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就要努力做到放旷达观、随遇而安。所谓的放旷达观，就是人生于天地间，则立于世，行于世。当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为权势利禄所羁，不为功名利禄所累，明察世情，了然生死，方可做到旷达，并能持性而往，逍遥于世，轻松做人，有官无官不在意，有钱无钱不压抑，有名无名不上心。穷富得失淡然处之，能哭、能笑、能苦、能乐，泰然自在，怡然自得，真实自然，保持自己的个性特点。所谓的随缘自在、随遇而安，就是秉持旷达之情，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怎样做就怎样做，能做多大就做多大。不妄思，不妄念，不妄为，依机缘为动。
明代吕坤在他所著的《呻吟语》中说：“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内心却居于安乐；在地位贫贱的时候，内心却居于富贵，在受冤屈而不得伸的时候，内心却居于广大宽敞，就能无往而泰然处之。”吕坤说的三个“在”正是我们为人处世随缘自在、随遇而安的正确态度。
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是一个随缘自在、随遇而安的人。他性格耿直，在朝为官时多因直言相谏而得罪权贵，屡遭打击，但他从不在意。
永贞元年，刚刚即位的唐顺宗任用王叔文进行社会改革，引起了宦官反对，迫使顺宗退位，拥其长子李纯为宪宗，并贬逐王叔文。刘禹锡因为与改革派合作，也被贬黜。刘禹锡对此不以为然，随遇而安。十年后，当朝宰相赏识他的才华，将他召回长安。但十年的落寞、孤寂和磨难并不曾改变刘禹锡耿直的性格。回到长安不久，在观赏玄都观里的桃花时，他随机写诗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讽刺当朝众多的现任大官，说他们都是诗人遭贬后被提拔出的谄媚之臣。许多权贵看到这首诗，非常恼火。于是，刘禹锡再次被贬到播州。当时播州是最为边远荒僻的地区，但刘禹锡仍不以为然，随遇而安。14年后，由于朝廷重臣裴度非常赏识刘禹锡放旷达、随遇而安的风骨和气度，特向文宗进行推荐，刘禹锡再一次被召回长安，任主客郎中之职。在闲暇时，他又一次到玄都观，看见满院云霞般的桃花已荡然无存，只有免葵、燕麦在清风中摇动。联想自己两次被贬又两次召回的经历，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又写诗抒怀：“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首诗言简意赅，但也有深一层的含义，诗人感叹时局变换如此莫测，那些一度得宠、不可一世的权贵都垮台了，但是坚持正义的“刘郎”却又回来了。可见争名逐利不过是过眼云烟，胸襟豁达、为人要有几分淡泊，才能笑到最后，做最后的胜利者。
对逍遥旷达、随遇而安，庄子也说得好：“我愿意活着，在沼泽里摇头摆尾，自由自在。”
苏东坡也说：“我之所以能每时每刻都很自在快乐，关键是不受物欲的主宰，而能游于物外。”应该讲，这游于物外，淡看各种名利之欲，是人能否做到放旷达观、随缘自在、随遇而安的关键。
除此，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灾祸，是不会懂得安乐生活的美好，只有经历过挫折、困苦的考验，才会明白随缘自在、随遇而安的真正含义。
据传，有一个故事，说某国王乘船外出，起航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令国王不知所措的事情。一个从内陆调遣过来的奴仆从未见过海洋，更没有坐过船，由于害怕，一路上哭闹不止。国王被这奴仆扰得心情烦乱，命令周围的人让他安静下来。船上很多人都用了很多办法安慰他，想让他安静下来，但都无济于事。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哲学家主动出面，要求让他试一试。哲学家随即叫人把这奴仆抛到海里，看着这奴仆在海里拼命地挣扎、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又命人把他打捞上来。这个奴仆上船后始终坐在一个角落，再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国王被哲学家的举动弄糊涂了，便问他：“你的这一举动意义何在？为什么他听你的话不再哭闹了？”哲学家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不曾尝试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懂得即将死亡是多么痛苦的事，于是，他便想不到坐在船上的可贵。”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都在犯那个奴仆犯的同样的错误，不懂得珍惜现有的美好生活，因此，就很难做到随缘自在、随遇而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