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国家为满足国防军工用宽厚钢板的急需，兴建舞钢工程。舞钢因特而建，因特而兴，其产品大量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重大技术装备项目和军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三峡工程供应钢板达12万吨，占同类产品工程总用量的80%以上，其中三峡24扇永久船闸闸门全部用舞钢产品制造。为北京2008奥运工程专项研制的110mm厚钢板，创国内唯一、世界第一，实现了“鸟巢”用钢全部“中国造”。
最近的十年是舞钢公司发展最快的十年。1997年9月8日舞钢由中央直属企业改制为邯钢集团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十年来，舞钢一年一个新台阶，先后获得了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2007年初，舞钢公司投资总额35亿元，集成了当今世界一流工艺技术的新100万吨宽厚板生产线工程建成投产，再造了一个崭新的舞钢。具有年产钢300万吨、宽厚钢板260万吨、年销售收入100多亿元、利税总额近20亿元的经营规模。可以说，今日的一个舞钢相当于改制前的十个舞钢。
1978年，一切似乎都已经水到渠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得到了管理国家的领导权；在随后的科学大会上确定了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在5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启动了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改革的思想取得了主导权；出访日本及一连串的外资谈判，让沉重的国门一点一点地打开；11月，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场革命行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众得到承诺将很快平反。就这样，变革每天都在发生，中国的未来走向似乎日渐清晰，在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相关，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无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因而，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直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中国才真正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
在全会结束的两天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工程在上海开工了。12月24日，日后成为中国钢铁业支柱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国内投资70亿元人民币。媒体对宝钢的定位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基地”，很显然，它代表了当年度中国政府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最大举措，举国上下对之的期盼可见一斑。
1978年，那一年，美国颁布了《破产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企业破产方面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法律阐述（中国将在五年后出现第一家破产企业）。那一年，伟大的微软公司才刚刚两岁，比尔·盖茨决定给自己发工资，他鼓足了勇气对合伙人说，“我今年的年薪绝对不能太低，它应该是1.6万美元”。那一年，福特汽车公司的传奇总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于嫉妒而开除了，时年54岁的他转而受聘于濒临破产边缘的克莱斯勒公司，六年后他竟奇迹般地使其扭亏为盈，并将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令人咋舌的24亿美元，他成了美国英雄，也成了中国企业家最早崇拜的偶像之一。那一年在美国芝加哥，世界上的第一个移动电话通信系统悄然开通了，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新技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会是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开端。
80年代初的中国企业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也许我们从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
80年代初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表的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不知道通过怎样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中国各地似乎放宽了海外记者采访考察中国企业的审批。因而，在各家国际媒体上，人们读到了多篇充满陌生感的目击记。
在这篇题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报道中，马修斯写道：
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
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2500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这家工厂的革委会主任谢广之（音）告诉记者，去年，全厂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资，对很多人来说，是10～20年来第一次增加工资。由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资，所以这次加工资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从今年开始，工厂开始对一些劳动好的工人给予少量的奖金，一季度的奖金不超过1.75美元。
最后，马修斯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最具有戏剧性的企业考察出现在中国中部。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位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80年代初的中国与世界，彼此之间是那么的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的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时候，在一向不苟言笑的《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7月份，在这家报纸上出现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还偶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政府呼吁人民要节俭办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来。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发现当地的书店居然在“开架卖书”，他觉得十分新鲜，便给报社写信，希望在全国推广这种好办法。
1982年。这一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终于确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也是这一年，武汉钢铁学院毕业的许家印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厂，对这个结果，他感到非常意外，很不情愿。在他的眼里，上大学是为了离开农村，而舞阳不过是另一个“小山沟”罢了。这正应了豫剧《朝阳沟》里银环妈的几句唱词：“从初中，升高中，升来升去升到农村……”这一分配虽然让许家印如愿以偿地离开了家乡，但舞阳的环境他还是不满意。
在家里磨蹭了一个月后，他还是去报到了。还是他不怕困难、不服输、骨子里要改变命运改变环境的素质促使他这样做的。舞阳，这个地方或许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许家印未必一辈子都在这个地方。
舞钢是1978年才投产的，人手很缺，尤其有具有专业水平的大学生。但在这样的地方，许家印是第一个被分配过来的大学生，其他的，多是“土八路”。许家印给人的第一面总是非常好的，他非常帅气，高挑的身材，非常热情，一点儿都没有大学生的架子，这都是他能够与人迅速沟通的基础。
去车站接他的是热处理车间主任陆岳璋。报到时，许家印带了不少书籍，都是专业书，除此以外，生活方面的东西他很少带。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许家印不太满意国家对自己的分配，但在这里大干一番的想法还是有的，并且已经开始付出了行动。
许家印被安排在一间小房子里，房间很简陋，但比起他在大学时的那间盛杂物的小房间，是好了不少。第二天，许家印就调整好心里的“时差”，进入到工作状态。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企业有一个口号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许家印就是一个把时间看作金钱，把效率看作生命的人。
在舞钢这个大型国有企业里，许家印主动请缨，到了第一线——热处理车间。这是许家印的风格，当年他在生产队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上大学时他在学校当难度最大的卫生委员，工作后，他当然会选择工作的最前沿，这是他的秉性。由于当时学钢铁的大学生寥若晨星，所以许家印的到来无疑给舞钢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许家印受到了车间乃至厂里领导的重视，先是做车间主任助理，继而升为车间副主任，再后来做了车间主任。“这种华丽的三级跳使许家印迅速洗去了大学生的稚嫩，变成了工厂第一线一名老到的”实权派。
许家印在车间主任的位置上，一干便是七年。七年里，他像个机器一样，只要有动力，他就不停地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