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雄的歧义
英雄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但语义十分混乱的词汇。人们或者沉迷在“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创造英雄”这种不可能有答案的语言游戏中，或者陷进“要不要英雄”的伪问题的圈套中，或者根据个人好恶对“英雄”进行想象和叙述。托马斯·卡莱尔将“英雄”神圣化，把那些高人一等的人——先知、诗人、教士、帝王——当作英雄，人类历史就成了一部“英雄传记”。普列汉诺夫看上去很“辩证”似的，实际上在社会决定论和英雄史观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说英雄造时势，一会儿说时势造英雄。民粹派理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将“英雄”中性化，说凡是能成为榜样，并引导“群氓”从善或行恶、干高尚或卑劣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他强调的是某种特殊人格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马克思以犀利的洞察力识破了“当代英雄”的伪装。在一篇评论1851年法国时局的文章中，他嘲笑路易·波拿巴政变“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暗示，如果说叔叔拿破仑第一是悲剧英雄，那么侄子拿破仑第三就是闹剧小丑。小丑最大的特点在于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装扮成逝去的英雄。马克思进而引入了“服装”的比喻，认为罗伯斯庇尔、丹东、拿破仑都给自己穿上了古罗马的服装，貌似真正的英雄，他们展现给我们的不是英雄的漫画，而是漫画化的英雄。诗人波德莱尔几乎跟马克思不约而同地讨论了英雄与服装的关系：“服装是现代英雄的一张皮”，黑色的面罩，黑色的披风，让人想起了花花公子的形象。古老英雄的“服装”或外表成了遮羞布，将现代欲望的裸体紧紧裹住。真正的英雄没有服装，甚至没有武器。他们赤身裸体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敌人。他们以一种纯粹自然的赤裸裸的形态，使自己，同时也引领众人，从自然的野蛮状态中突围出来，比如治水的大禹，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众多研究英雄问题的著作中，常见的是将英雄作为历史主题和道德主题。对于与人类学、心理学相关的人格学意义上的英雄，则缺乏有力的研究。卡耐蒂的《群众与权力》，从人的自然属性、人格学、心理学等角度，有效地研究了群众的语义，但很少涉及作为群众中佼佼者的英雄。
2.英雄、能量与能耐
汉语中的“英雄”一词与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相关。一篇论述“英雄”概念的文章出自三国时刘邵之手，其《人物志》列专章讨论英雄的语义。“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英雄的本义就是植物和动物的精华。“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的说法，是动物和植物精华的人格化。“英雄”本义的人格化，暗含了人类从野蛮自然中分离出来，同时又没有被社会权力异化的特殊状态。英雄借助于身体的自然能量和勇气抵抗外力的伤害，并保护了身体能量较低的同类，他们能够在紧急状态中迈出第一步，并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
这里的“能量”是本义。古汉语中的“能”是一种凶猛的、能量巨大的野兽，它后来转而用于形容各种自然或物理能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薄伽梵歌》、英国的《贝奥武甫》、法兰西的《罗兰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歌颂的都是一些身体能量巨大的英雄。汉民族没有英雄史诗，《史记》歌颂的不是“英雄”，而是帝王和“谋士”（御用知识分子）。身体能量巨大的樊哙不过是刘邦的陪衬。另一个身体能量巨大的典型是西楚霸王项羽，他的悲剧代表了汉文化对“能量”本义的嘲弄，尽管司马迁将他载入了“本记”。那些被正史边缘化的、还保留了些许“英雄”气息的游侠，在东汉之后也基本绝迹，或者保留在虚构作品之中。
汉代以降，“能量”的引申义彻底压倒了它的本义。能量的一个重要引申义是指在社会人际关系中显示出来的能耐，比如善于统治、搞阴谋、玩权术、长于社交、善于游说、会写诗弹琴。能耐取代能量，也就是智力取代胆力，权术取代勇气。因此刘邦、刘备、宋江这样的人成了有“能量”的典型。见人便哭、逢人便拜的宋江何能之有？竟然将一帮能量巨大的人（李逵、武松、林冲）降伏，靠的就是能耐，善于利用英雄能量的能耐。没有能量只有能耐的人，最善于利用神秘文化（梦见与神兽交媾，梦见九天玄女）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刘邦、刘备、宋江等人是中国阴性文化的化身。他们不是有能量，而是有能耐。能量可以对付各种社会力和自然力。能耐就是将能量瓦解，然后一个个单独收拾。
3.英雄、武力与权力
有能耐的人需要有能量的人，但有能量的人不一定是有能耐的人，就像统治者需要英雄，但英雄不一定是统治者一样。英雄是善于运用武力（能量），但不善于运用权力（能耐）的人。比如，老虎是英雄，猫不是英雄。
老虎是善于运用武力的动物，它用自己的胆量、力度和速度迅速将猎物杀死。当它遇上武力相当的对手（比如狮子）时，胜败没有定数。武力较量充满各种可能性，胜败完全取决于力量和速度，也就是自然能量的大小，或许还有身体和精神状态的好坏。因此，悲剧英雄是常见的类型，也就是在能量较量中失败的一方。这是一种自然力的较量，有它残酷的一面。这种残酷性在今天的人类社会同样存在，比如战争和体育运动。自然力的较量要讲究程序公正，不能玩下三滥的手段。古代战场上的较量，首先要通报姓名，然后才开始比赛，不得放暗箭。
权力是武力的衰变或者堕落的形式。权力的较量不是“力”的较量，而是“术”的较量。比如，猫与老鼠的较量，胜败早已分明，较量只是一个游戏的过程。猫绝对不会跟狗或者狼较量，它用逃亡的形式避开了使用武力或成为悲剧英雄的可能性。猫一定会选择老鼠或者黄鼠狼较量，以便在可操纵的空间中持续使用权力，并成为喜剧“英雄”。猫迷恋的不是“力”而是“术”。“力”的较量就是循环往复地消除原有的对抗空间、重建新的对抗空间。“术”的较量是在一个可操纵的固定空间内部展开。猫和老鼠游戏，就是在一个猫所操纵的空间内部展开的：捕获，通过力度和速度先捕获老鼠放生，在有限空间里放弃速度和力度，凸现老鼠的速度再捕获，让老鼠的速度归于零。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老鼠以“自然死亡”的形式疲惫而死。
权力就是一种对武力的计算和使用。在这个“捕获、监禁、放逐、再囚禁”的绝望空间中，猫在保持自身有效武力的前提下展开“术”的游戏，而老鼠在一个貌似希望的空间中疲于奔命。假如老鼠将自己有限的武力（速度和力度）指向自身，一头撞死在墙上，迅速结束了权力游戏，那么，猫就失败了，老鼠就会成为英雄。问题在于，老鼠往往会迷恋那个给它一丝希望的空间，在猫的权力术的监禁下继续游戏。
权力就是一个“存活”和“监禁”的隐喻，具有空间性质或社会性质，人只能在“监禁”中玩苟活的游戏。武力是一个“死亡”和“不朽”的隐喻，它将历史凝固，将时间永恒化，并使空间归于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历史时间观念，将历史时间空间化，也就是将勇气、胆识等英雄人格“权力化”，使老虎“猫化”。
4.英雄、魅力和制度
对英雄身份的确认，既不能靠选举，也不能靠制度化支撑，只能靠人群在心理上的认同，这种认同的基础就是“英雄的魅力”。英雄通过超出常人的能量、武力、胆识、勇气展示魅力，给普通人群造成心灵的震撼或者提供安全感。英雄的人格和魅力对人群具有控制力，马克斯·韦伯称为“奇里斯玛”（charisma）型人格，它呈现出两种“忘我状态”：一种是类似狂躁症的“英雄性忘我”，主要展示力量的身体；一种是类似癫痫症的“巫师性忘我”，主要展示神秘的身体。两种状态为英雄的资质提供证明。这种英雄人格，通过身体能量展示自身的魅力，特别是对身外之物（经济上的钱财、官僚制度中的权力）不感兴趣，否则会被认为是有损英雄性人格。即使这样，它也具有不稳定性，经常面临魅力丧失的危险，因为“英雄魅力”这种东西飘浮不定，转瞬即逝。英雄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体力、精力、耐力有限，而且有缺陷，都有自己的“死穴”，有的在腋下，有的在裤裆里。古希腊英雄阿喀留斯的“死穴”在脚跟上，俗称“阿喀留斯之踵”。只要找到了他们的“死穴”，即使一位普通人也可能将他们击败。
因此，从逻辑上说，英雄的魅力不可能长久。为了长久维持英雄魅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魅力”凝固起来，使之不变，将它镌刻在历史和心理的功劳柱上。凝固的办法有两种：第一是社会层面上的制度化，将能量转变成控制能量的能耐，将力量变成操纵力量的权力。第二是叙事层面上的神秘化，将现实中的英雄神圣化，将传说变成意识形态的虚构，当代的“英雄叙事”多属这种类型。“禅让制”变成“世袭制”，是将英雄制度化的一个重大事件。世袭制度之后的统治者不是英雄，却是英雄的领导，英雄的能量都由他集中支配，英雄的魅力也由他首先分享，英雄仿佛成了统治者权力武器仓库中的一根梭镖。只要没有揭竿而起的人，统治者的英雄魅力就能千秋万代。此外，帝王意识形态叙事，是英雄制度化的重要帮手，将制度化说成是神的意志，为魅力丧失的“英雄”合法化提供说辞。
英雄资格的制度化，还有对英雄叙述的神秘化两种方法，目的都是将某一时刻（比如乱世、紧急状态）曾经呈现过的“英雄人格”固化。它仿佛一层防腐剂，涂在静止而僵死的身体表层，以便永久不变。真正的英雄是敢于行动、不断行动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可能会失败而成为悲剧角色，也可能会腐烂而消失在土地之中，但他不会变成僵死的偶像。
5.英雄、荣誉和幸存者
应该将“英雄”视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特殊的状态。比如，它处于自然与文明、混乱与秩序、灭亡与幸存的边界上；或者说处于文明的混沌状态、社会的紧急状态的边界线上。离开这个紧急状态的临界点，它就可能消失，被别的身份所取代，比如被帝王、谋士、学者、艺术家、商人所取代。
英雄就是幸存者，但幸存者不一定是英雄。面对紧急状态和危机时刻，人们有两种幸存方式，第一种是运用智力使自己成为幸存者，比如化妆、逃跑、装孙子（刘备和宋江就经常这样干）；比如躲避危险，让别人去对付危险，自己先做“孙子”后做“英雄”，最后坐收渔利（帝王、谋士）。第二种是敢于利用自己的身体能量战斗，如果击败了对手，他就成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幸存者；如果被对手击败，他的身体就消失了，幸存的只是他的名字。后面一种才是英雄。化妆和逃跑尽管也可能成为幸存者，但没有荣誉感，只有战斗者和牺牲者才有荣誉感。因此，英雄就是那种具有荣誉感的幸存者。
所谓“荣誉”的事业，就是一种非生产、非盈利的事业，一种与日常生计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业，比如战争、狩猎、竞技。凡勃伦认为，荣誉事业是一种勇武的事业，面对的是具有抵抗能力的“有生气对象”，比如敌国军队和野兽。生产性事业是一种耐心的智力的事业，面对的是无抵抗力的“无生气对象”，比如自然资源和奴化的人。荣誉性事业是紧急状态下的事业，适合于英雄；生产性事业是日常状态下的事业，适合于普通人。
一旦进入日常状态，英雄就无用武之地。危机和紧急状态结束了，所有的幸存者都面带笑容，仿佛刚刚参与了一次重大战役，而且载誉而归，这就是幸存的群众，他们正在分享幸存者的荣誉。幸存的群众对“幸存”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英雄”的兴趣。他们将活着的英雄仅仅视为幸存者，“英雄”最终狭义化为死者，只有死去的人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就从幸存者中被删除。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充当英雄的危急状态，才是产生真正英雄的土壤。所有的人都想当英雄的日常状态，真正的英雄就完蛋了。
把群众视为英雄，混淆了“英雄”和“幸存者”的界线，把所有的幸存者都当成了英雄，而不管这种幸存是属于荣誉性质的还是属于非荣誉性质或者卑劣性质的。只要存活下来，就有享受荣誉的可能，甚至还能享受到比英雄更多的“荣誉”。这是导致英雄人格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以为，英雄人格消失了没有关系，可以用国家机器来替代。但国家机器只对内部有效，对外部强大的敌人和自然灾难无效。
6.英雄、欲望和女性
英雄人格的非历史性与性爱关系的非历史性，两者在逻辑上是同一的。英雄与美女的关系，是一个英雄与欲望关系的原型，也是英雄与人性的隐喻。这一点将英雄从神的谱系和世俗权力的领域分离出来。
英雄是能量无限的人。他们将能量的一部分用于对付自然和人间的敌人。他们的剩余能量常常转化为英雄与美女的故事。英雄与美女，将一种最刚强的形式与一种最柔美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使得那些既不刚强也不柔美的平庸状态黯淡无光。英雄的能量可以通过战斗、杀戮、牺牲而与集体相关，这是一种集体的、种族的荣誉。英雄的能量还可以通过吃喝、死亡、性爱而与个人相关，这是荣誉的另一种形式，也就是一种违反生产原则的奢侈的荣誉（荣誉本身具有奢侈性质），因此具有违反禁忌的色彩。
在吃喝、死亡、性爱这三种行为中，最后一种是渴求秩序的常人非常反感的。在常人眼里，英雄一般都具有强大的肠胃，毫无节制地喝酒吃肉，他们常常对掌柜的大声叫喊：来三斤牛肉，酒只管筛来。常人总是歌颂英雄的肠胃，因为常人在假定，那些充填到英雄肠胃中的酒和肉，能够全部转化为征服敌人的能量，把吃喝当作战斗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英雄的剩余能量一直存在，它在寻求另一种宣泄的渠道，性爱就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性爱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化的耗费形式，将能量耗费在单一的女性身上，与常规秩序和生产相违背，与集体价值相冲突，因此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婚姻是一种与秩序相吻合的生产行为，就像稻种能够生产出很多稻子一样，就像增加兵力一样，具有集体和种族性质，从而得到群众的认可。而英雄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对既定世界的否定，比如他否定财产积蓄和世俗权力的集中，也否定将两性关系作为生产形式的婚姻，否定日常秩序。这是英雄和群众的基本矛盾。
女性成为英雄掠夺的对象，是将英雄主题和性爱主题合而为一的基本模式，性爱的个人主题乔装打扮成掠夺和战争的英雄主题。古希腊的英雄史诗《伊里亚特》所记载的特洛伊之战，就是一场英雄争夺美女的战争。战争由一个美丽的女子海伦而起。特洛伊国王的儿子帕里斯拐跑了迈尼锡国王阿伽门农的弟弟的妻子海伦，由此引起了以阿伽门农为首的希腊联军与特洛伊的十年大战。西方的英雄诗史中经常出现抢夺美女的故事。特洛伊战争是要夺回失去的美女。中国古代“楚汉之争”的故事是一个失去美女的故事。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尽管感人至深，但不是爱情故事。项羽有两项重要的装备：“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项羽的悲剧以两件装备（美人和好马）的消失告终。此后的英雄，基本上被塑造成不近女色的人。那些与女色相关的人，比如董卓、吕布、曹操等，基本上被视为反面人物，而关羽、张飞、周瑜这些人，与女性无关。《水浒传》里的英雄，基本上是靠杀女人起家的。
英雄欲望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性爱），被文化禁忌压抑到潜意识中。但被压抑了的心理能量不会消失，它会以一种被改写的程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压抑将人格的内部程序更改了，使它以各种变态心理的形式出现。这种文化压抑和人格心理要素的更改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造成中国古代英雄性格的更改：将英雄的自然人格改写为伦理人格，能量主体改写为道德主体。首先就是以“义”为名誉的兄弟之情，比如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其次是将一种“雌雄同体”人格作为最高境界，所谓“男人女相”，男性具有女性的外表和人格，将刚的一面隐藏起来，显示出女性温柔、爱哭、体贴、细腻的一面。这既是中国文化中“阴阳合一”理念的表现，也非常吻合道教“内丹派”的观念，就是在一个人自己的体内进行阴阳调和，独自解决，同时承担男女两种角色，借此来消解欲望、消解能量、消解武力，以柔克刚。比如刘邦之于樊哙，刘备之于张飞，宋江之于李逵，他们的兄弟之情中就带有男女之情。宋江同时充当了李逵的母亲或者姐姐的角色。以柔克刚的中国“英雄人格”，从此改写了英雄的原始语义，与权谋文化高度合一，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