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是不可能熨平的。因为现代化生产，各种生产要素分布不均、产业兴衰周期不一、技术创新速度变化很快，一切都是不稳定的，曲线运动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在经济周期面前无能为力，人们可以通过有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调整来抑制大起大落和灾难性影响。
有人提出所谓“适度波动”概念，即社会化大生产运行节奏所引起的自发波动，也就是由生产力内在机制制导的波动，这种自发波动一般不会太大，上限不会超高速增长，下限不至于负增长。人们反周期对策应力求使实际波动趋近于自然波动。
厉以宁（1987年9月）提出经济周期可以“淡化”。基于当时我国经济的短缺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戴园晨（1990年2月）提出将“供给略大于需求”作为社会主义的反周期对策。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出现是因为存在着普遍的扩张冲动，追求高速度造成需求过旺，过旺的需求受到资源约束，使增长速度掉下来，所以反周期主要是抑制需求，控制速度，避免增长过猛的高峰，把周期熨平。
今为止，社会主义各国尚未找到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
其次，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人提出，虽然“单一货币”规划条件尚不具备，但为了降低投资唱经济波动的频率和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的趋前效率，有必要相对稳定货币供应量，根据经济波动的方向进行逆向微调。譬如，根据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将货币供应量（M2）的年平均增长率规定为10%左右，当经济趋于高涨时，进行温和收缩，下调几个百分点，当经济趋于萧条时，进行温和扩张，上调几个百分点，实现反周期目的。
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强对总投资规模的控制，维持积累率平稳，防止忽上忽下。有人提出我国适度投资率应为18%左右，但也有人反对人为地凭经验模拟投资规模，因为经验数据只说明历史，看不出边际效率，实施结果往往会溢出波动轨道。
再次，也有人认为我国周期波动，很大程度上受结构性资源短缺制约，为了走出周期困境，应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宏观总量控制为辅。结构调整点不应选在波峰或波谷，因为，无论波峰或波谷，供给结构都保持一种刚性状态（这恰好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反）。
最后，关于国家对经济波动的干预方式，有人提出应遵循两条干预原则：一条应以市场机制自动恢复为主，因为在技术观测水平和调控手段不够完善情况下，利益杠杆、价格以及市场因素对波动反应最为敏感，并且它们本身也是一种内在稳定器；另一条要防止“急刹车”或“强刺激”的大动作。此外，为了观测和预警需要，有人提出应设立临界值指标体系，如固定资产更新密度、短缺与物价指数、结构摩擦系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