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指出，中国实行立宪制度，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的区别在于“以宪而异，而非以主而异也”。况且，“国民所须能力之多寡，不以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而异；国民所得幸福之多寡，亦不以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而异”。”其能力可为民主立宪国之国民者，即可为君主立宪国之国民；可为君主立宪国之国民者，即可为民主立宪国之国民。此其所同者也”。而国民所得之幸福则各异，如当时作为君主立宪国英国的国民，较之民主立宪国法国的国民所得幸福要多，而民主立宪国美国的国民，又较君主立宪国德国的国民所得幸福要多。”盖幸福者，民所自取，而非主所畀与，则所问者在宪而不在主矣”。而要解决中国立宪，宜为民主立宪，抑君主立宪之一问题，只有依据中国当前的事实来寻求方法。因有宪法的限制，元首“皆不能于法外为善为恶，实无择别的必要，世袭的君主，亦或是选举的总统，其作用相同，无须加以择别”，因此，“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无可分之高下，惟各据其国之情势而定之”但根据中国的事实，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历来比较尖锐，处理不当将导致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民族分裂。另外，中国由于没有阻碍立宪的贵族阶层的存在国民发达之易，国会发达之易，甲于世界各国，欲以追踪于英，必较普、日为速，尤不必以君主一人之故，而牺牲全国人民以敌之，致贻国家之危害”。而君主立宪的实施，“其所欲革者在专制之政府而不在君主”，君主反而可以不负责任而得到更多的安乐，因而可以减免来自君主的阻力。而民主立宪“以革命军为惟一之武器，推倒皇室而易置之”，君主立宪则“以国会为惟一之武器，一纸弹劾之文而内阁立倒矣”。”其难与易，又有若挟山超海与折枝之比也”。而君主立宪不主张民族主义以排满，不主张革命手段以排外，因此，不会有来自帝国主义的阻力和少数民族的阻挠，更易于实现。
在杨度看来，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其弊甚多。”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所谓强国无望，是指共和制下，中国军事无从发达，不能保家卫国。因为“共和国民习于平等自由之说，影响于一切政治，而以军事为最重。军事教育，绝对服从，极重阶级”。杨度还以德、日、法、美四国为例分析说广德意志、日本之军队，节制谨严，故能称雄于世；而法、美等国则不然，能富而不能强。此无他，一为君主，一为共和故也”，“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而对中国国民来说，由于当时程度甚低，则情况更为严重，不知为国出力的共和军因缺乏牵制驾驭之力，“求其不为内乱足矣。不为内乱，而且能平内乱，蔑以加矣，尚何对外称强之足言乎9彼俄、日二国者，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国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故曰：强国无望也。”
杨度认为，所谓富国无望，是指民主共和制度下，由于其无可避免的总统制弊端，将会导致战乱频仍。而“富国之道，全恃实业，实业所最惧者，莫如军事之扰乱”。从民国初年的实际情况看来，“各方面秩序略复旧观，唯实业现像，求如前清末年十分之五而不可得，盖无力者已遭损失，无求再兴；有力者，惧其复乱，不敢轻。而总统制所带来的战争则无可避免。”今中国四万万人赖以生存托命者，唯大总统一人，”加上总统若有不测之时，由于没有固定嗣位之人，必定导致动乱。而“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唯有兵权乃为资格”。若地方将吏各自拥兵自重，争夺竞选总统的资格；加以“有野心之外国，乃乘此时纵横于各派之间，挑拨拥戴以助其乱，于是愈益扰攘不可收拾”。”然其结果，不外两端：一曰各国瓜分；一曰各国代平内乱。瓜分固为亡国，不待言也；即代平内乱亦为亡国”。”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后国中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战乱愈多，工商愈困，实业不振，富从何来？”解决的方法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大总统之名义有竞争，君主之名义无竞争。竞争大总统，不为罪恶；竞争君主，乃为大逆，谁敢尝试此者？此即定于一之效也”。因此，共和制下富国无望。
杨度提出所谓“欲为立宪国无望”，是指共和制下不能实现真正的立宪。杨度认为“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道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托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而当时中国国民程度甚低，“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而“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因此，“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
反之，“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杨度认为，虽然中国古代亦曾出现过未立宪而达到富强的英主时代，如汉武帝、唐太宗是也。然而“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而“唯有宪政一立，则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有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也；有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反弱者也”。这是由于“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故能做到人亡而政亦举。但在民主立宪制度下，会导致竞争大总统的战乱发生，“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之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而改共和为君主之后，又势必会迫成立宪，“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又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无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安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则必以宪政为归”。总之，“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之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第三，制定宪法、依法治国是君宪救国思想的中心内容。杨度认为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在于“立宪之国，人民以法律限定其君主机关之权；专制之国，人民不以法律限定其君主机关之权”。因此，没有宪法就不能成其为君主立宪，真正的立宪国，应实施完全的严格法治。其人民“事事在于法律之下，不能为任意之行动，即行之亦必在法律许与之范围，而不能出乎其外，一出其外，则政府之干预随之矣，所谓由于法律之中者也”，即由家族主义下的人治变为国家主义之下的法治。另外，杨度特别强调制定宪法的原则：正当、诚实。这也是杨度所称“君主立宪之二要义”。
所谓正当，是指宪法的民主程度应适当。杨度认为，民国初期所制定的《临时约法》，民主程度超出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应参照世界各君宪国宪法来重新修订。他以英国、普鲁士、日本三国为三种君主立宪民主程度的代表，其中，英国宪法程度最高，普鲁士次之，日本最低。而以中国的程度而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其宪法决不能取法英国，而“宜取法普、日之间”，“采普鲁士之法，略变通之，由君主提出，有议会承认议决，成立宪法之手续，以此为最适宜。至于宪法之内容，如紧急命令权、非常财政处分权之类则可采法日本。君主既有大权，又无蔑视民权之弊，施之今日中国，实为至宜。故予欲舍英国而取普、日之间，盖以此为最正当也”。
所谓诚实，即“治国者所最忌者莫如欺民”。杨度认为前清之立宪，最大的弊端在于不诚实，“不肯以权利与民，而又不敢不言立宪，故以假立宪欺之，遂遭革命之祸”。而“中国此时人民程度本不甚高，与以适宜之权利，并不至遂嫌其少，唯行之以欺，则必失败。
他日君主立宪，人民之权利，国会之权限，所得几何，非今日所能预，定。然有一至要之言曰：宁可少与，不可欺民”。这样，抱定诚实之宗旨，对政府、国会的权限与人民的民主权利作出明确的规定，就能保障国家的治安，不会导致革命发生。”盖人民他日若嫌权利之少，不过进而要求加多，政府察其程度果进，不妨稍与之，免成反抗之祸”。总之，“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只有依此两大原则，作为立法依据，治国之本，才命实现依法治国，并进而使君主立宪见其实效，推动中国迅速发展强大。
第四，速开国会，以“改造政府”，是实施君宪救国思想的惟一手段。
杨度认为：“立宪国之机关，以何为至重极要，惟一不可缺者，则必曰国会。使无国会，则其国非立宪国也”。而“立宪国之国会与政府，犹如车之有两轮，去其一则仆矣。非责任政府之能发生国会，实国会之能发生责任政府也”。因此，“吾中国今日欲取不负责任之政府改造之为一责任政府，其惟一之方法，必在开设国会也。故一言以决之曰：国会者，改造政府之武器也”。而国会之所以能促成责任政府的建立，在于其本质是强调人民的参政权，由国民代表组织而成，与官吏组成的政府对立，互相监督。”惟一国中而真有人民组织之国会，乃可与官吏组织之政府相对立，以相监制。政府而认国会所议有害于发达国民也，则固可以停会且解散之；国会而认政府所行有害于发达国民也，则亦有责任纠弹之制度以颠仆之。而当其平时未实施责任纠弹以前，固又有种种之职权，可以预防政府之失政也，则政府虽欲不负责任而不能矣”。由于有国会的监督和保障，“则君主有责任、大臣无责任之专制精神以去，而君主无责任、大臣有责任之立宪精神以生。政府之取财于何方，用财于何事，及用之当与不当，既一切不能不得议会之承诺，则议会实操其生死内阁之权，以是而使政府不得不挟一发达国民之方针以行其政，则国虽欲不富不强不可得也”，“故吾今日所主张之惟一救国方法，以大声急呼号召天下者，日开国会三字而已”。杨度还以俄国之“议会故事”为例，说明“议会开后不过数年，必能以其正当秩序行监督政府之实，而政府亦随议会之进步以进步，而成为责任政府矣”。
而要召开国会，不能寄希望于政府的自动召开，而是必须依靠国民自身的力量。杨度指出，“世界无论何国，未有政府愿自开国会以监督己者，中国亦然。故中国之国会欲政府之自动开之，乃必不可得之事，必也由人民以自力致之耳”。而国民推动国会召开的最主要方法则是建立政党。”以东西各国之事考之，实非有国会而后有政党，乃有政党而后有国会矣。故吾之目的在开国会以改造责任政府，而其方法则在立政党以谋开国会耳。吾以为今日救国之方法，其下手之第一着，实舍此而莫由矣”。而设立政党以推动国会召开较之无政党以召开国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即“吾之主张，必有一政党，始可谋开国会者，其理由虽不一端，然其最大之理由，则前者可以死，而后者可以继也”。这样，将抱有相同政治目的的人组织起来，共同为之奋斗，其目的不会因个人的死亡而消亡，其奋斗也可以因组织的力量而延续。因此，团体的力量大于个人，政党能有效地推动国会的召开，从而改造责任政府。
第五，激发“国民之政治责任心”，以“建设责任政府”，是实施君宪救国的终极目标。
杨度指出：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致使中国国民缺乏政治责任心，中国政府也渐次演变为恶政府。因而必须“废弃恶政府，而代之以良政府”，以保护国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即建设责任政府。而欧洲各国和日本原本都落后于中国，但他们自责任政府建立后，则突飞猛进，以至于能够支配世界。所以，建立责任政府。
“乃今日救中国之惟一法门也”，而“政府由人民而立，政府中人由人民中人而求，苟不造就开明之人民，无论以何方法无能使政府幵明者”。因此，要建立责任政府，首先必须扩张民权，造就开明而负责任的国民。杨度提出，“夫人之所以乐其生者，惟自由耳。率吾之意思而自由发表之，率吾之言论而自由发表之，天下事孰有乐于此者？西人有言曰：不自由无宁死。诚然，诚然”。而与之相对的是，人们在享有高度自由的同时，应对国家、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以“国家之事为各人民自有之事，而政治责任心乃生矣”。而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皆为中国之国民，而其能力与责任心之程度，则各有高下”。因此要激发国民的政治责任心，就得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影响，使国民统一。而其策在于“首曰满、汉平等，次曰蒙、回同化”，“夫而后国民之程度相齐，能力相等，责任心相等，合五族一家，并力以向于外，必愈足以收广土众民之用，而于世界中立一雄大壮伟之经济战争国矣”。这样，只有激发国民之政治责任心，才能使国民凭借自己的力量，推举有能力之人入主内阁，从而创建责任政府。“若一旦国民能改造责任政府，则非有能力者不足为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以对于国民而负责任。内阁中各部大臣，皆由总理大臣组织而来，其不能胜任者，则总理大臣不至引入，以危自己之内阁，即引人之，亦必为议会所弹劾，而自行辞职”。因此，有发达责任心之国民，就能推动责任政府的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