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凯恩斯，(1883～1946年)出身于剑桥城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员，曾着有《形式逻辑》、《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等书。他的母亲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女子学院，曾担任过剑桥市的参议员和市长，事业有成。小时的凯恩斯瘦小娇弱，聪慧活泼。1897年获伊顿公学的奖学金。他在这所贵族式的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多次获学校的数学奖金，文学和历史也为他所喜好，发表了不少文章。1902年他考进剑桥大学的皇家学院时已富才名，曾担任学生会的主席。这一时期，他对政治显示出浓厚的兴趣，是个能言善辩、尖锐泼辣的演说家。参加数学优等生考试的成绩竟不理想，他终于选择了仕途之路。
在第四个学年，为了应付文官的考试，凯恩斯开始正式学习经济学。他听了一个学年的经济学界的大师马歇尔开设的专题讲座。1906年的文官考试，凯恩斯高中第二，实在为他及家人所料不及。在应考的各门科目中，经济学竟得分最低。
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知识差，而是因为他从未全面系统地学习这门课程，不能或不愿按照通常的标准答案回答问题。
财政部只有一名空缺，且为第一名夺走，凯恩斯只好到印度事务部任职。在印度部工作虽不足两年，却使他获得了有关政府机构活动的丰富知识，特别是学会了从行政官员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为他以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为了获得研究员的资格，1908年7月，凯恩斯回到剑桥大学做经济学讲师。第二年他的研究员论文获得通过(1921年这篇论文以《概率论》的名义出版)。1909年，他的第一篇经济着述《指数编制方法》获亚当·斯密奖，他作为经济学者初露头角。
由于马歇尔大师的推荐，1911年凯恩斯担任了《经济学杂志》的主编(1937年患病后仍负责重要文章的编审工作)。
他仍对印度问题怀有兴趣，先后撰写了《论印度最近的经济发展》和《印度的通货及财政》等论文。此时印度的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新近成立的皇家印度通货及财政委员会聘请凯恩斯担任委员。凯恩斯提出在印度设立国家银行的建议，以便加强对印度的控制，此种主张受到马歇尔的高度评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凯恩斯匆匆到财政部应召，对战时财政提供咨询，并发表了两篇论战时金融的文章。
1915年1月，他正式到财政部任职，负责有关国际金融的业务。他草拟了协约国战时公债体制、战债使用管理办法、协约国贷款与英国国内经济及物资供应协调办法等文件。他的目标是将有限的资源在协约国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而不是制定各协约国互相承担义务的规章。在战后他仍然坚持这种主张。
1919年，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的代表参加了战胜国分赃的巴黎和会。但是，在德国的赔偿问题上，他与和会发生了根本分歧。他反对对德国制定苛刻的赔偿条款，斗争无效，愤而辞职。回国后，他在剑桥大学开办了一个讲座：论和约的经济意义。这门课吸引了不少学生，教室被挤得满满的。当年年底，他将讲义整理成《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正式出版。
此书立刻引起轰动，尽管有人严厉抨击，却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成为英法“绥靖政策”的理论基础，也为希特勒一再引申发挥。凯恩斯终于一举成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从顶峰跌落的转折点。英国虽然在战场上获胜，却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经济上开始一蹶不振。在两次大战间的大约20年的时间里，除两、三个年头有过短暂繁荣外，经济长期萧条，投资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仍然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自动调节”的传统信条，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凯恩斯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理论的缺陷，试图寻找解决危机的新思路。
在这段时期，凯恩斯已很少讲课，集中精力研究了英国当时的经济问题。他创建的以本科生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一个活跃的论坛，闻名遐迩。
他常常参加学会的活动，与学生一起讨论理论与现实问题。他先后出版了《货币改革论》、《货币政策论》和《货币论》等系列论着，分析了就业、物价、储蓄与投资等问题，逐渐地形成了由国家控制经济的主张。他反对政府恢复金本位制，主张用管理通货的办法来稳定物价和生产的水平，抑制经济的波动；认为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平衡是确保整个经济稳定的前提。
1926年发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明确地提出自由资本主义已道路不通了。
1929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并很快席卷了整个世界。此时，凯恩斯奉召参加了麦克米伦财政与工业委员会，后又任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从实践中，他深深地感到，不以国家调节取代自由放任，就无法消除失业与经济危机。
1936年他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发表。对危机作出了新的解释，从理论上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法。
凯恩斯认为，由社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组成的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生产)水平，导致了失业与危机，因而国家必须出来调节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更加为政府重视，受聘担任了财政大臣的顾问，为政府出谋划策，还兼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战争期间，他多次出使美国，商谈战争贷款等重要问题。
1942年，为了表彰他对国家的贡献，皇室册封他为“苏塞克斯郡的梯尔顿勋爵”爵位。他得到了英国对文官的最高奖赏。
凯恩斯是个被称为“亦学、亦仕、亦商”的全才，除了在学业、仕途卓有成就外，他也极具经商的才能。
他在1919年担任皇家学院的副会计长，以后又担任了正会计长，几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使学院的资金财源充足。
在二三十年代，他一直担任国民互助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还一度担任了独立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公司的董事，以擅长投机活动着称，也为自己积累了不小的一笔财富。
他的妻子是一位芭蕾舞演员，1936年，他出资为妻子建立了一所艺术剧院。
1944年7月，凯恩斯率队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他力主建立国际性的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45年建立)，并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战后，凯恩斯又抱病多次赴美，协商贷款问题。这些繁琐与争执颇多的会谈终于使他不堪重负，溘然长逝。
凯恩斯虽辞世而去，历史却进入了“凯恩斯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凯恩斯学说为国策，推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位居“主流”地位，他开创的宏观经济学已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但“凯恩斯革命”给经济学及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影响却无法抹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