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要善于观察，并努力做到过细观察，这样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美国华盛顿分别建有林肯纪念堂和杰斐逊纪念堂。这两座纪念堂建成后，林肯纪念堂一直完好无损。但杰斐逊纪念堂的墙体却发生了严重问题，危及整体建筑。为此，政府花了一大笔钱，用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方法来进行维修。但是，未能奏效。无奈，政府又请来一些专家，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专家来后，对杰斐逊纪念堂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观察后发现，清洁墙面的清洁剂对墙体有破坏作用。为何要清洗墙体，因为建筑顶部经常积累鸟粪，鸟粪淋下来污染墙体。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粪呢？追踪观察，发现顶部有大量的蜘蛛，吸引大批的燕子来此觅食，顺便也将粪便留了下来。那么，怎么会出现大批的蜘蛛？专家再仔细观察，发现顶部繁衍一种虫子。那么，这些虫子为何喜欢爬到纪念堂的顶部去？再观察又发现，建筑顶部开着一些窗子，阳光容易从窗口射入，这些小虫子偏偏除了喜欢灰垢外，也喜欢阳光。于是，他们聚集在建筑顶部，并以极快的速度繁衍，形成了厚厚的虫子层。由此，造成了以上一连串的情况。问题的症结找到后，专家们便告诉纪念堂的负责人，把屋顶的窗户全部关上。从此，纪念堂不再清洗墙体，建筑危机也就不复存在。这件事告诉我们，花了巨大资金不能解决墙体的危机，而关上窗户只需举手之劳，一个重大问题就轻而易举解决了，这是善于观察的结果。只有善于观察，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人只要善于观察，才能对事物有清晰的了解，不会盲目地做些事情。建武三年（公元27年），盘踞在天水一带的军阀不知道该投靠洛阳登基的刘秀，还是该依附于成都称帝的公孙达，便派马援作为使者，近距离进行观察，看谁更有帝王之气象。马援先到了成都，见到公孙达身穿耀眼的龙袍，高坐在金銮宝殿上，两旁武士林立，戒备森严，见到他这个老乡不屑一顾，三言两语就把马援打发了。马援还看到，公孙达到皇家祖庙，迟迟不动身，使文武大臣等得不堪忍受时，他的御驾才从皇宫出发。在盛大的皇家卫队之前，由天子专用的绣着鸾鸟旗帜和一群骑士作前导，全城都被戒严，老百姓都被赶到大街上迎驾。而在洛阳见到刘秀时，既看不到威武的武士，也看不到助阵的大臣，只见刘秀连龙袍都没有穿，仅用布包头，像接见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用微笑迎接了马援。马援见到刘秀，还故意问他，我从远道而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竟这样随意跟我见面？刘秀却说，人和人见面，何必要有戒备呢？就这样，马援很容易地见到刘秀十几次。每次谈话都很轻松，并且无话不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第二年，马援回到天水，军阀们询问他的观感，马援答道：“现在天下一片混乱，胜负未定，公孙策不知道招揽天下人才，排场虽大，器识却小，我看他不过是井底之蛙，不会有什么作为。刘秀不拘小节，对人开诚布公，从不高高在上，耍皇帝的威严，我看他心胸坦荡，器识宏大，日后必成大事。”正如马援所料，几年后，公孙策兵败身死，刘秀却复兴了汉朝，史称“光武中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一个人需要外在的排场为自己撑起脸面和威严时，排场越大，越显出他的器量狭小和见识短浅，而越是谦卑低下头的人，背后蕴含的往往是恢宏的器量。宋代学者刘挚说的“士当以器识为先”也说明，一个人的气度与见识，决定着他成就的大小，甚至事业的成败。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说明，观察，尤其是观察入微的重要性。因为，大凡人要善于观察，必着眼于细微之处，从细微之处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一次，宋朝大文学家苏轼和与他关系走得比较近的谢景温一起在郊外散步，忽然有一只小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谢景温抬脚就把这只小鸟踢到一旁，苏轼看到这个漫不经心的动作，心里凉了半截，心想这一定是一个轻贱生命、损人利己之徒，不可深交。果不出苏轼所料，谢景温后被提拔为侍御史知杂事一职，就开始害人。他见苏轼与王安石不和，为讨好王安石，竟然诬陷苏轼运售私盐，企图将苏轼治罪。相反，苏轼却从另一个人的细微之处看出了这个人的正直。此人原是苏轼在登州为官时手下的一名主簿，起先，苏轼见此人每次报告事情时都特别啰唆而厌烦他。有一次，主簿又来禀报，苏轼便敷衍他，让主簿晚上再来。殊不知，主簿晚上一人来访，苏轼只得勉强来见他。当时，苏轼正看杜甫的诗，便故意问他：“‘江湖多白鸟，天地有青蝇。’这‘白鸟’指的什么？是指鸥鹭一样的鸟儿吗？”主簿马上答道：“白鸟并非指鸥鹭，而是指蚊蚋之类的虫儿，以此暗喻吸人血的赃官。如今世界，君子太少，小人太多呵！”苏轼本想用“白鸟”来嘲讽主簿说话像蚊蚋那样嗡嗡不止，让人厌烦，哪知主簿的回答很有见地，不仅很有学问，而且很正直。从此，苏轼对他另眼相看，特别厚待他。主簿也由此成了一位官声、官绩俱佳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