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秘密与公众阅读
解密是公众兴奋的焦点，因而也就是阅读市场兴奋的焦点。秘密无处不在，有私人秘密，有历史秘密。就公众层面而言，秘密不是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而是一些“我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情”。“历史真相”就属于这一类，它常常以“回忆录”、“人物传记”、“揭秘报告”的形式出现。它将一件过去的事情变成了当代事件，因而具有历史评判和当代消费的双重特点。
解密历史，不仅仅是满足公众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它在为当代人提供安全感。公众在阅读“历史秘密”的时候，由一位无知者变成了知情者。他们知道了自己应该知道的“秘密”，他们有了一种“胸有成竹”、“了如指掌”的感觉。解密历史是公众觉醒的一个基本前提之一，是他们参与历史的特殊方式，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阶段的重要特征。因此，解密的准确和客观十分重要。
一般而言，“解密”应该是一些客观材料，最好要提供具体数据。同时，解密工作应该由“第三者”来完成。如果回忆者就是当事人，那么他涉及自己的行为时，目的不应该是介绍或开脱自己，而是提供与自己的行为相关的其他历史人物的资料。如果当事人的回忆，为的是阐明自己、开脱自己，其可信程度就要大打折扣。它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作品”而已。“历史解密”不是创作。作家余秋雨试图用个人创作来取代历史解密工作，这是一个错误，因此遭到了诸多的质疑。恰恰因为有了尖锐的质疑，使解密书籍产生了更为神奇的市场效果。对真相的质疑，成了市场营销学的帮手。这是不是很像一个圈套、一场阴谋？它为阅读市场增加了令人迷惑的神秘气氛。
2.私人秘密与窥视癖
与历史秘密相应的是私人秘密，比如自己有几个情人，情人的审美趣味和饮食习惯，居室里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动作，一个人在国外求学、旅游的遭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并不是“我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知道他的情人居室内部的事情呢？为什么要知道别人在国外的经历呢？问题在于，就有人想知道。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弱项，其他动物就没有这种嗜好。这个弱项（刺探和窥视）的极端形式，就是一种属于变态人格的“窥视癖”。考虑到最基本的人性特征，我们发现“窥视癖”自有它独特的社会功能，比如它通过对人的弱点的刺探而寻求庇护，比如它对社会禁忌和规则的冒犯（萨德侯爵和亨利·米勒的小说就属于这一类）。
问题在于，今天的阅读市场关注的并不是真正的人性的秘密，而是所谓“公众人物”的秘密，实际上也就是成功的秘密、资本逻辑的秘密。阅读市场有一种暗示作用——“公众人物”的私生活中包含了成功的消息。抽象的成功光环，附着在他们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情节之上，因而变得具体可感了、可以模仿了。这既是公众阅读市场的一个兴奋点，也是书商成功的社会心理基础。
与此相应，写作在市场的驱动下变成了“暴露癖”和一场阴谋。将私人居室变成公众场所（争斗、讨价还价的场所），或者将公共场所变成私人居室（将个人私生活的秘密在市场上兜售）。通过传播和阅读，个人的肉体秘密和精神秘密变成了一场交易。这是近代以来通俗文学的基本手段。但是，写作上的“暴露癖”不但没有缓解人们的“窥视癖”，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病症。因为读者既不可能从中了解到人性的秘密，更无法了解到成功和资本的秘密。他们带着疑惑和迷茫的表情，一次又一次消费“文字桑拿”。
3.阅读市场和秘密的边界
阅读市场最擅长的，就是将两种秘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和“我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情”）的边界搅乱。进而通过广告（包括争执、诉讼等手段），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我们必须知道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将私人的秘密转换成公众的秘密。公众人物和公众事件在这里成了最好的媒介。对个人过去无聊的生活细节的消费，仿佛成了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对真理的追求。在书商亲手制造的阅读现场，人们质疑、反驳、叹息、失望，就像虚拟的历史现场上一位忠实的“文字陪审团”成员。
按照人的本性，他们会对任何人或任何一种私人秘密感兴趣。真正的文学创作，恰恰需要关注的就是私人经验和私人秘密，既满足了“窥视癖”，也顺便承担了人性批判的任务。而实际上，当代阅读市场根本就不会让人们消费真正的“私人秘密”，因为这种孤立的秘密，既无法充当成功的楷模，也无法提供历史审判的证据。公众人物的隐私就不一样了，它作为书籍的基本内核和全部价值，不需要经过任何“前戏”，就能直接引起阅读兴奋。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书商正是借助公共形象（也包括公共概念）的声誉资本，减少了生产成本。
在今天的阅读市场中，人们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私人的秘密，哪些是公共的秘密。公共秘密以一种欲望宣泄的形式出现，私人秘密打着公共的幌子出现。在媒体娱乐版和网络论坛的帮助下，私人事件迅速成为一个公共事件。“窥视癖”似的消费特征往往被一种貌似真理的宏大主题掩盖。
两种秘密边界的混乱，或许不是阅读市场特有的现象，而是社会从“传统政治经济学”时代，进入“符号消费经济学”时代的共有特征。符号的诱惑主题，正在逐渐构成一个自足的象征体系。它在控制着阅读市场的走向。它与“语言和实在”、“现象和本质”无关，仅仅是符号自身发起的一场场暴动。所有的“阅读消费者”和“窥视者”，都像是虚拟“文字街垒战”上飘忽不定的影子，他们张开了瘦小的欲望的喉咙，在为“真理”呐喊。这一特征，既是阅读活动中的烟幕弹，也是耸立在阅读批判面前的巨大路障。这就是理性的消费（阅读）和理性的评判（书评）所面临的一个残局。
真正的解密性写作和阅读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人性秘密的刺探，它应该由真正的文学创作和阅读来完成。还有一种就是对历史的解密，它应该由“历史档案管理员”（包括社会学家的调查）和读者来完成。所有打着“揭秘”幌子在市场吆喝的“创作”，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