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改造责任政府之方法则在于移君主之责任于政府。”今中国政府之不负责任，其弊即由君主有责任而生者也”。而以内阁代君主负责任，“上可以保君主之尊荣，而不至以君主有过，惹起全国之危乱；下可以促人民之发达，而不至动辄激起革命，扰乱社会之秩序”。而“政府者，乃所以辅弼元首出纳政令之处”。”然而君主无责任，若有违法及失政之时，政府大臣任其不胜辅弼之责，故学者及政治家称之为责任内阁”。内阁应代君主所负之责任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违法之责任”，“凡国家各部之编制及权限与人民之权利，定之于宪法者，君主有不可违反之义务。若君主而违法，则大臣当谏，谏而不听，则必辞职”。其二为“失政之责任”，“立宪政体之精神，在乎发达民生，增进国力。凡所以定国家各部之编制及权限，与乎臣民之权利及义务者，皆以此精神为根基”。内阁大臣应依此为方针，制定施政方案，经君主采纳而后实施，若其结果未能达到发达民生、增进国力之目的，内阁大臣须负失政之责。因此，“立宪国之内阁乃一国责任之所归，谁敢视为利禄之薮5虽有不肖者，亦不敢于此尝试之；若尝试之，则议会之弹劾立至，内阁朝立而夕仆耳，是非其内阁可以存否之问题，而实其内阁可以成否之问题，故不肖之内阁，绝无可虑也”。因此，只要移君主之责任于政府，建立责任政府就能实现。“夫以中国之地大物博，苟得一有能力者入主政府，以一定之方针行之，则举足可为轻重于世界，洵亦绝雄大绝优美之舞台也”。中国亦能由此走上富强文明之路。
综上所述，杨度提出反对封建专制，改造责任政府，召开国会，依法治国等，这对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其思想也带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如他所提出的发达国民，设民选国会并不是一般国民都可以普遍参与的选举，而是“限制选举”，“乃不取人人平等之共和制度，欲得有身家知识者，出而谋国，而不愿以全国中无身家知识之多数，得与于选举入国会，以免害国家也”。这反映出他作为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言人，所必然带有的思想局限性，而在其反对民主立宪的主张中，也有许多矛盾之处，如认为总统制会导致竞争元首之乱，特别是总统身有不测时，政局无法稳定，其治国方针也无法为后继者贯彻，使政权失去连续性。这无疑是将立宪制下的总统与封建专制下的“英主”等同视之，否定了民主立宪制度下，宪政所发挥的稳定、平治作用，从而彻底否定了民主共和的先进性和实施的可行性，无疑有失偏颇。
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进程中，杨度所作出的探索，所提出的思想主张也是大多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如他所提出的开国会、改造责任政府、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等，都可以说是针对当时清政府的失策和社会弊端所提出的进步主张，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只是后来在其发展和实施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的限制，使其思想偏离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虽然他努力实施君宪救国方案，但客观效果背离了主观愿望。
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舞台上的一支生力军，是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过程中，曾起过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又逐渐走向消极、反动，甚至一度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工具。这样，使得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
其一，具有广泛性。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教育等各个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在政治方面，杨度看到中国在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下，清政府懦弱无能，“不知所谓国权者为何物，内政之事，随处受人干涉而不知愤，亦不知拒绝之。某处放一官吏，而外人干涉，谓为不宜，斯不放矣；某处辞一外人，而外人干涉，谓不可辞，斯不辞矣。此等之事，日有所闻，不可悉数”。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完全是由于政府不负责任，“政府非以人民意思所组织而成者，故对于人民不负责任，而无以国事为己事之心也”。因而“数十年来，政府与洋人交涉一次，即必损届权一次”。因此，杨度坚决主张从政治上改造中国，废除封建专制制度，扩张民权，以巩固国权。并通过设政党，开国会，建设责任政府，以实君主立宪，从而达到国富民强。而为达此目的，杨度又从经济、军事、教育、法制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
杨度认为，中国所遇各国都是经济、军事十分发达的文明国。列强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四处抢夺殖民地，掠夺弱小国家的财富。中国由于物产资源丰富，而成为各国争夺之首要目标。如曰本的高桥邦二郎便公然宣称：“支那与我一水之隔，是天与我以无尽藏之宝库也；我国民其可不勇往前进，开掘宝库，攫取利源，而能坐抛此天惠耶？”帝国主义采用“经济战争”的方法，对我国实行掠夺，“由商而工，由工而矿，由矿而农，步步为营，得寸则寸，而于铁道、航路等有关经济之交通事业，亦争之无所不至。而还顾吾国，则国家之程度，虽入于国家社会，其经济事业有农工商矿之可言，惟国家社会尚未发达，故经济事业亦尚不足与各经济国相抗”，长此以往，“彼乃已由商而工而矿并侵及于农，我所有一切生活之具，彼皆将尽夺之，吾恐自此以往，不过二十年，中国人皆为饿莩矣”。因而，必须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才能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取得优胜地位。
发展经济的同时，杨度还特别强调军事的保障作用。杨度认识到，“今日之世界，以学战，以工商战，兵者特其护此者耳”。而中国处于列强环伺之下，如果没有军事势力作保障，想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中国立国之道，苟不能为经济国，则必劣败于经济战争之中，而卒底于亡；苟不能为军事国，则亦必劣败于经济战争之中，而亦卒底于亡”。而要实现军事立国，就必须改革八旗兵制，而采全国皆兵制度，使“其民皆平日为农工商之民，以劳动活泼之资格，而后能为勇敢进取之军国民”，“非实行全国皆兵之制，必不足以立于世界”。这样，以工商立国发展经济，以全国皆兵巩固军事，才能使中国成为强大的经济战争国，杨度称之为“金铁主义”。“特于吾所谓经济的军国主义，为创造一新名词以括之曰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在法制方面，杨度主张以国家主义为精神，改革旧法制。他认为，“凡国家欲成为法治国，必经一种阶级，即由家族主义进而为国家主义是也”。1906年，清末法制改革中因立法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分歧而产生的礼教派和法理派，正式拉开了“法理之争”的帷幕。杨度也卷入其中，支持带有资本主义民主倾向的法理派。1910年12月2日，代行议脘职权的资政院召开会议，讨论新刑律案的时候，时任宪政编查馆参议的杨度以政府特派员的身份作了《关于修改刑律的演讲》，鲜明地指出，中国欲成为真正的完全之军国，就必须以国家主义为宗旨，实施法治。
就教育而言，针对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立场的嘉纳氏所提出的教育观，“贵国之国体，实支那人种屈服于满洲人种之下而立国者也。臣服既久，名分既定，岂可复有外之之心？吾未知其欲外之者，将去此已定之君主，而以谁然代也？故支那人种之教育，则必服从满洲人种为其要义”。杨度揭露了日本及西欧列强通过满洲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实施殖民统治，“满洲不徒在白种势力之下，即日本亦得而左右之，而惟于支那人种即赏罚生杀、威福犹赦焉。至于支那，则以为满洲臣仆之故，几为各国臣仆之臣仆；以奉满洲主人之故，几以各国为主人之主人。故支那于满洲为直接之主仆，于各国为间接之主仆。”而日本之所谓代中国兴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奴化教育，“不于其精神而仅于其形式，有末而无本，虽教育数十年，亦与前此之办洋务何以异？敝国今日有精神教育，则犹可存；无精神教育，则将立亡”。另外，杨度还分析了中国兴办教育事业时，全盘欧化与国粹主义两种思想倾向的弊病，“欲于今日持欧化主义，则顺国民之感情而摇国家之基础，其弊也，舍己从人而外不知其他。欲持国粹保存主义，则亦不足以固国家之基础而先以阻国民之进步，是己非人而外不知其他”。并提出自己的主张，谓“一以导国人之进步而采他人之长，一以固国民之团力而存一己之善。举日本教育中期所取法于欧洲大教育家路索、坡斯脱洛、福禄比尔等之学说，与其教育近期所取法于欧洲大教育家黑柏尔、与吾国孔孟等之学说，同时并教，无所偏倚”。这样，方能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使教育为行政、军事等服务，推动国家的进步。
其二，具有坚持性。杨度以君主立宪作为救国良策，认为“民主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种族杂处，不堪服猛剂以促危亡。”而唯有君主立宪才可以避免内乱外患，挽救民族危亡。自1902年留学日本至1917年7月3日发表反对张勋复辟之通电，杨度坚持君宪救国思想长达15年之久，表现得十分固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