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从而也就结束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虽然辛亥革命没有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是，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以后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南北拔和是辛亥革命财期的7次重要琢史事件，就其结果而言，则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促进了中国封建专制的终结，加速了民主共和新时代的到来；同时，由于袁世凯上台，实行新的独裁统治，民主共和又名存实亡。但后世治史者往往更注重后者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前者，这是有失公允的。伍廷芳是这次议和的南方代表，他也因此而成为一“灰色人物”，偶有提及，形象皆甚为不佳0，本文以伍廷芳参与南北议和为线索，试图对伍廷芳及南北议和作出较为公正的评价。
一、南北议和的缘起
关于议和的缘起，史家众说纷纟云，有的斥责它是袁世凯一手制造的骗局，有的则认为它是革命党人妥协退让，企求廉价胜利的结果，（2)还有的则强调它是帝国主义列强威胁操纵下的产物。0事实上，议和的兴起并不是某一方面意志的产物，它是双方实际力量和政治思想状况相互作用和制约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种种因素长期酝酿和发展的结果。
武昌首义后的南北军事力量格局对促成和谈具有先决作用。截至1911年11月27日为止，南方共有十三省响应湖北而独立，但想像中的一举推翻清王朝的情况并没出现，这主要是因为南方的大部分军队缺乏战斗力。当时南北交战的主战场在武汉三镇，从数量上看，民军占有优势，湖北原有一镇又一协新军，除抽调前往四川的两标外，余下的八千余人起义后齐集三镇，加上新扩充的军队，共计四万余人，而南下的清军为一镇又四协，总共两万余人，但民军方面的兵力优势并未能转化为战场上的优势，最初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仇敌忾的气势，当清军从最初的革命军事震荡中恢复过来后，民军即遭受了汉口、汉阳之败。黄兴描述当时的战况：“自一次败退后，各兵士一闻机关枪声极为惊慌。各长官亦畏避不前，屡次鼓励，皆不收效。最可惜的，鼓励一次即多热心勇敢之士奋勇前进，敌人用机关枪扫射，前者死，后者即退。”其归结连战皆败的原因为三条：“第一系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枪。”吴兆麟的结论也大体相同，独立各省除湖北外，共有五镇八协一标新军，兵力与北洋六镇差不多，但其战斗力显然无法与北洋军相提并论，且这些有限的兵力也分散在众多的省份，尽管多数省份进行了扩军，但在装备、训练、人员素质等方面的问题并不比湖北少，以湖南为例，当武昌电请各省支援时，其首先响应，派出两协一标援军，但在汉阳之役中，一协“潜至民房隐匿，所派队伍逗留不前”；另一协先是“停止不前”，继则“雇佣民船回湖南”，当完全没有发挥援军应有的作用。显然，“想依靠这种军队去冲锋陷阵一直打到北京，是靠不住的。”
那么，清军是否有实力扑灭革命烈焰呢？实际上，清军在前线的优势也非常脆弱，因作为其主体军事力量的新军军心并不稳固。
自袁世凯解职以后，新军的编制变得复杂起来，以前，北洋六镇用的是小站旧人，拒聘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袁离任之后，在北洋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军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分别由士官生出身的张绍曾和蓝天蔚统领，而其嫡系的第六镇的统制则改换成了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吴禄贞，其他留日士官生大多也在此时加人到了新军中，他们对政治敏感，倾向维新甚至革命，不会轻易地像旧式军人一样跟袁世凯走。当袁世凯刚刚进驻信阳时，北方就传来以张绍曾为首的第二十镇官兵“兵谏”涞州、吴禄贞截留南下军车的消息，张、吴二人虽最终一人调任他职，一人身死，但新军的不稳定因素并未被消除。此外，就数量而言，除去维持地方的军队之外，能被率往前线的清军也并不多，当时第一镇正在卫戍京师，第五镇则在弹压济南的民众运动，故而清军虽然夺回了汉口、汉阳等地，即便能更进一步，拼死拿下武昌，但其已为强弩之末，无力扑灭各地的革命烈焰。
南北双方的政治、经济状况则加速了和谈的到来。革命后的南方各省虽然都先后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但缺乏一个权力中心，这主要是由于武昌起义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革命党人无论在武昌或全国都没有为胜利进行充分的准备，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也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立宪派和封建旧官僚很快就加人“共和”行列，同时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同盟会虽然接受了一批改唱新调的立宪派和封建官僚入会，声势很大，但并没有开展有组织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武昌和上海同时出现了组织中央政府的运动。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名义，以“义军四起，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为交战团体”为由，向各地征求组织政府意见，11月9日黎氏又以首义资格发出通电，请宣布独立各省提出政府组成人选当时上海虽然独立尚不及一周，但早就有旅居上海的各省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人士在进行组织中央政府的准备活动，11月11日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致电沪督陈其美，主张由各省旧谘议局和革命后成立的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赴上海举行组织中央政府会议，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会。15日，上海方面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稍后，上海方面接到了武昌方面先前的来电并进行了讨论，他们回答黎元洪，上海交通便宜，会议以上海为宜，并要求黎速派代表往沪，但由于武昌的首义地位，他们承认武昌为中央政府，由湖北都督执行中央政务。武昌方面接此答复后非常不满，认为既然承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则代表会议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召开，并派代表到上海力争。在上海的代表经过讨论，终于同意武昌方面意见，但决定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保持对外联络新的权力中心似乎已经形成，但实际上两地的权力斗争并未停止，而其他各权力边缘省份则或处观望，或与其一，而革命尚未成功之时没有权力中心实为大忌。与此相联系的是各地政局普遍不稳，革命时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力量怀着相同的目的加入革命大潮，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革命者”的目的差异即显现出来，从而各地呈现出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的局面，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在争斗中逐渐被消蚀，南方复杂的政局使和谈成为一种必要和必需。同时，南方各省的经济状况也无力使大规模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有二：其一为募捐，发行债券；其二则为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私人贷款。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虽然掌握了政权，其经济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革命党人宣布豁免田赋、钱漕、常关税、百货统捐，列强则截留了全部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税收，贷款也被列强以影响“中立”加以拒绝，革命政权主要靠前清地方政府遗留库存(很快告罄）、募捐、国内私人借贷等不稳定经济来源维持运转，这时的清王朝虽然不很强大，但欲依靠这种经济状况去消灭它，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此时北方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与南方具有相似之处。政治方面，袁世凯是在清廷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启用的，这就决定了自袁世凯重新当权的那天起，就会存在拥袁与拥清两股政治势力的斗争，此外，倾向于革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也会影响局势的发展。经济状况方面，近代的大宗赔款、借款是包括北方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沉重负担，作为重要财源的海关、盐政也因此被列强侵夺，在正常年景，清政府已是入不敷出，遑论战争时期？故而战争开始不久，京城就传出“国库贮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而此前曾支持清廷币制改革的四国银行迫于形势不得不中止合作张人骏以官产为抵押举借七百万外债的建议在列强“中立”的旗帜下未得响应拥有丰厚家产的皇亲贵族此时也不愿毁家纾难。因而，和谈在北方也成为一种共识，虽然其目的可能与南方有很大差别。
在南北双方都有和谈需求的情况下，列强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南方革命爆发后，武昌方面首先向列强发出照会，承认各国在华利益，但要求它们承认革命政权，并警告，任何有违中立的行为都会激起强烈反应。列强在等待了近一周之后，发表了所谓“中立”声明，但革命政权并未取得预期的承认，即便是“交战团体”的资格。此后，列强虽然倾向于支持袁世凯，但基于利益的不一致，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未得到列强正式的经济和军事支持。随着汉阳等地战局的危迫，南方各界开始回应北方的议和攻势，在此情况下，1911年11月26日，朱尔典会见了袁世凯，朱提醒袁氏：“战事的继续进行，将使汉口的英国人士遭到危险并感到惶惶不安。”袁则向朱保证如果能根据双方都很满意的条款达成一项停战协定，他将乐于下令停战”。朱尔典因此致电汉口英领事葛福，要其向武昌方面提出停战建议。汉阳新败后的武昌一片混乱，英领事的提议立即为武昌方面所接受，双方决定在三镇停战三曰0随着12月2日江浙联军攻下清军据守的南京，双方已无意、亦无力再战。12月6日，袁世凯电达南方，提出三日停战期满，续停战十五日；北军不遣兵向南，南方亦不遣兵向北；其派各省居留北方之代表，前往与南军各代表讨论大局等项建议。南方各省代表会议同意了袁的建议，停战区域由武汉三镇推及全国各地，南北对峙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2月9日，伍廷芳被推举为南方各省总代表参与议和。
二、伍廷芳出任南方议和代表
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因其在上海光复后掌交涉、继而任南方议和代表而名噪中外，被史家称为“民初风云人物。但对于为什么由他出任南方议和代表，一般史书皆略称“由十一省代表公举”，具体情况则语焉不详，实际上，伍廷芳的出任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南方缺乏其他合适的人选是其出任的前提。如前所述，由于无法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南北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对于议和这一事关中国未来前途的重大事件，各方都非常关注，特别是列强由于利益相关而密切注视着态势的发展，而南方各界都很担心洪、杨故事重演，这就决定了议和代表必然是足资重任者。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直到12月底才辗转归国，黄兴则正忙于军事，革命派缺了主心骨，而革命派的其他人士大多刚刚由“地下”走向公开，在国内外影响都不甚大，议和代表不大可能从他们之中产生。同样，在立宪派、旧官僚中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程德全、汤寿潜、黎元洪正主持一方，公务繁忙，分身乏术；张謇等人则一直就喜欢幕后活动；上海光复后，拟定中的交涉使人选为闻人虞洽卿，但虞“坚辞不就”。南方的人员状况为蛰居上海的“无党派”、但又同各方都有良好关系的伍廷芳出任议和代表创造了条件。
伍廷芳的交涉成就则是其出任的基础。伍廷芳在晚清时期的大部分活动都与交涉有关，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外交成就。伍廷芳曾是中国在西方取得律师资格的第一人，继为清廷首批驻外使臣陈兰彬、郭嵩焘等人争相罗致的对像，皆未就，后经李鸿章髙薪诚邀，入李幕办理洋务交涉。在十余年的幕僚生涯中，中日长崎事件交涉使伍廷芳的才能得到初步的彰显。事件发生在1886年8月，当时出访归来的北洋舰队因舰受损而停靠日本长崎船坞修理，因言语不通，加上日本拳师的挑衅，一再克制的舰队官兵在上岸购物的过程中与日人发生了流血冲突，结果双方均有多人死伤。事发之时，中外形势甚为微妙，中国刚刚经历了“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元气未复；俄国则对我国东北地区垂涎不已；而日本则自“明治维新”后，一直在寻找借口扩张势力。伍廷芳受命拟定交涉办法，他针对当时的形势，以国际公法为准则，迅速拟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案，方案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交给谈判代表执行。虽然最终由于中日实力的差距，中方代表未能完全贯彻伍的方案，做出了某些妥协，但伍廷芳运用国际公法解决国际争端无疑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在中日甲午战后的议和中伍廷芳的交涉才能则得到进一步的展现。甲午战争行将结束之时，清廷派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伍廷芳以头等参赞随行，但曰方以张、邵未有全权敕书委任状为由，拒绝和谈，这时伍廷芳两次利用与日相伊藤博文的旧识关系探悉了日方的意图，使得战火不致再燃，其也因以下层官员身份而解决重大问题而渐为中外所共知。
由于伍廷芳突出的交涉成就，1896年清廷派其出使美国等国，为任六年。六年之中，他着力于中美侨务交涉，其在交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交涉才能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孙中山称赞他“保护华侨，力争国体”，为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胡适作为后来者也称奇伍廷芳“居然使一个弱国的代表受到许多外人的敬重”；更为重要的是，美方不得不开始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罗斯福总统、海约翰国务卿首次答应伍廷芳公使一一讨论”。接着，伍廷芳因“熟谙外国法律，深通交涉，与美廷甚洽”被召回国，参与中美等国间的商约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在具体条款的咨询和制定方面作了截多辅助性的；从某种意义土说也是决定性的工作，这些工作避免了以往常出现的因条约文本不同而受的蒙蔽。1908年伍廷芳又短暂出使美、秘等国，时间虽短，他却解决了由来以久的中秘华工问题，保护了出洋华人的利益1总之，伍廷芳的晚清交涉活动为中届国际地位的提高做出了较大贡献，这也为其出任议和代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