挤吕颐浩退出中枢行政事务。恰在此时，“桑仲……遣镇抚司书写机宜文字、左承事郎谭志来告，以愿宣力取京师，乞朝廷出兵淮南以为声援。吕颐浩信之，始大议出师，以仲兼神武左副军统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2，绍兴二年三月庚申。。为了摆脱朝中大臣对自己的不满，吕颐浩准备利用这个机会来稳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吕颐浩闻桑仲进兵，乃大议出师，而身自督军北向。且言近闻金、伪合兵以窥川陕，若于来春举兵，必可牵制陕西之急。万一王师逐豫，则彼必震恐，因令韩世忠自西京入关，此亦一奇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二年四月己卯。”在朝中局面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吕颐浩欲对外出兵，一方面挽回自己的人气，另一方面实现自己北伐的夙愿。而此时高宗对秦桧、吕颐浩的矛盾有所耳闻并且相当警觉。首先，高宗下诏警告双方：“朕寤寐中兴，累年于兹，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载加考绩，登庸二相，盖欲其谋断协济，事功倚毗，眷遇体貌惟均，凡一时启擬荐闻之士，顾朕拔擢任使之间，随其才器试可乃已，岂有二哉？尚虑进用之人才，可胜德心则媚奥潜效，偏私浸成，离间将见，分朋植党，互相倾揺，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继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体国，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台谏论列闻奏，朕当严置典刑，以诛其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二年四月癸未。其次，对于秦桧亲近散布二相分任内、外的流言，高宗也有所考虑并且接受。“颐浩熟于军事，在外总诸将，桧在朝廷，庶几内外相应”《宋史》卷381《程瑀传》。，接着，高宗便有“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如种、蠡之分职”《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三）卷15《高宗绍兴元年》。的诏令，想通过平衡双方之间的权力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绍兴二年（1132）四月二十七日，高宗命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吕颐浩于绍兴二年（1132）五月四日出师北伐。这次北伐最终因为前军将赵延寿的兵叛而夭折。吕颐浩于七月班师回朝。对于无功返朝的吕颐浩，高宗或出于吕颐浩平定苗、刘之变的功劳，或者出于压制秦桧势力坐大的考虑，并没有处置吕颐浩。回朝后，吕颐浩立即着手排挤秦桧，但是苦于没有计策，“过平江，守臣席益知颐浩意，谓之曰：‘目为党可也，然党魁在琐闱，当先去之’”《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三）卷15《绍兴二年》。。席益所指的党魁，即胡安国。于是，秦桧与吕颐浩的矛盾以是否引用朱胜非入朝而展开，以胡安国成为争斗的前锋。吕颐浩引朱胜非入援，先除“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给事中胡安国、侍御史江跻交章论罢之”。《宋史》卷362《朱胜非传》。胡安国坚决不同意朱胜非入朝，“论胜非必误大计，胜非复知绍兴府，寻以醴泉观使兼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颐浩持命检正诸房文字黄龟年书行。安国以失职求去，罢之。桧上章乞留安国，不报。”《宋史》卷362《吕颐浩传》。吕颐浩罢免了认为是秦桧党魁的胡安国后，加紧对秦桧的打击，首先清理已被秦桧控制的台谏的力量，“侍御史江跻、左司谏吴表臣皆以论救安国罢，程瑀、胡世将、刘一止、张焘、林待聘、楼炤亦坐论桧党斥，台省一空”《宋史》卷362《吕颐浩传》。。接着矛头直指秦桧，“颐浩既引朱胜非还朝，复自内批，令日赴都堂议事，位知枢密院事上。欲以逼桧，会边报王伦来归，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因劾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且植党专权，渐不可长。桧即上章辞位，上未许。前一日，颐浩与参知政事权邦彦留身上前，复言桧之短”。在双方争斗处于胶着状态时，高宗对金的态度，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綦崈礼入对，出桧所献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如斯而已。上谓崈礼曰：‘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又桧言臣为相数月，可使耸动天下，今无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绍兴二年九月甲寅。在高宗这样的态度下，秦桧的失败也就成为定局。在秦桧落职的制词中称：“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听之专，更责寅恭之效。而乃凭恃其党，排拫所憎……岂实汝心，殆为众误。”《北海集》卷7《制》，《除秦桧特授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依前通奉大夫食邑食实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2．吕、秦关系对政局的影响秦桧与吕颐浩的政争，很大程度是出于个人权力欲望。为了个人野心，秦桧拉帮结派，很快在其周围形成一个集团，其目的是想独霸相权，并最终实现“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目的，以成不世之伟业。秦桧个人的性格和野心，在回朝伊始，对当时宰相范宗尹态度的转变便可看出。秦桧表面对范宗尹毕恭毕敬，暗地里却一直寻找机会取而代之。范宗尹请求讨论当时朝中的滥赏问题，试图打击蔡京、王黼之党，裁汰冗官，改变崇、观以来由滥赏带来的政治积弊。此事本来得到高宗的支持，但是由于打击面太广，引起朝臣反对，高宗也改变了态度。《容斋四笔》卷15《讨论滥赏词》。秦桧利用这个机会“及见上意坚，反挤宗尹”《宋史》卷362《范宗尹传》。。于是范宗尹落职。秦桧对范宗尹的打击还是遮遮掩掩的，对吕颐浩的排挤则是明目张胆的。绍兴二年（1132）五月，乘吕颐浩统兵在外，秦桧设修政局，“诏置修政局。时尚书左仆射吕颐浩既督军于外，右仆射秦桧乃奏设此局。命桧提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4，绍兴二年五月丙戌。。修政局的成立，是秦桧排挤吕颐浩朝中势力的举措，正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欲夺其柄，乃置修政局自领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5《修政局》。由此可见，“修政局是秦桧扩大政治势力的产物，是其党同伐异的一个重要基地，攻伐的对象是喜用财吏的吕颐浩集团”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第一章《从“靖康之乱”到“绍兴更化”》。。为此，秦桧多引胡安国等伊川门人。于是，秦、吕政争的一个表现为财吏与道学之士的矛盾。吕颐浩最终在这场政争中取得了胜利。之后，他把道学之人尽逐出朝，“绍兴初，秦桧引伊川门人胡、康、侯入经筵，一时善类多位于朝。及桧罢，吕相、朱相尽逐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不但如此，吕颐浩对支持过秦桧哪怕只是赞扬过秦桧的大臣，也不加甄别，一律清洗出朝。而这些人，又成为日后秦桧再次上台的政治基础，为日后的政局演变埋下了伏笔。吕颐浩的做法，牵连甚广，打击面过大，在压制道学之人的同时，自己也树敌颇多。再加上他的财政经济政策又触动许多人的利益，失去了许多人的支持，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时隔不久，吕颐浩也在众人的弹劾声中罢官下野。吕颐浩和秦桧的斗争，还反映在当时朝中大臣对金的态度问题上。如果说建炎初年，南宋大臣谈金色变、畏金如虎的话，而此时经过数年的经营，已经初具规模，因此秦桧所鼓吹的“南自南，北自北”的观点，已不能得到南宋大多数大臣的赞同，就连高宗也极力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吕颐浩利用此点攻击秦桧，秦桧在这场政争中失败也就是注定的。三、赵鼎与张浚的关系
1．赵、张关系赵鼎进入中枢为官，源于张浚的推荐。“上初渡江，诏郎官以上荐士，时都司黄槩以鼎应诏，至杭，闻复辟，始入城，而张浚又荐之。”《中兴小纪》卷6引《赵鼎事实》语。此时，正是平定了苗、刘之变，高宗刚刚复辟之时。张浚由于平定苗、刘之变，受到高宗的垂青而拜枢密院事，张浚首称赵鼎：“隆祐复辟，其功甚大。当检累朝卷帘故事，推恩其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丁巳。于是，除赵鼎为司勋员外郎。未及，除御史中丞。建炎三年（1129）七月，“高宗问浚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川，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跸来武昌，复以张俊、刘光世与秦川相首尾”。《宋史》卷361《张浚传》。高宗同意张浚的主张，寄予厚望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高宗说：“朕嗣承大统，遭时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济。正赖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倾危。今遣知枢密院事张浚往谕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积累之勤勉，人臣忠义之节，以身徇国，无贻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兴之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建炎三年七月庚子。而张浚
“辟知秦州刘子羽参议军事，尚书考功员外郎傅雱、兵部员外郎冯康国主管机宜文字，忠州防御使王彦为前军统制。彦将八字军以从，太学博士何洋、閤门祇候甄援等俱从行。”《宋史全文》卷17上《宋高宗三》。张浚雄心勃勃，准备出发。临行前，派属官冯康国等与赵鼎告别，时任殿中侍御史的赵鼎告诫说：“元枢新立大功，出当川陕，半天下之责，自边事外，悉当奏禀。盖大臣在外，忌权大（太）重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建炎三年七月庚子。赵鼎对张浚的嘱托，可谓切中要害、语重心长。以此可见，两人当时关系之亲密。但是张浚没有在意赵鼎临别之前的嘱托，到四川后，擅杀部将曲端，引起朝臣弹劾。于是“朝廷疑之……遣王似副浚”。对于朝廷的这个决定，张浚“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宋史》卷361《张浚传》。。张浚的举动，引起当时的宰相吕颐浩、朱胜非的不满，张浚被召回行在，落职福州居住。金人和刘豫乘此机会，入攻南宋，高宗罢免了弹劾张浚落职的朱胜非。此时，赵鼎也由于在洪州地方的政绩，被召回行在，授予参知政事。绍兴四年（1134）十月，赵鼎提出亲征并推荐张浚：“浚可当大事，顾今执政，无如浚者。陛下若不终弃，必于此时用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癸未。于是高宗召见张浚，复官枢密院事，并命浚往江上视师。由于亲征胜利，绍兴五年（1135）二月，赵鼎除尚书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除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两人并相。此时的张浚和赵鼎，主动处理协调两人的关系，史载：“始议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杨么，鼎升左揆。方锁院之夕，鼎密启曰：‘宰相事无不统，不必专以边事，为得体。’暨两制出，浚独以军功及专任边事为言。上既以边事付浚，而政事及进退人才专付于鼎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丙戌。由于两人都主动谦让，而且分工责任明确，这也为后来两人度过一段政治亲密合作期奠定了基础。赵鼎、张浚“同志辅治”《宋史》卷361《张浚传》。，正如《喻樗语录》的评价：“时赵、张二公相得，人固知，且并相。樗独以为且作枢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赵退则张继之，说一般话、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则泰道长。若同相议论有不合，或当去位，则一番改更，必有参商。是贤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丙戌。绍兴五年（1135）十二月，张浚出江上视师，“欲谋大举，深虑诸将议论不同，心颇忧之，不欲出口。赵鼎察知其意，与之谋曰：‘公之此行，未便能举事，莫若兼领屯田而归，不为无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绍兴五年十二月甲子。。对于赵鼎的这个建议，张浚“大以为然”《中兴小纪》卷20引《赵鼎事实》语。。这样，张浚于绍兴六年（1136）正月出江上视师，并且兼领屯田。“初，言屯田者甚众，而行之未见其效。至是，浚兼领屯田以出，始置官属，凡所行之事，皆画一而去。”《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绍兴五年》。张浚在江淮的屯田之举也取得了成就。张浚在江上视师，对诸大将之间的矛盾无法有效、圆满地解决，影响了行府的军事决策，“浚在江上，谋渡淮北向，惟倚韩世忠为用。世忠辞以兵少，欲摘张俊之将赵密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谓世忠有见吞之意。浚奏乞降圣旨，而俊亦禀于朝”。赵鼎却轻而易举地帮助张浚解决了这个难题，“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诸军，若号令不行，何以举事？俊亦不可拒。乃责俊当听行府之命，不应尚禀于朝。复下浚一面专行，不必申明，虑失机事。’时议者以为得体。至是浚归奏，终以俊不肯分军为患。鼎谓浚曰：‘世忠所欲者赵密，今杨沂中武勇不减于密，而所统乃御前兵，谁敢觊觎？当令沂中助世忠，却发密入卫，俊尚敢为辞耶？’浚曰：‘此上策也，某不能及’”《中兴小纪》卷20.。赵鼎的解决方案，既维护了张浚的威严，避免了韩世忠和张俊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同时也为稍后击退刘豫伪齐、金军的联合入侵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据《中兴小纪》卷20引《赵鼎事实》曰：“向降指挥，责张俊自当一听行府之命，乃朝廷主张行府。及杨沂中为泗上之行，破刘猊以成功，实肇于此也。”
绍兴六年（1136）九月，“刘豫以伪殿前太尉、开封尹许青臣权大总管府事，以子麟领行台尚书，令冯长宁行台户部侍郎，行军参议李邺行台右丞，佥乡军二十万，号七十万，三路南寇，东路由涡口犯定远，趋宣化，以侄刘猊统之；一路由寿春犯合肥，子麟统之；一路自洛蔡之光州，寇六安，孔彦舟统之”《三朝北盟会编》卷169《九月刘豫入寇》。。对于刘豫来势凶猛地入寇，赵鼎和张浚作了军事分析和部署：“分遣诸将，以备要害。时江东宣抚使张俊军盱眙；（杨）沂中军泗上；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在鄂州，声势了不相及。独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在当塗，光世遣轻骑据庐，而沿江一带皆无军马。左仆射赵鼎甚忧之。浚乞先往江上视师，至是发行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伪齐刘豫出兵之前，曾经请求金朝出兵共同入侵南宋，但是遭到金朝的拒绝。为了壮大声势，扰乱南宋的决策，“刘麟等令乡兵伪金人服于河南诸处，千百为群，人皆疑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丁酉。。的确，伪齐的这个计谋取得了成效，南宋诸将领之间就如何应敌出现了争执。“刘光世奏御敌事宜，谓‘庐州难守’，且密于赵鼎，欲还太平州。张俊方驻军泗州。都督张浚奏‘敌方疲于奔命，决不能悉大众复来，此必皆豫兵。’而边报不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丁酉。面对边报不明，该如何抉择，赵鼎和张浚产生了分歧。张俊、刘光世认定此次是伪齐、金兵联合进攻，因此，他们提出：“益兵……议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召岳飞尽以兵东下。”张浚认为只是伪齐军队而已，根本没有金兵，并且督促张俊和刘光世进兵，“贼豫之兵，以逆犯顺，若不剿除，何以立国？平日亦安用养兵为？今日之事，有进击，无退保”《宋史全文》卷19下《宋高宗十》。。对于张浚与诸将的分歧，赵鼎作了谨慎的部署，“而鼎及签书折彦质皆移书抵浚，欲飞军速下，且拟条画项目，请上亲书付浚，大略欲退师还江南，为保江之计，不必守前议”《宋史全文》卷19下《宋高宗十》。。在给张浚的信中，赵鼎作了详细的军事部署：“令张俊、杨沂中两军并力剿灭麟、猊二贼，然后移军建康，固守江上，以待后来者。谍者言二贼之后，金兵骑不断，知兵者亦谓金使麟、猊为前驱，金以精骑继之，万一出此，枝梧不暇矣。”赵鼎在听取了张俊、刘光世的意见后，作了这样的部署，高宗也非常赞同赵鼎的意见，并且亲自写信敦促张浚执行。实际上，赵鼎的部署，是缩小了防区，要诸军团结，全力固守长江镇江—建康—太平—江州沿线，而由韩世忠在东翼牵制齐军。由于“鼎专为守江之计，而浚力督诸将进兵，以此异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辛未。。战事的关键时刻，张浚和赵鼎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张浚心生怨愤，对于赵鼎这一军事决定，他认为是“沮害其功者，此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引《赵鼎事实》语，绍兴六年十月丁酉。。张浚仍然据理力争，对赵鼎这一决策可能出现的后果进行了分析：“若诸将渡江，则无淮南，而长江之险与敌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当合兵掩击，况士气甚振，可保必胜，若一有退意，则大事去矣；又岳飞一动，则襄汉有惊，复何所制？愿朝廷勿专制于中，使诸将不敢观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丁酉。张浚的军事部署也不是没有漏洞，张浚在淮西、淮东布置兵力，而中间大片地区交给战斗力最弱、纪律最差的刘光世部。此时担任守江防海任务的吏部侍郎吕祉支持张浚，“士气当振，贼锋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宋史》卷370《吕祉传》。。高宗对于张浚的意见，再三斟酌之后，也表示赞同：“今览所奏甚明，俾朕释然无忧。非卿识高虑远，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丁酉。高宗态度的转变，吕祉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榻前力争，至于再四”。而支持赵鼎的折彦质也不示弱，极力维持原意，“密奏异时误国，虽斩晁错以谢天下，亦将何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丁酉。？但是，此时的高宗已经完全倾向张浚的意见，对于折彦质的密奏，高宗没有听从。而此时“刘麟众十万，已次濠、寿。刘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军已行”，情况已经非常紧急，高宗“乃命祉驰往军前，督其还”《宋史》卷370《吕祉传》。。刘光世此时“已舍庐州退”。张浚立即遣人至刘光世军中传令：“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徇。”接到张浚的命令，刘光世“不得已，驻兵与杨沂中相应”《宋史》卷369《刘光世传》。。在这种局面下，赵鼎提出了补救措施，“诸处探报，殊无金人。如此，则自当鏖击，若官军与豫贼战而不能胜，或更退挠，则他时何以立国？但光世分兵随处御捍，已见失策，今贼兵既已渡淮，惟当急遣张俊合光世之军，尽扫淮南之寇，然后议去留，兹为得计。万一使贼得志于光世，则大事去矣”。而折彦质也立即附和赵鼎：“诚如赵鼎所论。”对于赵鼎这个补救措施，高宗相当赞同：“卿此策颇合朕意。朕度金人行兵不如此，止是刘豫之众。若合张俊、光世之军击之，理无不胜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癸卯。最终，赵鼎和张浚达成了一致意见，为击败伪齐军队提供了保障。这次伪齐入侵，以全面失败而告终。“时贼军东路猊既败，自变量骑挺身逃去，西路麟所统，麟闻猊败，亦望风而溃，光世乘势追获，亦捷，通两路所得船数百艘，车数两（辆），器甲、金帛、钱米军需之物不可胜计。京东金人寻亦退走，朔方大恐。”《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39，起绍兴六年十月尽十二月。凯旋而归的张浚回朝，与赵鼎的矛盾开始激化。早在两人刚并相不久，因为权力归属有些矛盾，但是赵鼎处理得还好，没有公开，也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关系。据载：“浚统兵往来江湖，号‘都督行府’，权势甚盛，便宜行事，关送三省密院奉行，内外无敢违者。”《三朝北盟会编》卷216引《秀水闲居录》语。另据《宋史》记载：“时张浚视师江上，以行府为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具营田利害事，乞送尚书省。有旨从之。与求不能平，曰：‘三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宋史》卷372《沈与求传》。
“己卯，知枢密院事、提领措置财用孟庾充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庾以行府关三省、密院事积不平，因称疾求去。前一日，御笔有是命，赵鼎进呈，上曰：‘庾以疾力求去，重违其请，既知枢密院，宜依祖宗故事。’鼎曰：‘自元枢执政，往往或建节钺，如寇准等犹除使相。’”《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1，绍兴五年七月己卯。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张浚的行府侵夺了三省、枢密院的权力，部分官员或者说和赵鼎关系比较密切的官员对张浚的做法深感不满，甚至提出辞职。另外，赵鼎对张浚某些军事部署也持怀疑否定态度。“右仆射张浚命依山筑城。左仆射赵鼎叹曰：‘德远误矣。是虽不为资敌之具，然当念劳人也。’是役也，兴于盛夏，自下运土，而上者皆有日课，望青采斫，数十里间，竹木皆尽斸，掘新旧冢，莫知其数。人甚苦之。城成无水可守，亦无樵采，筑城之际，伪齐遣三百骑于泗州境上，临淮伫观，久之而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壬辰。张浚、赵鼎两人的矛盾也随着绍兴六年（1136）九月伪齐出兵入侵而公开化，“浚在江上，尝遣其属吕祉入奏事，所言夸大，鼎每抑之。上谓鼎曰：‘他日张浚与卿不和，必吕祉也’”《宋史》卷360《赵鼎传》。。看来高宗对张浚、赵鼎之间的不睦有所察觉。实际上吕祉最初由赵鼎推荐，后来吕祉与张浚关系更为密切，最终成为张浚、赵鼎关系恶化的催化剂。由于张浚的军事胜利，赵鼎提出辞呈：“臣始初与张浚如兄弟，近因吕祉辈离间，遂尔暌异。今同相位，势不两立。陛下志在迎二圣，复故疆，当以兵事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气甚锐，当使展尽底藴，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诏令，经理庶务而已，浚当留，臣当去，其势然也。浚朝夕还，俾臣奉身而退，则同列之好俱无所伤。他日，或因物议有所去留则俱失之矣。”而此时，高宗的天平明显倾向于军事上成功的张浚。“上曰：‘朕自有所处，卿勿为虑。’鼎曰：‘万一议论纷纷，曲直淆乱，是时陛下必不秘，今日之言，臣狼狈无疑矣。陛下即位以来，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脱者，岂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上徐曰：‘俟浚归议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癸亥。
张浚还朝之际，两人因政见不同，关系达到白热化，如冰炭无法相融。就在赵鼎提出辞呈之际，他同时提出回跸临安。而张浚还朝后高宗的态度更让赵鼎诚惶诚恐，“张浚自江上还平江，随班入见。上曰：‘却敌之功，尽出右相之力。’于是赵鼎惶惧，复乞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入朝的第二日，张浚便提出自己的政见，主要有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的政见与赵鼎的大相径庭，第一方面，“浚奏车驾宜乘时早幸建康”；而赵鼎与折彦质“共议回跸临安以为守计”，并且提出“强弱不敌，宜且自守，未可以进黜”。第二个方面，“浚因独对，乞乘胜取河南地，擒刘豫父子”。而赵鼎反对：“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为重，不知擒灭刘豫得河南地，可遂使敌不内侵乎？”第三个方面，“（张浚）言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而赵鼎却认为“光世将家子，将帅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宋史全文》卷19下《宋高宗十》。。张浚乘胜进攻刘豫伪齐的建议，高宗希望他能与赵鼎商量后决定。当赵鼎反对时，张浚“不悦”。接着便有“右司谏王缙入对，论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之罪。大略谓彦质于敌马南向之时，倡为抽军退保之计，上则几误国事，下则离间君臣，乞赐罢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实际上，王缙对折彦质的弹劾，就是张浚排挤赵鼎一系的开始。此时的高宗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当然支持取得胜利的张浚一方。他希望张浚能够剿灭刘豫政权，同时对握有重兵的大将刘光世开刀以解除大将的兵权。何忠礼等《南宋史稿》认为：高宗抛弃赵鼎任用张浚是因为他暗地里支持他的对金和议活动。而笔者认为：高宗之所以支持张浚，主要原因在于张浚提出削夺刘光世的兵权。赵鼎罢相之后，高宗积极支持张浚削夺刘光世的兵权。由此可见，当时最吸引高宗的还是罢诸将的兵权。此时刘豫伪政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对金和议还没有那么迫切地被提上日程。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赵鼎、折彦质俱罢。
2．赵、张关系对南宋政局的影响赵鼎罢相后，张浚几乎独揽朝政，“总中外之政，几事丛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对，必言仇耻之大，反复再三，上未尝不改容流涕。时天子方厉精克已，戒饬宫庭内侍，无敢越度。事无巨细，必以咨浚，赐诸将诏，往往命浚草之”《宋史》卷361《张浚传》。。张浚想借发动北伐机会，直接控制各大将的军队，从而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张浚首先拿军纪、军力最差的刘光世开刀。然而，由于措置不当，发生了淮西之变，这场事变主要责任人应该是张浚和吕祉，高宗也有相当的责任。而这场兵变，又成为赵鼎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转折点。绍兴七年（1137）三月，张浚罢免了刘光世，“分光世所部为六军，令听本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三月甲申。，并且下令吕祉往淮西抚谕诸军。命令下达后，朝中许多大臣提出异议，或对吕祉的能力表示怀疑，提出改派他人，“须得有纪律、闻望素高、能服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或提出刘光世军队的复杂性，“如此军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军今已附王德，德虽有功而与郦琼辈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愿更择偏禆素为军中所亲附者，使为德副，以通下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六月戊申。。然而张浚不能听取众议。吕祉来到淮西军中，其举止引起将士怨愤，加剧了将士之间的矛盾。“吕祉还淮西，王德来朝，吕祉举止骄傲，不谙军旅，统制官有两使，有正使者，横过唱喏，祉颔应之。有伺候终日，称歇息吃食、调弄声乐之类，不得相见。其下多愤怒，统制郦琼、王世忠状王德之罪于朝，德密知之，遂赴行在，上问之，德具言诸将骄暴，恐别生变。上愕然，遂命德以本军入卫。”最终酿成郦琼兵变（又称淮西兵变），“（七月）八日戊辰，郦琼、王世忠、靳赛、赵买臣、王师晟叛杀乔仲福等，执吕祉等附于刘豫”《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八日戊辰郦琼王世忠靳赛赵买臣王师晟叛杀乔仲福等执吕祉等附于刘豫》。。此次兵变对于南宋而言，损失惨重，“（郦琼）率所领步骑十余万附于齐”《金史》卷79《郦琼传》。。事变发生后，朝臣纷纷弹劾张浚。“御史中丞周秘入对，言近上殿论宰相张浚失谋误国，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谨摭所闻，为陛下言其二十罪，虽未足以尽浚之所为，而不达军情、不恤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议，所以至于败事者，实皆由此。今犹强颜庙堂之上，以淮西之变为细事，以吕祉之死为奇节，尚欲文饰其过以欺圣明，此亦可谓无耻矣。望将浚前后罪状明正典刑，以为人臣误国之戒。”《宋史全文》卷20上《宋高宗十》。李纲则写信指责张浚为政的失误以及造成事变的原因：“然自今春阁下专任大政以来，荐进人材、调护将帅、措置边防、均理财用，皆未闻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声誉损于前时，规模爽于旧说，中兴气象，邈未有期。不知何为而然耶？且以近日淮西叛将之事观之，官吏军民二十余万，一朝相率而北去，将佐遇害者甚众，阁下平日信任、以为可属大事如吕祉者被执以往，挫威辱国，中外震惊，于谁责而可乎？……今阁下以一人兼将相之权，总中外之任，而无与人共功名之心，软美者进，鲠谅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闻，曲突徙薪之谋不至，变生所忽，不足怪也！”《李纲全集》卷126《与张相公第二十六书》。绍兴七年（1137）九月，张浚落职。之前，高宗对接任相位的人选征求张浚的意见：“上问可代者，浚不对，上曰：‘秦桧何如？’浚曰：‘近与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则用赵鼎。’遂令浚擬批召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甲辰。。于是，绍兴七年（1137）九月丙子，赵鼎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至此，赵鼎再度为相。高宗对因张浚而造成的淮西事变耿耿于怀，准备贬往岭南，“浚误朕极多，理宜远窜”。赵鼎极力为之求情，“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今过岭必不能将母。陛下忍使其子母为死别乎？上犹未解。鼎又留身再恳，曰：‘浚之罪不过失策耳！凡人计谋欲施之，岂不思虑，亦安能保其万全？傥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后虽有奇谋妙算，谁敢献之？此事利害自关朝廷，非独私浚也。’上意解”《宋史全文》卷20上《宋高宗十》。。由于赵鼎的恳求，最终张浚落职永州居住。赵鼎和张浚的关系，经历了一段由亲密到反目的过程。而他们的关系的好坏，对南宋政局影响巨大。首先，两人互相汲引。由于张浚的推荐，赵鼎为御史，所提出的四十件措施实行了三十六件，给了赵鼎在政治中脱颖而出的机会。而赵鼎推荐张浚，为绍兴四年（1134）击败伪齐、金的联合进攻奠定了基础，使金人下决心废除伪齐政权，对南宋未来的政局影响巨大。二人并相期间，关系良好，政治出现“小元祐”的局面，朝廷风气转变不少，政治、军事实力增强。朝廷对诸大将的控制，也有所加强。如绍兴五年（1135）四月，赵鼎和张浚消除朝廷外重内轻的现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罢去镇抚使，在形式上强化中央权力；二是扩大都督府的军事、财政职权；三是增加中央军的数目，规定都督府的兵员隶属三衙。黄宽重：《郦琼兵变与南宋初期的政局》，《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丰出版公司，1989年。经过一系列措施，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如“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奏：‘依奉处分往江州屯驻。’上曰‘淮西既无事，飞自不须更来。’赵鼎曰：‘此有以见诸将知尊朝廷，凡所命令，不敢不从。’上曰：‘刘麟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一月癸酉。，连高宗也对朝廷出现的新变化欣喜若狂。当两人关系反目之时，张浚排挤赵鼎出朝，一改往日作风，酿成了淮西事变。淮西事变使南宋遭到了极大的损失，以致淮西门户洞开。危急之下，高宗命张俊自盱眙屯驻庐州，但是却遭到张俊的推脱。无奈之下，在赵鼎的提议下，改派刘锜赴任。实际上，整个淮西只有刘锜一军独守。也正鉴于此，赵鼎任相后期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做法——定都临安。可见，赵鼎与张浚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南宋政局发展的态势。赵鼎再度为相没有多久，因为宋金和议问题与高宗和秦桧产生了分歧。四、赵鼎与秦桧的关系
1．赵、秦关系据《宋史》载：“始，浚、鼎相得甚，浚先达，力引鼎。尝共论人才，浚剧谈桧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无所措足矣！’浚不以为然，故引桧，共政方知其暗。”《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因此，在张浚被罢免之前，高宗询问继代人选，张浚不仅没有推荐秦桧，反而提醒高宗警惕秦桧的为人。张浚的意见，使得高宗决心重新起用赵鼎。秦桧本以为张浚会推荐自己，当得知赵鼎为相，“桧错愕而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甲辰。秦桧觊觎相位的企图，因赵鼎再度拜相而落空，这也为日后赵鼎与秦桧的关系恶化埋下伏笔。秦桧因此深恨张浚，却在赵鼎面前挑拨是非，“上欲召公，而张相迟留。盖怒鼎使挤浚也。桧在枢府，惟听鼎，鼎素恶桧，由是反深信之”《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秦桧又故伎重演，把以前对故相范宗尹的恭顺态度拿来对待赵鼎。赵鼎被秦桧的假象所迷惑，对秦桧态度转变，使得张浚落职后的人事变动没有牵涉到秦桧，“张浚永州之命既下，张守、陈与义乞罢，上皆许其去。秦桧亦留身言之，退至殿庐，起身至鼎坐榻前，喜见颜间，谓鼎曰：‘桧今日告上，求解机务。’上曰：‘赵某与卿相知，可以少安。桧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43，起绍兴八年正月尽三月，引《赵鼎事实》语。。正是秦桧“机穽深险，外和而中异”《宋史》卷360《赵鼎传》。的性格，对赵鼎言听计从的表演，使得他爬上了相位。“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无异议者。’又曰：‘秦桧又在枢府，莫怀怨望否？’鼎曰：‘桧大臣，必不尔，然用之在陛下尔。况自有阙。’是日遂锁院。桧再相，上既与议过，然后相桧，是以鼎未敢遽为去就。”《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43，起绍兴八年正月尽三月，引《赵鼎事实》语。由于赵鼎的默认，秦桧于第二日被拜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开始了与赵鼎的并相时期。然而，秦桧一直寻找机会取代赵鼎。终于，秦桧找到了两次机会：一次就是关于高宗养子的封号问题，另一次就是关于与金人和议问题。高宗无子，建炎末年，范宗尹造膝有请，令宗室选拔太祖皇帝后人，得伯琮、伯玖入宫。伯琮改名为瑗，伯玖改名为璩。绍兴八年（1138）正月，进士李献焘奏：“乞择宗室之贤者，使摄储贰，或留守形胜，或别出征伐，使民无异望。”《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上德一》。于是，瑗于是年五月授贵州防御使，赵鼎提议立瑗为皇太子，并于行宫门外建书院以教之。高宗没有同意立皇太子一事，却同意了建书院一事，并命赵鼎专主此事。书院建成后，为资善堂。实际上，资善堂是北宋仁宗以来，皇子的就学之所，“赵鼎言，以左史范冲充翊善、右史朱震充赞读，时称极选”《宋史》卷162《职官二》，《资善堂》。。一时间，似乎把瑗已当作皇太子对待了。但是资善堂的一些问题，却引来诸多大臣的口实，矛头直指赵鼎。如当时高宗让赵鼎推荐资善堂官员，赵鼎当即推荐范冲，而范冲乃是赵鼎姻亲，此举立即遭到置疑，有人指责赵鼎汲引亲党。《忠正德文集》卷9《辩诬笔录》。又如胡寅认为，资善堂内设佛老之像不符合“古帝王教世子之法，莫备于周……，若老、佛二氏之说，则毁父子，无君臣，泯乱民彛，为世大害者。前代有国家者，溺心于此，无不致乱亡之祸。今置其像，设于资善堂，而不以先圣先师为矜式，非所以训示国公也”《斐然集》卷15《缴资善堂画一内未有先圣》。。许多朝臣为此对赵鼎不满。虽然赵瑗于绍兴五年（1135）封为建国公，“然犹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虑，议者忧之”《晦庵集》卷21《申请》，《史馆拟上政府札子》。。绍兴八年（1138）八月，高宗又除赵璩节钺，封国公。执政议论纷纷，认为此举不妥。其实，高宗是想平等对待两位养子，期盼能够有自己的血脉。而赵鼎等大臣极力反对高宗的做法。枢密副使王庶指出：“并后匹嫡，古以为戒，此岂可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八月癸未。赵鼎也不同意高宗这种做法，但是基于之前资善堂问题，不敢开口反对，赵鼎希望右仆射秦桧出面向高宗奏陈，“‘鼎前负暧昧之谤，今不敢奏，须公开陈。’桧无语。翌日，进呈，鼎奏曰：‘今建国在上，名虽未正，恩数宜小异。’又曰：‘建国名虽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后恩数并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谒太庙，两令建国扈跸，国人见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计，苍生之福也。至于外间称呼之语，岂不闻之？臣身为上相，义当竭忠以报陛下，在今日礼数，不得不异，盖以系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八月癸未。。方畴《稽山语录》的记载虽与《赵鼎事实》小异，但是都强调了秦桧在其中所起到的破坏作用：“时左相赵鼎语右相秦桧曰：‘公尝说丙辰罢相之后，议论鼎者，专以资善堂借口。鼎今日当避嫌，公专面纳此御笔如何？’桧曰：‘公为首相，桧岂敢专公欲纳之？桧当同敷奏也。’鼎约桧、刘大中各将札子至，唯桧无之，鼎遽参酌，只作一札子。明日，鼎又语桧，同进呈尤好，桧复曰：‘公为首相，桧不敢专。’明日，进呈，鼎奏曰：‘祖宗受天命，当传万世。陛下仁孝，子孙千亿，未可谓无也。但宗子某已封建国，只是小国，今某封吴国公，却是全吴，臣欲且与建节，或封一等小国。’上曰：‘都是小孩儿，且与放行。’鼎执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乱。’上意难之，遂留御笔，曰：‘待三五个月别商量。’既下殿，枢密王庶西人，气直，谓鼎曰：‘公错了也。’桧曰：‘桧明日留身敷奏。’明日，桧留身。又明日，鼎留身奏曰：‘昨所纳御笔，不知桧与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与卿一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引《方畴稽山录》语，绍兴八年八月癸未。虽然后几日因参知政事刘大中的反对而没有对赵璩封公，但是，第二年，赵璩建节，封吴国公。可见，老谋深算的秦桧，借此机会在高宗面前摇撼赵鼎的地位，“鼎以争璩封国事拂上意，桧乘间挤鼎”。《宋史》卷360《赵鼎传》。高宗开始对赵鼎不满，据《宋史·赵鼎传》载：“潘良贵以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贵罪，常同为之辨，欲并逐同。鼎奏：‘子諲虽无罪，而同与良贵不宜逐。’二人竟出。给事中张致远谓不应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书黄。上怒，顾鼎曰：‘固知致远必缴驳。’鼎问何也？上曰：‘与诸人善。’盖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乐于鼎矣。秦桧继留身奏事，既出，鼎问：‘帝何言？’桧曰：‘上无他，恐丞相不乐耳。’”《宋史》卷360《赵鼎传》。秦桧当然捕捉到了高宗对赵鼎的不满，并且乘机排挤赵鼎。高宗也更直接地表达了对赵鼎的不满。“庚子，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入对。上曰：‘朕本用卿直学士院，而赵鼎荐吕本中，他日，本中罢则用卿矣。’上又曰：‘卿与楼炤皆朕亲擢中书，事有常论，即奏来，如张致远、吕本中皆作附丽计者，人谁不由宰相进？致远亦太甚。’上久之曰：‘李授之进易解，朝廷议与一职名，本中毅然欲缴，既而知授之，乃赵鼎为诸生时教授也，遂已，殊可怪。’上又曰：‘近日常同、潘良贵事如何？’如渊曰：‘良贵不为无失，然素忠直，望陛下优容。’上色不平。如渊曰：‘天下事未有不起于微者，比因此三人之出，朝臣中有不能安者，臣恐朋党之议由此起。’上曰：‘朋党之说，果已有之。数日前，赵鼎言，闻朕要用周秘为中丞、陈公辅为谏议，朕何尝有此意？’如渊曰：‘闻李谊亦尝有章劾良贵，今陛下擢谊为谏议，臣乃知陛下罪同者在其论事前后相戾，而不在良贵也。’上唯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绍兴八年七月庚子。以此可见，高宗对赵鼎势力坐大相当不满，认为赵鼎已经形成一个集团，或者说已经结为朋党。高宗对勾龙如渊的这番话，就是想把这种不满透露给朝臣。其实，此时的秦桧也形成自己的势力，勾龙如渊恰是秦桧势力中的一员。显然，秦桧已经掌握了高宗之意。而此时的赵鼎对秦桧并没有太多的防范。恰在此时，王伦使金还朝，提出金人主动议和，引起了大臣争论。秦桧和高宗主和，赵鼎反对。赵鼎对和议的态度，更成为秦桧打击赵鼎的另一个绝好机会。
“金人有许和之议，上与宰相议之，赵鼎坚执不可讲和之说。秦桧意欲讲和，一日，朝议，宰执奏事退，桧独留身奏讲和说，且曰：‘臣以为讲和便。’上曰：‘然。’桧曰：‘讲和之议，臣僚之说皆不同，各持两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与，则其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上曰：‘朕独与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虑三日，然后别具奏禀。’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坚，犹以为未也，乃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虑三日，容臣别奏。’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坚确不移。方出文字，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上欣纳之。”《三朝北盟会编》卷184《赵鼎罢为检校少傅奉国军节度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而赵鼎却坚决反对屈己和议。秦桧当然已经领会到高宗的意思，尤其是赵鼎反对和议，显然违背了高宗的意愿。秦桧意识到，利用高宗对赵鼎的不满甚至厌烦，是打击赵鼎的绝佳机会。于是，首先拿赵鼎的亲信、同样反对和议的刘大中开刀，“侍御史萧振论参知政事刘大中与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风俗”《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十月丁巳刘大中罢参知政事》。。此论一出，赵鼎立即明白秦桧之意不在刘大中而在自己。据载：“初，监察御史萧振力求外补，且托其乡人吴表臣、薛徽言为请甚切。鼎信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桧拜相，一召即来。始振以亲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复以亲为词。寻除南台，是必有荐为鹰犬者也。未踰月，论刘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谓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方畴《稽上语录》曰：“时召萧振入台。振，秦桧死党也。首攻刘大中，大中既去，赵鼎亦丐去。正人端士，扫地尽矣。”《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46，起绍兴八年十月尽十二月，引方畴《稽上语录》语。“振本赵鼎所荐，后因秦桧引入台，时刘大中与鼎不主和议，振遂劾大中以摇鼎。大中既出，振谓人曰：‘如赵丞相不必论，盍自为去就。’”《宋史》卷380《萧振传》。此时朝廷“传语纷纷，今日曰赵丞相乞去矣，明日曰赵丞相般上船矣，盖秦桧之属以此撼之。鼎犹未深觉，其客敕令所删定官方畴以书劝之曰：‘见几而作，大易格言，当断不断，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殿中侍御史张戒上疏乞留鼎，不则，置之经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绍兴八年十月甲戌。。高宗完全倾向于秦桧，倾向于和议，赵鼎罢相成为必然。落职前，赵鼎对高宗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提醒高宗提防秦桧：“臣今再辞之，后人必有以孝悌之说胁制陛下矣。臣谓凡人中无所主而听易惑，故进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圣质英迈，洞见天下是非善恶，谓宜议论一定，不复二三。”《宋史全文》卷20中《宋高宗十一》。而以后政局的发展，恰恰印证了赵鼎的担心。临别前，赵鼎和秦桧的关系更加恶化，“宰相出知绍兴府。首途之日，桧奏乞，备礼饯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别筵，率执政俟于津亭。鼎相揖罢，即登舟。桧曰：‘已得旨饯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议论已不协，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师离岸。桧亦叱从人收筵。桧将归，且顾鼎言曰：‘桧是好意。’舟已开矣。自是桧有憾鼎之意”《三朝北盟会编》卷184《赵鼎罢为检校少傅奉国军节度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赵鼎临别对秦桧的态度，成为秦桧日后更进一步迫害赵鼎的一个原因。
2．赵、秦关系对政局的影响
秦桧利用两次打击赵鼎的机会，几乎把赵鼎一系的大臣都驱逐出朝。“先是，议见国公出，吏部尚书吴表臣、礼部尚书苏符等七人论礼与桧意异，于是表臣等以讨论不详、怀奸附鼎皆罢。始，桧为上言：‘赵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终无子也，宜俟亲子乃立。’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邪谋密计，深不可测，与范冲等咸怀异意，以徼无妄之福。冲尝为资善翊善，故大方诬之……皆桧意也。”《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然而，驱逐了赵鼎一系的大臣后，朝臣中反对和议的声音并没有减弱。对此，秦桧都冠以赵鼎之党的罪名予以清除。“初，赵鼎之未去也，九成谓鼎曰：‘金失信数矣，盟墨未干，以无名之师掩我不备。今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彼诚能从吾所言十事，则与之和，当使权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桧谓九成曰：‘且同桧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他日，与吕本中同见桧，桧曰：‘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桧为之变色。九成从容言于帝曰：‘敌情多诈，议者不究，异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会桧闻九成在经筵讲书，因及西汉灾异事，大恶之。九成入见，面奏曰：‘外议以臣为赵鼎之党，虽臣亦疑之。’上问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见其议论无滞，不觉坐久，则人言臣为鼎党，无足怪也。’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对出守，桧必欲废置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丙戌。枢密使王庶一连七次上书，指责秦桧“而忘东都欲存赵氏时，何遗此敌邪”《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更是提出：“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秦桧、孙近亦可斩也。”《澹庵文集》卷2《奏疏》，《上高宗封事》。一时上下汹汹，掀起反对秦桧、反对和议的浪潮。《绍兴正论》列举了反对和议大臣的名单，《三朝北盟会编》卷225引湘山樵夫《绍兴正论》。这表明，秦桧当时所主张的屈辱求和遭到大部分大臣的反对，也不符合南宋统治集团的利益。就在秦桧惶恐失措之时，勾龙如渊为秦桧出谋划策，“相公为天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济矣”《三朝北盟会编》卷186《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于是秦桧擢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于是，勾龙如渊疯狂地打击反对和议之人，“如渊奏陛下：‘既罢鼎相，则用人材振纪纲，必令有以耸动四方，如君子当速召，小人当显黜。’上曰：‘君子谓谁？’曰：‘孙近、李光。’上曰：‘近必召，如光，则赵鼎、刘大中之去皆荐之，朕若召，则是用此两人之荐。须他日自用之。’如渊曰：‘此鼎、大中奸计也。两人在位时，何不荐光，及罢去而后荐之，意谓陛下采公言，必用光故以市恩耳。’上又曰：‘小人谓谁？’曰：‘吕本中。’上颔之。如渊因奏：‘臣向闻陛下言本中与张致远，盖专为附离计者，今观本中，真小人也！致远似不然，如近日喻樗除著作佐郎，臣亲见其与宰相辨久之。樗，鼎腹心士也，臣恐陛下过听以致远与本中同科，则实不然，愿陛下察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绍兴八年十月乙亥。。之后，不仅是被认为是赵鼎党羽的吕本中、喻樗、张致远等大臣落职，而且张九成、王庶、胡铨等反对和议的大臣也纷纷被贬谪。一时之间，“正人端士，扫地尽矣”。五、三宰相与同期执政宰相的关系及特点李纲、吕颐浩、赵鼎三位宰相与同期执政者的矛盾原因基本都是相同的：对金（或伪政权）是战还是避。李纲反对与金人议和，与主张和议的黄潜善发生了矛盾，但最终主张南渡避敌的汪伯彦、黄潜善占据了上风；吕颐浩与秦桧的矛盾中，吕颐浩最终胜出，是缘于秦桧兜售“南自南，北自北”的和议论调与当时大臣普遍对金的态度不同；赵鼎与张浚因是否继续进攻伪齐政权产生矛盾；赵鼎与秦桧更是因为是否同意与金和议成为最终的矛盾。可见，南宋立国到绍兴八年（1138），朝中一直存在是否与金和议的矛盾与斗争，这一斗争一直持续到秦桧最终用高压手段清除反对和议的大臣出朝。可见，是否与金和议是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八年（1138）南宋的政治主题。在三位宰相与同期执政大臣的矛盾中，高宗是处理大臣矛盾最终的仲裁者。当宰相与同时执政者发生矛盾后，高宗首先的解决方式是平衡两相之间的权力，不至于使得一方势力过大，但是最终衡量的标准就是高宗本人对金及伪政权的态度。建炎初年，面对军事实力强大的金朝，高宗无心再守中原，赞同黄潜善的避敌主张，罢免了主战、不肯放弃中原的李纲。在吕颐浩与秦桧的矛盾中，此时的高宗不能接受秦桧的“南自南、北自北”的和议理念，于是罢免了秦桧。赵鼎与张浚的矛盾最终激化的原因，在于对伪齐是否乘胜进攻，当时高宗认为南宋力量增强，跃跃欲试，希望通过张浚实现中兴大业，反对赵鼎提出的守江自保的谨慎策略，罢免了赵鼎。当淮西事变后，高宗的自信受到打击。当金人主动提出和议时，高宗站在了主张和议的秦桧一边，抛弃了反对屈辱和议的赵鼎。李纲、吕颐浩、赵鼎，“他们在南宋政坛上的沉浮起伏，大体上反映了南宋立国之初，主战、主和两派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张其凡：《宋代史》，第一章《宋代的政治发展状况》。。三位宰相与同期执政大臣的矛盾或多或少都牵涉到朋党问题。黄潜善、汪伯彦弹劾李纲的一个借口，就是李纲结党。罢免李纲后，又以李纲结党的名义清除了李纲引用、推荐之人。汪、黄对李纲的指责有些无中生有，李纲除相位不足三月，怎会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结党营私？黄潜善的做法延续了北宋的党争风气，“使造成北宋灭亡的根源之一的党论死灰复燃”，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第一章《从“靖康之乱”到“绍兴更化”》。开辟了南宋大臣政争中利用朋党打击异己的先例。吕颐浩很快步黄潜善、汪伯彦后尘，以秦桧结党营私的罪名排挤了秦桧，随即对秦桧系大臣予以清除。赵鼎和张浚同时执政，虽然维持了将近三年的亲密合作的政治关系，但是两人最终反目，赵鼎被张浚排挤罢相后，赵鼎所任用之人都被冠以赵鼎之党加以清除。当张浚因淮西之变被赵鼎取而代之后，赵鼎更是进行了人事的重大变动。“张浚既得罪，蜀士相继外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绍兴八年九月己亥。秦桧和赵鼎更是各自拥有自己的势力集团，双方以朋党攻击对方的斗争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赵鼎被罢后，赵鼎势力被排除一空。他们之间的内部争斗，使得南宋初期的政局动荡不安，三宰相不仅着手南宋内政、外交的建设，也耗费了大量精力应付内部争斗，增加了行政的困难。而随着他们矛盾的终结，即赵鼎与秦桧矛盾的落幕，南宋进入了另一个历史阶段，政治形势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南宋立国后，经济面临危机，甚至濒临崩溃。是否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成为南宋立国的关键，也是考验三宰相执政的重要因素。三位宰相都提出了解决南宋经济危机的措施。李纲稳定了建国之初的南宋经济，吕颐浩增强了南宋的经济实力，他对南宋经济贡献最大。赵鼎则在吕颐浩对南宋经济整顿的基础上，对其经济措施有扬有弃。赵鼎执政期间，南宋经济实力大增，成为能够与金抗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