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有三十六行、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的说法，还有三教九流、江湖四大门七十二寡门的说法等等，这些行业数目都是一种泛称，指代行业之众多。旧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神。凡行业中人都要绝对尊崇祖师，不能稍有不恭，否则，便会遭到责罚。
所谓农事，即是指农田耕作之事。我国是一个农业国，民间在农业上的禁忌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其特色，那就是反映了农夫们改造自然的愿望而又缺乏自信的困境。他们试图通过生产中的言行约束、暂时停止生产等“自罚”的方式来博得农业神的恩赐。这表明在一个不发达的封闭的农业系统里，禁忌是征服自然过程中所必须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也是人与自然连接的一条脆弱的纽带。
1.耕作时日禁忌
旧时，农业生产力低下，主要是“靠天吃饭”，顺从自然，一方面得不误农时；另一方面要定期祭祀，以求助神灵的护佑。祭祀期间，不得从事农事活动，否则，神灵以为祭祀者不专心和少虔诚。“禁日”的时间，各地不一，且有长有短。
汉族春节是祭祀拜神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因而其间许多民族都有禁忌生产劳动的惯例。汉族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为“过年”，忌耕作，以为耕作冲犯神灵，一年百事不顺。汉族及一些以农耕为主的民族，都敬奉雷神，有闻雷辍耕的习俗。忌雷期间，不能犁田、耕地、播种，如果违犯，以为雨水不宜，庄稼歉收。忌雷主要是针对每年头次雷声而言。这种忌雷的生产民俗形成的原因，可能一是由于敬畏雷神，俗以为雷声表明天神又开始光顾下界，大地又将生机勃勃。农夫必须若干天禁忌耕作，以示迎接雷神的庄重。二是以每年第一次响雷为信息标志，确定春耕春种的起始时间。因为头几次春雷常在正月下旬，二月上中旬，这时尚属早春，寒潮未止，所以禁忌过早翻地下种，以免春苗受到寒冻。
藏历四月十五日和六月四日是门巴族忌耕日。这天，戒杀生，禁下地耕作，以为有犯则冲犯天神，招致冰雹等灾异。裕固族以为六月和腊月动土不吉。湘西苗族在阴历每月初一、十五忌挑粪，逢“戊日”不动土、不下田。土家族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忌下田。逢“五”而耕作谓之破五，破则不吉，是以为忌。黎族人家有人去世，其亲属在三年内逢忌日均不得下田耕作，忌日即死者去世之日。黎族以十二属相计日月，因此每十二天即有一个忌日。这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随着迷信观念的逐步破除，现已基本革除。贵州布依族于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和每月的初四、十四日不许耕种。广西大瑶山的盘村瑶族，居住在山区，深受风灾之害。瑶族人就于每年正月初十和二十日“禁风”。在这两天不许下地锄耕，以为这样就可以在一年内免受风灾。又山区野猪多，糟蹋庄稼很严重，盘村瑶族每年就于“大暑”这一天“禁山猪”，规定这一天不下地干活，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兽害。山区老鼠为害严重，盘瑶人就在“小暑”这一天不下田，不入菜园。诸如此类的“禁日”，过去执行得都很认真。农业互助合作以后，在生产队安排劳动时，就很少再考虑这些“禁日”的忌讳了。
现在保存在盘村瑶族中带有迷信起源的节日只有一个，那就是“分龙”。一般在阳历六七月间，原来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认为只要分龙这一天下了雨，这一年就有足够的雨水。
这对于靠天吃饭的刀耕火种的山民来说，显然十分重要。为了不打扰神灵的安宁，“分龙”便成为“禁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一习俗仍在承袭。是日不许上山砍柴，不许用锄挖土，不许挑尿桶，以防天旱。实际上，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一天包粽粑、宰鸡、磨豆腐，去县城买卖东西，过一个有丰盛菜肴并稍事休息的日子。使得分龙与春节、七月十四一样，成为盘村瑶族一年中所过的几个节日之一。
彝族、羌族、苗族及湖南、贵州部分地区的汉族都广为流行“戊日忌动土”的习俗。戊为天干的第五位，古代以天干（甲、乙、丙……）地支（子、丑、寅……）循环相配，表示年月的次序。干支再与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则可推算出戊属土。每月有三个戊日，四月十六、十月十八两日为“大戊日”，全年大小戊日共三十八天，均不事耕作。汉族在立春后禁五戊，禁戊前一天，各村鸣锣通知戊日不准动土。俗谓这日动土会触怒土神，使农作物遭灾。苗族传说，戊日是该族历史上大迁徙中不幸的一天，故视为忌日。
忌“戊”习俗的辐射面很广，可能与道教有关。道教特别禁忌戊日，有“戊不烧香”之说。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十天干”中，每逢戊日就不烧香诵经。关于“戊”忌之肇因，有这样一则神话故事：
据载，汉武帝刘彻继位后，既崇尚儒术，又笃信神仙。他常祈祷于名山五岳。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正月，武帝以至诚之心登嵩山起道场。有一日，武帝正在与东方朔、董仲舒等议事，忽见一女子身穿青衣，飘然而至，美丽无比，武帝大为愕然，乃问：“汝为何人？其女答曰：“我乃墉宫玉女，名叫王子登，一向为王母侍使，从昆仑山来。闻汝轻四海之禄，寻求长生之道，且屡祷于山岳，看来还可教化。”玉女接着说：“从今日起，你可每日斋戒沐浴，虔诚祈祷，到七月七日王母自会亲临也。”待帝下座拜谢，玉女已倏然不见。
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朝中之事暂委于宰臣，至七月七日，乃设座于大殿，以紫罗铺地，烧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帏，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帝乃盛服立于阶下。严令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王母驾到。直至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白云起，直来宫廷，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乐，人马之声，顷刻之间，王母已至。随从设天厨，但见上品仙果，芬芳无比；甘醇美酒，香气扑鼻。在盛宴期间，王母授道于武帝，解答武帝所提之疑问。当武帝问到世人何以会有这么多虫、蝗、水、旱之灾时，王母说道：“世人皆迷而不知‘禁忌’，四时之内有六戊日，翻锄田地会惊动土神，冒犯五阴五阳；春六戊触犯上帝，夏六戊冒犯日、月、星、辰，秋六戊冒犯五岳四渎，冬六戊会冲犯社稷后土，以致风雨不调，五谷少收，民多饥馑之灾。武帝曰：“用什么办法可以禳解其厄难呢？”王母曰：“戊忌最重，无法可禳。其实，不只是虫蝗水旱之厄，就是犯春六戊，则令人短寿；犯夏六戊，则令人耳目不明，遭其横祸；犯秋六戊，则有瘟疫侵身；犯冬六戊，则令人多口舌是非、六畜灾殃。若世人能知，敬畏不犯，自然衣食丰足，物丰民安。”所以后来东晋小葛仙翁葛洪就特别注重戊日禁忌，且云：“六戊者：戊戌、戊子、戊申、戊午、戊辰、戊寅。”此六戊者，是为天地造化之期，天逢戊则迁，蛇逢戊不进，燕逢戊不啣，戊日不可申文进表。为此，《女青律》云：“法官道士焚香诵经、不禁六戊，钟鼓齐鸣，进表上章奏天曹者，罪加一等。禁戊不犯者功德无量。”有诗云：
戊不朝真不诵经，燕不啣泥蛇不行。
犯者灾殃祸即至，王母当年示国君。
道教于我国民间盛行，其“禁戊”观念和习俗必然对民众影响甚大，戊日不耕作等“戊”忌习俗之所以得到广大乡民的普遍认同和传播，无疑得益于道教的推波助澜。当然，也有更广泛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大自然灵力的崇拜和迷信，对自然灾害的畏惧；人们宁愿以不劳作的自行“惩罚”来博得大自然灵力的同情；一方面寄托着人们对丰收的祈望，又让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两天的休息时间，客观上松弛了人们劳动中的紧张情绪。
按传统的农民观念，遵守农时禁忌就是不误农时，实际上是以“误”农时来求得不误农时。这表明在一个不发达的封闭的农业系统里，禁忌是征服自然过程中所必然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也是人与自然连接的一条脆弱的纽带。
2.生产过程中的禁忌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要做到不“误”农时，除了误农时外，还需要恪守一些其他禁忌。
汉族民间过去十分重视开秧门和关秧门。每年开秧门时。必备荤腥酒菜、纸钱、香烛，在田边祭烧，并燃放鞭炮，祈求田公田婆消灾保佑丰收。浙江嘉兴地区十分重视拔秧开秧门，过去开秧门时有多种禁忌：插第一行田时忌开口，认为开了口以后手要伤筋，而且讲究扎秧把时把秧合拢处忌不留缺口，也谓之“秧门”，若扎秧把无秧门，则被认为不吉利。开化县农村在开始拔秧时，要先左脚下田，拔两三株秧苗，以其根须擦洗手指，否则会发“秧风”，或手指屈伸不灵，或要发痒。湖州农村开秧门那天，挑第一担秧苗下大田前，必先喊一声“老田公！意请保佑。长兴一带开秧门插的第一株秧，必先倒插，接着拔起，再顺插，俗谓这样可以避免秧痂病。
在插秧中也有许多俗规。嘉兴一带在插秧时，人与人之间禁忌随便传递秧把，俗谓这样做会使两个人成为冤家，必须把秧丢在水田中再拣起。潮州一带在“打秧”甩秧时，忌甩在种田人身上，若被甩中，俗称“中秧”，即为遭秧。解忌的办法是，中秧者不开口，打秧者高喊讨彩话，同田干活的人也跟着说些吉利话。
水稻生长期长，期间禁忌丛生。沈氏《农书》曰：“稻田最忌稗子（稗草）。”其实江南稻区最忌三种草：稗草、三根草、夜含滕草。这三种野草水旱不怕、繁殖迅猛、再生力极强。传说这三种草原是三个干尽坏事的恶人，百姓骂他们败子、贼子、浪荡子。玉皇听到百姓的骂声后，便罚三个恶人变做三棵草，要他们改过后才能再投胎变人。可是他们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展开报复。一夜过去了，夜含滕草说：“我报复大，一夜串（繁殖）了一浜兜”；三根草说：“我报复大，一夜串了三头”；稗草说：“我报复大，农民见我叩个头。”（稗稻形似，农民们须躬身低头查看才能认出，叩头指低头）“三草”要报复，农民要斩草除根。从此结下深仇大怨，于是民间流传了“骂三草”习俗。即在下田耘耥（荡）时骂道：“三草精、害世人，斩你头、除你根，父不了，有儿孙。嘘！嘘！嘘！”据说，骂三草后，耘耥时能除尽什草。
傈僳族、彝族，在稻子、谷子扬花时，禁在其旁洗衣、剥麻。有犯，则会使其花受惊而导致减产。他们把砍伐、洗衣、剥物都当作可以使玉米、稻谷减产的行为，应该绝对禁止。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记述了这样的事情，在爪哇的某些地方，当稻谷即将开花的时候，农夫们带着妻子在夜晚到达他们的田园，借着发生性关系来企图勾起稻米的效法，希求以人的生殖力互渗到庄稼身上，从而提高水稻产量。爪哇人虽和中原少数民族的做法不同，但体现出来的观念却是一致的。
在我国南部山区，野猪、黄皮麂等野兽常来嚼稻穗。为了水稻不受侵害，保护丰收，乡民们习惯组织狩猎队除害。在狩猎中，有一祭二择三鼓四忌的风俗。一祭：狩猎户打猎前，先立祖师坛，杀鸡买肉，点香烛，请道士祭祖师爷；二择：狩猎要择红沙日或大破日，择雪天或晴天；三鼓：捉住猎物，四脚未缚好时，见者都分一份猎肉，第一枪打中猎物的人分双股，猎犬同人一样分一股，这样鼓励人人诛兽害；四忌：一忌出门打猎碰见妇女，二忌妇女摸兽头，三忌说笑话，四忌放空枪。传说狩猎师祖是五大人，在打猎中，裤被荆棘撕破，赤身露体，羞见妇女和乱笑乱说。所以在狩猎时，要注意四忌。另外，驱兽，赶麻雀，农民们习惯用一个竹筒，一把槌，安在流水处，利用水力，使击梆槌，整夜梆声，惊得野兽不敢来嚼稻穗。有些在田头搭棚，人们守在棚中，隔间地燃放鞭炮，所谓一惊野兽麻雀，二惊鬼神。
在浙江西南广大乡村，刈谷时，忌女人坐稻桶歇力，说是亵渎五谷神，来年要歉收；忌用镰刀敲稻桶，说是惊动五谷神，罚你刈谷时割破手指。田间劳动喝生水，忌立即入口，要先吐一口唾沫在水中，见唾沫未化散的，表示鬼未投过毒，此水可以喝；如唾沫在水中化散开，说明鬼已在水中放了毒，喝了会肚疼、生病。去山间田里劳动，忌路上唱山歌，忌吹口哨，忌呼同伴姓名，说是被鬼听到，会有祸事。粮食收到场上，忌讳别人打听亩产多少斤，忌讳别人估计总产量是多少，也不能说“粮食收完了吧”之类的话。俗以为这是不吉利的。旧时严禁妇女进打粮场。俗以为妇女进场会带进邪气或怪物，以致给打粮带来不利。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必然的情况出现，已拉到场里的粮食也会因妇女的进场，不翼而飞，无影无踪。这显然是把妇女作为禁忌对象的，把妇女视为“不洁”、“不祥”，已进场的粮食会因这种“不洁”、“不祥”的作用不翼而飞。
3.生产工具禁忌
扁担神一般没有庙殿，也没有固定的塑像和神形。民间老人们说，扁担神就在扁担中，其神俗称扁担大人。扁担不能乱放、乱插，更不允许女人跨过扁担。如有女人跨过了扁担，不但用扁担的人要大骂她，连家里人也会齐声训斥她。据说被女人跨过的扁担再去挑，用者的肩上要生毒肩疮；而跨扁担的女人，说也要生阴毒。在江浙一带，女人若无意中跨了扁担，得赶快回家烧糖茶来洗净，还要作一番深刻的检讨，要说“扁担大人息怒，小女子不小心冒渎了神灵，罪该万死。小女子已追悔不及，今用糖茶水净过了神体，请扁担大人宽恕小女子一次”。说罢，把扁担亲手交给用扁担的农民，又要说自己许多不是。一般地说，用扁担之人会向女子提出一个月限包期，即在一个月内如用扁担者肩上生疮生毒或生病，一切费用与误工要由女子承担。
民间称谷箩神为箩伯，也有地区称箩伯师。忌两人抬一箩谷入仓，说两人抬一箩谷是减年成之兆，要两箩一担两箩一担地挑着入仓，说是满担进会有好年成。到了大年三十夜，一般农家要在箩边贴上黄纸黑字写的“黄龙吉庆”字样，也有人家贴“百无禁忌”的黄纸黑字。说箩伯在明年会有更多的谷龙被送入仓，并且无禁忌。
粮场上的石磨是绝对不能坐的。民间将石磨奉为“青龙”，坐石磙则为“压青龙头”，必会触犯神灵，对夏收不利。俗谚还有“坐石磙，烂裤裆，少打粮”。“烂裤裆”是对坐石磙者的惩罚；“少打粮”是对使用这个被坐石磙的人的惩罚。究其所以，必为石头崇拜所致。
犁神民间称“犁公公”。浙江东部地区定农历二月初二为犁公公生日。这一日，旧犁可修理，可换犁椿犁把和犁头。家中要焚香祭天，祈祷新年耕种顺利、无虫灾、无水灾、无旱灾、万事如意。其他日子，民间一般不修理犁，不装配新犁。若是在耕田时落了犁头，需重新安装，一般要拣牛日。如拣其他日子，说犁头又会断的。同时，犁在耕田时要一行一行犁，不能乌龟犁（即兜圈犁），说是兜圈犁田，丈夫会做乌龟，妻子会与人相好。如田犁完了，犁不能放在厕所间，说要冒渎公公，下次去犁田，不但犁头要断落，连收成也会不好。因此，农家忌犁与污秽物放一起，也不准让小孩屎尿布挂在犁椿上和犁把上，说会生大病。
农事禁忌多出现在生产的农忙阶段，既表明了农民们对产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提醒人们在这些“关键”时期要有良好的劳动态度和精神。然而，农事禁忌又无一不是迷信思想的产物，有碍于积极地、科学地去解决生产中所遇到的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这些禁忌将会失去其生存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