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出《晋书·宣帝纪》说
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于借鉴中国典籍时大致有一模式：褒扬明君，必引唐太宗、尧舜为例，赞曰“犹如唐太宗文皇帝剪须烧药赐功臣，含血吮疮抚战士”，或“世返淳素，君奉尧舜”（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1·保元物语平治物语》p189、p190）；贬斥佞臣，必引杨国忠、安禄山为例，斥曰“即如杨国忠违背圣意、安禄山紊乱朝纲，亦不过如此”（《曾我物语》卷二“源赖朝谋反”）。欲言其勇，必称“丝毫不输樊哙、张良”（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7·义经记》p163）；欲写其美，必赞“尝闻异国有李夫人、杨贵妃……其美亦不过如此”（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1·保元物语平治物语》p286）。男女相爱，总发誓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讲谈社《平家物语》上p360）；男子受辱，则必定要“雪会稽之耻”（同上，p81）……
由此可见日本中世军记物语经常借鉴的中国典籍，书则《史记》，诗则《长恨歌》，《太平记》自然也不例外。据日本学者考，作品借鉴的“中国故事中，具体引述了故事内容的”总共有62例，“其中典出《史记》者30例，几近一半”（增田欣《太平记的比较文学研究》p112～116）。而作品对中国典籍近万字的长篇借鉴共两处，一是卷四的越王勾践故事，约8500字；一是卷二十八的楚霸王项羽故事，约9000字，二者或基本或完全都借鉴自《史记》。至于“《太平记》作者描写上流贵妇时经常借鉴的总是《长恨歌》以及《琵琶行》、新乐府《上阳白发人》、《李夫人》等白氏诗句”（同上，第二章）一点，则已如增田欣所指出，于此不须赘言。但与其他军记物语不同的是，作品对中国人物的把握极具个性，对中国典籍的选择独具慧眼。譬如项羽于《平治物语》人物心目中是“虽有铁骑百万，然时运不济，终为汉高祖所败”者（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1·保元物语平治物语》p270），于《平家物语》中也只能“垂泪不已”，“彻夜悲叹”着与虞姬的别离（讲谈社《平家物语》下p214）……于作品之先项羽是“时运不济令人悲叹的失败者”，但在作品中却被改造（严格地说应是：还原）成了“信奉武力的无敌英雄”（长谷川端编《军记文学研究丛书8·太平记的成立》p253）。对项羽的定位如此，对三国故事的借鉴也一样。《三国志》问世于四世纪初，但在作品问世前的千余年间却一直鲜为日本人所知，至少在《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与《承久记》等先于作品问世的所有军记物语中均未见有任何影响痕迹。在《曾我物语》、《义经记》等后于作品问世的军记物语中也未见有任何借鉴，“于《平治物语》卷中的‘六波罗之战’中倒是有‘死孔明走生仲达’一句引用，但此句引用不见于古本《平治物语》”，而只见于古活字版《平治物语》。古活字版《平治物语》是十六世纪末时人对当时传世的《平治物语》各种抄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增补修订后刊行于1599年的，此时距作品的“风行天下”已有两个多世纪，因而其于《平治物语》中的出现“显然是受《太平记》影响的结果”（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4·太平记一》p441）。
如此于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中唯有作品对三国故事情有独钟，随处可见有对三国故事的借鉴，譬如卷二十“义贞传檄山门及山门之答复”中有“昔范蠡斗黄地，破吴三万之旅；周郎挑赤壁，虏魏十万之军”、卷十五“建武二年正月十六日战斗”中有“将军扎营松尾、叶室间，以解望梅之渴”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如上所述，于卷二十“义贞梦蛇及诸葛孔明事”中作者更以几乎一整节的篇幅，以孔明为主人公大致讲述了三国的历史。为什么只有作品如此钟情于三国故事？其作者于三国故事中发现了什么？其所借鉴又典出何处？所有这些问题无疑都值得深入探讨，可惜迨今为止论及者寥寥无几，只主要有日本学者对作品中三国故事的出处作了一些探讨，譬如增田欣的“论太平记与三国志——诸葛孔明出山”（载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丛书第十五卷《军记与汉文学》）与“新田义贞与诸葛孔明——论太平记与三国志”（载日本《广岛女大国文》第九号）等。
于论文“新田义贞与诸葛孔明”中，增田氏先分析了作品中三国故事的后半部分，亦即孔明病死五丈原部分，指出其主要情节有三，即
①司马懿询蒭蕘以孔明寝食政事，预知其将病；
②司马懿见客星坠落，知孔明既殁；
③蜀军匿丧而走，司马懿引军追赶；蜀军回旗返鼓，司马懿回马奔逃，世人讥曰“死诸葛走生仲达”。
又考胡曾《五丈原》诗各注后认为：“诸注中俱不含有上述三情节，以故不能断定《太平记》中孔明病没军中故事典出胡曾诗诸注”；继而又分析了《晋书·宣帝纪》中相关记述，认为“文章记述虽然简洁，但包含了上述三情节”，以故“可断定《太平记》中孔明病没军中故事主要借鉴自《晋书·宣帝纪》”。但查《晋书·宣帝纪》原文，却发现其与作品差异颇大。为方便论述，现将《晋书·宣帝纪》中相关部分摘引如下，括号中部分为增田氏论文略而未引用者。
会有长星坠亮之塁，帝知其必败，(A 遣奇兵掎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与之对塁百余日，会亮病卒，D 诸将焼営遁走，B 百姓奔告，E 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F 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経日，乃行其営塁，観其遗事，C 获其図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帝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臓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着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屐，)然后马歩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审问。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如何，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覧。」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
细读原文不难发现，首先，司马懿见客星坠落而预知的不是孔明“将殁”，而是孔明“必败”，所以他“遣奇兵掎亮之后”并大获全胜（方框A）。司马懿得知孔明既殁，一是因了“百姓奔告”（方框B），二是因了蜀军撤退时遗弃图书、粮谷甚众，而图书粮谷为“军家所重……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臓而可以生乎”（方框C）。这说明：原文中司马懿并未见客星坠落而预知孔明将殁，它因而不含有主要情节②。
其次，原文对主要情节③的具体描述是“诸将焼営遁走”（方框D），它与下文蜀军撤退时遗弃“图书粮谷甚众”等描述相呼应，共同表现了蜀军撤退时的仓皇与慌忙。它说明当时蜀军的撤退是无计划的败退，而非如作品所描写，是先进后退、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作为司马懿（宣帝）的传记，《晋书》作者或也只能这么描述。
因而于原文中，蜀军既未如作品所描写般先进后退、有计划撤退，司马懿也未如作品所描写般狼狈逃窜。相反，他得“百姓奔告”后倒是立即“出兵追之”（方框E）的；遇“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也只“以穷寇不之逼”（方框F）而不追，既未害怕，也未逃窜。更何况他所以“不之逼”，是因对方为“穷寇”缘故，而当时“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的道理既早已为人们所明白，“穷寇勿追，归众勿迫”（《后汉书》p2305）的原则也早已成为兵法之一，并至迟于汉末黄巾作乱时已被董卓用于实战。因而正如《演义》第三十三回，郭嘉临死前遗书曹操曰“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后来事情发展果如“奉孝所料”，“众皆踊跃称善”一样（p297），司马懿“以穷寇不之逼”而让“杨仪结阵而去”的决定不能说明他对孔明的畏惧，却能表现他的足智多谋与冷静沉着。原文的这一记述与作品对司马懿畏惧孔明，一见蜀军“回旗鸣鼓”便“回马加鞭，纵马奔走五十里方为险阻”的描写因而不是相同而是迥异，因为二者对司马懿的评价不是相同而是相反。
这样，原文中蜀军既未匿丧不发，司马懿也未纵马奔逃，《晋书·宣帝纪》中含有的《太平记》三国故事主要情节于是就只剩了一个，即上述主要情节①，据此显然不能断定作品中的三国故事借鉴自《晋书·宣帝纪》。但作品中既引述有三国故事，则必有出处；出处既不可能是《晋书·宣帝纪》，则只能是其他讲述了三国故事、并且含有上述三个主要情节的某一部作品。那么，它应是哪一部呢？
（二）与《三国演义》无缘说
如上所述，增田氏探讨《太平记》三国故事出处的论文有两篇，一为“论太平记与三国志——诸葛孔明出山”，另一为“新田义贞与诸葛孔明——论太平记与三国志”，由此可见他是将作品中的三国故事分成互不相关的两个部分来探讨的。但作品中的三国故事既由三国鼎立始、至三国归魏终，则尽管太过简略且错误百出，仍至少在形式上以孔明为主要人物完整讲述了三国由分而合的历史，因而更应当被视为一个统一体，而非为孔明出山与孔明病殁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而若将之视为一统一体，则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演义》，因为后者同样也以孔明为主要人物、同样也至少在形式上完整讲述了三国由分而合的历史。
如所周知，三国的历史由公元184年始，至公元280年终，持续了近一百年；而孔明207年出山，234年病逝，活跃于三国舞台的时间仅27年，仅为三国历史的四分之一略强。但《演义》作者为这27年花费的篇幅却多达67回，占作品百二十回的二分之一强。与之相较，孔明死后三国历史还延续了46年，但在作品中，这46年的故事却只写了16回，仅占作品百二十回的八分之一略强，由此不难看出《演义》作者对孔明的重视。《演义》作者对孔明故事的详写与对后孔明故事的略写，说明了其作品同样也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而既然《演义》与《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同样都以孔明为主要人物，都至少在形式上完整讲述了三国由分而合的历史，则在探讨《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出处时就不能将《演义》排除在外。
但遗憾的是，迨今尚少有人将之收入研究视野。究其原因，在国内或主要是由于对《太平记》不甚了解。《太平记》于国内尚未有译本，因而读者少，研究者更少，其中还有人只视之为史书，只将之作史籍利用，就如日本江户时代水户藩主德川光①为编《大日本史》而下令收集作品的各种版本以供比对参考一样。
但在日本的情况不同。《太平记》在日本流传极广，影响极大。问世之初既已“风行天下”，六百多年后仍“热赏”于日本：1990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在每个周末晚八时的黄金时段里热播了整一年；1996年被收入小学馆《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而该全集是有原文有注释有现代日语译文、面向中高层读者与研究者的……作品的受关注度如此之高，其与《演义》的关系却未受到足够重视，重要原因之一或是中日两国纪年习惯的不同。
如所周知，《演义》是在《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等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事略》与《平话》于国内失传已久，仅存孤本于日本的天理图书馆（《事略》）与内阁文库（《平话》）。为让世人了解《事略》，天理图书馆将之收入《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部第十卷影印出版。书前附有“解说”，对日本研究者影响颇大。“解说”称：“原书虽标明是‘甲午新刊’，但因元代至元年间没有甲午年，故此该《事略》只能刊行于至元之后的甲午年，即元至正十四年（1354）。”但查元史，无论明宋濂等撰《元史》抑或清末民初柯邵②撰《新元史》，都明确标明至元三十一年（1294）为甲午年。只是“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朝年号，而忽必烈死于1294年正月；当年4月，忽必烈孙铁穆耳即位为元成宗，仍用“至元”年号，至当年11月方“诏改明年为元贞元年”（《新元史》卷十三）。但按日本习惯，国不可一日无主，因而原天皇一去世新天皇便即位，新天皇一即位便改元，故此常有一年两号现象。譬如938年为承平八年，同时又是天庆元年；1989年为昭和六十四年，同时又是平成元年。昭和之前是大正，大正天皇死于1926年12月25日，当日昭和天皇即位，次日改元“昭和”，以故昭和元年只有6天。照此道理，至元三十一年就应只有短短十余日，又恰逢新年，倒真可以略去不计。但至元若无三十一年，也就无甲午年；既无甲午年，《事略》也就得迟至1354年问世，而以之为基础的《演义》自然也就得更迟于元末明初乃至明初才能问世了。这就难怪虽有日本学者考证出了《太平记》与《演义》间确有诸多共同点，譬如田中尚子于其“试论《太平记》与《三国志演义》中的智将形象——以楠正成与诸葛孔明为例”（早稻田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室编《比较文学年志》第37号）中就指出“在塑造智谋型将领形象时，二者都借鉴了《史记》中的张良，从而表现了二者对智谋型人物的相同理解”，但仍断言二者间“不可能有影响关系”，因为“原始《太平记》成于庆应元年（1338）至观应元年（1350）年间”，问世早于《演义》。
但如上一章所介绍，“成于庆应元年（1338）至观应元年（1350）年间”的“原始《太平记》”内容较少，只当于今本《太平记》卷十八之前部分，而三国故事引述于作品卷二十，显然是后来增补的。原始《太平记》写成后几经修改，“在1367年就任管领的细川赖之强有力领导下完成了”（长谷川端编《军记文学研究丛书8·太平记的成立》p56）首次大规模修订，这才初步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四十卷本形态。而一如《古本小说集成·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前言所指出，《事略》既“明白题作‘至元新刊’，而非‘至正’，前至元确有甲午，当可断为前至元三十一年（1294）刊”，则《演义》就有可能成于元末乃至元末较早时期，抑或如杜贵晨于其“《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中华文化论坛》，1999.2）中所考，成于1323～1329年间，早《太平记》近半个世纪。因此从时间上看，《演义》有可能对《太平记》产生影响，剩下的问题是二者在内容上是否存在有足够的相似，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否为影响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三）与《三国志》之相异
如上所述，《太平记》中三国故事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而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讲述了三国历史故事的，除《演义》外还有《事略》、《平话》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等3种，因此4种都应成为考察对象。但考虑到《太平记》借鉴中国典籍的“忠实原典”（增田欣《太平记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度，以及4种中《三国志》成书时间最早，于时间上最有可能为作品所借鉴等原因，以下先就《太平记》中三国故事与《三国志·蜀书》中的“诸葛亮传第五”进行比较。
又如上所述，《太平记》版本颇多，版本不同，所讲三国故事也略有不同，但除个别引述于卷二十二外，余大都引述于卷二十，内容也都可如下分作两部分：
A 孔明出山（三顾茅庐）
B 孔明去世（死诸葛走生仲达）
其中，孔明出山部分可再细分为：a 众人推荐、b 刘备三顾、c 孔明说三分、d 刘备求出山、e 孔明婉拒、f 刘备说以为天下、g 孔明始允出山等7个主要情节。对《太平记》与《蜀书·诸葛亮传第五》中的这7个主要情节进行比较，可知其异同情况如下：
（○表示：有此情节且相同；×表示：无此情节；△表示：有此情节但不同。下同）
具体而言即：于《太平记》中，作者删去了主要情节c，增补了主要情节d （备下重金厚礼前往召请）、e （孔明竟不奉诏，只乐涧饮岩栖，终老一生）、f （公若能展良佐之才，辅朕实现胸中此愿，则胜残去杀，何须百年？……治国利民，以致大化，方为万人），又将《三国志》中的主要情节g “于是与亮情好日密”改作“不能推托，遂出而为蜀国丞相”，使两作品都有且相同的主要情节只剩了a 与b 两个。相同的情况也可见于B 孔明去世部分。
与A 孔明出山部分一样，B 孔明去世部分也可再细分为：a 两军相持而魏军不战、b 司马懿问孔明饮食起居后预言其将病、c 观天象而知孔明将亡、d 蜀军匿丧不发、e 蜀军退兵魏军追击、f 蜀军反旗鸣鼓、g 司马懿纵马奔逃等7个主要情节，其于两作品中的异同情况如下：
（《三国志》中的注释也可能对作品产生影响，故也归做比较对象）
二者之相异具体如下：五十里方为险阻。
亦即：《太平记》作者于主要情节a 中增补了“仲达坚守不战”一句，强调了司马懿对孔明的畏惧，于c 中增补了司马懿见流星坠落而预知孔明必死细节，于d 中略去了“百姓奔告”，明言了蜀军匿丧（《诸葛亮传第五》中只说“蜀人入谷发丧”），又改蜀军退兵为蜀军进攻，同时略去了情节e （宣王追焉），于主要情节g 中将镜头由魏军聚焦到司马懿身上，改“乃退，不敢逼”为“奔走”，并以奔走之慌（纵马）与距离之遥（五十里）凸显了司马懿对孔明的畏惧，从而使两作品共有且相同的主要情节只剩了b （问起居而知将病）与f （蜀军反旗鸣鼓）两个，相异明显多于相同。既然两作品于A 、B 两部分的叙述都是异多同少，且相异明显多于相同，则自然不宜断定《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典出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即使另有证据证明确实典出于《蜀书·诸葛亮传》，也还有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对《蜀书·诸葛亮传》所作的以上这些增删修改是缘于作者自身的创意抑或另有所本，若是另有所本，则其所本又是哪一部等。
（四）与《三国演义》之相似
《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来源既不可能是记录了三国历史的《三国志》，则是否有可能是讲述了三国故事的三国故事写定本呢？三国故事的写定本不少，至今可见的至少有《三分事略》（1294年）、《新全相三国志平话》（1321～1323年）与《三国志演义》诸版本。《事略》与《平话》“无论情节、文字、形式、图象，都几乎是完全一致，仅缺少八页，图像较拙朴，文字有少量不同。两者是同一部书的两家刻本”（《古本小说集成·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前言）。而《演义》版本虽多，仅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之后的明代刻本，至今发现的就有10种之多，但据郑振铎《〈三国演义〉的演化》考，明代“许多刻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如此则可能为《太平记》所借鉴的，就只有嘉靖本所据原本（以下也简称《演义》）或《平话》（《事略》）。那么，孰是孰非呢？
同样按上述方法将《平话》与《演义》中的“三顾茅庐”与“死诸葛走生仲达”两个故事分别再细分为7个主要情节，并与《太平记》中三国故事进行比较后可知：《太平记》中的叙述与《演义》基本一致，而与《平话》相去甚远。譬如：
太平记：朕以不肖之身求天下泰平，非为安一己之身，遂一己之欲，而只为挽道义于涂炭，救百姓于沟壑。
演义：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
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同往新野，兴仁义之兵，拯救天下百姓。
平话：天下不久各霸者为主。刘备故来请先生出庵伐曹，但得一郡安身处可矣。
刘备于前两部作品中都先自谦，而后说明志在为天下百姓；而于《平话》中却不自谦，且称兴兵伐曹“但得一郡安身处可矣”，是为自己打算，不是为天下百姓着想。又如：
太平记：夫枕石漱泉乐于幽栖者，只为一身；而治国利民以致大化者，方为万人也。
演义：夫大贤学成文武之业，可立身行道于当时，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为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致君于尧舜之道，此乃忠也。先生抱经世之奇才，而甘老于林泉之下，恐非忠孝之道。
刘备于前两部作品中都以大义说孔明，但于《平话》中无此举。同样的例子还有：
①前两部作品都有刘备求出山而孔明婉拒情节，且婉拒理由都为“久乐耕锄”（演义）或“只乐涧饮岩栖……”（太平记），都以不好功名富贵，只乐山野闲居为由，甚至连句式也相近，都是“乐于～”。
②前两部作品都将孔明的应允出山，安排在刘备晓以大义或“苦泣曰：‘先生不肯匡扶生灵，汉天下休矣’”之后，强调孔明出山是为天下百姓；而《平话》却让“诸葛自言‘我乃何人，使太守几回来谒。我觑皇叔是帝王之像，两耳垂肩，手垂过膝，又看西墙上写诗有志之辈’”，给人以孔明出山是受三顾之恩感动、不乏个人打算的印象。前两部作品中的孔明出山是为公，《平话》中的孔明出山是为私，前两者与《平话》迥异。
③于“死诸葛走生仲达”部分，前两部作品都有蜀魏两军对峙而司马懿不战情节，但《平话》中无此情节。
④尽管被问者一为樵夫，一为使者，但前两部作品中都有司马懿问蜀人以孔明饮食起居并据此断定孔明“焉能不病”（太平记）“岂能久”（演义）情节，但《平话》中无此情节。
⑤前两部作品中的司马懿都是夜观天文，“见将星失位”而知“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演义）的；但《平话》中的司马懿却是在孔明身死，蜀军发丧，“军中一发哭起来，哀声动地，百姓奔告司马益，言武侯身死”后才得知孔明既死的。
⑥孔明死后，前两部作品都有蜀军匿丧不发情节，而《平话》中无。
⑦魏军击蜀反为蜀军所败后，前两部作品都具体说明“司马懿纵马奔走五十馀里”方止，而《平话》只称“司马当不住，回走”，“司马大败，军折大半还寨，更不敢出长安”，既未写他“纵马”奔逃的狼狈，也未具体说明奔逃的里数。
将上述比较结果如前一般列成表格，则如下所示：
由此不难看出：在孔明出山与死后走仲达这两个故事的几乎所有细节上，《太平记》的叙述都与《平话》（《事略》）以及《三国志》相去甚远而与《演义》基本一致。由于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如《晋书》卷一“宣帝纪”中的魏、蜀“对垒百馀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等）也相对地更近于《平话》而远于《演义》，尤其由于《平话》《晋书》《蜀志》及所引《汉晋春秋》诸书都未具体说明司马懿奔逃“五十馀”里方止，唯有《演义》与《太平记》具体说明了里数，且都为“五十馀”，因此可以认为：从内容上看，《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与《演义》最为接近，因而《演义》最有可能成为《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来源。当然，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两书在理想人物楠木正成与诸葛亮形象塑造上的相似当能为之添一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