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时期由中共实际领导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它是中国早期革命者的摇篮、革命的大熔炉，许多民族的精英在此熔铸成长。许多“上大”的师生为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捐躯。上海大学是政治与文化结合的产物，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应运而生的。
1923年夏天，我由芜湖到南京，会同两个弟弟，一道到了上海。二弟吴震外语底子比较好，进了英国文学系，我和三弟吴霆进入社会科学系学习。
在瞿秋白的支持下，社会科学系开设了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科学的课程。这些课程除社会科学系学生外，其他系的学生，甚至其他学校的学生都热心选修或来旁听。“上大”社会科学研究会根据学校讲义，汇编了《社会科学讲义》共4集出版，广为传播，影响甚大。其中收录了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社会问题》，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等。此外，还有其他的讲义，如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萧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外交问题》，董亦湘的《唯物史观》、《民族革命讲演大纲》，杨贤江的《青年问题》，施存统的《劳动问题讲演大纲》等等，由有关书局公开出版或在报刊上发表，在社会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尤其让我倍感振奋的是，各类学生社团十分活跃。社会科学系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山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员会等；中国文学系有胡波文艺研究会、春雷文学社、春风文学会等；英文系有英文文学会、英文演说会等；美术系成立画会等。我们举行各种活动，出版各种刊物，这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意识、繁荣文艺创作、培养独立的工作能力、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结合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学校不关门办学，而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邓中夏在讲课时说：“上大学系虽杂，而各欲以所学从各方面企图建国的目的完成则已，只此一片耿耿孤忠，是我们大多数教职员和学生所不能一日忘怀的，所努力从事的，这便是和别的大学不同的地方，也便是‘上大’的使命。”学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具有新颖而生动的学习方法，将课堂学习和业余活动相结合，并和社会活动打成一片。他们强调：“‘读活的书’，使读书与生活（尤其是社会的、民族的）打成一片。”“课堂、自修室之外，一步也不走开去；读书之外，一句也不响……这样褊狭而死板的方法，上海大学的学生是不敢采用的。”
在火热的革命学习中，我们结识了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老师、朋友，最先建立友谊的是寿县籍学生胡萍舟。1923年10月，另一位挚友薛卓汉因反曹锟贿选，捣毁猪仔议员住宅，遭通缉，被迫离开芜湖，前来上海大学学习。
“与瞿秋白同志交谈过吗？”薛卓汉问。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很惭愧，还没机缘见到他。”
“近在咫尺，而且又是你们的老师，为什么不主动去找他？”
“瞿先生身体状况不大好，他要上课，还要负责党的工作和校务，忙得团团转，我不想给他添乱。”
“没关系，革命同志从来不怕忙、不怕累的！”
我们一起去拜访了瞿秋白，去时，带着各自写的文章，欲请先生指点。
瞿秋白身体略清瘦，但神采奕奕，似乎有流溢不完的革命热情，各种奇思妙想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里不断地喷射出来，与其交谈的同志深受感触，我的心胸也顿感豁然开朗。
瞿秋白虽然在党内有较高的地位，但对我们兄弟视如亲人。他谈起自己喜爱读各种书籍，如《道德经》、《庄子集释》、《陶渊明集》、《三国演义》、《红楼梦》、《太平天国野史》、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翻译的《群学肆言》等等。历代英雄好汉，给他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和记忆”，激起他对晚清统治者的憎恨和反抗精神。
瞿秋白认真地阅读了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一丝不苟。我从他那严肃的神情里看不到明确的意见，心里忐忑不安。看完文章，瞿秋白长舒一口气，说：“不错，不错，胸怀大志，为国分忧，真男儿本色啊！”接着，他问，“你们以前都读了些什么书啊？”
我说：“我也很佩服历史上的那些英雄好汉，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特别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早年就读过，对我影响很大！”
“很好，很好。”
“先生写的关于苏联革命的很多书我都认真读过，可是，对有些内容的理解还不是很深。”
“教学相长！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谈。”瞿秋白爽快地回答。
不久，我们兄弟三人由瞿秋白和薛卓汉两人介绍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是我们兄弟生命历程中最神圣的时刻。
1923年冬，党组织派遣我和吴震利用寒假回乡的机会做些宣传组织活动。吴霆另有任务，留在上海。
按照党的命令，回到家乡后，我们很快组织全县学生（包括旅外学生）在白塘庙开了一次联合会。吴震当选为学生联合会会长，活动期间还印发传单，分组到各乡村进行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
做农民工作与做工人工作有很大不同。
老同学李坦、范毓南（合肥人）听说我和吴霆回来，特意来白塘庙向我们学习上海的革命经验。1922年，他们在芜湖闹学潮被学校开除，曾到过上海，以后就在家乡办起了“改良私塾”，不教《四书》、《五经》，开设国文、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等课程。一面讲授新知识，一面讲解革命道理。这是他们在芜湖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实践，在教育界很有影响。
我对他们十分敬佩，鼓励他们要继续宣传革命。同时我已明显地感觉到很多农民从内心深处不信任学生。
我家有个同族帮工叫吴家斌，从表面看，他似乎不存在阶级意识，乐观自得，顺口说唱，于世无怨，与人无争。但细心体察，他无处不表现阶级观点，像父亲发给他工资时，他笑嘻嘻地唱：“吊儿郎当吃大馍，稀里糊涂拿龙洋。”
在白塘小学未革新前，我与士绅们谈判革新小学时，吴学斌去找我。这时，士绅们一个个坐在学校会客室里，谈笑风生。吴学斌转过身去，顺口就唱：“大腿跷到二腿上，肌巴（土包子）支的招炮样。”绅士们哄堂大笑“这家伙真能”。我立即体会到他这两句话里阶级观点多么鲜明！这里既包括高高在上、气势凌人，也包括鄙视他们算个“肌巴（土包子）”，我就下定决心在吴学斌身上下功夫。
起初他认为我是同他开玩笑。我虽然是他的弟弟，但我家是地主，他是贫雇农，总认为我说的不真实。
为了表达诚意，干脆把我的铺盖卷搬到牛屋与他住在一起。
“洋学生，你不嫌俺脏？”
“你我都是人嘛，没有什么不同。没有臭汗水，哪来五谷香！”
“哦，你这话还挺有道理的。”
这时就因势利导，向他介绍了大上海趣事和革命热潮，又给他讲穷人为什么会穷，富人又为何会富，穷人怎样才能站起来，要站起来该采取怎样怎样的方式；官家是替谁说话的；共产党是替谁说话的；团结才有力量，无产阶级（穷人）的党是共产党；穷人是全国一条心、全世界一条心，最后胜利归穷人；和苏联无产阶级胜利的情况，等等。慢慢地，吴家斌开始理解了我的谈话，怀着一片真诚心意，也逐渐信任我了。
一天，吴家斌突然问我：“我多找几个人来，你同他们讲讲，好不好？”
我高兴地说：“那太好啊，欢迎，欢迎！”
张瞎子、王麻子都是他找的，他还说“穷人好找”。当时我觉得接近穷人，尤其想要穷人乐意接近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耐心细致、深入浅出地对他们讲革命的道理，效果很好，不久，便以他们为骨干成立了一个贫雇农小组。我趁势决定在过年时组织活动，小组成员当即积极响应。
当时受到吴学斌顺口溜的启发，心想：为什么不利用传统的文艺形式，比如过年时舞的花鼓戏，耍的龙灯，再配以崭新的革命内容，组织起来进行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
首先，要利用活跃的群众文化。过去，白塘一代的舞龙人拿着一条用纸扎糊而成的长不过六尺的小龙，挨家挨户串门为百姓驱邪，目的是讨饭吃。这次，要组织大型舞龙活动，把广大群众凝聚起来。我和吴震专门请了民间能工巧匠扎成两条巨大的龙。每条龙长度约为三丈六尺，九人表演，龙头龙尾难度较大，以龙头吹哨指挥，哨声一响，群龙起舞，或腾云驾雾，或翻滚腾跃，或卷盘成柱、二龙戏珠。或踩街，或串门头，家家鸣炮，户户张灯，龙飞起舞，锣鼓喧天，整个白塘村都热闹起来。
接着，这些生龙活虎般的年轻人又表演了《小车灯》。这也是当地特有的民间娱乐形式，用竹与布扎成手推车，车上扎彩篷，周围挂花穗，四角有彩色灯笼，两边用布围上，画有车轮，前面装上假腿，着彩裤，穿绣鞋。坐车人上身穿红衣，腰系彩带，站在车厢内，手扶车帮，两边有丫鬟把车。推车的大汉，拉车的丑角，踩着有节奏的鼓点上场，表演幽默，动作滑稽，表演时有上坡、下坡、挡车、避开障碍物等动作，坐车与推车者互相默契，前仰后合。
拉车的由吴家斌扮演彩旦。他不时喊上几句唱走调的花鼓歌，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怨声爹妈呒道理，
好不该逼俺当等郎媳（童养媳），
俺与他年龄悬殊不相配，
为奴家十九他十一，
不像夫妻像姐弟，
晚上睡觉他把床尿，
一床被尿得湿淋淋，
厢房里哭坏了小女婿，
硬要爹妈不要妻。
这样的丈夫怎待承，
怎比上俺那相好的。
大家笑声阵阵，群情激昂，唱完了，群众高声喊道：“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于是，吴家斌又声情并茂地唱起《拾麦》。
五月里，人真忙，
又收麦子又打场。
西南风刮得呼啦啦地响，
俺捡麦来到冈头上。
抬头看见老干娘，
干娘拉俺坐在田埂上，
俺跟干娘叙家常。恨声爹，怨声娘，
天下男儿有多少，
怎么单给俺选了这样的郎。
他嫌俺娘家陪嫁少，
怨俺手头没私房。
怨俺从小没裹脚，
怪俺过门两年没生养。
俺一天挨过三顿打，
三天挨过九顿夯。
头上的疙瘩有马泡大，
白褂子打成红衣裳，
打骂奴家还不算，
零割零受丧天良。
每天只给一块馍，
稀饭成单不成双。
瘦得俺胳膊只有麻秸粗，
前心贴到后脊梁。
一步难成半砖地，
头晕眼花直晃荡。
到了晚上奴进房，
挪不动路俺手扶墙。
亲妈妈呦我的娘，
从小长到这么大，
俺哪过过这日子？
这些活动激发了群众的极大热情，他们都称赞我们兄弟在外面上学见识广，能真心诚意为老百姓组织反对封建压迫、积极向上的娱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