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消除投资周期波动呢？刘树成认为（1986年6月），改革有助于提高经济计划、管理、预测、决策的科学水平，从而有益于控制和驾驭投资的周期性；但是，由于宏观调控逐步转变为间接控制为主，如调控不好，则又会加剧投资的周期性。刘树成还提出，投资周期性的客观存在，需要我们考虑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比如，在投资的回升阶段和高峰阶段，经济形势较好，各方面的承受力较强，应利用这种时机使那些需有较大财力、物力支持的重大改革措施出台；而在持续增长阶段和低谷阶段，则需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另一些不需有较大财力、物力支持的改革措施，可以在投资的持续增长阶段和低谷阶段进行，使阻力较小且成效较大。
不少作者都提出，应根据我国经济周期节律和特点，寻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周期运行相配合的最佳方案，提高经济体制改革抗周期干扰的能力。
一些作者指出，某些改革措施本身就具有反周期特性。例如，进行所有制改革、硬化企业预算、改变管理者行为，是医治投资饥渴症的良药；建立合同制、实施破产法，是抑制劳动生产率递减的有效措施。
关于改革方案出台的时机，卢建（1987 年4月）指出，掌握了经济周期阶段特征，有利于我们更好地选择经济改革方案。在经济高涨期间，将那些非价格性的改革方案，如重大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破产法”的全面推行等，放在这个阶段进行。因为这个时期生产开工足、企业亏损面小、盈利率高、职工收入增加，这时推出破产法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震动不大。在经济衰退期间，安排价格改革方案出台则比较好（最好是在经济处于低谷的时候推出）。在这个阶段，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受到抑制，物价水平最低，通货膨胀安全空间最大。这时调整或放开价格，虽可能引起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但安全空间相对大些。另外，由于价格改革直接刺激消费需求，有利于经济走出谷底，较快回升，如果在经济高涨年份进行价格改革，风险或代价会极大。因为，这个时候货币供应量大、需求拉上的物价很高，再放开价格，两股洪峰碰头，就会出现吼叫的通货膨胀。与之相异的，有人既不同意在高峰时期放开价格，也不赞成低谷时期实施价格改革，而是主张在复苏阶段推出价格改革方案。理由是，经济形势好转，财政日见充裕、价格水平下降，这时不必为财力不足和价格失控等棘手问题而担忧。
改革与周期相配合的思想虽已提出，但是当时尚未得到展开和深入研究，而这一问题尤具有紧迫意义。
举一而反三，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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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模式展开的。无论是资源配置高度集中在中央计划当局，还是排斥商品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体现在经济波动周期的特征上。因此，考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周期对于寻求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周期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深入考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波动和周期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