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曾多次谈到他早年擅长于文学，后来却鄙视并放弃了文学道路，坚定而自觉地选择了终生从事的史学道路。《史通·自叙》篇说：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
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速者自命。
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史通·仵时》篇又说：
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吏传之言，犹所耽悦。唐代是文学大繁荣的时代，文学道路比史学道路更富有吸引力。然而，在刘知几思想上为什么会出现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摆动，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刘知几早年对文学的喜爱是受当时时代风尚所影响的。从唐太宗到武则天，统治者对宫廷文学生活的享受和追求比南朝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旧唐书》卷一九零《文苑上传序》说：“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像上官仪祖孙这样的宫廷诗人在高宗和武后时极为受宠，其作品风靡一时。君臣上下浓厚的文学兴趣，对重文世风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是唐代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科举考试的科目繁多，以进士科的出路最好，竞争最大。因此，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对广大企求上进的士子来说犹如一根无形的指挥棒。从唐开国起，约有半个世纪，进士科的地位尚不十分突出，进士科考试也只考策文。这一个时期进士科考试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到了高宗后期，即武则天实际掌握政权的时侯，却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指出：“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成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由是赵惨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日《进士登科记》。”咸亨年间，刘知几十来岁，这时进士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十分突出了。文学之士也大都集中于进士科。
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条云：“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是进士但试策而已，恩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又卷七十五《贡举》上《帖经条例》条云：“永隆二年八月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诠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试策。”从上述两条记载可知，“进士试由试策文一场改变为试帖经、杂文、策文三场，这种三场考试的办法遂成为唐代进士试的定制”。程干帆先生曾指出：“进士登第与否关键在于文词的优劣”，“从七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进士科举的考试项目中增加了杂文（在八世纪中叶以来则专是诗、赋）后，进士考试就始终以文词为中心内容”。也就是说，文学修养和文学才能是每一个想通过进士考试的举子的当务之急。另外，从对“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的责难中，已透露出当时重文轻史的风气，刘知几正是在这种风气的笼罩下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调露二年（680年），刘知几二十岁，登进士第。因此，我认为，刘知几早年对文学的喜爱主要受当时时代风尚的影响以及为了谋求出路的需要。实际上，刘知几自己在《史通·自叙》里已谈到这个问题，他从十二岁到十七岁，对自汉至唐的史部要籍已“窥览略周”，但接着不得不中断博览史书的过程，因为“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进士及第后，才使得他有可能再回到史学道路上来：“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
刘知几对他的文学才能很自负，《旧唐书》本传也说他“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他的父亲刘藏器亦有词学。刘知几的实际文学成就如何呢？因为他留下的文学作品太少，难以作出全面的评价。从现存的四首诗与三篇赋来看，诗写得不怎么样，赋倒是比较出色。当时的文学大家李峤对他的《思慎赋》非常赞赏并认为大大超过陆机的《豪士赋》，这一事例说明他自谓“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并非夸饰之语，刘知几在仕途上的升迁主要靠文学之才与文士之名，如进士及第，预修《三教珠英》等，前文已论及。即使他担任史官，在史学方面很有成绩以后，朝廷仍然把他看做知名的文士。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弘文馆》条记载：“景龙二年四月，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攻文之士以充之。二十五日敕……太子中舍刘子玄，并为学士。”当时人选的学士都是全国闻名的文学之士，其中像沈俭期、宋之问、杜审言（杜甫之祖父）等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修文馆的学士们参与了为“当时人所歆慕”的宫廷文学生活。能与皇帝“赋诗属和”，应该说是极为荣耀而自豪的事，但是刘知几却在景龙年间成书的《史通》里发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感慨。刘知几为什么鄙薄并放弃当时风行的令人向往的文学道路而宁可冒着“减价于知己”的损失，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不被当时人理解的史学事业？这是我们想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刘知几重史轻文的思想倾向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构成的。其一是家学渊源与个性特征。傅振伦先生指出：“旧时学者思想，每渊源于家学。史学思想家刘知几，亦不外此例。”李邕、粱肃曾赞许刘家“鼓簧史传，柱石邦家，其来远矣”，世为儒宗，光耀史谍。刘知几的叔祖父刘胤之少与史学家李百药是“忘年之友”，高宗永徽年间又与史学家令狐德蕖等“撰成国史及实录”。如果说刘知几幼时立志史学，不无祖辈的影响，那么，刘知几世为史官的家学渊源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儿子身上。刘知几六个儿子中有三个在史学事业上颇有成就。刘贶和刘悚都预修国史，时议比子长孟坚，刘秩撰写的《政典》是杜佑《通典》的蓝本。像刘氏这样世为史官的家学渊源是中国史学史上颇有意义的普遍现象。
中国封建社会的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以及口耳相传的私垫教育制度，使家学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家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血缘关系的群体锁链来连结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传统。家学为保持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起过不可缺少的作用。家学的影响力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程度不同。一般说来，家学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相对比较薄弱，曹丕早在《典论·论文》里就讲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道理。文学创作活动较多地靠才气和天赋以及丰富曲折的生活经验，而不是靠家学（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认历史上有靠家学而成为有名的文学家的现象的存在）。至于史学领域则不同，家学显然比较重要。汉代司马谈父子、班彪父子，众所周知，不，必多说，就拿唐代而言，《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可以说是史臣列传，共23入的传记，其中除吴兢、韦述是单人列传外，主要部分是刘知几、蒋义、柳芳、沈既济四个史学世家的列传，共有21入（如果把蒋义是吴兢的外孙也算进去，几乎都有家学渊源）。史学的延续性与家学的延续性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
不过，家学不管作用多大，都必须以个人的性格志向为前提。家学只是提供一种有利于个人成才的良好教育和学习环境。即使是同样的家学渊源，不同的子弟也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刘知几的哥哥刘知柔走的是文学道路，以文知名，刘知几走的是史学道路，虽也有文名，但主要成就在史学。刘知几小时侯读《左传》拍即合，这种“性近史”的个性特征是奠定他终生从事史学事业的基础之一。
其二，轻文章（以诗赋、散文为主的文学作品）重著述的传统观念。自从孔子把“文学”列为孔门四科之末，并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原则后，后世的著述家往往借题发挥，以“游、夏不能措辞于《春秋》”来表示对文士的轻视。尤其是扬雄把文学作品比作“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以后，便逐渐形成一种视文章为雕虫小技的传统观念，并为许多学者和著述家所接受。比如范晔，他对自己的文章自负程度大大超过刘知几，但是却声称“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语气和立场与刘知几极为相似。隋、唐之际的学者常常用文章为雕虫小技的观念来批判六朝的文士和文风，如王通、李谔、魏征等人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唐高宗、武后时，选拔人才出现重文倾向，然而对这种重文倾向持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通鉴》卷二零二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引刘晓上疏论选云：“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花卉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以文学知名的“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也说“劝百讽一，扬雄所耻”，他规讽执掌典选的裴行俭：
君侯受朝廷之寄，掌镕范之权，至于舞咏浇淳，好尚邪正，宜深以为念也。伏见铨报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
王勃的年代稍前于刘知几，像他这样的年少才高的文人尚且对重文倾向提出批评，可见当时的轻文思想倾向在社会上仍有一定的市场。这种局面到了“开元盛世”则大不一样，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有云：“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从“耻以文士得名”到“耻不以文章达”，可见世风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
刘知几深受扬雄视文章为雕虫小技观念的影响，他在《史通·杂说下》中声称：“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岂与夫诗赋小技校其优劣者哉？”又在《史通·自叙》里将自己和扬雄的学行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得出了四相似与一不似的结论，其中第一点与第四点相似之处就是本节开头所引的“予幼喜诗赋”、“余初好文笔”云云两段话。在刘知几的思想来源中，扬雄的思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自汉魏到初唐，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一种是重著述的观念，一种是重文章的观念。或者说，存在着两条平行的人生道路，一条就是学者化（著述家）的道路，一条就是非学者化（作家）的道路。像扬雄、范哗、刘知几这样一些有成就的杰出学者，他们的文学素养深厚，文学才能颇高（这一点为他们的著述活动提供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和流畅华美的表达方式），但却坚持认为学者的荣誉高于文士的荣誉，学术著作的价值高于文学作品的价值。就重著述的学者的道路而言，牺牲文学的结果是，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树立了学术的尊严。所谓非学者化的道路是魏文帝曹丕开辟的，他在《典论·论文》里不仅把文章抬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而且还鼓励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动之势”，而只靠自己的文学作品传名后世。曹丕重文章的价值观念对建安以后的文学影响甚大。南朝是实现这种价值观念的文学自觉时代，唐朝则是实现这种价值观念的文学大繁荣的时代。有唐一代（尤其是高宗、武后之后）几乎是文学家的天下，文学道路比学者道路更加宽广，更加灿烂。学者的荣誉明显不及文学家的荣誉（如，翅知几和陈子昂，两人进士及第时间相近，但当时陈的知名度显然大大高于刘）。李白、杜甫一大批职业诗人，为盛唐气象增添了奇异的光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刘知几所感叹的“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现象是汉唐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学者道路和文学道路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史来说同等重要。“耻以文士得名”和“耻不以文章达”，是两种同样片面但又可以互相补充的价值观念。刘知几时代的人显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到了宋代，学者道路与作家道路出现新的合流。像李白、杜甫这样单纯的职业诗人消失了，而代之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这样兼学者与作家于一身的新型人才。从宋代到清代，文人与学者的裂痕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修复，但观念上的分野依然存在。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四册第1275页列举了一些材料，可以说明中国历史上文人与史家、“秀才”与“学究”之间的争论是长期的。在钱先生所引材料之外，还可找到不少这方面的言论，有趣的是，这种分野的遗响甚至回荡在当代文坛上，记得前两年有权威人士指出作家要克服非学者化的倾向，引起一阵广泛的共鸣或争论。不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已不属于本节讨论的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