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道
（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当代世界的价值冲突是如此普遍和深刻，以至于有的学者直接把冲突看成世界的现实，并以此作为研究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问题的理论前提。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研究往往把价值差异设定为价值冲突的内在必然性，认为价值差异及其多元价值观必然导致价值冲突，从而掩盖了当今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和根源。本文从实践生存论的角度反思价值冲突问题，揭示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和根源，以请教于同仁。
一、价值冲突的内涵
一般说来，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差异，就可能在交往过程中出现冲突。与以往社会不同的是，全球化浪潮在使人们交往普遍化和社会联系世界化的同时，却使各种价值冲突现象越来越频繁。然而，人类社会存在价值冲突现象是一回事，人们对价值冲突现象的解读是另一回事；不同的理论视野关于价值冲突的解读是有所区别的。就目前研究情况看，学界主要从认识论和价值论视野解读价值冲突现象，并把“价值冲突”规定为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彼此否定和相互竞争过程。
在认识论视野里，价值冲突主要是指价值真理意义上的冲突，即“一元论”意义上的价值冲突。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存在某种“终极”的、绝对合理的、普遍适用的价值及其标准，只要通过某种恰当方式来推广这种价值及其标准，就能够解决世界上的大部分纷争。如果不认同“普遍价值”，就必然发生价值冲突。其理论表现主要是“文化普遍主义”或“普世价值论”。
在价值论视野里，价值冲突主要是指不同主体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即“多元论”意义上的价值冲突。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普遍、永恒不变的终极价值及其标准，只存在不同价值主体的价值及其标准。不同民族或国家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深层内涵上是不可通约的。如果无视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及其平等交流，就必然引起价值冲突。其理论表现主要是“文化特殊主义”或“多元价值论”。
从学理角度看，这两种视野的价值冲突理论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都是我们进一步反思价值冲突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而问题的关键是，“普世价值”何以可能？“多元价值”是否必然引起价值冲突？当我们如此追问时，上述两大视野就暴露了各自的局限性。而要克服这些局限，就应当走出上述两种视野，并拓展新的理论视野。
实践生存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视野，是研究价值冲突问题的可能选择。立足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与实践活动，揭示理论与社会问题的深刻本质，进而探究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是实践生存论的基本范式。在实践生存论的视野里，价值及其冲突问题生成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其规定只有在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实践中才能得到合理说明。在人类历史上，由于生存条件和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社会共同体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及意义体系，进而产生了人类社会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价值差异相对突出并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也越来越重视研究价值差异的社会影响。
从实践生存论的角度看，价值差异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人类只要继续存在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的差异，价值差异就不会消失。这就是说，价值差异不仅仅是人类认识或观念上的差异，而且是人类普遍的生存现象。但是，价值差异自身并不必然导致价值冲突结果，从价值差异现象也并非能够直接推出价值冲突结论。价值冲突与价值差异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在理论上，人们对待价值差异现象的可能结果大致有三种：一是价值认同，即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自觉选择或自愿接受对方的价值体系，从而导致双方价值体系的融合。二是价值冲突，即不尊重现实的价值差异，只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为所欲为，从而导致双方价值体系之间的对立、对抗与斗争。三是价值竞争与互补，即尊重价值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话、交流与合作，从而实现双方价值体系的共同发展。可见，实践生存论视野的价值冲突，只是人们对待价值差异现象的一种或然结果，是由于无视、压制或损害对方的价值体系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的实际斗争状态；它不是以往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冲突，而是不同社会共同体由于不能正确对待价值差异现象而引发的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实际冲突，包括基本利益、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实际冲突。它既然是一种人为的结果，那么，它就不是不可化解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二、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
当代世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世界，也是不同政治制度与文化价值观念之间交往关系日益密切的世界。由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特别是由于电子通讯技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当代世界真正成为“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世界。在当代，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完全孤立和封闭地自我发展，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完全摆脱全球化的影响。当代世界普遍发展的交往关系，不仅没有遮蔽不同价值体系的既有差异，而且凸显了这些差异，并迫使不同价值体系必须彼此面对和恰当处理这些差异。
然而，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存在着地域资源、社会结构和国际交往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不平衡性是历史地形成的，并客观地影响着当代世界的发展状况。一些“先发”国家往往引领和主导世界的发展潮流，并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秩序，而那些“后发”国家总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国际交往秩序中遭受歧视或压迫，并不得不进行斗争或妥协。
当代世界虽然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国际交往秩序的不公正性。相反，由于世界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和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战略，国际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和解决冲突方式的“武力化”却更加肆无忌惮。按照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性大国的崛起总是与“战争”或“霸权”相关；而世界秩序与时代主题也总是某些强权力量“治理”的结果。从“北约”绕过联合国悍然轰炸南斯拉夫到美英等国抛开联合国公然发动伊拉克战争，都无不体现当今世界霸权统治的严峻性。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与霸权主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由于世界霸权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当代世界的价值差异正在被人为地简单归类，并推向所谓“文明冲突”乃至武力冲突的前沿。
当代世界的价值冲突生成于当代世界不同价值体系之间交往关系的发展。其实质不能在观念领域进行抽象规定，而只能在当代交往关系中加以澄明。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既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也不是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而是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的战略利益冲突。所谓战略利益，是指对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总体性或长远性影响的利益。它可以是地缘性的，也可以是全球性的，还可以是外层空间性的。战略利益冲突，是当代世界所有冲突现象的基础。而所谓“意识形态冲突”或“价值观念冲突”，不过是战略利益冲突的表现，是掩盖或强化某种战略利益冲突的手段。
三、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根源
当代世界的价值冲突并不是人类价值差异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某些“先发”国家不能正确对待人类社会价值差异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后果。而把某种人为的社会后果作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前提，其结果不只是可能产生荒谬而危险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还严重遮蔽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真实根源。
综观当代世界各式各样的冲突现象，无论激烈的武力冲突、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还是隐秘的文化价值观念冲突，都是由某种强势力量蓄意挑起或“制造”出来的。从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到本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大量事实已证明：某些大国依靠某种强势力量，无视其他国家（或民族、宗教）的生存与发展价值，恣意攫取国家战略利益，导致国际交往关系的“普遍异化”，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真正根源。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初始性”根源。所谓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是指那些具有庞大规模的经济集团为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常常不顾民众、国家或世界经济的总体效率与公平，而不择手段地主导和控制经济交往关系。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是对市场经济交往主体平等交易的权利的异化。当代世界的一些大型经济集团，利用自己的市场操控力量和经济影响力，向公众灌输所谓的“自由市场神话”，以限制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但是，它们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市场自身的竞争性，而是“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在一定意义上，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导演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性。
当前，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已经跨越国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因素。市场与经济的全球化虽然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它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及相关国家集团主导和建构起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有的甚至被某些跨国公司控制了经济命脉。经济交往关系的“集团化”及严重畸形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当今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从而成为当代世界一切价值冲突现象的发源地。
第二，政治交往关系的“强权化”，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边界性”根源。所谓政治交往关系的“强权化”，是指那种恃强凌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和颠覆别国政权的霸权主义政治。政治交往关系的“强权化”，是对主权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的异化。政治交往关系“强权化”的典型表现，是国际争端解决方式的“武力化”。这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现象频繁发生和难以解决的主要因素。
第三，文化交往关系的“权力化”，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诱导性”根源。所谓文化交往关系的“权力化”，是对不同文化体系平等参与国际文化交往权利的异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文化交往的权力性质，并把它作为文化征服和扩大国际权力的重要手段。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战略研究者约瑟夫？奈就提出，“价值标准”（自由、民主和人权）、“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体制）和“西方文明”（文化、宗教）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中具有不同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软权力”性质。另一位美国学者摩根索认为，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文化交往活动，“能够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改变两国权力关系”，使他国“对它惟命是从”。某些西方强国经常利用电台、卫星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等现代媒体，肆无忌惮地对外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争夺全球性的文化影响力，以谋求全球战略利益。它们向世界其他地区灌输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制造某种“价值真理”，以图控制他国的社会舆论和公众思想。
文化交往的权力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极权文化”。这不仅使现代文化交往活动成了国际权力争斗的一个新领域，而且加剧了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当今世界国际制衡机制的弱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为文化“软权力”参与价值冲突提供了契机；文化冲突不仅成为国际价值冲突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且使各种现实冲突具有了凝重的文化底蕴。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整个价值体系的冲突。以往人们所说的“普世价值”与“本土价值”、“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化交往“权力化”的结果。
如果忽视导致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而把价值冲突作为分析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前提，那么，就可能陷入某种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和无限循环的价值冲突怪圈。不过，人类要从根本上避免出现新的价值冲突，就应当彻底反省“现代性”的生存方式，即：在生产方式上要反省“征服主义”，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交往方式上要反省“实力主义”，正确处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生活方式上要反省“消费主义”，正确处理人类当下与人类未来的关系。否则，未来世界的价值冲突不仅无法避免，而且将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