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云
（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所副教授、哲学博士）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构，一方面有赖于经济、政治等其他维度全球化的推动，同时，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性变革为经济、政治等维度的全球化提供了人类体验全球网络的意义结构，这使全球化过程不断深化。对全球层面上形构的文化意识形态加以反思，其目的在于使全球化进程逐渐离断其自在模式，并向全球化的合理化形态开放。
一、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现代性变迁
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成熟相适应，具体地说，它是与宗教改革相联系的。商业和制造业的经济活动加上长期与宗教原理相对的科学发现，加剧了宗教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罗马教皇和其他宗教机构的地位，而这些机构曾经是中世纪欧洲文化意识形态统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民族国家最终代替了多民族的封建王国、诸侯、宗教领地和旧帝国体制，而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通过独立的领土来维持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民族国家现代性职能的削弱，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认同仅仅靠国家所施加的精英文化意识形态灌输显得越来越乏力：“不管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社会群体来说，要想按照民族、性别、年龄或其他任何类别区分等等的严格限制来断定自己的身份，是越来越困难了。”一定意义上，我们认为，当下全球化现实已经部分地改变了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认同模式，或者说，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认同已经经历着自身的危机。
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认同上的危机的产生，既有文化本身的原因，同时也离不开经济、政治因素的作用，因为全球化是一组力量而不是单一的力量存在。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一种新的认同形式和生活方式，而且它们往往与传统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认同相背离。
首先，市场力量的扩张，侵蚀着民族国家力量的边界，个人行动的自主性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使人们对民族国家这个共同体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小，由此削弱了国家存在的理念基础。其次，就政治与国家安全而言，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地缘政治前提遭到了削弱。在现实中，一种特定的超越民族国家传统治理边界的政治空间正得到有效的建构，同时，与这种新国际政治形态相适应的跨国政治文化形态也在形构，一种政治上潜在的强大世界性公民的自我意识正在形成。
再者，更为直接的是，全球化现实中，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压缩了全球时空，使得全球化主体在收集信息、制定决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有时候不再需要考虑国家的领土界限。于是，以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想象中的文化共同体，基于信息网络越来越脱离国家政府的有效控制并由此变得十分脆弱：“国家政府管理文化信息和文化发展的环境及其能力发生了变化；控制策略的成本和收益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变化。”
最后，全球化问题的出现和日益严重以及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也推进了全球意识形成与成熟，并对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认同模式提出了挑战。
可见，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是世界文化图景的变迁，它意味着现代性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的瓦解。因此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的跨国化、全球网络化，也不仅意味着政治影响的全球性，而且它还在更大的程度上意味着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图景不再完全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全球化的进程使各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变得愈来愈模糊乃至有所丧失。
二、全球性文化意识形态塑造
民族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的阶层现象的终结，而只是意味着，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再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锁定在民族国家这样一种以地域为界限的社会性结构内：“在生活的机会较多地取决于形形色色的跨国联系而较少取决于民族国家政治结果的地方，我们就不能够再期望会在一种阶级基础上生长出社会连带主义式的政治利益共同体。”
在抛弃那种主张以一种救世主式价值理念治理全球的霸权观点之后，也许采取一种宽厚的普遍化观点是确当的，因为，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实践着一系列共同的文化意识形态理念，在现实中它体现为某些价值观念的趋同。
就全球化现实而言，当下的全球化过程已经为全球性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构提供了现实的前提条件：
其一，全球性信息网络“唤起了对从种种民族国家理论的严密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那些集团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与现如今的电子沟通模式的形成是相适应的。在这种新型的沟通模式里，几乎所有地域的信息都被编码进媒介之中，使得媒介在同一个多媒体文本里吸纳了所有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在这种多维度的编码中，混杂着多种诠释模式，并开启多样诠释的能力。在这个特殊的沟通环境里，容易产生一种全球共通性文化。
其二，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日益产生了一系列全球共性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现代性规划的负面影响（生态环境问题、核危机、恐怖主义、全球性犯罪活动等等）；人们在反思现代性规划负面影响方方面面的过程中，不断地走向了全球性共识，这使得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思维模式、价值体验上不断地走向趋同。同时，在现实中，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确立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性。
其三，全球社会运动从生态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到人权运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多样，范围也日渐扩大，它们直接对民族国家的原有边界实现了突破。由此，产生的是人们对全球合作意识的重视，在现实的生活中不断地加固了全球意识与文化维度的建构。
其四，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结成的国际组织为形成全球性文化意识形态提供了制度性框架。国际组织不仅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生成奠定了基础，而且正在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程度地推动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生成。
其五，民族国家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为全球性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平台。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竞争网络，不同民族国家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合理利益，不得不达成一系列共识，选择、确立和遵循一些全人类公认的价值原则，这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国家范围内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深层次上走向全球文化理念趋同。
当然，全球性文化理念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或地区无原则地放弃自已特有的文化理念和丰富多样的文化样式。在现实中，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体系构架，与其他不同层面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可以共存和相互补充的。全球性趋同文化意识形态内涵仅仅是人类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层面。因此，在主张全球文化共识、全球共同价值原则形构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一些人之所以侈谈全人类利益、全人类价值，是有其特殊利益诉求的，这里就有消解文化霸权、维护民族国家或地区性文化特色的必要性。
三、民族国家：人类生存意义的再结构主体
由上文可见，全球性事物，包括全球通讯、全球市场与资本和全球价值观及其他相关因素，确实透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支配并塑造着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共识与意志。但是，严格说来，全球化并不是搁置民族国家，而是促使其将国内政策与跨国力量所产生的压力相适应，就文化意识形态方面而言，情况也是一样。
在现代性叙事中，民族国家始终是企图操纵民族认同的主要力量，它以此巩固其自己的权威。在当下遭遇到全球化因素的新挑战后，民族国家要确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重新确立和巩固自身的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认同。
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承担着人类生存意义再结构的责任：从空间上讲，民族国家联结着世界性公民与全球网络；从叙事结构看，民族国家不仅是现代性叙事的基本主体，它同样也是全球化过程的基本主体之一。确切地讲，当下，“国家成了一个供种种有意义的活动在其中发生的全球性的场所”。
可见，为了实现本民族的现实利益，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合理的位置，民族国家增强对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现实认同，对世界各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加以维护是明智的选择。在全球化现实中，我们首先要反对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自我封闭式转向，这个道理已经被历史与现实所证明。因此，在我们努力培育与维护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特色的同时，要达到这样一种自觉：我们处于全球化的现实过程中，在此，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超脱于全球化之外，除非甘于落后。因此，一个民族要想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然地要参与到全球化现实过程中来，从全球的视角来审视自身的文化个性，丰富自身文化内涵。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民族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文化意识形态的努力，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部分民族国家都认识到，文化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官方对共同体过去历史和未来命运解释之上的一种价值观，“促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是加强国家统一和巩固现在制度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因此，民族国家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努力也确实是不遗余为的：几乎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努力实现本民族国家自身的文化意识形态统一性。
同时，这里重要的是，以适当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化理念，把本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某些内在要素传达到世界的其他部分，这有利于与其他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交往。这需要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拿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来促进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之间更好的相互理解，要让人们真正理解：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并不是正在走向各个重要文化或者文明之间的冲突，相反，只要民族国家与政府作出应有努力，会出现一种各种民族文化彼此更好地理解的趋势。
在全球化的自在性阶段里，民族国家举起反对世界文化霸权旗帜，反对和抵制少数发达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在全球化现实中，关键还在于，各民族国家对内实施文化意识形态整合，在实践的探索中建立与全球文化某种对话的现实机制，建立起自己关于传统、现代与未来关系之间独有的解读模式，以便自身的文化意识形态建构与全球化现实相联结。
为此，民族国家采取以下战略性举措是必要的：其一，把部分民族国家原有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职能（比如文化知识产权管理）转移到全球网络层面，实现不同形式的制度创新，由此为一种新的以平等对话为前提的全球文化的形构提供现实基础。其二，坚持文化意识形态有效组织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功能，面向全球性文化理念，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构提供前提。
总而言之，民族国家必须在接受压力的同时，引进全球化文化意识形态创新机制，并对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文化意识形态加以整合。历史将进一步证明，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与全球化文化理念的互动建构，形成的必然是与全球性文化理念相并存的文化意识形态样式多样化的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