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北平上学期间，曹又参就接受了初步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倒井”活动时，又在与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的交往中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1930年初当谢子长、刘志丹带领高岗、贺晋年、张东皎、牛化东、李树林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苏部搞兵运工作时，曹又参明确表示，愿意在党外为党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故刘志丹称其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当谢、刘离开苏部回陕北时，曾就曹又参的情况向留下的党组织作了介绍和交代，对曹又参也作了嘱咐。1930年冬，曹又参与部队里的共产党组织达成了协议：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去掩护党组织的安全活动，保护党组织成员的安全，在新十一旅的共产党的重要决议案，须通知曹又参并要得到曹的同意。从此，曹又参就和该部队的地下党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互相信任，凡遇重大问题，都要互相沟通和商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曹又参一直站在党的立场上和党保持一致，并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帮助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和新十一旅内部的反动势力、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并且依靠共产党组织作为控制新十一旅的核心组织，全力发展党的力量。
到曹又参任新十一旅代旅长时，一团可以说完全被中共组织控制，一团团副牛化东、三营营长李树林及13个连长中的11个都是共产党员，这就为后来的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如当年该旅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牛化东曾评价的那样：“又参在旧十一旅的16年，是同共产党特别是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分不开的16年。没有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像又参那样不随世俗、更不会钻营的人在十一旅是当不了旅长、团长的；如果没有曹又参，我们这些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党员在十一旅也难站住脚，也难保存下来。这是又参对党作出的重大贡献。”
其次，曹又参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一贯主张抗日，反对反共摩擦。
早在1936年冬，当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甘肃会宁、静宁一带时，新十一旅临时归毛炳文指挥尾追红军，曹又参赞同地下党组织的意见，避不与红军作战，并有意将红军沿途散发的传单如《北上抗日宣言》、《告国民党意见书》及标语、口号等收集起来，整理阅读。曹又参完全赞同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将所整理的材料送请邓宝珊阅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曹又参向邓宝珊建议请缨抗战之事，经邓宝珊同意后，曹又参随部北上开赴绥远抗日前线。
新十一旅到达三边时，绥、包已失陷，此后就驻留在三边一带。到达三边后，曹又参阅读了大量的《解放日报》等报纸、刊物，还阅读了毛泽东的一些关于抗日问题的著作和我党的一些公开文献，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深了了解并深表赞同。当国民党大肆进行反共摩擦时，新十一旅驻防的三边地区国共双方共同联守，摩擦甚少。
为了向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曹又参的积极支持下，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一团办了两期军训班，使全体官兵明白了只有走民主、革命的道路才能走向光明。与此同时，新十一旅的地下党组织还在新十一旅成立了统战性质的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参加人员多为下级军官，这就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为后来的起义打下了基础。
第三，曹又参策划支持起义，率部走向光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决意打内战的意图已十分明了。曹又参经过反复思考，决心率部起义。当牛化东、杜立亭和他谈及时局，劝其起义时，他欣然应允。并决定带病去榆林，去说服邓宝珊率领更多的部队进行反内战的起义，以带领更多的人投向光明，造成更大的影响。起义的枪声打响后，曹又参赶回三边，率部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十一旅，曹又参任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并署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起义通电。随后他又前往延安汇报工作，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1946年，以曹又参为旅长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十一旅于起义周年时，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起义周年感言》，痛斥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
可以说，没有曹又参就没有新十一旅的发展壮大，没有曹又参就没有震惊全国的安边起义的顺利进行。因此，不管从哪方面去看，新十一旅的安边起义不仅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有关，也是和曹又参同志的积极配合与他本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去说，曹又参同志的确为新十一旅的安边起义作出了贡献，永远值得纪念。值此安边起义6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向曹又参同志表示深切怀念。
德王分裂国家的阴谋活动在沙漠戈壁的彻底失败
曹又参参与争取流窜在阿拉善北部的德王李守信残部投诚记略
史继法
1949年9月，宁夏银川解放，阿拉善旗扎萨克达理扎雅率全旗军政人员起义。德王、李守信带领1000多人，打着“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旗号，流窜到阿拉善旗北部中蒙边境的沙漠戈壁，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续进行着分裂国家的活动，成了残留在西北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一条动乱的祸根。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原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人们称他为德王。20世纪30年代，开始搞“蒙古自治”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扶持傀儡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又策划内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支持德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不久又改称为“蒙古军政府”，作为建立“蒙古国”的框架。从此，德王公然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分裂国家的道路。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向中国进攻，平津、张家口、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德王又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和最大的蒙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伪蒙古军被蒋介石国民党收编，用来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内战，德王没有受到惩办，在北平当了三年寓公。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德王逃到南京，又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国特务机关的支持下，4月初窜到宁夏的阿拉善旗。在国民党无暇顾及而解放军尚未到达之时，笼络内蒙古一些盟旗的封建王公、反动牧主、原伪蒙疆政府和伪蒙古军旧部、变节分子及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一些反动政客，于1949年8月10日，在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彦浩特）拼凑了一个所谓的“蒙古自治政府”，当上了主席。宣称要以内蒙各盟旗、宁夏及青海、新疆的蒙古各旗之“固有疆域为其领域”，“抗共图存”，继续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
兰州解放后，解放军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在金积、吴忠战役中歼灭了马鸿逵部主力，马鸿宾部八十一军在中卫接受和平改编，阿拉善旗扎萨克亲王达理扎雅和旗保安总队总队长罗巴图孟克率全旗军政人员起义。德王不愿接受和平解放，遂与伪“蒙古自治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等人分道扬镳，1949年9月20日，与20多个追随者携带“蒙古自治政府”木质印信及长方形木质招牌，逃往阿拉善旗北部中蒙边境的图克木庙。
原日伪蒙古军李守信旧部，1946年被国民党收编为骑一旅，在辽沈战役中溃散，一部由团长苏和巴特尔率领窜抵察哈尔省的宝昌，绥远的武川。闻知德王在阿拉善旗进行“蒙古自治”活动，1949年又窜到宁夏磴口、陶乐一带。宁夏解放时，与流窜到中蒙边境乌拉特中后旗的热河、察哈尔蒙旗反动武装塔拉巴等部会集于图克木庙一带。德王遂组织了“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行辕，自兼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除苏和巴特尔的骑兵第一师外，又将塔拉巴部编为骑兵第二师。为表明“蒙古自治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没有隶属关系，不用中华民国的旗章和纪年，改用成吉思汗纪年和成吉思汗三色军旗。在这片渺无人烟空旷辽阔的沙漠戈壁上继续做着他的“大蒙古国”之梦。
宁夏解放以后，为了尽快稳定西北和内蒙古的社会秩序，尽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西北野战军总部、十九兵团、宁夏和内蒙古的主要领导彭德怀、杨得志、潘自力和乌兰夫都竭力做工作，通过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扎雅等争取德王回来。并明确表示，只要放下武器，归向人民，就能取得人民的宽大，可以不咎既往，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是德王、李守信等少数反动头目，坚持其反动立场，拒绝归来。
德王、李守信搜罗的1300多人，天寒地冻缺衣无粮，马无草料，骑兵不得不变成骆驼兵。于是就在牧区所到之处，劫掠牧民的粮食衣物，牛马驼羊，奸淫妇女。掠夺宰杀了牧民的骆驼5000多峰，牛马300头（匹），羊1000多只，迫使边境上的110多户牧民和7000多头牲畜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使阿拉善北部700里成了无人地带，给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牧民们称他们为“德李匪部”。
10月间，阿旗北部图克木、巴伦沙尔扎等巴格（乡）的牧民，为避匪患，赶着牲畜扶老携幼潮水一般涌向南边的巴音诺尔公一带。时任阿旗保安部队北部地区防卡队长的段塔拉腾岱刚从蒙古边境归来，看到乡亲们遭受的洗劫，十分义愤。遂动员了自己的四个弟兄及拥有枪支的20多个牧民组织了民防队，自发起来抗击德李匪徒。
10月底，阿旗保安总队部分蒙古骑兵进到巴伦沙尔扎巴格的海其音克特勒一带，组织了北线指挥部，一面监视、阻止其四出劫掠，保护牧民；一面向德王做工作，劝告其归顺人民。德王拒不投诚，又窜到了阿拉善西北与额济纳交界的拐子湖，企图西进，经甘肃河西走廊，出青海、西藏，到印度，依靠美帝国主义支持，继续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
由于德王派出的代表赴银川谈判无诚意，阿旗政府根据宁夏军政领导的指示，对德李残部实施军事上围困，政治上争取的策略，对小股匪徒四出抢劫坚决予以打击，保卫牧民，迫其投诚。并增派了旗保安总队两个中队，对拐子湖东南方形成半月形包围圈。西边的额济纳旗方向则由甘肃张掖驻军负责，截断其西窜的道路。
1949年12月29日，德王偕同他的秘书、副官等去了蒙古，不久即被软禁。1950年2月初，李守信及其他主要头目宝贵廷、苏和巴特尔、都固仍仓、敖木巴特尔、托克托胡等六人也去了蒙古。
1950年2月27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德王犯有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企图颠覆蒙古和苏联的罪名正式宣布逮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德王为战争罪犯，要求蒙方将德王引渡回国。1950年9月18日，蒙方将德王押送到北京，移交给中国，中国政府遂对其以伪蒙疆政府首要战犯罪进行了审判。
在全国基本解放的形势下，流窜到阿拉善旗北部中蒙边境地区的德王、李守信残部对前途忧虑仿徨。有的主张西进找国民党，有的主张北上投向外蒙古，有的主张东去接受解放。曾在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任职，后应邀做了德王秘书，并被任为伪“蒙古自治政府”内务署副署长、“蒙古议会”秘书长的陶布新，对形势有比较清醒的看法。他是主张和平解放的，也是最先劝说德王派代表到银川商谈和平解放问题的。并于11月9日、12月19日两次被派往银川与宁夏军政领导人洽谈和平解放事宜。
德王、李守信等人到蒙古被扣押，主张北上的人幻想破灭，留在拐子湖的人无所适从，思想混乱。陶布新、孙明海和伪“蒙古自治政府”秘书长吉致祥商议，又先后召开了全体文职官员大会和排长以上人员会议，当众宣读了乌兰夫致德、李等人信件，说明当前局势变化情况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指出西进找国民党是死路，北上蒙古也不妥当，东去接受解放才是出路。于是大部分人同意接受解放，只有团长韩撒嘎拉等少数人仍坚持西去。第二天黎明，韩带着100多人西窜额济纳旗抢劫，后逃入宁夏与新疆边界的马鬃山，被甘肃驻军剿灭。伪一师二团副团长葛瓦拉西，对到定远营接受解放仍有顾虑，表示愿到乌盟向解放军投诚，率203人东去了。韩、葛率部出逃后，陶布新等即组织了“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全体官兵迎接解放委员会”，1950年2月25日分别向宁夏潘自力主席、内蒙古乌兰夫主席发出投诚通电。
曹又参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时，率部参加了解放宁夏战役。9月23日银川解放后，出任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以后又被任命为宁夏军区副司令员。自始至终参与了争取德王、李守信残部投诚的工作。
10月11日，阿拉善旗扎萨克达理扎雅，到银川向十九兵团和宁夏军政领导杨得志、李志民、耿飚、潘自力报告起义经过和地方治安情况，曹又参以银川市军管会副主任身份参加接见并听取汇报。这次会见为解决德李残部问题定了基调。杨得志司令员对达理扎雅明确表示，所谓“西蒙自治政府”（10月1日达理扎雅曾以“西蒙自治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巴文峻以“西蒙自治政府”秘书长的名义，联名上书彭德怀司令员并转呈毛主席，要求承认德王“蒙古自治政府”改头换面的“西蒙自治政府”）并不存在，不能承认；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包括整个内蒙古。德王必须先放下武器，将部队集中改骗，不得在沙漠中扰害牧民，德王的战犯罪名，十九兵团可以报请取消。请阿旗政府设法与德王联系。
11月9日、12月19日，德王派出的代表陶布新两次到银川与宁夏军政领导洽谈。宁夏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潘自力亲自接见，曹又参以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参与接见洽谈。由于德王拒不亲自回来商谈，并提出要求承认其所谓的“蒙古自治政府”，要求允诺其实行内外蒙合并建立大蒙古国的分裂主张，潘自力主席严正指出：德穆楚克栋鲁普过去投靠日本，出卖祖国，已成了蒙奸卖国贼。现在党和人民仍在耐心等待他觉悟，回到人民这方面来。希望他不要执迷不悟，自绝于人民。
通过两次洽谈，宁夏军政领导已看清了德王的顽固立场，对争取他的归来不抱希望，而把希望寄托在受其影响而仍追随他的广大军政人员身上。遂通过宁夏省委统战部长王自强会后向陶布新表示：德先生这次没有亲自前来商谈，足见其还有顾虑。你们回去以后，应尽量说明党的宽大政策和民族政策。中国的全部解放已为时不远，请把当前的形势转告德先生，不要再存什么幻想，赶快归向人民方面来。如果德先生仍有顾虑不肯来，争取其他人来也可；部队全体不能来，争取大部分来也可。
形势果然不出所料，德王、李守信等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分子拒绝归来逃往蒙古，少数部队因有顾虑逃往他处，大部分在阿拉善缴械投诚了。为了消除一些人的顾虑，宁夏军政领导又打电报宣布：“对德李部队在磴口县及阿旗扰害行为，一概免予追究，务即就地向阿旗保安队缴出武器，前来定远营听候安置。”德李投诚人员甚感政府的宽大，陆续分批前往定远营听候安置。
1950年3月24日，曹又参根据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的指示，亲自前往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宣布中共阿拉善旗工委的建立和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具体研究解决德李残部投诚有关问题。3月25日，与同他一起到阿旗赴任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同车到达定远营。
曹又参副司令员受到阿拉善旗扎萨克亲王达理扎雅、协理罗巴图孟柯、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人的欢迎。达理扎雅又在王府以阿拉善最高礼仪烤全羊盛情招待了曹又参一行。
此后的几天，达理扎雅、罗巴图孟柯等人分别前来拜会曹又参、曹动之，二曹在先期进入阿拉善旗的宁夏省人民政府工作组负责人云祥生、郭全德的陪同下，也拜访了达理扎雅等人，广泛交换了意见。3月31日在旗政府召开的军政干部会议上，曹又参代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中共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曹动之任书记，云祥生任副书记。宣布成立阿拉善和硕特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达理扎雅为旗政府主席，罗巴图孟柯、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为副主席。中共阿旗工委的建立和旗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阿拉善旗迈入一个新阶段。
在听取并征求了带头率领德李残部投诚的陶布新等人的意见，并经与达理扎雅等阿旗军政领导人协商，报请宁夏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同意，3月31日以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曹又参、中共阿旗工委书记曹动之、阿旗政府主席达理扎雅三人的名义，给阿旗保安总队北部前线指挥部发出急电，让其转告德李投诚人员，明确宣布投诚后不咎既往的宽大政策和具体安置办法：
（一）你们如果欣然来归，政府决以宽大为怀，对以往行为绝不追究。
（二）接受解放，官兵就地将枪械完全缴给阿旗罗副总队长暂为保管，俟整训后再予发还。
（三）官兵编迁可按志愿，愿为军人者可编为阿旗保安队，中央人民政府可按解放军地方部队标准补给一切；愿回籍者，可资迁回籍。
（四）愿在阿旗落户为民，可分别予以帮助和安置。
（五）喇嘛官兵愿继续当喇嘛者，无论在阿旗或他往，均可听其自愿。
（六）前自治政府人员，经短期学习后可予安排工作。
（七）集中地点为定远营，南来时沿途所需粮食可设站供应。
在投诚后到定远营集中期间，阿旗政府用骆驼运送了两万多斤粮食到二三百里外的集结点进行接济。由于投诚人员衣着破烂不堪，曹又参副司令员又向宁夏军区要来了650套军衣为他们换了装。
到4月中旬，德李残部投诚归来的军政人员及布里亚特牧民共940人，除因换粮换衣或变卖散在牧区的武器外，共缴各类枪械266件、电台1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