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之重大毋庸置疑：它结束了束缚华夏五千年的封建王朝体质，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改变和人们的精神解放。
而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私以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革命主体之目的不尽然相同。
孙中山、黄兴两位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勉强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两湖共进会会旨则将“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目的是团结家境殷实的同志；浙江光复会更不同，纲领“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与洪门天地会一致，至于建立怎样的政体，光复会提出的是“圣人治国”、“大同世界”。
众所周知，同盟会是个松散的“反清联盟”（主干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兴中会和黄兴先生创造的华兴会），与之关系密切的共进会和光复会，在革命理念上尚且存在分歧，遑论从天地会演变下来、带有帮会性质的各分支“三合会”“洪江会”“孝义会”等。
反清时各路势力尚能合作，清廷退位后，路该怎么走？统领北洋军团的袁世凯是汉人，如果只是“恢复汉室江山”，那袁世凯是不是也能“黄袍加身”！盟军分流，即便孙黄执意北伐，已然步履维艰。
其二，“精英治国”理念超前，既没能普及民众，又没能警醒权贵。
留学海外的宪政先辈们，意图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移植国内，结果导致大批人无所适从。
民国建立，社会各界兴起组党风潮，除了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外，保皇党、立宪派、军旅派、官商派都有自己的“政党”。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议会”、“内阁”是什么东西，只想在“改朝换代”时捞点好处。前江苏巡抚、最先反正的都督程德全就说，所谓的党，都是一些士大夫们在闹腾，老百姓哪懂这些，他们只求把日子过好就成了。
孙中山、黄兴沉浸在“总统、内阁、议会”三权分立的理想世界里，甚至力劝临时总统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袁是什么人？从刀光剑影的晚清政坛爬上来，岂不知其中深浅？于是袁无奈表示“我入此党，彼党不欢，我入彼党，他党不愿，均是老朋友，叫我如何是好？”他自称不党不私，手中牢牢抓着军队，建议控制的内阁“全体加入国民党”，如此儿戏，谈何“政党政治”？
等到国民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党魁宋教仁即将组成“责任内阁”限制总统，几颗罪恶的子弹让宋倒下，“民主共和”之梦彻底击碎。
其三，同盟会（国民党）内部对“民主与法治”贯彻执行并不彻底，屡打折扣。
破坏比建设容易，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在推翻旧秩序时功勋彪炳的元老，不一定能成为构建新政体的栋梁。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13天，光复会元老陶成章便被人刺杀。多年后历史学家们揭开真相：行刺者是蒋介石，主使者是蒋之义兄、同盟会元老、时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光复会与同盟会有些不合，陶成章与孙中山也发生过抵牾，但双方追寻的“民主”，是允许有不同意见，何以刀枪相向？
上海本是青帮大佬陈其美的天下，租界探长黄金荣是帮中后辈，同盟会不少人心知肚明，此案居然因无法查下去而不了了之。光复会气愤难平且不论，更深刻的是，依法治国，岂非一句空话？
无独有偶，“武昌三武”之一张振武是湖北共进会骨干，因性格孤傲，屡次讽刺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投机革命”，后遭到正副总统暗算。黎元洪发电报请袁杀人，理由是张振武“阴谋叛乱，忤逆共和”，袁世凯乐得南方内斗，下令陆军部逮人。汪精卫当年刺杀清廷摄政王，查得铁证如山也只判监禁；民国年间仅是副总统疑心、大总统签字，就能将辛亥元老枪毙，《临时约法》威严何在？
张振武临死前异常愤慨：“想不到共和国如此黑暗！”事后黎元洪痛哭流涕，袁世凯深深自责，连孙中山、黄兴等人也被蒙骗，相信了袁、黎之“无意”。同盟会不再追究，共进会孤掌难鸣，“国会弹劾总统”一案流产。
既然陈其美杀陶成章践踏民主，袁世凯也能杀张振武挑战法律，双方互不追究。可谁都忽略了一件事：民国立国之根基被动摇！
厘清上述三点，对共和肇始之动荡、辛亥元老之艰难可谓大有裨益。
陶成章、张振武之死尚未能引起国民党与北洋反目，宋教仁遇刺，让本已很脆弱的“临时约法”彻底崩盘：孙中山主张迅速起兵倒袁、黄兴认为走法律程序弹劾政府、袁世凯大借外债充当兵饷准备对付南方。
“二次革命”很快打响，也迅速失败，国民党输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更是盟友支持：共进会、光复会因陶、张之死对“共和”几乎失去信心；江湖帮会因国民党改组时将他们踢开，也不再相助；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尚未通过法律途径就起兵，落下了“叛乱”之名，未能一致行动。
袁世凯则借题发挥，宣布国民党是“乱党”，甚至认为所谓的“共和”还不如“帝制”；之后控制中央政权的北洋皖、直、奉三系，谁不当“议会”“内阁”是摆设？更有荒谬绝伦之辫帅张勋，居然在北京城上演了12天的“复辟”大戏，请溥仪再坐江山。
民国动荡不安，辛亥元老们不得不再起征程。只是水溢瓶口，各方散流：孙中山认为党内一片散沙，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必须发誓按手印效忠党魁；黄兴、李烈钧、谭人凤等觉得此举无疑从政党退回帮会，婉言相拒；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大力拥戴，后起之秀崛起；国会议院议长吴景濂等谋求与当权者合作，转向北洋集团……
几经转战，故人凋零，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很困惑，为何历经南北谈判、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两次护法运动，和平也好革命也罢，总是不能国泰民安？后来他很落寞地总结：国民党大部分人是因为服膺领袖才加以追随，根本不了解革命之最终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而靠威望维系的团结，很容易被功名利禄侵蚀！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质疑同盟会“并非怀疑总理人品，而是怀疑本盟的制度”；宪政精英宋教仁也提出“立国需要的良好的制度，而不能完美的领袖”，诚哉斯言！
辛亥革命那批人，怀着救国理想前赴后继奔赴沙场，尽管匆匆忙忙的政治设计未能彻底得到实施，但他们为国家民族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改良还是革命，他们都是希望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能步入“法治”轨道，其为国为民浩然之气、苦心积虑筹划之心，百年之后，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也许因政见分歧，曾彼此攻讦，但江浙革命先驱陶成章的一句话足以代表他们最朴质的理想：“只愿乡民安宁，苍生饱暖。”
是为序。
吴安宁
2011年6月26日
于蜗居万科魅力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