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但凡每一个人活在人群中，只要干些事，无论是好事、坏事，总会产生一些影响，留下一些供人或敬仰，或鄙夷，或咀嚼的声名。只是大小不一、传播的远近不一、时间长短不一。应该讲，人活着，有个好声名，着实是一件好事情，可以鼓励人继续前行。然而，声名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对有大声名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如不能正确对待声名、小心谨慎从事，就会被声名所累，甚至成为声名狼藉之人。
清初，戏曲界有“北孔南洪”之说。“北孔”指的是孔子第64代孙孔尚任，因其著有《桃花扇》而一举成名。“南洪”指的是浙江钱塘人洪昇，因著有《长生殿》剧本，直接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的首肯，声名大展。这突然而至的声名让洪昇飘飘然而忘乎所以。这时，上演《长生殿》的“内聚班”为报答洪昇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好机会，主动提出要为洪昇演出一场《长生殿》。洪昇此时已大红大紫，头脑发胀，无加思量，便欣然应允了。“内聚班”便又借机广发喜帖，大邀世界名流。可在邀请各界名流时，却漏传了一个人。此人叫黄九鸿，是一个心胸狭窄、极爱面子的人。他见洪昇没有请他，觉得自己受了洪昇的怠慢，简直就是一种奇耻大辱。于是，黄九鸿便想找茬整整洪昇。但《长生殿》剧本是皇上面前推荐的，在剧本上找茬做文章再兴文字狱是不行的。他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下蛆的缝。原来订的演戏的日子，正在孝皇后佟氏的表期内，按清朝的一条规定，国表百日之内，朝廷官员是不能参与任何娱乐活动。黄九鸿便以此弹劾洪昇和前去观戏的文武大臣及各界名流，竟是“图恤张乐，为大不敬”。康熙看过奏章，龙颜震怒，当即下令刑部严办。于是，洪昇和“内聚班”的全体演职人员都被关进了大牢，凡是当日参与听戏的官员一律开除公职，永不得录用。其人数高达五十多人，令诗人感叹不已，故而有“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之说。洪昇后被太学除名，革去候选县丞，逐回原籍。他回到家抑郁落寞，一蹶不振，后不幸失足溺水而亡，使一代才子为声名所累而烟消云散。
窃国大盗袁世凯也是一个为声名所累、最终成了声名狼藉之人。袁世凯当了民国大总统，声名很大，但他仍觉不够，竟做起当皇帝的美梦，想唯我独尊。对袁世凯忘乎所以想称帝的事，他身边的几个朋友都觉不安。曾任选民国大总统的段祺瑞和徐世昌虽觉此举难行，但深明袁世凯利于胸心，重名重义，未加深劝，只是用消极的行动表达他们的不满。另有两人，一位是张一鏖，当时任袁世凯政事堂的机要局局长，属于袁世凯幕僚中排在前列的亲信。另一位是严修，是晚清鼎鼎有名的人物。他们却在帝制闹得最火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见了袁世凯，苦劝袁世凯不要走这步棋，不要去顶皇帝的虚名。但袁世凯却为声名所惑，不予理睬，执意在举国一致的假拥戴声中，宣告实行帝制，登基做了洪宪皇帝。但登基没几天，云南的蔡锷反了，各地也纷纷独立，袁世凯一气之下，重病缠身，行将不救，只做了81天皇帝就一命呜呼，使一代枭雄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声名狼藉之人。
由此可知，人想获取的声名就和想获得的钱财一般，都是身外之物，在任何时候皆不可为其所累，更不可倚仗而不可一世，尤其对于那些不能正确对待突然而至的声名的人来说，就好像一块石头抛掷出去，遇上了水，势必会咕咚一声落入水底。所以有了名声和声誉，一定要珍惜，因为名誉无价。1815年6月，威灵顿公爵统帅反法联军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因此，声名大展。他回到英国，并没有因此而自恃功高，忘乎所以，依然是谦恭待人。有一次，他想将自家旁边的一块空地买下来，但不知这块空地的主人是否愿意出卖，便让部下出面与这块土地的主人商议。可巧这块空地的主人正好缺钱，而且知道了买这块空地的是赫赫有名的威灵顿公爵，便非常爽快地答应成交，威灵顿问那位部下：“你用了多少钱买下了这块空地？”那位部下很得意说：“本来那块地值1500英镑，我报上公爵的名字后，对方吓得直发抖，只要了1000英镑。”威灵顿听后，斥责部下：“你把我的名誉以500英镑的价钱就贱卖了。”为了珍惜自己的名誉，第二天一早，威灵顿就派人给买主送去了500英镑，维护了自己的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