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政治是武则天时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征。武则天往往因此而遭到史家的谴责。赵翼《廿二史刳记》卷十九“武后之忍”条开列了长长的几大串被武后害死的人的名单（包括其亲生子女和亲信），以见武后在历史上的残忍之极。不过，人们无法忘记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靠人头和鲜血甚至骨肉间的相互残杀来夺取和巩固皇权，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家常便饭。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在玫治上的残酷性只有表现形式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这里，我无意对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政治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我的兴趣在于简要地描述一下武则天酷吏政治的发展过程并竭力与刘知几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态度挂上钩。
上文已提到，武则天出身非贵族，非“礼教名家”，因此像她这样出身寒微的女人，想要窃取李唐江山，不得不经过艰苦的政治斗争。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击败王皇后及其拥护者长孙无忌、褚遂良、来济等人，登上皇后的宝座，开始她辉煌的政治历程。显庆囚年（659年），武则天又搞掉朝廷里最后一颗钉子，高宗的舅舅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第二年，即显庆五年（660年），高宗目眩头重，武则天得寸进尺，正式参与政事。从永徽六年至显庆五年是武则天政治生涯的第一阶段，她完成了夺取政权的第一步。这一阶段武则天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反对她的重臣元老派，一般认为他们代表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这时刘知几尚未出生，故不必赘言。
自龙朔元年（661年），即刘知几出生的那一年，至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死，武后主政，这是武则天政治生涯的第二阶段。这二十余年是所谓“二圣”的时代。虽说是武则天与高宗共同执政，但随着高宗的身体愈来愈差，武则天的影响愈来愈大，处事也愈来愈独断。在这二十余年中，武则天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反对，严格地说，只有一次危机。麟德元年（664年），高宗不能忍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的局面。便与宰相上官仪密谋，企图废掉武后。由于武后的迅速反击，结果高宗出卖了上官仪，武后轻易地转危为安。武则天政治生涯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主要是一种佞臣政治，她利用许敬宗、李义府这批佞臣的陷害和诬告，迫使高宗就范，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搞掉资深位重的反对派大臣，从而牢固地控制朝政，终于形成朝廷里无入敢公开反对武则天的政治局面。史称“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二十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余年，正是刘知几的青少年时期。比较稳定的政局为刘知几读书求功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高宗死前两年（永隆元年，680年），刘知几进士及第。接着调获嘉县主簿，开始了这位史学家的政治和学术生涯。
武则天政治生涯的第三阶段是从光宅元年（684年）武后全面执政、徐敬业等在扬州谋反到长寿元年（692年）周矩及刘知几友人徐坚、朱敬则等上疏请退酷吏，请省刑尚宽，武后“颇采其言，制狱稍衰”。这一阶段是武则天酷吏政治的高潮时期。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徐敬业等人率先在扬州起兵。垂拱四年（688年），豫州刺史越王贞及其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等人又一次起兵。这两次起兵虽然被迅速镇压下去（前者不到二个月，后者仅七天），但它使武则天感到不用强有力的血腥手段不足以巩固其政权。《资治通鉴》卷二零三有云：“太后自徐敬业反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武则天先后任命了大批酷吏，最有名的代表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据章群的考证，“两唐书所列酷吏，大半系则天时人”，来俊臣等代表人物皆非以科举进，非世家。大批出身寒微的酷吏登上武则天时代的政治舞台，他们演出了中国政治史上极为残酷的一幕。从垂拱二年到长寿元年仅六年时间，武则天酷吏政治的“成绩”相当可观：“先诛唐宗室贵戚数万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剌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当酷吏政治走向极端以后，必然会逐渐趋于缓和。促成酷吏政治缓和的有两个因素：一是严善恩的严厉打击，一是徐坚、朱敬则、周矩等人的上疏劝谏，最根本的原因是武则天意识到她的残酷无情地镇压反对派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武则天在这一时期达到她政治生涯的顶峰，天授元年（690年），武周革了李唐的命，武则天号称“圣神皇帝”。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与刘知几有间接关系的两件事，其一是刘知几的哥哥刘知柔曾参与平定徐敬业的叛乱活动，很显然他属于坚决拥护武则天统治的人；其二是刘知几的友人徐坚、朱敬则能够不失时机地对武则天酷吏政治提出批评。他们比陈子昂聪明，当初，酷吏政治刚兴起时，陈子昂曾反复上疏直谏，但武则天根本听不进去，因时机未到。
从长寿二年（693年）到神龙元年（705年），是武则天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即第四阶段。这一阶段，酷吏政治趋于低潮时期，其间虽然有过万国俊等大杀六道流人（693年）、来俊臣等诛杀朝士灭族三十六家（697年）的两大冤案，但武则天晚年的政治兴趣已转向好大喜功、奢侈腐化之上，如大兴土木，大修佛寺，铸九州鼎、十二神像，造“通天宫”等。武则天任用的杀人不眨眼的酷吏干将，一个接一个地成了替罪羊。武后以此来平息朝廷内外的众怒。周兴、索元礼已在天授二年（691年）被杀，来俊臣长寿三年（694年）因“赃罪”被贬，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复用，但旋即以谋诬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被杀。尤其有意恩的是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对侍臣明知故问：“自（周）兴、（来）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即玄宗初期的贤相姚崇）一面为武则天开脱：“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一面为武则天保证：“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这就是武则天推行酷吏政治的目的，也是她毕生处心积虑追求的政治局面。
酷吏政治松懈之时，正是刘知几崭露头角之日。武后天授二年（691年），刘知几三十一岁，他以获嘉县主簿的身份上书言二事，一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一论刺史不宜任意更换。武后证圣元年（695年），诏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上书陈时政得失，刘知几仍以获嘉县主簿的身份表陈二事，一言“节赦”，一言“节私恩”。武后虽不用刘知几之言，但“嘉其直”。刘知几当时虽然位居小官，但他的表陈四事，有条有理，切中时弊，因此受到人们的重视。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曾加以引用，范文澜《中国通史》也据以为说。刘知几的表陈四事，显示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才干，为日后在仕途上的升迁奠定了基础。
刘知几这时写的另一篇名作《思慎赋》，也显露出他在估计形势和分析问题方面的才识。《资治通鉴》卷二零五指出《恩慎赋》的写作背景是：“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恩慎赋》是酷吏政治下的产物，它表现了刘知几的才华及渊博的历史知识。他在《序》中自称：“观古今之人物极矣，见吉凶之成败众矣。”因此，他排比铺陈了古人生死进退的事迹，劝导人们在仕途上要小心谨慎。“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之，相顾而叹日：‘陆机《豪士》所不及也，当今防身要道尽在此矣。’”可见这部作品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
从表陈四事和《恩慎赋》中可以看出刘知几审时度势的政治眼光，他之所以敢于上书陈时政得失，一定经过深思熟虑，他日后在史馆与监修发生冲突便退而作《史通》，说明他很善于把握进退原则。表陈四事和《恩慎赋》奉身也可以反证当时的政治气侯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严峻，酷吏政治的时间和波及面是很有限度的。刘知几等人可以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时政，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武则天时代政治生活的开放性。比起“口不论入过”的阮籍，只能靠难懂的《咏怀》诗来表达内心的痛苦，借以逃避恐怖玫治的迫害；比起苏轼，只因写了几首讽刺新法的诗歌便被送进监牢，武则天时代的文网是相当松弛的（整个唐代的文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是比较松弛的）。这就是即使存在一种“酷吏政治”，但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精神却一直未受到压抑和摧残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