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创举”。这个“唯一的创举”由武则天而不是其他女性来实现，确乎不同寻常。高宗的宠爱及其懦弱无能、风疾多病是武则天得以实现这个“创举”的重要外在条件，而武则天本人的出身、气质、个性和才能却是重要的内在条件。武则天的父亲是一个木材巨商，世系不明，肯定不是贵族。武则天的非贵族出身，曾经受到当时政治上反对派的鄙视和攻击。永徽六年（655年）在武则天争立皇后的关键时刻，褚遂良即以王皇后为“名家”来压武则天，并对高宗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来济上表劝谏高宗也说：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光宅元年（684年）骆宾王代徐敬业草《讨武璺檄》也说武氏“地实寒微”。甚至当时的少数民族也有瞧不起武氏的。圣历元年（698年）武后“命淮南王武延秀人突厥，纳默啜女为妃”，虽然带有“金帛巨亿”的聘礼，但却遭到默啜的辛辣的嘲笑：“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几邪！”“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婚。”
武则天出身寒微，这无形给她施加了一种政治上的压力，但是，由于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因此这种压力并没有使她屈服和就范，反而使她对反对她的皇室贵族的打击心狠手辣，不遗余力，充分显露出封建时代一个女政治家非凡的胆略和铁的手腕。武则天身上集中了当时北方庶族社会中杰出妇女的才能。如果是出身于“礼教名家”的贵族妇女，顶多只能产生出像长孙皇后这样在知书、达礼、孝亲、事君、节俭、言政诸方面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贤后，而不可能产生像武则天这样刚强机智、放荡不羁的女皇帝。范文澜曾考察了当时的社会习俗，他认为：“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
鲜卑遗风不仅孕育了武则天这样的女杰，而且有助于唐文化的开放性的形成。唐文化开放性的标志之一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束缚相对比较微小，尤其是武则天时代，更是儒教斯文扫地的时代。《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儒学传序》描述了儒学在武则天时代的命运：
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史，于是醇酸日去，隼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现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索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徙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问，学校顿时囊度矣。《资治通鉴》卷二零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圣历二年”（699年）也说过类似的话（当系蘖括《旧唐书·儒学传序》文）。并引书嗣立上疏日：“时俗浸轻儒学，先王之道，弛废不讲。”
明确了武则天时代儒教衰微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刘知几及其《史通》。《史通》虽然成书于中宗时代，但其酝酿及写作是从武后时代开始的。武则天时代的社会习俗和学术空气对刘知几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刘知几幼时谢绝“父兄欲令博观注疏，而精此一经（指《左传》）”的建议，而他的父兄显然没有阻拦他摆脱经学的束缚以及博览群书、潜心史学的愿望。这里面固然有刘知几的性格因素，恐怕与当时时代风尚不无关系。《史通》中的《疑古》、《惑经》两篇，除王充等人的启发外，恐怕只能产生于儒教衰微的时代。刘知几离经叛道的批判史学，只能是武则天时代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唐太宗时代、唐玄宗时代或其他时代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