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济仕唐蕃将中，黑齿常之在《新唐书》里有传。随着黑齿常之的墓志铭的出土并逐渐被人注意，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撰文论说，在有关唐代军事、民族等领域的各种专著中也多有涉及。所以本书除了对有代表性的关于黑齿常之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之外，还着力对其家族其他成员在唐的事迹进行考论。
一、两《唐书·黑齿常之传》及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概述
关于百济人黑齿常之，两《唐书》均为其立传，大意如下：
来自百济西部地区的黑齿常之本为百济“达率兼郡将，犹中国之刺史也”，勇谋兼备。显庆五年（660），唐军将领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投降唐军。由于苏定方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常之恐惧，遂与左右十余人与唐军对抗，并壮大力量，收复二百余座城池。苏定方屡次讨伐，均未成功。龙朔三年（663），在唐高宗遣使诏谕下，常之再次率部降唐。其后“累转左领军员外将军”。仪凤年间（676-679），黑齿常之在抗御吐蕃的战斗中立功，被封为左武卫将军，兼检校左羽林军，仍充河源军副使。其后同样因与吐蕃作战立功被任命为河源军大使。嗣圣元年（684）迁左武卫大将军，仍检校左羽林军。垂拱二年（686），在讨伐突厥入侵的战斗中，因战功显赫被封为燕国公。垂拱三年（687）进征突厥入侵，在黄花堆战役中，因官员爨宝璧贪功独行，导致黑齿常之所率部队全军覆没。其后不久，黑齿常之被酷吏周兴诬陷谋反下狱，在狱中自缢而死。
两《唐书·黑齿常之传》对于黑齿常之事迹的记载非常简略。所以，当黑齿常之和其子黑齿俊的墓志铭被发现后，有不少学者根据它们对黑齿常之传进行了补充、考证。其中，马驰师《〈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补阙及考辨》的考证较为深入、周详。考虑到黑齿常之在唐朝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本书论述的完整性，笔者在此将马驰师的考证简述如下：
①黑齿常之降唐前的官职既不是两《唐书》所谓“犹中国之刺史”，也不是墓志所称“犹今兵部尚书”，而是一名四品德率；②在百济余部起兵反唐的整个过程中，黑齿常之只是作为响应者而不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参与的；③《新唐书·黑齿常之传》中常之累迁之“洋州刺使”应为“沙泮州刺史”之误；④常之的内调及备御吐蕃极有可能与刘仁轨有关；⑤对常之入朝供职及南北征讨进行考述；⑥对常之之死及平反昭雪进行分析。马驰师之文分析得深刻全面，代表了目前对黑齿常之研究的前沿水平。故笔者仅对黑齿俊及其家族情况以及武则天给黑齿常之平反所反映出的问题表达一下看法。
二、黑齿俊事迹略考
黑齿俊为黑齿常之之子，唐史书中无传，也没有片言透露其生平事迹。《黑齿俊墓志铭》被发现之后，黑齿俊才为后人所知。
《黑齿俊墓志》载：
公禀训将门，夙怀武略……弱冠以别奏从梁王孽西道，行以军功授游击将军（从五品上武散官），任右豹韬卫翊府左郎将（正五品上职事官），俄迁右金吾卫翊府中郎将（正四品下职事官）、上柱国（正二品勋官）。
黑齿俊病逝于神龙二年（706），时年三十一岁。据此推算，上文所载其“弱冠”从梁王孽西道之时应为公元696年。武则天朝的“梁王”为武三思，在武则天“革唐命，改国号为周”的天授元年（690），封“天官尚书三思为梁王”。查证史籍，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辛亥，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副之，以备契丹”。榆关在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隶属平卢军节度使管辖。故“孽西道”意即备御契丹而言。是年五月，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抗朝廷，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该事件起因于契丹发生饥荒，而都督赵文翙刚愎自用，不仅不赈给灾民，并且“视契丹酋长如奴仆”，导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二人怨而反”。为平息叛乱，武则天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之。到了七月，遂发生了对武三思的派遣。黑齿俊随从梁王武三思出征，史书并没有记录此事，此志载可补史阙。
黑齿常之被诬谋反而遇害，但黑齿俊似并未受到株连。谋反在唐朝属于大逆，在十恶不赦之列，而且还要族诛连坐。唐朝名臣宋璟曾对谋反罪有议论：大足元年（701），受武则天宠爱的张易之“纵恣益横，常私相引进李弘泰占吉凶，言涉不顺”，御史中丞宋璟请穷究其状。则天曰：“易之等已自上闻。”璟曰：“谋反大逆，无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对于谋反者的家眷，唐朝也规定，“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而据志，黑齿常之死后武则天似乎根本没将黑齿俊投入牢狱，相反，黑齿俊在其父含冤去世之后仍然投身卫边战场。志载常之遇害时（689），黑齿俊年仅十五岁，“幼丁家难，志雪遗愤，誓命掳庭，投躯汉节，频展诚效，屡振功名”，累功官至游击将军（从五品上武散官）、行兰州广武（今甘肃省永登县）镇将（从五品下职事官）、上柱国（正二品勋官）。兰州广武地理位置接近吐蕃，从这个官职来看，黑齿俊似当又出现在抗击吐蕃的战场上，而其父黑齿常之就曾经在此疆场上频立战功，令吐蕃深为忌惮，“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边”。
武则天放任酷吏以莫须有罪名诬害黑齿常之，却没有连坐黑齿俊，一方面反映了她任用酷吏来清扫可能的政治障碍，另一方面也说明黑齿常之的所谓“谋反”纯属捏造，根本不能深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武则天清除异己的举措只是针对性地行事。圣历元年（698），黑齿常之冤狱昭雪，朝廷特褒禄黑齿俊为黑齿常之曾经所任的右豹韬卫翊府左郎将（正五品上职事官），勋如故。
三、对黑齿常之冤狱昭雪之事的分析
是什么原因导致武则天此时给黑齿常之平反呢？须知给谋反者平反不仅仅是为一个“罪人”雪冤，它更代表着一种政治构架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这种构架就是武则天所施行的酷吏政策。
运用酷吏来诛除异己或潜在的异己力量，是武则天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冤杀黑齿常之的周兴就是武则天倚重的酷吏之一。周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为暴刻，兴、元礼所杀各数千人，俊臣所破千余家”。酷吏政治运动在给武则天除去政敌的同时也削弱了她的统治基础。毫无根据的诬陷也使得酷吏们自己卷入其中。周兴在天授二年（691）被诬告曾与已被诛杀的左金吾大将军丘神绩同谋，自作自受地被“请君入瓮”。虽然武则天宽恕了他的死罪，改为流放，但他仍然在流放的路上被仇家杀死。同时，鉴于另一个酷吏索元礼“残酷尤甚，太后亦杀之以慰人望”。
黑齿常之尽管是被酷吏陷害而死，但周兴以及索元礼被武则天抛弃并被处死并不意味着黑齿常之就可以昭雪。周兴、索元礼只是武则天酷吏政治中的两枚棋子，武则天除去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工具，只是借以缓解一下世人对酷吏政治的愤恨情绪。实际上，她仍然在继续任用其他酷吏诸如来俊臣、武懿宗等清洗朝臣，这些酷吏的手段比起周兴、索元礼来同样令人惊悚。上文已述被来俊臣所破的有千余家，而武“懿宗自天授以来，太后数使之鞫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周（兴）、来（俊臣）之亚”。
神功元年六月，来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诬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盗国权”，这标志着武则天的酷吏政治运动发展到了顶峰。“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指来俊臣）罪，系狱，有司处以极刑”。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仍试图赦免来俊臣：“俊臣有功于国，朕方思之。”来俊臣已经迫害了千余家，武则天对他的办案以“有功”来首肯，暴露了她任用酷吏清除任何可能的反对力量的真实意图。
然而，在按照武则天旨意行事的同时，酷吏们又夹杂进私利，假公济私。武则天要利用酷吏，就无法杜绝酷吏谋求私利。前述左卫大将军泉献诚，就是因来俊臣索金不得而被诬以谋反罪，下狱缢杀的。史载来俊臣倚势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罗告其罪，矫称敕以取其妻，前后罗织诛人，不可胜计”。武则天延载元年（694），来俊臣曾因“坐赃贬同州参军”，神功元年（697）因告密、罗织复受重用。由于此次来俊臣所诬陷的是武氏诸王和武氏的儿子，如按既有方式审理，武则天的这些亲族力量将遭到灭顶之灾，从而破坏她的统治根基，这是武则天最不能接受的。
尽管一贯纵容酷吏罗织罪名，但来俊臣肆虐罗织武氏和李氏宗族的举动超出了武则天的预料，被诬陷的太平公主、武氏宗族等人深受武则天信任，他们也绝不像其他被诬陷者那样毫无还手之力，特别是当血腥的酷吏迫害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们立刻联手反击来俊臣。曾被来俊臣罗织的朝廷官员吉顼趁机向武则天进言，希望武则天能丢弃这一棋子：“……俊臣聚结不逞，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武则天权衡得失后，下令将来俊臣处以极刑。于是“仇家争啖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来俊臣被诛，是继索元礼、周兴死后武则天酷吏队伍的又一重大损失，标志着武则天长期推行的诛杀宗室大臣的运动暂时告一段落。
武则天见天下臣民对来俊臣如此仇恨，遂下制数其罪恶，且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得知此消息，老百姓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来俊臣引起“苍生之愤”，难道仅仅是由于其本人诛杀无辜、罪大恶极吗？当然不是。酷吏之所以嚣张妄为，是因为武则天的授意和纵容庇护。即使在来俊臣遭到太平公主等人的猛烈攻击的局面下，武则天竟还认为“俊臣有功于国”，欲加赦免，说明武则天不仅知道来俊臣滥杀无辜，甚至认为这种滥杀行为与其心中的计划一致，所以才想保留这个得力工具。这体现出中国古代帝位争夺的政治残酷性。
由于女皇专注于消除任何可能的阻碍力量，所以朝廷官员、百姓遭受酷吏蹂躏迫害的状况也许反倒令她感到某种程度的轻松。但是酷吏政治引起的天下愤怒如此浩大，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另外，来俊臣对武氏诸王和李氏宗族同时陷害，表明酷吏政治运动方向已经失控，国家面临大动荡，帝王宝座面临倾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不得不终结酷吏政治，转而依靠群臣扶正她已严重倾斜的统治重心。来俊臣被诛，意味着那些被来俊臣杀害的朝廷大臣有了洗刷罪名的机会，黑齿常之的冤狱昭雪应当就是在此种情况下发生的。除了黑齿常之外，许多其他被冤杀的朝廷官员也应当会逐步得到昭雪，如泉献诚在久视元年（700）八月被下制平反改葬，即是此种情况使政局得以扭转的结果。
为了巩固武氏政权，武则天发动了酷吏政治运动；出于同样目的，她又不得不终结酷吏政治。不能否认的是，在武则天执政期间采取的措施中，有很多具有开创性，有利于社会进步，如广纳贤才、知人善用就极值得称道，但其为巩固权位而发动的种种运动如建明堂、天枢，以及实行酷吏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物力、财力尤其是人力资源的损耗无法计算，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当权者的一个念头，有时候可以推动国家进入一个发展的小高潮，同样也可能使一个国家数年、十数年在动荡中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在“朕即国家”的专制社会中，法律附属于帝王，也就等于皇帝无法被制约。因此，在没有以法律制度为准绳的时代，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综合素质便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了。
酷吏政治渐近尾声，被冤屈的朝廷大臣陆续得到平反。朝廷给黑齿常之的平反制文曰：
故左武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卫、上柱国、燕国公黑齿常之，早袭衣冠，备经驱策，亟总师律，载宣绩效，往构飞言，爰从讯狱，幽愤殒命，疑罪不分，比加检索，曾无反状。言念非辜，良深嗟悯，宜从雪免，庶慰茔魂，增以宠章，式光泉壤。可赠左玉钦卫大将军，勋封如故。
朝廷批准黑齿俊改葬其父的请求，并派专人为常之举行了隆重的改葬仪式：
粤以圣历二年壹月廿二日敕曰：燕国公男俊所请改葬父者，赠物一百段，其葬事幔幕手力一事，以上官供，仍令京官六品一人检校。
黑齿常之终于享受到了功臣的待遇。唐朝对于大臣死后的优恤政策始于唐太宗时：贞观十一年（637）二月，诏曰：
又佐命功臣，或义深舟楫，或谋定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岂异我哉！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缺。
据上可知，西汉时期中央已经有了专门的抚恤仪式。对功臣亡故后的褒扬符合儒家君君臣臣的规范，一定程度上具有人性化的特点，也为武则天朝所继承。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武则天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传统的礼法制度、选官制度、用人制度在她的眼里统统成为工具和手段，她可以随意更改甚至取消，另造新工具、另建新制度。正是这种不囿于传统且意志坚决的为政风格，才造就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叱咤风云的一代女皇。
据黑齿俊墓志所载，神龙二年（706）五月，黑齿俊病逝于洛阳从善里，是年八月十三日葬于洛阳北邙山，当是与其父葬在一起。
四、黑齿家族其他成员事迹考述
两《唐书》虽为黑齿常之简单立传，但没有对其家族其他人员作介绍。而黑齿家族的在唐事迹，除了上述黑齿俊外，还有另外成员的有关线索。有资料表明，黑齿常之有个女儿嫁给一仕唐之三韩人。据《大唐□部将军功德记》载：
……大唐天兵中军副使、右金吾卫将军、上柱国遵化郡开国公□（按：此缺字，以“□”标示）部珣，本枝东海……于神龙二年（706）三月，与内子乐浪郡夫人黑齿氏，即大将军燕公之中女也……敬造三世佛像并诸贤圣刻雕。
功德记中的黑齿氏乃大将军燕国公之女，而唐（武周）朝姓黑齿并曾任大将军燕国公的只有黑齿常之，故此黑齿氏应为黑齿常之之女。□部珣“本枝东海”，其中的“东海”有时候也称为“海东”，作为一个地理位置而言，泛指三韩。《朝鲜史略》说：“朝鲜遗民居东海滨，分为六村，或曰六部。”也是作为一个泛指的称呼。如果说“□部珣”来自三韩的话，那么根据原百济与高丽、新罗世仇的情况分析，他们三国之间相互通婚的可能性应当比较小，且东亚国家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血缘、地缘观念较浓，人们更愿意接受在本族范围内的联姻，所以他极有可能与其妻族黑齿氏一样来自百济。右金吾卫将军为从三品武职事官，“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凡翊府及同轨等五十府皆属之。凡车驾出入，则率其属以清游队，建白泽朱雀等旗队先驱，如卤簿之法。从巡狩畋猎，则执其左、右营卫之禁”。简言之，即负责京城治安以及在皇帝出巡时的警戒保卫工作。
由于文字缺失，究竟“□部珣”的全名是什么就成了疑问，章群先生在其专著中认为“□”本是“兵”字，即黑齿氏的丈夫名为兵部珣。该兵部珣的名字从何而来呢？笔者核对古籍，推测其可能是根据以下史料得出的：唐朝宰相苏颋曾作诗《昆明池晏坐答王兵部珣三韵见示》，诗曰：
画舸疾如飞，遥遥泛夕晖。石鲸吹浪隐，玉女步尘归。独有衔恩处，明珠在钓矶。
这首诗被广泛记载流传。实际上，苏颋是为王珣作诗。王珣时任兵部尚书，故时人以“王兵部”相称，去世后谥“文孝”，赠礼部尚书。若对该诗断句稍有疏忽，就会导致“兵部珣”现象的发生。以官职称呼人乃敬称，这种在职务头衔之前冠以姓氏来称呼人的现象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采用。据上可知，“□部珣”非“兵部珣”。
早在笔者做硕士学位论文阶段，导师马驰先生就告诉笔者“□部珣”实乃“勿部珣”。先生为人耿直仗义，治学风格恰如其为人：最讨厌做学问过程中的不劳而获行为，所以告诉笔者这个信息之后，让笔者自己读书查找。笔者后来在《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以及《全唐文》中找到了有关记载，开元二年（714）二月，为征讨后突厥默啜可汗，唐玄宗颁布了《命姚崇等北伐制》，制曰：
左骁卫将军论弓仁，右金吾卫大将军勿部珣……并可前锋总管。
根据二者（指□部珣和勿部珣）官职的相关程度来看，神龙二年（706）□部珣为从三品的右金吾卫将军，八年之后，其升至正三品的右金吾卫大将军基本上符合一个武官的仕途发展轨迹。综合上述情况，该□部珣为勿部珣当无疑义。
据前文所述，黑齿俊于神龙二年（706）五月病逝，故是年三月的造像，很可能是常之的女儿、女婿为他们患重病的兄弟黑齿俊敬佛祈福所举行的活动。
造功德为所亲敬之人祈福在唐代也是一种风尚，如曾任彭州长史、任城男的刘易从永昌中，“坐为徐敬贞所诬构遇害”。刘易从为官仁恕，临刑之前，老百姓及下级官员“远近奔走，竞解衣相率造功德，以为长史祈福，州人从之者十余万”。在唐代，造功德有时指造道教真人塑像，如唐睿宗因其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特为公主造观，将树功德以祈福佑。“但两观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转移，扶老携幼，投窜无所，发剔椽瓦，呼嗟道路。乖人事，违天时，起无用之作，崇不急之务，群心摇摇，众口籍籍”，因此受到了朝臣的指责。唐代的造像以祈福禳灾曾受到上层统治者的质疑，但作为一种表达愿望的方式，它却被保留下来并得以流传，所以我国至今仍有一些地方建造或翻新寺庙、道观以求神佛保佑赐福的情况。或许可以这样认为：造像祈福不一定非常灵验，其更多的是一种处于精神困境或肉体痛苦中的人们借以排解忧愁、表达祝愿的手段，是一种自我精神安慰，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综上所述，黑齿常之父子、女婿效力边疆，黑齿家族可谓尽忠于大唐的功臣世家。但史书对常之之事略载，对黑齿俊和勿部珣之事竟然忽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唐朝的外族蕃将很多，著名人物数不胜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方面，或许在于黑齿常之为人所构陷，不得善终于朝廷，故受政治影响的史官不得不低调或者隐讳处理其子婿的事迹，抑或是某些出于私心的修史者故意隐讳也不无可能，如贞观十七年，许敬宗修纂《武德》、《贞观实录》时，随意以自己的爱憎曲事删改，结果引起舆论的强烈谴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史书立传记载的新罗人，只有《新唐书·新罗传》附传326字记载的张保皋、郑年。关于二人的情况，将在下文“唐代商业领域内的三韩人”部分中论述，在此不赘述。
上述见于史传记载的仕唐三韩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唐朝获得了较高政治地位，人生经历极具个性化特征。他们青史留名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适应了唐朝社会的发展需要，尤其是他们在唐朝政治、军事领域内的表现成为他们获得功名的主要导因。高丽人在军事领域能有所成，跟本民族一贯的传统有关，在高丽，凡“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百济“俗与高丽同”，练武、读书是百济青少年的习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许多三韩人具备优良的军事素质的基础。所以一旦形势发展需要，他们往往能够脱颖而出，创造出辉煌的事业。从这些入唐三韩人后裔的事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抛弃他们旧有的生活习俗，特别是练武仍然是保留习俗，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在唐朝的军事舞台上崭露头角并稳健上升。
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
中国古代史书多记载皇帝和王侯将相的事迹，被史书记载的中下层官员和普通百姓实在是少数，能被史书列传记载的更为有限。除了前文所述的高丽、百济王室及高丽泉氏家族外，史书专门给予列传记载的三韩人，也只有上一章所说的几位。他们被列传于青史，固然因为唐代的社会环境给了他们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然而推动社会发展的远不止史书记载的那寥寥可数的精英人物，众多没有被史书列传甚至不见于史载的人物才是唐朝各方面具体事务运作的基础依靠力量。本书曾多次提及唐太宗征高丽时，一次就把高丽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即授予他们武职官衔，让他们在唐朝内地任职。这只是见诸史载的有关高丽人仕唐人数较多的一次。在与高丽的其他战役中俘获的酋帅，以及俘获的百济将领，唐朝可能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将其迁入内地任用。有些三韩将领在唐朝得以青史留名，为后人所广知；有的却不见于史书记载。所幸的是，碑志资料的出土和发现，极大地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对这些没有被史书列传甚至不见于史载的三韩人的研究，可以极大地加深、补充我们对三韩民族以及唐代社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