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居在北京上斜街的张穆，并不是个一头钻进故纸堆里的书虫，他是一位身居陋室而心怀天下的人物。
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琦善是投降派的代表。他奉命到达前线后，与敌人不战而和，并私自和敌酋义律谈判，以香港私许英人。他的举动引起了国人的愤慨，于是“海内莫不以罢战言和归咎于琦善为始作俑者矣”。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道光皇帝只好下旨将琦善锁拿送京审判。但这只不过是做了个样子，琦善重罪轻罚，不久又重新启用。此消息一传开，朝野舆论哗然。
就在这时，在朝身为御史的陈庆镛，委托他的好友张穆代写奏疏，弹劾琦善。于是一篇名震天下的《申明刑赏疏》便从斋破门而出。
《疏》是古代臣子向皇帝提出意见或建议的一种文体，它的特点是分条陈述。汉代贾谊的《论积贮疏》，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都是《疏》中名篇。
这份《疏》的起首，开宗明义，把矛头直指当朝皇帝，“臣某奏，为刑赏失措，无以服民”。指责道光刑赏失措，不能使天下的百姓信服。
接着揭露琦善等人的罪状，认为琦善恶行累累，“罪不胜诛”。然后又指出朝廷对待琦善等人的包庇纵容“收禁未及三日，辄已弃瑕录用”。之后又陈述琦善等人重新启用之后天下人的反应“谁不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说明此《疏》是为民请命，代天下人立言，非自己的一人之见。《疏》中还公然反问皇帝：“未闻皇上所谓阿者何人？所谓即墨者何人？”此疏的最后结论是：“如果这样下去，天下将会是非颠倒，赏罚混乱。”希望皇上收回成命，重处琦善等人。
此《疏》一出，朝野相应，天下沸腾。道光皇帝只好收回成命，革去琦善官职，让他在家中闭门思过。
笔者曾经阅读过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其中虽说不乏大胆的议论，激烈的言辞，但大都停留在“臣罪当诛，天皇圣明”的水平上。像张穆这样全然不把这个真命天子放在眼里，批评议论，抨击斥问的《疏》《表》还不曾见到过。
张穆代陈庆镛写《疏》，说明他身在书斋，关心国事。而《疏》中所折射出的时代曙光，人性的觉醒，及作者的强烈的民主意识，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1841年的12月张穆写信给祁寯藻，建议他选贤任能，重视人才。
原来，在这一年“诣阙献书”者甚多，但“皆置不报”。其中有一个从福建远道而来北京向皇帝上书献策的人竟然被关押起来。张穆在他的《与祁叔颖枢密书》中说“我并不认为闽生之策必有可采，只是希望凡是这类人物都要详细考察他的建议正确与否，研究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准确了解他的建议的内容，然后分别作出处置。这样，才能使真正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他们出世后，也有为世所用的希望。”张穆在信中还指出：“有人人皆知其庸碌无能，不足供驱策者，而朝廷皆如所请与之。”原来朝廷亲自登门邀请的参与军国大事之人，都是些“庸碌无能之辈”，这样一来，哪里还有张穆之流的天下英雄的用武之地？更何况是一文不名的区区贡生？
显然，这些选贤任能的建议只是张穆的一厢情愿，不过我们也能看出他，身在书斋而心忧天下的博大襟怀。
1848年的12月，张穆受友人的托付，写成了《高要苏君家传》，并撰写了《公祭苏封翁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世俗之所望于子者，率不过甘旨而丰腆与褒赠之宠荣。一旦剽朱夺紫，奋迹朝廷，谁复责以关心国是，系念民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世上俗人们对孩子们的希望，大都是企盼他们将来做官为宦，锦衣玉食，吃得胖胖的，穿得厚厚的，受到朝廷的褒奖和赠予，并以此为荣。一旦他们穿起了大红大紫的朝服，在朝中手握重权，谁还去关心国家大事和顾念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在这里，张穆不仅批评了人们的世俗观念，更为重要的是画出了一幅封建末世的官场现形图。
你们看：那些挺着大肚，穿着大红大紫的朝服的达官显贵们，他们当官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受到皇帝的恩宠和朝廷的褒赠。一旦目的达到，既不关心国事，也不心忧黎民。
尤其是文章中的“剽”“夺”两字，活画出了这些酒囊饭袋欺世盗名的丑态，真可谓是入木三分。
当然，《祭文》中又称赞了苏老先生心怀天下，教子有方。原来，他的儿子赓堂在朝做官，苏先生教育他说：“你在朝中做官，要关心国家的安危，明察社会的弊端，举荐褒扬那些贤人，抨击弹劾那些奸佞，务必上无负于国，下有益于民。”
这篇祭文中所倡导的那些为官处世的原则，其实也是张穆的心声。
你看，石舟先生既看出了那些“剽朱夺紫”的当朝显贵们祸国殃民不可救药的丑态，又要通过苏老先生的口劝告官员要做一个忧国忧民的清官，这是何等的矛盾啊！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这两位大作家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腐朽与没落；一方面又希望人们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去改变现状。
处在同一时代的中外伟人们，何其相似啊！
在张穆逝世的那一年，他还写下一篇《重守令论》。
“论”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是把自己的见解或建议，用议论的形式写出，供皇上治国理政之用，故其涉及内容多为国家大事。贾谊的《过秦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都是“论”中的名篇。
从题目上看，张穆的这篇论谈的是有关海疆善后如何选择地方官员的事情。那个善当不妨改作“战”字，因为不久之前才发生过鸦片战争。
《论》中先谈守令的重要，认为“守令者，国家之根本，而培养元气者也。”接着，以鸦片战争为例，论述“一方守令贤则一方安”的道理。并指出，在鸦片战争期间，“师屡挫辱”的原因，在于“守令不贤”。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篇“论”中张穆还歌颂了人民群众自发的抗英运动，指出“东粤屡遭逆夷之毒而忠爱不衰。义檄，义旗相继而起”，在人民群众的英勇抗击下，“逆夷畏民驱逐遁不敢居”。
他建议，选择海疆守令应当着眼于“实行为国为民者”，也应当着眼于就地取材，从当地选择，并且给他们一定的自处权力“受之以便宜”，不要处处“掣肘”。
文章的最后结论是：“由海疆守令而推之天下，国家何忧无才？天下何忧无将？”
当然，张穆也看出，这个腐朽的王朝，已离大限不远。“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官窍不灵，运动皆滞”。
石舟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议论纵然能够振聋发聩，但对于一个“官窍不灵，运动皆滞”的行将就木的垂死之人而言，恐怕只能是对牛弹琴。
不过，我们从中仍然可以体会得到，身处人生困厄之中将要走完人生道路的张穆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