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润年
（宝鸡文理学院政法系教授省伦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本应该亲如一家、和平友好地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可是，当代世界上却令人遗憾的存在着无数矛盾和纷争，有的矛盾和纷争还导致了血腥的战争、内乱、恐怖和颠覆。这一切矛盾和纷争都可以归结为人们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的不同或相同所致，因而，也都可以称之为价值冲突。价值冲突既指不同文明或价值观体系之间的矛盾，又指不同主体在对共同价值目标的追求中所产生的矛盾。如果从一定的伦理学立场出发，还可以把道德价值的冲突区分为善与恶的价值冲突和善与善的价值冲突。当代世界的价值冲突，既有道德价值的冲突，又有超道德价值的冲突。不同主体（国家、民族、集团、党派、个人）在对同一价值目标（包括利益、价值物和价值理想等）的追求中，也并不必然导致价值冲突，而是可以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共享或共赢，但是，如果不能公正处理问题，而是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压迫掠夺，价值冲突就不可避免。这就是说，我们所要研究的价值冲突，并不是文明差异本身，而是指这种差异与不公正结合之后所产生的较为激烈的矛盾现象。从价值哲学和价值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根源和对策，对于正确制定和深刻理解我们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及大政方针，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
面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一代伟人邓小平早在1985年3月就敏锐地觉察到时代的主题已开始转换，即和平与发展问题超越了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高瞻远瞩，精辟深刻，至今未失其正确性和重大指导意义。当今世界同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样，仍然有许多问题，但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即和平与发展问题。因此，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抓住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主题和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核心或实质。
为什么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
第一，追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最高价值目标。不仅我们中国人在追求着和平与发展，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也都在追求着和平与发展。但是，在怎样才能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意见分歧或者说价值冲突。比如说，在一些政局不稳甚至存在着战乱的国家和地区，以什么样的政治和利益基础来实现和平与稳定，不同国家、民族、党派往往有不同的主张。又比如说，在确定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问题上，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也往往存在着意见分歧。由此可见，和平是当代世界在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发展是当代世界在经济上的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要矛盾的交汇点，成为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和价值冲突的轴心。
第二，和平的实质是政治稳定和避免战乱；发展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当今世界还有不少国家或地区存在着政局不稳或内外战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无疑都渴望着和平安宁的生活，但为什么那里的和平迟迟不能到来，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分歧肯定是导致各方冲突的根本原因。只有设法消弥各方在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念方面的裂痕，才可能实现永久和平。
在那些和平的国家和地区，围绕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问题同样存在着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经济增长涉及能源、环境、人口、教育等问题。社会公正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平衡问题。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以及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也是引起人们价值观冲突的重要根源。
第三，和平与发展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任何国家和地区，只有保持长久和平及政治稳定，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发展和公正才能确保和平与稳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不仅需要国内的政治稳定与和平来保障，而且需要国际和平环境来保障。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国一贯坚持执行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
二、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主要根源
1998年，我国领导人正式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事实上，自1993年德里克来华作‘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专题演讲、1998年俞可平主编的‘全球化论丛’出版后，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观点纷呈，既有全盘接受全球化价值理念的激进观点，也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固执抵制全球化的声音”。全球化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重要动力的一个全面的社会变迁过程，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政治文明全球化的递进过程，涉及社会组织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全球化时代首先是经济和科技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已经或即将进入的时代。对经济和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说，不存在要不要进入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只存在何时进入和怎样进入全球化时代的问题。这就像尚处在自然经济时代的人们无需讨论要不要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一样。当然，全球化时代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不仅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相关，而且同人们的社会理想相关，因而，不能以率先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人们的解释为唯一模式。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全世界人民都将是全球化时代的主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如果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可以进入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也可以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就像个历史平台，持有不同价值理想的人们都将在这个历史平台上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推动的全球化运动，不仅改变着发达资本主义本身，也激发着一切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指由一种类型的社会向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意味着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也意味着人的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社会转型是社会基本矛盾和内外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中国的近现代史，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轮番转型的历史。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最新一轮社会转型，它表现为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和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从科学、文化比较落后、封闭的社会向更加先进、开放的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人民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行为，而不是受历史必然性强迫的被动行为。由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受人的自由意志支配的，因而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与全球化的关系也就规定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持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民族特色，又要通过加快发展而赶上全球化时代的列车，使中国融入世界，至少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着适应全球化潮流的社会转型，而且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变革都具有自觉或不自觉适应全球化潮流的社会转型性质。可以说，全球化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动力和方向，社会转型又都以走向全球化时代为指归。
在全球化潮流和社会转型的双重拉动下，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矛盾、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与少数人的利益的矛盾，就成了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主要根源。
迄今为止，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1）原始社会生产力阶段；（2）农业社会生产力阶段；（3）工业社会生产力阶段；（4）信息社会生产力阶段。从原始社会到信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趋向全球化。换句话说，越是先进的生产力，就越要求扩大其运行空间，直至实现全球化，甚至超全球化，如航天技术生产力。实际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类型不仅表现为历时态排列，而且表现为共时态并存。不同国度、不同区域的生产力水平，往往表现出很大差异。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程度与日俱增的现时代，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与生产力相对先进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交往关系必然是不平等的。优越的生产力要素和巨额利润必然要流向生产力先进的国家或地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正调控机制，任凭市场自发调节，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就不可避免。因此，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有可能转化为关于社会公正或国际经济秩序合理性的诉求。
文化的先进与落后是个价值评价问题，而任何价值评价体系又都是相对于一定文明体系（或文化圈）而言的。在人类文明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有些文明表现得很有耐力，悠然从容，脉流绵长；有些文明则突起突灭，如夜空中划过的流星。有些文明具有很强的扩张力，传播迅速，泽被四邻；有些文明则不易发散，只能成为拱月之星。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研究了人类的21种文明（或社会）。他说：“所谓价值，同时间一样，也是个相对的概念；所有的我们这二十一个社会，如果同原始社会相比，都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成就的；如果同任何理想的标准相比，它们全部都还是非常不够，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资格瞧不起别人。”“事实上，我们认为所有的二十一个社会都可以假定在哲学上是属于同一时代的，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体系，人类文明可分为“发展充分的文明”和“失落的文明”两大类，前者又可分为“独立的文明”和“卫星文明”两种。他共列出了7种独立文明、7种从属文明、16种卫星文明和6种失落的文明。也有人依据明确的时态观念划分出原始的古代文明、农业文明背景下的古典文明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文明。自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以来，文明比较和文明史研究异常热闹。我们认为，诸文明之间的比较易作事实判断，而不易作价值判断。因为无论用相对的价值观还是用普世的价值观来看，任何一种社会或文明体系，都蕴含着符合历史规律和人类理想的优秀成分，这些优秀文明成分的价值是可以超越时代和国界而存在的，因而可称其为先进文化。如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其他优秀文化遗产，也理应归属“先进文化”之列。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绝不应理解为时间上的先后或新旧，而只能理解为价值上的优劣或文野。在此意义上，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矛盾古已有之，只是到了信息全球化时代，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矛盾变得更复杂、更激烈而已。既有不同文明（或文化体系）之间的价值冲突，又有同一文明内部的价值冲突。
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要求重建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怎样正确处理少数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关系，从而建立起公正、合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这已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少数人的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矛盾还能派生出许多具体的社会矛盾或价值冲突。这些矛盾或价值冲突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都可能表现出来。例如，少数人的人权与多数人的人权并不都是统一的。一些人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就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冲突的。少数既得利益者还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或其他能量阻碍有利于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变革及法律和政策的出台。越是先进的执政党就越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而也越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除了生产力、文化和利益等形而下层面的价值冲突之外，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观念冲突也是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表现和根源。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取向，以社会为本的价值观取向，以自然为本的价值观取向和以信仰为本的价值观取向。不同的价值观取向源于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导致不同的价值评价体系的并存或冲突。
三、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对策
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和根源表明，只有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才能适应经济、文化和政治文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在努力追求的价值目标，中国也不能例外。由于各国之间的联系及依赖性日益加深，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与世界隔离的自我封闭状态下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为了利用国际条件促进本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使自己融入世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扩大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重大决策。全面开放的市场日益强化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部门之间、生产经营单位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从而使人在平等的多层次的交往中形成较为丰富的社会关系，同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遇。正因为如此，加入世贸组织“利大于弊”的认识已深入人心。当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控制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并没有必然保证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得到利大于弊的结果；WTO规则和协议对发达国家最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有照顾，但是不足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入世后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仍不能掉以轻心。
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和根源也表明，只有不断改革不合理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才能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之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经济、政治体系和其他社会体制中的不适应或不合理因素更加暴露出来，例如企业的产权不明，农业的小规模经营，教育的双轨制，政府职能还没有转变到廉洁、高效的服务上来，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以及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因此，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适应对外开放，也才能使各种社会矛盾得到及时解决或有所缓解，从而促进稳定和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都必须坚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任何政党和国家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活动的。任何理论都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都要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很重视理论建设，都把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理论发展作为重要事业来搞。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胡锦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体现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理论上的成熟、清醒和先进，是一个政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当代世界价值冲突的实质和根源还表明，只有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才能同世界潮流相一致。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对2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也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此来指导各项工作，推进各项事业，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生活分为物质、政治、精神三个方面，因而文明也包含三方面的涵义，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久前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就是明确把“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了宪法。这就完整构建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体系，反映了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和治国之道进一步走向成熟。“三个文明”建设中，应当把政治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从制度上法律上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因为，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早已明确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思想，但是过去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这就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次修改宪法，明确地把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之一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反映了我们国家领导层对我国国情认识的一次飞跃，既填补了理论上的空白，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是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们既要有选择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我们一定要通过制度创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