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新十一旅二团地下党组织被叛徒分子张鼎丞破坏殆尽，后突然一团八连连长、地下党员任怀义叛党，出卖了一团地下党党员骨干，并造谣说一团准备“叛变”，投靠共产党。蒋介石即电令榆林邓宝珊迅速查处。一团地下党获悉情况后，立即进行串联，召开紧急会议。经研究决定：第一，新十一旅内部秘密组织做好起义准备。万一发生情况，由谢有德指挥起义，把一团拉到解放区；第二，采取和平斗争的方式扭转被动局面。首先邀请一团三个持中间态度的营长（曹又参、柴明堂、宋子元）去做团长陈国宾的工作。然后再请陈国宾尽快去向邓宝珊说明事实真相：即刘宝堂原来就有野心，时刻寻找借口吃掉一团，另起炉灶，脱离邓总司令，率领他的老基本二团，投靠胡宗南。陈国宾去向邓宝珊说明真相时，还以自己的脑袋担保一团没有问题，邓宝珊听了高兴地说：既然你老兄敢作保，我就放心了，向上边答复我完全负责。一场风波暂告平息，保住了党在新十一旅中的有生力量。
1944年4月5日，陈国宾病逝，在“谁继任旅长”的问题上，一团和二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二团方面为史钫城助威争夺旅长的有旅政治部主任吴？、军统特务尤在中、副官长任怀义、团副张鼎丞等，这些人上串下联，大造舆论。针对这种情况，一团地下党组织认为，一团团长曹又参坚决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又是新十一旅创始人之一，在官兵中威望甚高，应支持曹继任旅长。为了争取邓宝珊的同意，党组织决定派李树林去做工作。李借为女儿婚事请邓当证婚人为名，乘机向邓面陈了曹当旅长的好处。与此同时，又请党外进步人士（邓的好友）向邓荐曹，邓本对史钫城曾密电陈长捷和董其武，要求离邓归胡之事不满，此时又考虑到曹继任旅长后对稳定三边局势，维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确有好处，便毅然决定任命曹又参为代旅长。保住了新十一旅，巩固了我党在新十一旅的主导地位。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在史钫城、吴？、张鼎丞、任怀义一伙叛特分子准备以武力解决一团的关键时刻，地下党组织派党员冯世光和进步人士王子庄，到定边向警三旅旅长贺晋年汇报情况。经三边地委请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新十一旅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并取得了起义成功。
可以说，地下党的领导是新十一旅起义胜利的决定因素。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新十一旅起义
李红梅
党中央、毛泽东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13年，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由弱到强，奇迹般地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党的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则功不可没。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共产党人〉发刊同》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这一时期，党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把统一战线工作当作一个重要法宝；在行动上动员全党积极参与统一战线工作，把统战工作与党的各项具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力争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策略上，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和促进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达到了照顾各阶级、各阶层利益，保护和发展边区经济，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力量的目的；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政权形式，达到了广求民主，广泛团结，广泛调动积极性的目的；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坚持以党的正确政策和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说服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关心、照顾他们，以及优待与重用他们，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等等。
党的一系列统战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大批党外爱国人士和进步人士纷纷投奔延安。原驻防安边的以曹又参旅长为代表的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以下简称新十一旅）从1930年到1945年的16年之中，在我党长期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在该旅地下党组织十多年不懈的努力工作下，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内战即将爆发前，中国革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毅然举起了反内战的旗帜，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新十一旅的起义是震动西北乃至全国的军事事件，是陕北党组织历经十多年艰苦兵运工作及统战工作赢得的辉煌成果，也是新十一旅起义官兵在历史转折关头反蒋爱国、不打内战的明智选择。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曹又参旅长时，对新十一旅的起义给予高度的评价，赞誉新十一旅是国民党军队起义的火车头！高度评价了新十一旅起义的重大意义和功绩。
安边、宁条梁，原是陕北长城线上的两个城堡。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定边、靖边、吴旗及盐池归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而安边和宁条梁则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时期，新十一旅旅部及一团驻安边城，二团驻宁条梁。
抗战期间，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扬言“二年决定命运”，妄图在两年之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于是国民党蒋介石不断制造摩擦流血事件，其中1939年冬至1940年春、1941年1月、1943年3月至10月就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作为我党统战工作重点对象的新十一旅，到1944年，已有不少共产党员，如一团副团长牛化东，连、营长冯世光、李树林等。同时，新十一旅地下党还争取到了许多同情我党的军官和士兵，如代旅长曹又参、参谋主任王子庄等。由于我党长期的政治影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攻势，新十一旅一直同我们实行联防，共同抗日，摩擦甚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舆论压力下，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一连三次电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赴重庆举行谈判，商讨和平建国大计。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则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胡宗南也加紧了围攻延安的准备。
榆林的邓宝珊部二十二军及驻防三边的新十一旅，是蒋介石、胡宗南的眼中刺，认为其倾向共产党，不可靠，决定将其调往包头，以整编为借口清除部队里的共产党，拔掉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并由二团团长、复兴社分子史钫城任师长。此刻，新十一旅内部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一触即发，形势非常严峻。当时新十一旅有26个连3000多人，可由地下党组织直接指挥的有8个连队，可能争取的中间势力有9个连。再加上警三旅派出的支援部队，起义成功的把握性很大。三边地委随即派警三旅通讯联络参谋葛申同冯世光、王子庄返回安边参加起义的领导工作。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赵武臣等同志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制定了起义方案：一、成立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任总指挥，王子庄任副总指挥；二、派高昆山去白泥井二营防地，传达起义命令；三、调二营朱子春六连来安边供指挥部机动使用；四、严密监视宁条梁方面史钫城二团的动向。
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起义部队首先围攻旅部，扣押了新十一旅政治部主任吴？、参谋长石佩玖、副官长任怀义以及国民党定边县党部书记谢永鹏及县公安、税务、邮政局长等，控制了安边城。10月26日，驻在距安边70里以外宁条梁的二团团长史钫城听到一团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进行部署，准备顽抗，并急电要求胡宗南派兵增援。10月27日，一团和旅部直属部队及支援起义的警三旅部队在安边城召开了会师大会。原旅部参谋主任王子庄宣读了新十一旅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而举行武装起义的宣言，并宣布了坚决消灭驻宁条梁二团反动势力的命令。10月28日，攻打宁条梁的战斗打响，二团负隅顽抗，我方因采取围攻劝降，致使战斗相持了四天。11月1日，警三旅旅长贺晋年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11月3日拂晓，总攻宁条梁战斗开始。经过两小时的激战，攻破了宁条梁城堡，击毙了二团团长史钫城，俘虏慕寿山等800余人，该团周效武营官兵400余人从堆子梁防区逃向榆林。
11月5日，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率领全旅官兵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起义通电。起义后的新十一旅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用新编第十一旅番号，仍驻防安边、宁条梁一带。中央军委任命曹又参为新十一旅旅长，郭炳坤任政治委员，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任参谋长，苏效蒙任政治部主任。新十一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光明的道路，站在爱和平爱祖国反内战的立场上，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此举英明果断，名垂青史。
获得新生的新十一旅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100多个旅、师、军将领弃暗投明率部起义的榜样。
194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党内指示中，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指出：“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军队中向往和平、反对内战的有正义感的军人，在地下党的策动下，先后举行反内战起义。从1946年7月到1949年6月底，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了整三年，共消灭敌人569万多人。到1950年6月，国民党的807万军队被解放军彻底解放。到4月，有84万多国民党军人起义，63万多名放下武器投诚，29万多名接受和平改编。起义、投诚及和平改编人数共计达177万多名，其中将领1400多名。在解放军的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这场战争中我党灵活运用三大法宝，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坚持正义，大得人心，得道多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失道寡助，加之他独裁专政，政治腐败，官员腐败，众叛亲离，其军队节节败退，在大陆的统治最终宣告结束。其中新十一旅率先起义的领头雁作用功不可没。
60年后，我们回顾历史，以崇敬的心情来评说他们的历史功绩，缅怀那些光荣起义的将军和军士，深深被他们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正义立场以及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看清天下大势，英明果断的明智之举所感动。新十一旅用他们起义的壮举，竖起了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丰碑，让后辈子孙永远缅怀。
试论曹又参从“倒井”失败到安边起义成功的贡献
right冯建霞 王晓莉
1945年的10月，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位于陕蒙交界处的陕北三边地区爆发了举国震惊的国民党邓宝珊部新编十一旅的安边起义。这次起义成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及将领弃暗投明率部起义的领头雁。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曹又参时高兴地说“你们是火车头”。朱德和彭德怀设宴招待了他，陕甘宁晋绥联军司令员贺龙还专门为他组织了欢迎晚会。一个国民党的旅长为何能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今天，我想就曹又参从“倒井”失败到安边起义成功的贡献作些简单的论述。
一、曹又参“倒井”活动的准备和经过
1901年3月15日，曹又参诞生于陕西省横山县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他从小学习优秀，1921年考入北平平民大学政治经济系，在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资助下完成了学业。在北平平民大学读书期间（1921-1925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和报纸，开始思考和认识一些社会问题：如劳动人民被剥削而产生的贫困问题，北洋军阀丧权辱国问题。他对旧的封建制度产生了极度的不满，尤其是对陕北军阀井岳秀对人民的横暴剥削与压迫更是痛恨，它的脑海中充满了愤怒与革命的激情，他决心毕业后回到陕北，联络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去打倒井岳秀。
1925年曹又参大学毕业后，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之聘，到榆林中学当教员兼训育主任，在榆林中学的半年时间里发生了学生要求参加校务会议的风潮，可井岳秀不用合理的办法调解学潮，竟派来了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压制学潮。井岳秀这一暴行使曹又参深感气愤，他愤而离校，开始了他抱负以久的“倒井”的实际活动。
首先，他选定了陕北地区的宁条梁作为他“倒井”的基地，为了便于活动，1926年春，他有计划的活动到一个靖边县分县长的职位，去了三边。到三边不久他便同阎揆要、石子俊、王子元、杨觉天、杨志显、张润民六人在宁条梁县佐公署开了一个“倒井”的秘密会议，决定团结井部不满井的进步军官、陕北籍军官及地方团队，伺机兵暴“倒井”。同年秋，曹又参到榆林找到杜斌丞先生，将“倒井”的计划及活动告诉了杜先生，并请他做这个计划的总领导人。杜先生慨然应允，并且提出了“倒井拥高”（指高志清）的方针。是年冬曹又参为便于奔走陕北各地做“倒井”活动，辞去了靖边县分县长的职位。到1927年秋，曹又参联络到了近30个连的“倒井”部队，其中有以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石谦全团；任和亭团内的石子俊的4个连；高景明团内的李植卿等4个连；段得胜团的一部分；左协中团的一部分等等，按表面的数量上看，已到可以发动“倒井”的实际军事行动的程度。这时，井岳秀对他们的活动已有所察觉，于这年中秋节设计暗杀了思想进步的石谦团长。情况危机，曹又参星夜从横山家中赶到横山县城，商议“倒井”兵暴。为此，曹又参亲自到神木向高志清主力部队通知此计划。但结果是除了驻清涧的石谦团由于团内有共产党组织的严密工作，在共产党员李象九、谢子长的领导下如期暴动外，高志清借口杜斌丞去平津未回而不动。其他部队则借口未得到高志清的命令也按兵不动。最后，谢子长、阎揆要等在清涧的孤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次“倒井”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二、曹又参总结“倒井”失败的教训及启示
为了躲避井岳秀的迫害，曹又参两次流亡到了北平等地，期间，他向杜斌丞先生汇报了“倒井”失败的情况，共同总结了“倒井”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这次“倒井”运动失败原因之一是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他们数年来所联络的多是一些一心想要升官发财无革命性的军人们，他们只想着谋取自己的私利，并不将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参加“倒井”也只是出于自己个人恩怨的考虑，一到关键时刻，为保存实力便临阵退缩甚至投降敌人。
其次，没有一个正确的党组织的领导。此次“倒井”运动除李象九、谢子长所领导的石谦全团是共产党所领导，别的多为一些小部军阀，没有坚定的信仰，全凭一伙爱国青年的热情去行事，导致参加人员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不服从指挥。
对这两点曹又参曾在自己的自传中总结到：“一是我们‘倒井’的同志们，除手无武器的很多革命青年热情的尽力奔走外，凡有武装的人们，大部分是脑海中充满‘权财’两字。对人民的痛苦是不在意的，所以就顾首顾尾的，不肯毅然行动。二是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做中心领导，只靠一伙热情革命的人们，散漫的奔走活动，是不会有一致的军事行动的。”
杜斌丞和曹又参还认识到：即使这次“倒井”运动成功，还是以暴易暴，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统治那些小军阀，徒使人们多遭战乱之苦，因此决定“倒井”活动暂时停止。“倒井”活动停止后，曹又参并未放弃他救国救民、变革社会的思想，他和一些为“倒井”运动继续留在陕北的青年们前往各处去组织自己的队伍，或参加别的部队，为将来的革命积蓄力量。
1930年春，蒋、阎、冯新军阀酝酿内战，冯玉祥将其驻西北的嫡系部队调到河南，留下其杂牌军苏雨生驻陕宁边界一带，扩编队伍，曹又参和曾参加“倒井”的一批人加入了苏部，曹又参任参谋长。1930年夏，苏雨生被马鸿宾驱出宁夏，秋天部队到了甘肃靖远，之后归属、番号、驻地几经变迁，1931年底番号改为新十一旅，1932年冬归邓宝珊指挥，至1945年安边起义曹又参的职务已由参谋长变为旅长，在此期间，曹又参一直在发展自己队伍的进步力量。
1934年春，曹又参去南京上了蒋介石的中央军校高教班学习了一年多，期间他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但在这一年中他对国民党的反感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加强。
1945年10月25日，曹又参率部毅然举起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旗帜，为争取和平主民主愤而起义。
三、曹又参对安边起义的贡献
安边起义是陕北党组织历经十多年艰苦兵运即统战工作的一个辉煌成果，也是起义官兵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的英明抉择。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功不可没。
首先，曹又参利用自己的身份，长期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