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诗魂”宁调元生平事略
唐建明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湖南醴陵县就涌现出诸如杨卓霖、文斐、宋飏裘、李发群等一大批革命烈士，宁调元也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员。
“世乱时衰事巳非，狂澜待挽付阿谁？祝身化作千百亿，日日东西南北之！”这是被时人誉为“热血诗魂”的革命志士宁调元1907年在长沙狱中写下的革命诗句。他一直盼望在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际，自己能够分身有术，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力挽狂澜。历史证明，宁调元是一位言行一致的革命家，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活动与辛亥革命相始终，不仅参与华兴会长沙起义、公葬陈、姚二烈士、萍浏醴起义及“二次革命”等重大革命活动，而且主编过《洞庭波》、《帝国日报》等革命刊物。他是辛亥革命时期着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过去，史学界对其研究得很不够，研究论文寥寥无几，一般的教科书大都避而不谈，抑或语焉不详。本文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拟对其生平事迹作一详细探讨，根据宁调元从事革命活动的史迹，本文拟分四个阶段进行论述。
第一阶段：从事早期革命活动时期（1903年7月至1907年2月）
宁调元，族名宁先甲，字仙霞，又字太一。0湖南醴陵芷泉镇东富人(今属湖南醴陵市东富镇高塘村潘家塘组）。生于1883年8月22日。宁祖籍江西莲花，其先人由江西莲花迁往湖南攸县，其祖宁宗缓(人称若岩公）再由攸县迁徙至醴陵，“以力田起家，尽以其馀蓄捐攸邑中兴学、育婴及社仓积谷。其父宁子承有兄弟3人，分家时子承仅得三吊钱。子承有小孩四人，调元居长，下有二女。
宁调元幼承庭训，熟读《庄子》、《离骚》、《史记》及《汉书》等名着，“过目成诵”。维新运动时，他跟随进步青年刘师陶习诗文，深得刘的赏识。刘常带宁调元出外游历，使他深知民间疾苦，爱国忧民思想由此而生。“宁调元幼故倜傥，独诚服师陶，其后以节烈文学着，实基于此”。与此同时，调元广泛涉猎王船山、谭嗣同等人所着之书，对封建专制的残暴有所认识。少年时代的宁调元“颇率性任事，不解趋避”，对请朝统治秩序、封建伦理道德以及迷信思想一概摈弃，乡人颇惊异，誉之为“谭嗣同第二”71901年，宁调元赶赴长沙参加府试。考试完毕，当局要求学生拜孔夫子像，宁调元等几人坚决不从，老师亦无可奈何。第二年，他就学于醴陵渌江书院，从书院山长吴德襄学习训诂考据，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1903年7月，宁调元自醴陵赴长沙，入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明德学堂为着名教育家、留日学生胡元谈所创办，是当时湖南革命志士聚集之所，“以宣导民族主义为宗旨”暗中策划革命，教员中有黄兴、秦毓鎏、张继、周震鳞、陆鸿逵等。1903年秋，黄兴至校主持第一期速成师范班，革命志士吴禄贞、李书城等都来长沙小住。他们翻印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一类革命书籍，在学生中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后来，华兴会成立时，黄兴、周震鳞、部价人等还发行了一种宣传品，名叫《血泪书》，由周、部直接负责，内容是从一连串的外侮说起，抨击清廷之懦弱无能和屈膝媚外的种种丑态，末有“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血泪陈词，伫望速起”等语。毫无疑问，这一时期，黄兴、陈天华等人对宁调元的思想影响很大。由于宁长于文学创作，每有所作，辄万言，笔锋犀利，全校教职工莫不推重之。
1903年冬，日俄战争即将在中国领土发生，海外学子以其有损于中国主权，血书数至。陈天华撰《复湖南同学诸君书》，呼吁：“华等以瓜分祸迫，拟以血肉之躯，亲御强俄，为国民倡”，“其所以然者，保国急于一人之富贵也。国不保，则一人之富贵将焉取之，故我等当以保国为第一义，一人之富贵为第二义。”陈天华如泣如诉的呼号震撼了宁调元的心灵，他读后十分悲痛，“恒背人椎胸饮泣”，决心献身革命事业。始与陈天华、李育仁、李洞天等秘组革命小团体“大成会”；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他又被吸收为华兴会会员，“大成会”则自动解散。此后，黄兴将华兴会在明德、经正两校的宣传工作一以委宁由此，在宁的努力下，两校师生“倾心革命者益众”。宣传之余，宁常与黄兴至醴陵和安源一带联络会党，在普迹和安源开过会。因宁调元字太一（与“太爷”谐音），当地会党头目咸称之为“宁太爷”。1904年10月24日，宁调元正在秘密活动机关长沙小吴门正街东文讲习所与革命党人聚议，湘抚陆元鼎得探报，派兵掩捕党人，宁调元闻警，匆匆出门，遇逻卒，诡辞得脱。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途经武汉，潜往上海，宁因尚未暴露身份，仍留长沙负联络之责，继续与黄兴通讯不绝。他考虑到广播革命种子必须从教育入手，遂于同年冬从长沙返回醴陵，倡办渌江中学堂，并请假鸠工治校舍，知县鲁晋与县人李青横等反对甚力，经宁多方奔走，学校终于落成。端方任湖南巡抚期间，宁调元曾与同志密谋刺端，为避免暴露身份，在其它同志劝说下乃止。
1905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培养“新政”人才，在湖南选拔二十九名学生赴日留学，调元以才华出众得以选中。途经武昌，张之洞欲设酒饯行，并示意学生行跪拜礼，宁调元气愤地说广挽回国运，当从提倡气节始，吾辈当求学之日，即奴颜婢膝，以曲顺当道，将来宁有冀耶？”0由于宁调元等留日学生的坚决反对，此事终于取消。是年夏，调元到达日本东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学。课余则进书店，跑会馆、赴集会、听演讲，结交革命魁杰。宁并与王延祉、陈方度等人为在南洋群岛的中国人开办学堂，并在南洋筹款购买枪炮。同盟会成立暗杀部以后，又与黄兴、潘赞化、傅家珍等参加实行部，在行动中“英敏果决，洞烛几先”，且“踔厉直前，不计成败”。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正式发布《关于许清国人人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俗称《取缔规则》），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激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宋教仁、宁调元、杨卓霖等住进中国留学生会馆，宁自任文滕干事，草拟宣传文字数万言，集会反对《取缔规则》，主张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事后日本报纸诬诋留学界“放纵卑劣”，“无所不至”，威胁“将淘汰其轻躁者，而留其善良者”。宁调元等奋起抗争。12月8日，陈天华为抗议《取缔规则》愤而投日本大森海自尽。宁调元悲愤交集，作诗哀悼，并与秋瑾、杨卓霖、刘道一、姚宏业等于1906年1月24日归国至沪，宁还协助姚宏业、谢诮庄等筹办中国公学，以解决归国留学生继续求学的问题。
1906年1月下旬，宁调元返回湖南，往返于长沙、醴陵间七八次，“涂路之人，皆相视成莫逆状”。在醴陵，他一方面主持渌江中学校务，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又暗中与洪江会会首李香阁、龚春台、宋飏裘等人联络，以秘密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因宵小欲中伤之，被同辈知其事者促令离醴。返回长沙后，他与李洞天、陈家鼎居城南之天心阁，联络禹之谟、部价人、石韫三等组织“湘学会”，四处演讲，且暗中组织《民报》发行网，代售《民报》。闲暇则赋诗撰文，制造革命舆论。3月27日，宁的好友姚宏业在上海因中国公学校款不继，而同事者日花天酒地，不以为意，遂效法陈天华，自沉黄浦江。宁调元闻讯，乃与禹之谟等计议迎回姚、陈二烈士灵榇，举行公葬，借以动员民众实行反清武装革命。5月6日，宁调元由易本羲主盟，在长沙加入同盟会。从此，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5月20日，陈、姚二烈士追悼大会在长沙左文襄公祠举行，宁调元与禹之谟共同倡议公葬二烈士于岳麓山。23日，宁、禹发动全城各学堂学生为陈、姚二烈士送葬。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皆臂缠白布，从城内分成两大队出发，一队出南门在朱张渡过河，禹之谟同部分教职员抬着陈天华的灵柩领队先行；另一队在小西门渡河，宁调元同部分教职员抬着姚宏业的灵柩领队先行。灵柩抵山后，即举行公葬仪式。禹、宁先后向学生们演讲陈、姚二烈士的生平事迹及此次公葬的重要意义。宁、禹等人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湖南官府的极大不安，他们发出告示，要求迁葬，禁止学生开会演说，私送传单，宣称要访拿“着名痞徒”为鼓舞革命士气，禹、宁等人设计惩治了教育界败类长善学务处总监俞诰庆。7月，湖南政治气候恶劣。17日，宁正与禹之谟、石韫三、郞价人等开湘学评论员会于邵阳中学堂。午后，宁闻得被捕凶讯，商之胡元谈，胡劝宁远遁，并嘱平湖为宁收检行装，强令宁附沅江轮船出险。8月10日，禹之谟被捕入狱。宁在上海闻讯，一面与陈荆作《湖南黑暗记》产为禹鸣冤，一面于8月底至9月初变姓名，由沪抵宁，过九江，至汉口，与革命党人接洽，拟回湘救禹；为同志劝阻，只得重返上海，居于法租界内江苏革命党人机关“夏寓”。对于宁这段时期的活动，其师刘师陶在宁像后的题诗作较好评价广世事已如此，吾徒敢畏难？艰危觇识度，患难见心肝。海娇寒云塞，乡关夕照残。好留真面目，付与大家看。
从汉返沪后，宁调元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0月上旬，他与马子畦、陈其美、秋瑾、姚勇忱、杨侠卿、陈伯平、丁洪海等至吴淞口外一只船上会见孙中山，聆听孙指示革命机宜，其时，萍浏醴起义即将爆发，宁调元准备约同仁在各地响应，适逢魏宗铨、蔡绍南前来上海联系，于是，调元与李发群同魏、蔡商讨革命策略。魏宗铨“旋由发根(群)介(绍)入同盟会，并函东京同盟会本部接洽。10月8日因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被清兵追捕，坠醴陵白兔潭淹毙，龚春台即电告在沪的蔡绍南和魏宗铨返回萍乡，料理善后，魏、蔡二人只得立即返湘，将前往东京联络的任务交李发群代办，宁调元则留在上海联络各省革命党人。魏、蔡走后，宁即与杨卓霖、陈伯平、秋瑾等在庆祥里及竞业旬报社设革命机关，宁还与杨卓霖介绍谢逸如加入同盟会。
在准备武装斗争的同时，宁调元认识到革命刊物在唤醒群众中的巨大作用，乃与傅钝根、陈家鼎等计议，决定创办革命刊物《洞庭波》。10月18日，《洞庭波》第1期在日本东京正式出刊，宁调元发表《仇满横议》、《湘潭招待所》、《无聊与无耻》等诗文12篇，并在《洞庭波》上刊登《感怀四首》述怀明志：“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复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殴。丈夫有志当如是，竖子诚难足与谋。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洞庭波》以极其通俗畅快之文字，阐述革命宗旨，这对于唤醒群众、加速全国革命形势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文献记载：《洞庭波》“流入醴、萍、浏等县尤夥，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宁调元拟从第二期起将《洞庭波》改版扩大。因侦骑四出，被迫于同年10月29日出走日本。至东京后，宁一面担任《民报》千事，一面继续为《洞庭波》撰稿，并拟请宋教仁任总编，由黄兴出面于U月7日与宋协商，因宋正在病中，辞而未就。U月17日下午，宁调元在《民报》社与宋教仁晤谈，托宋为《洞庭波》撰文，并告之《洞庭波》将从第二期起改名为《中央杂志》。后来考虑到名号问题，决定改名为《汉帜》，究其原因，是因为“索虏入关以来，汉乃日失其序，然名号犹与所谓满者相对。一二豪俊得依之以生起光复之念，而后乃今将树汉帜焉！为加强宣传效果，黄兴还嘱咐宁调元征集党人诗文，唐群英作绝句八首应征，宁调元也因此得以结识这位女中豪杰。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正式爆发，东京之同盟会员得知消息，“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线，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苦流泪。同盟会本部即派宁调元、谭人凤专往萍乡、醴陵联络，并派朱子龙、胡瑛、梁钟汉等回国策应起义。宁调元兼程至沪，住傅钝根、谢诮庄所主办的竞业旬报社，与陈其美、杨卓霖、李发群、秋瑾等分头响应。胡瑛赴鄂，杨卓林、李发群去苏，秋瑾至浙，宁调元则与谭人凤、何弼虞、周震鳞等回湘。至长沙，在客邸偶遇同志潘昭，告以起义失败，同志或牺牲、或失踪等情况，并将秋瑾赠宁之匕首及秘密函件持去以免暴露他的身份，且劝他急避。宁调元不以为意，仍搭火车返醴，冀与龚春台等取得联系。因其时龚春台等领导人或逃亡，或被捕，未能晤面，乃重返日本。于是在株洲搭乘炭船至岳州，在岳州改乘小火轮赴汉。适清水师营正在岳阳水面搜捕一个叫任娃的长沙党魁。误以为与宁调元同船的任震即任娃，于是仔细搜查小火轮，将任震和宁调元同时拘押。宁之得祸，“亦任娃为媒介也。”萍浏醴起义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以后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大起义。在萍浏醴起义的准备阶段，宁调元无论是在宣传发动还是在组织领导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
宁调元自1903年7月人长沙明德学堂至1907年2月在岳州被捕，他一直在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可谓尽心竭力。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云广三年以来，大小风波，屡厕（侧）身其中，罔知趋避。”1904年至1906年的除夕之夜都在外度过。虽革命事业屡遭挫折，但他“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的雄心壮志并未因之稍减，尔后的事实更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阶段：身陷囹圄时期（1907年2月至1909年11月）
中国古代身处逆境仍成就非凡事业者颇不乏人，宁调元对此深有感悟。他在日记中写道：“古之圣智，几无有不从忧患中来者。文王囚于羑里而着《周易》，孔子厄于陈蔡而作《春秋》，伍子胥负昭关之痛，卒挞平王，越王勾践念除粪之羞，卒沼姑苏。”在身陷囹圄的三年时间里，他志不稍挫，苦学博览，发愤图强，成效卓着，成为近代中国身处逆境而成果辉煌的杰出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