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金极速发展，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包括满洲、蒙古、汉官在内的一大批新贵。他们在对明朝、蒙古、朝鲜及其他民族的征战中积累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又靠军功从汗（皇帝）那里获得了大量赏赐。他们与太祖创业时期的旧贵族构成了后金（清）统治阶级中的上层统治集团。这些人既富又贵，不仅分掌国家政权，而且在经济上也处于极为优厚的地位。随着权力的扩大，财富的聚集，他们的欲望也越发强烈。特别是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一改原先山涧水涯的那种落后的生活状况，此地的繁华富庶深深地吸引了他们，他们开始接受甚至模仿明朝官僚地主的骄奢淫逸的生活，追求享乐、贪图安逸的思想日益滋长。
有一次，多铎的哥哥多尔衮带兵出征，照例太宗和大臣出城送行，而多铎懒得出门，便以患天花病为由，拒绝送行，在家与妓女鼓丝欢歌，身穿“优人”的衣服，学“博粉”之态，寻欢作乐。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曾因病在家调养一段时间，等病愈以后，仍迟迟不去衙门做事。时值八月盛夏，原来他嫌天热，就推说病没好，在家闲居逸乐。此种事多之又多，就是在前线营帐内，也找来“优人”
吹弹歌舞。一个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是，太祖刚去世，还在服丧期间，太宗和他的哥哥代善尚守“孝道”，在家素服含悲俯首独坐，默哀其父，但努尔哈赤的另两个儿子莽古尔泰、德格类和女儿莽古济却在家穿银戴金，大摆筵席，吃喝玩乐，招徕女乐吹拉弹唱，德格类坐在炕的右边弹筝唱和，玩得颇为尽兴，脸上毫无悲戚之容。仅此一例就足以反映这批正处在上升时期的新老权贵们的精神面貌了。他们一方面压榨剥削处于奴隶地位的广大布衣百姓，一方面又不断扩大自己的特权，用各种手段掠夺不义之财。新老权贵的势力急剧膨胀，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分散汗（皇帝）的权力，而经济上永不停息的兼并和垄断财物，则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这种状况，不仅妨碍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而且完全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需要，对皇帝的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太宗目睹这些权贵们的所作所为，提高了警惕。为了把父亲的事业进行下去，他经常训诫诸王贝勒，晓以大义。崇德二年（1637 年）六月，一天，太宗召来他们，以一年前征朝鲜为例，批评他们抢夺财物。他说：“去年朝鲜之役，军中甚无纪律，见利当前，竟忘国法。我一再申饬你们，并非我想私吞。如今，凡钱财牲畜诸物无所不备，不可胜用，为什么还不知足？你们并不是不害怕我的禁令，但黩货心切，往往无视于禁令，实在可恨！其不知钱财乃身外之物，多藏无益。
即便不义而富，能有不死之术而使自己永久享用吗？太祖时代的大臣，活到现在的有几人？这就是说，人的一生如寄身于天地间这个大旅馆里，何必还为自己整日奔波？子孙如果贤能，则自会显达；子孙愚昧无知，你们即使留下很多的产业又有什么用？根本的问题，是要奋力立功，树立好名誉，使你们的勋绩遗留给后世，这才是最为可贵的。方人曰：天有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圣人’统治。所以春季是管生的，万物繁荣；夏季是管长的，万物成长；秋季是管杀的，万物充足；冬季是管收藏的，万物肃静。‘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莫进而争，莫退而逊。’依此道理治国，则切合于天地之道。从今以后，你们勿得贪图财物，各宜竭尽忠诚，勤于国事，效力朝廷，那么，你们的勋名长保，使子孙永远保持而不改变，这难道不是桩美事吗！”
清太祖时期，接二连三制定了一些制度和规定，但国家体制很不完备，太宗即位以后，又补充制定有关规章制度。然而，已经制定的制度出现了不能严格执行的问题。这主要是诸王贝勒还不习惯于依法办事，往往凭借自己的权势“越分妄行”。比如，各旗主的护卫人数，或多或少，都未有定额。因此，诸王贝协都把牛录中有才能的人挑去当护卫了，使得牛录这一层组织人数不足，力量削弱。
太宗为限制诸王贝勒的特权，为此作了以下规定：每一牛录可用“执事”四人、每一旗选用护卫二十人。居于显赫地位的代善却带头违法，在定额之外多选护卫十二人，还向户部参政恩克说：太宗所选的护卫，也超过了二十名的定额。代善敢和太宗攀比，说明从心底他还未把太宗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太宗知道了这件事，在崇德二年（1637 年）七月，召集诸王贝勒文武群臣当众斥责代善，质问他：“你查查我所管的两黄旗（正黄旗、镶黄旗）的名册里，是否真的多挑选了侍卫？”说着，太宗命他的左右侍卫都站出来，指着他们说：“我的侍卫四十人，还是太祖在世时给的，他们都是免役的人，有的是我的叔伯兄弟之子，有的是蒙
古贝子的儿子，有的是官员之子，也有的是我的包衣之子，凡应役的，我一个都没录用。”经过当场查对，太宗的侍卫不但没有多选，而且还未到定额之数。太宗接着说：“你们都看到了吧？还不够定额，哪来的多余呢？凡黜陟予夺大权都在我手，我想干什么还怕你们吗？代善无端猜测，妄加怀疑，所以才叫你们都看看事实！”接着，太宗还谈到代善对限定侍卫名额深为不满。太宗即位不久，有一次，代善不用护卫，自己牵着马，胳膊挟着褥垫去见太宗，这番举动，很明显是在发泄内心的不满情绪。太宗就此责问代善：“难道一旗之众就没有卫从之人？
为何窘迫到如此地步？你这样做是尊敬我呢？还是心有不快呢？”又说：“我每每想到太祖诸臣，功绩显赫的还有几人？现在都不在世了，只有兄在，我不致敬，将来后悔都为不及？所以才专意加礼。况且有上天庇佑，诸物具备，衣着食用骑乘充足不缺，兄如要求多关照，就直说好了，我岂吝啬！果能如此，才合我意。否则，阳为恭谨，阴怀异心，我不希望看到这样。”说到这里，太宗转向诸王贝勒大臣，说：“厚富之人，不乘良马，不服美衣，不食佳馔，不畜仆从，自谓以此获福，可享千年，然人岂有不合理而能长久安享者乎？”
太祖时，曾立下的制度：凡在战争中俘虏的降民、金银财物、马匹等物品一概上缴，违者治罪。当时，以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他们各置官属，权力均等。
所以，太祖“预定八家（即八旗旗主）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勿得分外私取。”
在分配这些战利品及赏赐时，必均分给八家旗主，称为“八分”，八旗旗主以下者，都不入“八分”，但从中也得到一部分财物和赏赐。太宗即位后，这一规定继续严厉执行，一再训诫文臣武将遵守。但事实上，种种营私舞弊的现象屡禁不止。他们利用掌握的权力，寻找一切机会攫取额外私利。例如，诸王贝勒（太宗的兄弟子侄）每次出征，总是私带家中的仆人或其他“闲散无甲之人”“冒充兵士”，私令随征。目的是让他们在战争中为自己多抢夺财物，倘若立功，也可冒领赏赐。上行下效，像牛录章京等下级军官也仿效此法，企图多得战利品。在征战中掠取的物品，如马匹、金银等物只上缴一部分，另一部分隐瞒不报，留于个人之手。甚至也私留了一部分降民，作为自己家中的奴仆，也有的私娶降民中年轻貌美的女子为妻，等等。如果任凭这些违禁现象滋生蔓延，就会助长贪得无厌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势必带来严重后果，以致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同时，也会直接削弱太宗的权威。太宗留心了这些严重的问题。每次出征前，他都讲清
纪律，归来后，都要进行总结，让下边揭发各种违纪的事实。一经发现，即严肃处理，轻者当众训斥，重者鞭打，直到革职。但一般都采取罚款退赃的办法，使违者在经济上不但占不到便宜，还得交出自己的私产来补偿所犯的过错。凡是违反上述任何一例的，必须如数交出在征战中夺得的所有东西，另根据过错轻重，再罚以数目不等的银两、马匹等，如已得到赏赐而后被揭发作弊的，其赏赐也必须如数缴回。满洲、蒙古、汉官这批新老权贵都以多得财物为荣，最怕自己的财产受损失。太宗抓住这一点，在惩处时，首先在经济上给予严厉制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打击了权贵们的气焰，起到了抑制其特权进一步发展的作用。
经过太宗不断从思想上训诫，在政策上严格贯彻有关规定，权贵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因而上述现象逐年减少，这就保证了内部的上下一致，形成了为国效力的良好风气。
清太宗即位之初，地位并不十分稳固，国家权力尚未达到高度集中，而是分散在宗室贵族手中。他们或玩忽职守，或随意违法妄为，有的甚至敢于向君主挑战。太宗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打击这股轻视甚至目无君主的分散势力，他就无法坐稳金銮殿。经过多年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才树立起他的权威。他的制胜法宝即是制定法令，秉公执法，不分上下贵贱、内亲外戚，一切依法行事。
清太宗即位后的前几年，主要精力用在征朝鲜、伐明朝，没来得及完善法律。
到天聪五年（1631 年），太宗阐述了他的法制思想，同时公布了一些条文律法。
他说：“国家立法，不遗贵戚，斟酌罚锾以示惩儆。凡诸贝勒审理、枉断人死罪者，罚银六百两；枉断人杖罪、赎罪及不奉谕旨私遣人与外国交易，或玩思职守，或擅取民间财物马匹、或将本旗女子不行报部短价收纳在家者，均罚银二百两。”
以上规定，既包括诸王贝勒审断案件出现的差错，也包括他们自身违法也要受到惩处这两个方面。清太宗经常惩治的是临阵败走、酗酒妄为、行猎不能约束整齐三件过错，有违犯其中一条的，都判以重刑，其他的都可从宽处理。崇德年间，针对诸王贝勒的所作所为，他着重强调惩治触犯这三条的人，不能不说这是压抑王权，提高皇权的措施。他还提出了执法的指导原则和审案的具体方针。即“听讼务持其平，谳狱务得其实。尔诸臣审理讼狱，于两造所陈，当速集见证鞫问，庶有实据。若迟缓取供听彼潜相属托，支饰避罪则审判安得公平？从今以后，不先取见证口供，致事有冤抑者，即按事情的来得程度坐罪审事官。”执法必须公
平公正，不得偏私，审案判罪，贵在有真凭实据。审讯时要对犯罪者与告发者的口供迅速取证，如果迟迟不取，只听掩饰避罪的口供，或只听信犯罪者私下里求人说情，审判就会失衡。此后，如不先取证只听信口供，以至于有人蒙受冤枉的，按其情节轻重，处罚审判官。
清太宗亲自制定法令，很自然地他就成为法制意志的最高体现者。有了法律这个准绳，他就可以监督诸王贝勒及群臣的言行，使他们都被皇权所控制。虽然太宗明确立法，但因诸王贝勒过惯了部落生活，同时他们又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所以并没有把这些法令放在心上，每每藐视法制，任意妄为。太祖去世前曾立下遗言，在遗言里谈及法制，说：“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尔八固山（八旗旗主）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他规定一条原则：“赏不计雠（仇），罚不避亲，如是，明功赏，严法令，推己爱人，锄强扶弱。”太宗遵循父亲的遗训，从不放过违犯法令的人，尤其是诸王贝勒，一律按法令处置。崇德二年（1637 年）六月，太宗总结征朝鲜及皮岛之役，“王以下，诸将以上，多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经刑部审议，认定自礼亲王代善以下共计六十四人犯有各种轻重不等的过失。这些过失概括起来，有私携无甲之人冒名顶替从军、纵士兵抢夺、私娶降民妇女、不听从军令擅自行动、私匿缴获的战利品、战斗中畏缩不前致使兵士损伤等等。根据过失轻重，分别判处死刑者二十四人，撤职十三人，鞭刑五人，罚银者二十二人（有的既受鞭刑又罚银，还有的既革职又罚银）。
这些受处罚的人当中，有太宗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儿、额驸（即驸马）等，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都是皇亲国戚，有三分之一的均是将官一级的人。因为代善的爵位最高，他被列为犯法者第一人，刑部给予革去亲王爵位、罚银一千两的严厉处分。其他如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贝勒豪格、固山贝子篇古、和托等一班宗室勋戚，也分别给予革除爵位、罚银的处分。以下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兵部承政等高级将领同样依法处分。皇太极从争取人心，为他继续使用这些人考虑，大多给以从宽处理。原判死刑的二十四人赦免十九人，处以罚银的，也逐一减少数目。代善等诸王贝勒也免去革爵的处分。太宗从宽发落，但并未减少处分的意义。他把违法者的罪状都公之于众，上下皆知某某犯法，罪状都记录在案，既让臣下互相监督，又使本人警惕，从中吸取教训，以后避免再犯错误。这样做，诸王贝勒群臣无不心悦诚服。
太宗运用法令同宗室大臣中的分散势力进行斗争，并非是靠一二次处罚就能起作用。他们虽经处分，多少也遭受了一些政治损失，经济损失，一个个却是满不在乎，有意无意地违抗法令的大有人在。太宗就以更重的处罚、严厉的手段进行打击。崇德六年（1641 年）三月，因为围困锦州的事件，太宗又同诸王贝勒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斗争。本来，按照太宗的战略意图，对明朝的前哨重镇锦州实行长期围困，在断绝一切外援的情况下，迫使处于绝望之中的明兵献城投降。他向戍守围困锦州的领兵诸贝勒解释得一清二楚，可是，他们没有依法行事。作为领兵的主帅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及其助手豪格、阿巴泰、杜度、罗托、屯济、硕托、阿山、潭泰、叶克舒等一班主要将领，在围困之时，私自决定兵士和军官轮流回沈阳老家探亲。一次是每牛录甲兵三人回去，再一次是每牛录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名放回去。由于放回了部分士兵，营中兵员减少，害怕锦州城里的明兵趁机劫营，于是下令全军从现有的包围线后撤到离城三十里的地方扎营。这恰好违背了太宗的旨意。太宗明令要求他们围困锦州要由远渐近，逐步缩小包围圈，直逼城下，以震慑城内明兵。太宗得知他们违抗军令，大怒，严厉谴责：“原令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今离城远驻，敌必多运粮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月日，何时才能夺下锦州？”太宗气得不得了，整整一天，怒气未消。正值驻兵换防，便命甲喇章京车尔布等人前去锦州传达他的谕旨，令多尔衮等集会，指名揭发提出并决定后撤私遣兵士回家的人，拟出罪状报告。
接着，派兵部参政超哈尔、谭拜等率兵代替多尔衮军，传去一道谕旨：令多尔衮等率军至辽河，驻营舍利塔，不许进城，等候他的处置。多尔衮率军到舍利塔后，报告给太宗。太宗马上派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调查多尔衮等人违反法令的事实，并分别训斥诸王贝勒：“睿亲王（多尔衮），朕加爱于你，超过诸子弟，良马鲜衣美馔，赏赐独厚。之所以如此加恩，是因为你勤劳围攻，恪遵朕命。而今于围敌紧要之时，离城远驻，遣兵回家，违命如此，你怎能再使朕信任！肃亲王豪格，你同在军营，明知睿亲王失计，为何沉默不语，竟然听从他的话？阿巴泰、杜度、硕托，你们为何对此漠不关心？听任睿亲王所为，是也说是，非也说非，遇之如路人，视之如秦越呢？硕托，你曾获罪，朕多次宽恕你，你却徒具虚名，不思效忠！”
范文程等传达完上述指示，多尔衮、豪格、硕托等人申诉遣兵士回家是为了
“修治盔甲、器械，牧养马匹”，说些极为牵强的理由。范文程一行返回盛京，上报了调查结果。太宗一听，益发生气，说：“此皆巧饰之辞！……仍敢于欺朕！
可令伊等自议其罪。”范文程一行又回到多尔衮处，传达太宗谕旨。多尔衮不再辩解，第一个认罪：“不逼近锦州，遣兵回家，轻违谕旨，以致不得速破锦州。
我即总握兵柄，将所属之兵，议遣返家之时，倡言由我，遣发由我，悖旨之罪甚重，该死。”豪格说；“睿亲王，王也，我亦王也。但因睿亲王系叔父，所以令握兵柄耳，彼既失计，我合随行，罪亦应死。”其次议定杜度、阿巴泰、罗托、硕托、屯济等均削去爵位，各罚银两若干。再次固山额真阿山、潭泰、叶克舒都参赞军务，应处死。以下涉及各级将官三十四人都分别治罪。范文程一行又回盛京，报告处理结果，请示太宗批准。太宗决定，判处死罪的人免以一死，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降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剥夺两牛录户口；和硕肃亲王豪格降为郡王，罚银八千两，剥夺一牛录户口；阿巴泰、杜度各罚银二千两；罗托、硕托、屯济、潭泰、阿山、叶克舒各罚银一千两……多尔衮以下各将官交完罚银，太宗方才允许他们入城。他们想进宫谢恩，太宗不允，只得在大清门外谢恩重罪轻处。
过了几天，多尔衮等都到议政衙门办公，太宗又详问围锦州时各军驻兵地，没想到比原先调查的情况更严重，不由得怒火中烧，当即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刚林等传他的话：“尔等（多尔衮等）在外，意图安寝，离城远驻，既求休息，疾速还家，且归安寝可耳！”将多尔衮逐出议政衙门，撵他们回家，不许他们上朝办事。
此事僵持到四月初。七日这天，太宗在清宁宫召见范文程、刚林等，面授指示，说：“你们可召集获罪的诸王贝勒大臣到笃政殿前，传达朕的命令，叫他们各入衙署办事，不可怠惰。不许他们入大清门，如遇朕出门，也不准跟随。朕并非厌恶他们，不令见面，但他们来见朕，朕无话可问，他们也无话可答。朕将托何辞问询，他们又托何辞来回答？倘若无言以对，那就太没意思了。”范文程、刚林劝道：“获罪诸王贝勒都是皇上子弟，既已训诫而宽恕，还是叫他们入朝，不置可否”太宗摇头不允。范文程等按太宗指示，向多尔衮等传达了太宗的原话，多尔衮等奏道：“一切惟上命是听，臣等有何辞可对？”说完，都到自己的衙门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多尔衮等托范文程、刚林求情，太宗才允许他们进大清门，入朝办事，但不许他们搞徒具虚名的“谢恩”这类仪式。
清太宗执法之严酷，虽权贵不饶，由此可窥见一斑。诸王贝勒不得不俯首听命，慑于这位大清皇帝个人的权威之下。太宗也严格要求自己，率先执行法令。
天聪五年（1631 年）二月，制定仪仗制，自他以下，诸王贝勒出门都按规定排列仪仗队，违例者罚羊。不久，太宗到他几个儿子避痘的住所看望，去时没有排列仪仗队，礼部启心郎祁充格以违例罚羊的规定告知巴克什达海，他马上报告给太宗。向太宗认错、认罚，将羊付给礼部，说：“朕非忘具仪仗也，以往避痘处故不用耳。然不传谕礼部贝勒，诚朕之过，朕若废法，谁能守法？此羊尔部可收之。”
清太宗面对势力雄厚的权贵们，始终都摆出秉公执法的姿态，毫不畏惧敢于与之斗争，无论是谁，均一视同仁，表现出他是为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击和抑制诸王大臣的势力的逐步增长，从而提高和巩固他的皇权的集中统一。
清太宗坐上皇帝的宝座，既非受父亲遗命，亦非因为年龄居长而当立。他是受到以代善为首的诸兄弟子侄的拥戴才登上汗位的。作为既成事实和回报，太宗对立有拥戴之功的三大贝勒即他的三位兄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尤其厚待；每当朝会、盛大庆典、宴餐、会见群臣时，太宗都把三个哥哥摆在与自己的同等地位——居南面并列而坐，俨然如四汗。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礼，太宗则免去三大贝勒的君臣礼，只行兄弟之礼。太宗如此相待，一方面涵盖了对兄长的尊敬与感激；另一方面也含有某种程度的畏惧之意。就诸王贝勒的实力来说，三大贝勒最为雄厚。代善掌握正红旗、镶红旗，阿敏掌握正白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八旗是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他们掌握一旗到两旗的八旗军队、人口及土地财产，就是一个国家中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实权派。太祖在世时，他们与太宗并列为国中“四大贝勒”，其他均位居于太宗之前。当时，太祖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制度，他们与太宗共同参与政务。太祖去世后，这种制度继续实施，太宗不得不与三大贝勒及其他旗主贝勒共同商议国家政治，凡事不能自专。他们为了本旗和自身的权益，各行其是，甚至以拥戴之功，要求太宗给予更多的权利。太宗处处受到诸王贝勒的“掣肘”，遇事总是迁就。比如，天聪三年（1629 年）十月，太宗率军征明，行军至中途，代善、莽古尔泰竟让诸贝勒大臣停在外面，两人进御幄力阻进军，以“劳师袭远”为兵家所忌，要太宗班师。太宗左右为难，一时
拿不定主意，默坐营帐中，闷闷不乐。为了实施既定的作战计划，清太宗动员起岳托、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说你们既然知道这次行军有如此诸多不利，为何不发一言，使我远涉至此。清太宗的激将法点燃了岳托等人忠君的热忱，他们表示支持和拥护太宗，反过来压于代善、莽古尔泰，二人被迫改变主意，太宗才得以下令继续进军。由此可见，三大贝勒及诸贝勒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和影响。因此，太宗“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这种八旗旗主联合主政的体制，分散了皇权，独立了王权，太宗与诸王贝勒主要是与三大贝勒的矛盾和冲突就无法避免。太宗初立，只能暂时维持这种共同主政的局面。但他逐步采取实际步骤，不断削弱直至消除各种对立的势力。
首先，太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向下分散在八旗中权力大的诸王贝勒的权力。太宗对官制的大幅度改革，其实就是力图削弱诸王贝勒主要是三大贝勒的势力。他暂沿旧制，仍在每旗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员，但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王贝勒偕坐共议之”。这一措施等于令诸王贝勒让出一部分权利给总管旗务大臣，从而打破他们垄断权利、左右局势的局面。太宗还于每旗各设佐管旗务大臣二员，调遣大臣二员，各分掌一旗的某方面事务，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诸王贝勒独掌一旗的权利，并让众多参政人员监督和牵制他们。
其次，在管理国家，处理行政事务中，太宗也采取了削弱诸王贝勒的积极措施。天聪五年（1631 年）初设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部院事。到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停王贝勒领部院事，再次削弱了他的权力。
再次，太宗集中力量，抓住一切机会削减三大贝勒的势力。天聪三年（1629年）二月，太宗以担心三大贝勒操劳过度为由，削去他们每月轮流执政的大权。
他说：“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若有疏失，罪坐诸贝勒。三大贝勒皆称‘善’。遂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太宗即位后，仍循太祖定制，让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每月轮流值政，现在以不便烦劳诸兄为借口，免去“分月掌理”，让弟侄辈诸贝勒代替他们每月执政。这些晚辈人名为掌政，实则要听从长辈太宗的命令。三大贝勒没有理由拒绝太宗的这种说来冠冕堂皇的关怀和照顾，也只好称“善”。但这样做，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三大贝勒在上层统治集团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太宗便抓住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误给予严厉打击。早在太宗初即汗位时，阿敏就以拥立为大功，
要挟太宗同意他“出居外藩”，自成一独立王国，太宗当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同时从内心里也不满于他。这次因丢失新占领的永平四城，太宗首先向阿敏开刀。
天聪三年（1629 年）十月，太宗亲统大军伐明，先后攻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城永平（今卢龙）、滦州（今滦县）、遵化（今仍名）、迁安（今仍名），均在今河北省东北，地近辽宁省境。第二年二月，太宗东归时，留下阿巴泰等部分王贝勒戍守永平等四城。三月初，太宗回到沈阳，命阿敏和硕托率兵五千替换阿巴泰前去守卫。这时，明主帅孙承宗调集各路兵马大举反攻。五月九日，他指挥华州监军道张春等十多名战将、数万兵马围攻滦州。阿敏等惊恐万分，没作任何抵抗，就下令撤退，弃城逃跑。逃前，下令屠城：已归降的汉官巡抚白养粹以下十余人连同全城百姓全部死于八旗兵的屠刀之下，并将城中财物抢劫一空，仓皇逃去。太宗离永平前，曾当面诫旨诸王贝勒：“宜严饬军士，毋侵害归顺之民，违者治罪。”阿敏却无所顾忌，不计后果，血洗全城，严重影响了后金的政治，直到此后围攻大凌河城时，明兵就以阿敏屠城为戒，坚持不降，后果实在严重。
太宗得知阿敏逃归，颇为震怒。他先治诸将之罪，然后追究阿敏弃城逃跑的责任。六月七日，他召集诸贝勒大臣，宣布阿敏罪状，共十六条，以丢弃永平、肆杀降民为最大，同时也揭露了他平日的种种违法事实。经众议，都认为应处死。
太宗不忍心，改为免死，处以幽禁。
继阿敏被贬之后，莽古尔泰也因与太宗发生口角而被打了下去。天聪五年（1631 年）八月，当大军围攻大凌河城时，有一天，太宗离开营帐，来到城西山冈，视察城内动静。这时，他的五兄莽古尔泰走上山冈，报告说：“昨天战斗，我方将士死伤甚多。摆牙喇兵有随阿山出哨的，也有随达尔汉额驸营的，是否应送还我旗？”太宗说：“朕听说你所部每有派差往往违误。”莽古尔泰不服，回顶一句：“我所部凡有差遣总是比别人多得多，何曾违误？”太宗见他顶撞，十分生气，说：“果是如此，就是诬告，朕严加追究。若所揭发的确是事实，就将受差遣的人绳之以法。”说完，太宗的红脸膛显得更红了，怒气还未平息准备上马下冈。这时，莽古尔泰毫不相让，紧跟着又说：“皇上应从公说明白，为什么独与我为难？只因你是皇上的缘故，我才一切承顺，然而你却仍不以为足，是想杀我吗？”说着，对着太宗一手抓住腰间的佩刀柄，连连注视、抚摸……这一举动非同小可，敢在汗面前欲动刀刃，这在当时就被视为大逆不道。然而，站在太宗身
边的侍卫竟也无动于衷，不以为然。这一方面说明人们把他与太宗只当作兄弟争吵，没有看成是君臣关系；另一方面，莽古尔泰仗着自己为太宗的兄长，虽尊其弟为汗，然而都从未将太宗放在心上。他从本旗的利益出发，认为太宗没有关照，便借机发泄心中不满。据他事后讲，因为喝醉了酒，不免莽撞。当时在场的同母弟德格类看到其兄胡作非为，大声斥责：你这个举动大逆不道！边说边挥拳打去。
莽古尔泰把怒气转向德格类，怒骂：“蠢物，你敢打我？”说着，竟拔刀出鞘五寸许。德格类上前把他推到一边。代善看到这情景，狠狠地说：“如此悖乱，还不如死！”太宗不发一言，默默坐到原位上。过了一会儿，他下冈回到营帐，非常气愤地对诸贝勒将领说：“莽古尔泰幼时，父亲对他不曾与朕一体抚育，因一无所给，所以朕推食解衣待他。后来为取悦邀宠于父亲，他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父亲因此令抚养于德格类家，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今天莽古尔泰为什么侵犯朕？朕思人君虽甚英勇，决无自作夸诩之理。朕惟留心治国，就像乘一匹劣马，朕只有谨身自恃，为何轻视朕至如此地步？”接着，太宗怒责众侍卫：“朕天天养看你们有什么用处？他露刀欲犯朕，你们为何不拔刀跑到朕前护卫？”
大凌河战役胜利结束后，十月，议莽古尔泰“御前拔刃罪”，被削了大贝勒爵位，降为一般贝勒，罚银一万两入官。这年底，制定朝见仪式时，参政李伯龙提出：“莽古尔泰不应当与上（太宗）并坐。”太宗说：“之前一直与朕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既然李伯龙提出奏议，你们可以讨论。”此时，代善颇有自知之明，连忙表示不再与太宗并坐，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在旁边，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诸贝勒群臣都表示赞成。太宗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座次的重新排定，意味着太宗权威迅速上升，三大贝勒地位明显下降。次年正月，太宗正式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到此为止，太宗才真正达到了南面独尊的地位。
虽然三大贝勒只剩下代善这一股势力，太宗也不放过，通过打击代善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汗权。最近几年，太宗多次批评代善，而天聪九年（1635 年），谴责最重，迫使代善认罪听命。
这年九月，太宗率诸贝勒迎接多铎征察哈尔凯旋，返京当日，代善擅自率本旗人员行猎。太宗的姐姐哈达公主与太宗关系不好，赌气先走，经代善营帐前，
代善叫他的夫人把她迎入帐中，设大宴款待，临走时还赠给财帛。太宗知道后十分生气，派人到代善及其子萨哈廉的住所责问：你自率本旗人任意行止，又将怨朕之人哈达公主请到营中设宴馈赠，又送给马匹回去，你有何用心？你萨哈廉身任礼部，你知父妄行，为什么不好言劝阻？太宗怒甚，没有告知诸贝勒，先回盛京，入宫，关闭宫门，不准诸贝勒大臣进见。二十五日，太宗在内殿召见诸贝勒大臣及侍卫，当面谴责代善：自古以来，有力强而为君的，有幼小而为君的，也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均可称君主。既已为君主，则制令都统于君主，岂可分出轻重？今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视之处甚多。大贝勒（指代善）以前随朕征明，违众欲返；征察哈尔时，又固执欲回。所俘人民，令他加意恩养，他既不愿意，反埋怨朕。在赏功罚罪时，他偏袒本旗；朕喜欢的人，他厌恶；朕厌恶的人，他喜爱，这不是故意和我作对吗？朕今年借巡游出去探听出征将领音耗，而代善却大肆渔猎，以致战马疲瘦。倘有缓急，将率什么迎接？代善诸子借名放鹰，擅杀民间牲畜，平民百姓如何生存下去？济尔哈朗妻亡，请求娶林丹汗的苏泰太后为妻，而代善明知朕已批准，却屡次申言，欲自强娶，有此礼吗？朕曾派人告知代善可以娶囊囊太后，他却以她贫穷无财为由而不娶，竟拒绝朕命，类似事件，言不能尽。至于哈达公主，皇考在时，专以暴戾谗潜为事。代善与她的关系原不和睦，但她因为怨恨朕，代善却请至营中宴会，以前为什么没有这般相待？斥责完代善，又指名责备其他诸贝勒，说：“你们悖乱如此，朕将杜门而居，你们可另举一强有力者为君，朕引分自守足矣！”太宗说完，怒气冲冲地回宫，关闭朝门不出。
太宗训斥虽严厉，但很实在。他讲话有一个特点，向来不工于辞藻，虚声恫吓，而注重讲清事实，这最使违法的王贝勒感到难堪，心惊胆颤。诸贝勒群臣无言以对，心里无不畏服。他们会同八旗旗主及六部承政，审拟此案，给代善定罪，然后一齐来到朝门外，跪请太宗出宫亲政。其实，太宗并非真的要辞位，不过是以此表示愤怒，威协诸贝勒而已。经他们一致请求，太宗也就顺乎舆论，出朝听政。于是，诸贝勒大臣将太宗训斥的事实拟成四条罪状报告，拟革代善大贝勒名号，并削和硕贝勒职，剥夺十牛录所属人员，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
因此事涉及他的儿子萨哈廉，也处以罚鞍马银两等物。太宗给予宽大处理：免革代善贝勒职，免夺十牛录所属人员，萨哈廉也从轻处罚。
代善的权势由此跌落下来。这样，随着三大贝勒势力的消除，太宗才算真正地巩固了皇权。太宗同三大贝勒的斗争，不应看成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它表现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同奴隶制以及氏族制残余的斗争，因此加快了后金向封建制的过渡。所以这场持续多年的斗争便成了推动后金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清太宗在提高他的绝对权威的过程中，力图把他取得的每一个成果定型化、制度化。崇德元年（1636 年）四月，刚刚举行完登极大典，他就给才完工的宫中各殿命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风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门为大清门，东门为东翼门，西门为西翼门；大殿为笃恭殿。
同时规定内门、两翼门及大清门，高守门人员，令严加看守，检查出入人员。
内门只许守门人役常值，闲杂人员不得入内，值日官负责检查。又命各官及侍卫、护军，朝夕入朝，皆集于大清门，门内外或坐或立，不许对阙背阙，不准在御道之间坐立，惟于御道左右，相向坐立。自大贝勒以下，出入由左右两阶，不准在御道之中行走。以前，在许多方面没有严格君臣之分，现在不仅四大贝勒平起平坐的余风扫除，连住房、走路也都有很多象征皇权高于一切的制度了。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满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于十五六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她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是，她真正开始形成时期是在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在建州女真崛起，经过四十年征战，统一了建州五部，继而统一了海西即扈伦四部，到天命四年（1619 年），“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自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他们的口音相同，有着相似的经济形态和共同的生活习俗，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一一满族的初步形成。毫无疑问，在这个刚刚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她的主体是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建州与海西女真人所构成。在太宗正式定名满洲族之前，她虽然还自称女真（诸申），但已基本上不是辽、金、元及明初时的女真族了。从此，她只能以满族先世的身份加入中国历史上的古老民族的行列，保留在史籍之中。其他的暂且不论，就拿文字来说，女真与新形成的满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远在金朝时，女真族用汉字笔画为基础制造了女真字，用来书写本民族的语言。后在蒙古长期统治下，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逐渐改习
蒙古文字，也最终遗忘了女真文字，女真文字上此成为死文字。直到努尔哈赤兴起，还在正式建国以前，他就命额尔德尼用蒙古文字作基础，结合女真族语言，创造了新的文字——满文，即无圈点老满文。太宗时，命满族的杰出学者达海对满文实行改革，加上圈点，制造了新满文，称有圈点满文，从而把满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有了共同的语言文字，不仅使满族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新的民族，而且也明显地划清了他和先进的界限，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太祖创制八旗，把女真人编入八旗组织，对满族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凡入旗籍的，都是满族的正式成员。在太祖时期编入八旗的称“佛满洲”，汉语又称“老满洲”，而在太宗时期编入八旗的，则称为“伊彻满洲”，汉语又称为“新满洲”。太宗即位后，随着国势日隆，疆土日广，也迅速扩大了满族共同体，这就是在继续接纳女真族之外，还吸收了其他民族加入，把来自不同血缘的各族人们都汇集到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之中，成为满族的新成员即“新满洲”。新、老满洲的区别，正好显示了满族发展史上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太宗时期，后金的不断征抚使满族共同体迅速扩大。从太祖到太宗，收服诸部往往迁其家属（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住于盛京，编入牛录，选其青壮年披甲入伍，不断增加了满族的新成员。太宗继太祖之后，多次对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及黑龙江流域用兵，捕获了很多人口壮丁。请看下列数字：征东海瓦尔喀部：天聪元年（1627 年），首次用兵朝鲜，瓦尔喀在其国内的二百余户来归；天聪五年（1631 年），获男女二千余人；天聪七年（1633 年），获男女老女一千九百五十余人；天聪九年（1635 年），获壮丁五百六十人、妇幼五百九十人；天聪十年（1636 年），获一千三百余人；崇德元年（1636 年），获男妇八百余人。
征黑龙江虎尔哈部：天聪八年（1634 年），获男妇幼小一千九百五十人；天聪九年（1635 年），获七千三百零二人，收编壮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崇德五年（1640 年），获男子三百三十六人，归降男子四百一十九人；崇德七年（1642年），招降男妇幼小一千四百余人；崇德八年（1643 年），获男妇幼小三千七百零三人。
征（黑龙江）索伦部：崇德五年（1640 年）三月，获人丁六千九百五十六人；五月，有三百三十九户来降；十二月，获男妇九百余人；崇德六年（1641年）该部一千四百七十人归降。
以上列举的仅是引起重要影响的事例，小规模用兵以及各种原因前来投顺的少量人口还未计算在内。从地域来看，这些被获取或归降的人们来自乌苏里江及其以东的滨海地区、黑龙江（包括松花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从民族成分看，除了散居边区的女真余部外，更多的是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使犬部）、鄂伦春族（使鹿部）及蒙古族（厄鲁特蒙古）等各民族中的很多人被纳入到满族共同体之内。太宗认为，居往在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同满族是一个祖先，操着相同的语言。因此，在太宗看来，毋庸置疑，他们当然是满族的成员。
于是凡俘获的人口和归降的都编入牛录。比如，清军入关前，在松花江下游、牡丹江流域至乌苏里江一带居住着呼尔哈部的八个氏族，即后来称赫哲族的一部分：巴牙喇、脱科洛、努牙喇（或写作孥耶勒、禄耶勒，亦可写为诺雷、闹雷等）、黑叶、马尔遮赖（也写作墨尔哲勒）、科尔佛科尔、克宜克勒、库萨喀里（或钓什哈里）。在天聪、崇德年间这些民族分别被招抚。其中巴牙喇、脱科洛、马尔遮赖、科尔佛科尔等氏族全部编入八旗，成为八旗满洲氏族。比如，崇德三年招抚了祐占什哈里氏族后，祐占什哈里氏族分别被编入镶白旗、镶黄旗、正白旗；钱扎拉部位于黑龙江下游，它也是赫哲族的一个古老氏族，于天聪六年（1632年）来归，编入镶白旗、正蓝旗、正黄旗。属于索伦部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崇德五年，有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分隶满洲八旗，编为牛录。此后，有三百三十七户共有四百八十一个壮丁归降，被安置在乌库玛勒等地，分编入旗。
在吸收东北各边区少数民族加入满洲共同体的同时，还吸收了很大一部分的汉族加入。太祖进入辽东后，汉族同满洲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同明朝交战中俘获了大批汉族官兵，还有自愿来降来归的，他们多半被编入八旗满洲，时间一长，他们当中就有很多人自称自己是满族人。
后金建国后，满汉通婚并没有被禁止，因而在统治集团，在底层平民中，两个民族通婚的现象颇为普遍，汉族男女一旦与满族人结了婚他们有的也就成为满族人了，而他们的后代也多从属于满族。因为当时满族是一个统治民族，汉族中一些人倾向满族一边是很自然的事。
很明显，满族的形成与扩大的过程，也就是满洲、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与各民族融合的过程。由于有各民族加入，这就打破了以往主要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界限，而增加了非血缘的成分，从而使满族无论在人数上和质量上都迅速成长为一
个强大的民族。天聪九年（1635 年），太宗正式宣布更改族名为满洲，显示了她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祖国东北。
应当指出，在东北边区各民族加入满族共同体后，原部族名像虎尔哈、瓦尔喀、东海渥集等自此便消失了。各族大量人口虽然也被太宗迁往盛京等地，但是仍有一部分被留下，太宗规定他们仍居本地。这留下的部分依据自己的特点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如赫哲、鄂伦春、达斡尔等都是未并入满族的部分成为一个民族。太宗及其后继者将他们按姓氏（喀喇）和村屯（噶珊）为单位，编入户籍，“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并按规定向清朝“朝贡”即缴纳赋税，充分体现了民族的独立存在和地方归属中央的隶属关系。
后金（清）的社会经济是适应满族社会发展，并继明朝的黑暗统治之后，在长期战争残破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而恢复发展起来的。
作为后金（清）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辽东地区，具有沃野之饶，山川之利，河海之便，经历代王朝不断开发，已成为东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明代，它是为防患蒙古的“九边”重镇之一，护卫“神京”的藩屏。明朝在此进行大规模屯田，以军屯、民屯两种形式，广泛开发土地资源，逐步发展经济。例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收成粮食五十三万石，永乐十年（1412 年）增至七十一万余石。由此可见，粮食的丰足充裕，不仅可供本地区十余万驻军享用，而且支援关内。最富庶的辽阳地区，“岁有余羡，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有一首诗，内中描述了这种景况：既筑边防固，仍修沟险洪。汗莱成沃土，戍卒且农工。顿觉民生厚，适当吾道隆。
粮食丰足，边防安静，人口迅速增长，社会上展现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有诗为证：日照千门物色新，雪消山郭静风尘。
闾阎处处闻萧鼓，辽海城头也有春。
又有一首诗唱道：东土春深花亦然，家家耒耜出城边。
麦禾浪逐春风起，谷种报随时雨连。
尽说今农胜往社，不将旧负典新田。
那时，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辽东被视为“乐土”。自明中叶以后，政治日益黑暗，守边将吏腐败，屯田荒废，辽东每况愈下，转入衰败之中。而兴起的建州女真，连年与明朝争战，进而加速了这一衰败的趋势。继萨尔浒战役之后，
努尔哈赤发起了辽沈战役，整个辽东地区战火纷飞，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蹂躏。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 年）一年内，伤亡十多万人，“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号。”“方军散之日，辽沈数城，放声痛器，惟各抱头携手，收拾包裹，待贼至（指后金兵）而去耳。”辽阳一带“军马吃尽民间粮草，人民无力耕中，田地荒芜。”“锦州、义州、右屯有可屯之田而无人垦；盖州、复州有可铸之矿而无人开；金州、海州、三岔河口有无限之鱼盐而无人收其利。辽东的经济被战争摧毁，到处呈现出一幅残破的景象。为躲避战祸，生者蜂拥出逃，一处处城镇，一处处村寨，霎时变得空无一人。他们有的向辽南逃去，有的进关，又有相当一批人口逃入朝鲜或临近朝鲜的一些海岛，”前后数十万口辽民祸奴（指后金）者十之八九，仅存者不足十分之一。
辽东警报传出以来，整整进行了四五年战争，辽东人口骤减，土地大量荒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先后采取各种措施，力图重振残破不堪的经济，首先是恢复农业生产。女真族原来以渔猎为生，但努尔哈赤出生的建州女真早在他以前的几代，就已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有个叫李民的朝鲜人，他于天命四年（1619 年）在萨尔浒战役中被俘，囚于努尔哈赤的家乡今辽宁省新宾县，目睹了这里农业的盛况，说：“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努尔哈赤也说：“吾世世祖居耕种之地”。很明显，在建州女真社会中早已发展了农业。他起兵后，一向重视农业生产，把发展农业生产看作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建国前，他已认识到“我国素无积储，虽得人畜何以为生？无论不足以养所得人畜，即本国之民且待毙矣”。所以，提出“务农事，裕积贮”的方针，命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在旷野之处屯田耕种，造仓积粮，并设仓官十六员，执事人员八名，执掌粮食出入。进入辽沈的第一年（1621 年），他就宣布“计丁授田”的条令，规定将辽海地区搁置的土地三十万日（每日合六亩，总计一百八十万亩）“分给驻扎该处之军士，以免闲废。其该处人民之田，仍令其就地耕耘”，又规定每一男丁给六日田地，以五日种粮，一日种棉。乞丐、僧人也都分配田地，“务使尽力耕作”。这一措施对恢复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把满族社会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移植到封建化高度发展的辽沈地区，虽然一时可以行得通，却不能持久。他把从战争中俘获的大量汉人和朝鲜人变成奴隶，还把
因债务关系而破产的满族自由民“诸申”下降为奴隶，统称“阿哈”（满语，汉译为家内的奴仆），逼迫他们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供养汗及其宗室、八旗将吏等奴隶主贵族，也就是努尔哈赤说的“仆所事之农业与主共食”。广大的阿哈在奴隶制度下，生产的积极性颇低，经常逃亡，甚至举行武装暴动，来反抗奴隶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因此，到努尔哈赤晚年，虽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但后金社会充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太宗比他的父亲更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症结的关键所在，他一即位，就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制定“离主条例”，推行新的剥削方式，解放了大量的奴隶，从而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最终也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所有这些都为生产力韵空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太祖一样，太宗极为重视发展经济，尤其注重农业生产。他刚即位，即使军政大事非常紧张，他也注意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制止滥用民力，停止各种非生产性工程，以便让农民把主要力量用于农业生产。他父亲在位时，搞了大量的生产性工程，百姓负担甚重。连江官李栖凤也批评太祖“惟频岁役民筑城，此毁彼建，不得休，民未必无怨。”因此，天命十一年（1626 年）八月，他发布第一道关于加强农业生产的谕旨，下令停止各项非生产性工程，说：“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从前修城郭边墙，因事关国家安全，故劳民力役，这也是不得已，朕深为同情。如今已修缮完工，此后如有颓坏之处，只许修补，不再重新兴建，以珍惜民力，专注农业，重视根本。其村庄土地，各旗分拨已定，从今往后不要随便更改，可使百姓士卒各安本业，不要荒废耕种。如果各牛录所居之地，属于低洼地不堪耕种，愿意迁移的，听其自便。他着重提示各牛录章京等基层官吏要倍加珍惜民力，如有”滥用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
天聪三年（1629 年）六月，训诫诸贝勒大臣：“我国当竭力耕织，衣食足，又何求乎？缎帛者，粉饰之物也，虽无何伤我！”主要的生产部门应是男耕女织，因为男耕女织可以解决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天聪四年（1630 年）春，正值春播之际，太宗“命汉民乘时耕种，给以牛具。复榜示归顺各屯，令各安心农业。”
天聪七年（1633 年）春，太宗给牛录额真发了一长篇指导农业生产的指示：
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尔等宜各往该管屯地，详加体察，
不可以部分推诿。若有二、三牛录同居一堡者，著于各田地附近之处，大筑墙垣，散建房屋以居之。迁移之时，宜听其便。至于树艺之法，洼地当种粱、稗，高田随所宜种之。地瘠须加倍壅；耕牛须善饲养。尔等俱一一严饬，如贫民无牛者，付有力之家代种；一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贫民。如此，方称牛录额真之职。若以贫民为可虐，滥行役使，惟尔等子弟徇庇，免其差徭，则设尔牛录额真何益耶？至所居有卑湿者，宜令迁移。若惮于迁移，以致伤稼害畜，俱尔等牛录额真是问。方今疆土日辟，凡田地有不堪种者，尽可更换，许诉部臣换给。如给地之时，尔牛录额真、章京自占近便沃壤，将远瘠之地分给贫民，许贫人陈述。
清太宗在这个指令里，以一国之主的身份，既讲了农业的重要性，又讲了怎样改进农业耕种技术；既讲了贫民的住房、耕种的种种困难，也讲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他反复强调各牛录额真在发展农业生产上责任重大，对他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崇德元年（1636 年）十月，他召集群臣，专门谈了种地方面的技术问题，他说：“树艺所宜，各因地利，卑湿者可种稗、稻、高粱，高阜者可种杂粮，勘力培壅，乘地滋润，及时耕种，则秋成刈获，户庆充盈。如失时不耕，粮从何得耶！”这里，他又就因地制宜、适时耕种作了指示。这些道理，现在看来，十分浅显易白。但在当时，满族贵族不发展任何农业生产，只靠战争掠夺和赏赐而致富，认为这是比从事生产更光荣的事情。因此他们无须过问农事，确切地说，他们根本也不懂。比较而言，太宗谕旨中所讲的农事道理，在那时，也就称得上是高水准了。
清太宗还颁布了有关保护农业生产的法令。例如，不准任何牲畜闯入田地，践踏禾苗，规定猪入田禾者，每次罚银五钱，超过三次的，要报告本牛录，将猪罚给田地的主人。骆驼、牛、马、骡、驴这些大牲畜跑到田里糟蹋禾苗的，每匹罚银一两，赔偿粮食。满族贵族进入辽沈，渐染奢侈之风，遇有祭祀、殡葬总是竞相宰杀大批牛马等牲畜，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不利。天聪元年（1627 年）九月，宣布：马、骡以备驰驱，牛驴以供负载，羊豕牲畜以资食用，除大祀、大宴用牛外，其屠宰马骡驴牛者悉禁之，尤宜善加孳牧，以致繁盛。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重申前令，凡祭神、还愿、娶亲、死人、上坟，一概不许屠宰牛、马、骡、驴，违令者治罪。当时，还有很多人为了躲避兵役、差役，“多相率为僧”，私自建造寺院，耗其资财，减少社会劳动力。太宗重申以往的法令，除了原明朝
已建的寺庙外，不得新建，责令有关官员进行调查，一经查出私建寺庙、私自当和尚的，一律依法治罪。
经过清太宗的提倡、重视和实施具体的保护农业生产的法令，不到十年，就收到了显著成效。农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粮食丰足，仓库充实，基本上改变了即位初年的困难状况。如天聪六年（1632 年）农业歉收，也“未致于饥馁”。
畜牧业是仅次于农业的又一个重要生产部门。为了适应战争及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太祖十分重视饲养牲畜，马牛受到颇为特别的保护。天命五年（1620 年），朝鲜人李民从赫图阿拉返国途中，他亲眼看到从婆提江（今浑江）至万遮岭（今吉林集安县西老岭山脉大板岭）六七十里之间，“放牧马群漫山蔽野者，不知其几万匹。”六畜惟马最盛，诸贝勒将官之家，占有马匹“千万成群”，一般的士卒之家也有十多匹。但随着人口增加，战争的需要，马作为战争和生产的主要工具，还是不够用。
太宗依靠蒙古贡马，同时，积极鼓励满、汉、蒙古蓄养和繁殖马匹。不到几年，马匹绰绰有余。天聪七年（1633 年）春，为迎接孔有德、耿仲明来归，一次就给他们调拨二千余匹马供他们骑用。崇德四年（1639 年）七月，太宗拿出大量马匹作为奖品。鼓励将士作战立功。他说：“天生牛马是供人们骑乘，备耕种的。现在，外藩贡马已经很多，牧场又大量繁殖，有这么多马不给人使用还有什么用处！朕决定拿出一千匹马给你们用。自公、固山额真以下到披甲士卒，无论是满州人，还是蒙古人、汉人，只要他们愿意冲锋陷阵，争先登城，为国效力者，允许先来领马。有人考虑到领了马匹而不能立功，会被追查治罪，这个不用担心，只要有心报效，什么事不可为？有的或许顾虑以前没做过显著的成绩不敢领马。朕从不追究过去的事，以后做出成绩也不迟。凡愿领马的，都可以到兵部报名。”这生动地反映了后金（清）的畜牧业已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大发展。太宗亲自倡导支持商业活动，并且使国家牢牢地控制了主要的商业交换。在国内，允许粮食等农副产品投入市场交易。太宗掌握市场行情，不准囤积居奇。他指示官民有余粮的，要送到商场上，以官价卖给缺粮的人，不准抬高物价。而有的投机分子一定会等到市场上的粮食短缺，价格上涨时才出售。为打击投机商，他命八旗旗主各
出一百石到市场上发卖。自从和朝鲜结盟后，还依着双方订有的协定，进行国际贸易。和明朝处于交战状态，尽管贸易被中断，但太宗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边境地方官开展贸易。他多次派人到张家口等地举行互市。后金以本地产明珠、人参，黑狐、元狐、赤狐、貂、虎、豹、海獭、青鼠、黄鼠等毛皮特产，换回金、银、绫、缎等急缺物品。以布匹为例，早年国库中连一千匹的积蓄也没有，数年后，不缺任何东西了。太宗说：“朕嗣位以来，励精图治，国势日昌，地广食足，又以计令各处互市，文绣锦绮今皆有之。”
手工业的发展也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就。在太祖时期，手工业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但规模不大，水平不高。手工业者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如织工、瓦匠、铁匠、弓匠、银匠，其制作仅限于日常生活用的小商品，供战争需要的也不过是刀、箭、矢之类。到太宗时，大力发展开矿，开办大型冶炼场。特别是从明朝方面得到先进技术，因而工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天聪五年（1631 年），独立制造大炮，并在对明战争中得以应用，这是它的手工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此以前，后金自己不能造炮，与明朝作战时吃了很多亏。造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远比制作弓、箭等武器难度大得多。从开采原料、冶炼到具体制造，都需要较高的技术。后金不仅能够自己制造，而且数量很大。例如，崇德四年（1639年）对明战争中，汉军需要炮子一万，火药五万觔，这些要求均被满足了，这说明有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已经接近或赶上了明朝。
清太宗在位十七年，是后金（清）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期。他所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和种种措施，不仅促进了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为封建制的最后确立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民族品格，具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又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前进，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也会不断变化。满族在形成中并非只保留了女真族的优秀传统，很多落后的习俗也被遗留下来了。不仅如此，它还受到汉族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这对满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但汉族千百年来形成的陈规陋习也给满族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
清太宗是个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的人。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民族迅速进步，因而他比谁都更迫切需要汉族文化，以摒弃本民族中那
些不合时宜的、不与时俱进的习俗；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这样做的结果会失去本民族的品格，有被全盘汉化的危险。向汉族学习和忧虑全部汉化好像构成了他的矛盾心理。然而，他从自己的实践与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基本途径。
满族区别于汉族的主要特征是骑射、服饰、语言。太宗认为保持本民族的这些特征是关系民族存亡和能否战胜明朝的一件大事。但事实上，进入富庶的辽沈地区后，满族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正使他们难以维系这些特征。先以骑射为例，女真原以渔猎为生，人人精于骑马、射箭，这些成了全民族从事日常生产活动以及军事活动的基本技能。而这时渔猎已经失去原先独居经济首位的意义，变成满族贵族的一种消遣娱乐的活动，骑射也就仅限于军事斗争而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尽管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转变，太宗依然力图保持骑射的民族传统，率先垂范，每年春秋冬三季屡次带领诸王贝勒出外行猎，即使不是“娱乐”，也是一种军事训练。他还饬令牛录额真“各宜督率所属长幼于春夏秋三季时时习射，仍遣部臣往察，如有不能射者，必治牛录额真之罪。此乃我国的一技之长，何不努力学习耶！”太宗的目的就是想保持这种骑射，让他的兄弟子侄，乃至整个民族不忘传统，重视武事、蓄积力量，争衡天下。但他的部下却把带有消遣的军训也视为艰苦，往往借故不参加。太宗的哥哥阿巴泰以“手痛”为由，不去郊外骑射，“在家安处”。太宗连劝带批评地说：“你平日总呆在家里，忽然行动，怎能不痛苦？你奋然而起，亲自骑射，何痛之有？诸贝勒不亲率士卒骑射，教演武艺，谁又肯专心武事？平日既未达到娴熟，一旦遇敌，如何抵御？”阿巴泰与太宗是同辈人，跟父亲艰难创业，尚且如此，至于他们的子弟已属第三代人，总是尽情享乐于从先辈那儿得来的巨大财富和权势之中。有一次，太宗召集这些皇室贵族的子弟，向他们训话：“你们这些子弟平时只知游行街市，嬉戏玩乐。早先年，不论长幼，穷困之际，都以行兵出猎为喜事，那时，仆人甚少，自己牧马披鞍，自己做饭吃。虽然很辛苦，但都为国尽心效力。我国兴隆之势难道不是劳瘁的结果吗？现在你们一遇打仗、出猎，或者说妻子有病，或者以家事为辞不去，完全不想奋发向前，惟耽恋于家室，这样下去，国势怎能不衰！”这帮子弟只好认错，表示改正。
太宗决心不废骑射，将之传给子孙。崇德六年（1641 年）他专为此事做了
具体规定。二月间，在一次召集诸王贝勒会上宣布：从明年开始，你们要亲自率领演习射箭，子弟辈中年在青壮年的，叫他们使用角弓、羽箭练习；年幼的，叫他们用木头做弓和柳条当箭练习。如果他们中有不执弓习射，喜好博戏，闲游街市店铺的，要严厉追究。我国所恃，全在于射艺。你们要互相激励劝勉。
为适应骑射生活，长期以来，满族（女真）都穿戴紧身窄瘦的缨帽箭衣。这种服饰方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从事劳动，还是打仗，既轻便又灵活。到了辽沈地区，下至满族平民，上至贵族之家，很多人开始仿效明朝服饰，衣冠变得肥大起来。有的大臣甚至向太宗建议改制满族服装。明朝服饰，方巾大袖，纱帽圆领，特点是宽博肥大。这种服饰既不美观，又脱离了实际，论其实用，远远比不上满族衣帽。太宗对满族贵族效汉人服饰很不满意。崇德元年（1636 年），一次，他把诸王大臣都召集到翔凤楼，让内弘文院大臣给他们读《金史世宗本纪》。
读罢，他阐述了书中的观点，说：金世宗惟恐子孙效法汉俗，屡次以祖宗为训，衣服、语言都遵旧称，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事。而后世之君渐渐废懈，忘其骑射，终致亡国。前不久，儒臣达海、库尔缠屡次劝朕改满族衣冠，效汉人服饰。
见朕不听，以为朕不纳谏。朕打个比喻：比如我等在此聚会，都穿宽衣大袖，左边佩矢，右边挟弓，忽然遇到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如何抵御？只能任人宰割。朕举此例，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朕岂有变更之理，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效汉人陋习，故常忧虑这些。崇德三年（1638 年）七月，太宗专为此制定法令：有仿效他国（指明朝）衣冠、束发（留头发）、裹足者均以重罪惩处。在此之前，已做了明确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裹足。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裹脚，本是汉族一种陋习，是封建统治者强加给妇女的一道枷锁。太宗禁止裹脚，无疑是对妇女做的一种好事，在这方面，他破除了汉族的陋习。直到解放时，东北民间尚以缠足为“民装”，不缠足为“旗装”，以区别汉装和满装。
满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在和汉人杂居交往中，也受到很大影响。因他们要接触众多汉人，必得学会汉语，甚至在本族中也以汉语对话，而满语逐渐成为次要语言。进入辽沈以后，一切地名、官名、平时习惯用语俱从汉名称，更加减少了满语在社会上的流通。太宗十分重视本民族语言，采取各种措施，竭尽全力地推广满语的使用。他反复强调保持民族语言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一件大事，在
这方面，他尤为推崇金世宗，说他凡语言、衣服及骑射之事，时时督促子孙勤加学习。他的孙子元王在审理汉人诉讼时讲汉语，遇到女真人时就说女真语，世宗因此而对他大加称赞。太宗仿效金世宗，要求满族在本族中必须说满语，和汉人打交道时可以说汉语，两种语言并行不悖。如前所述，他令满汉语专家达海改制满文，用满文翻译汉文书籍，供人们学习。天聪八年（1634 年）四月，他采取一项重大措施，将汉语名称一律改为满语名称。他说：“朕听说国家创业，未有弃其国语反而学习别国语言的。弃自己的语言，而仿效他人的，其国本有长久者。
蒙古诸臣子自弃蒙古语，名号都学喇嘛、最终导致国势的衰败。现在我国官名都因循汉人，从其旧称。朕以为，知其善而不能从，知其非而不能改，这都是没得其要领。朕虽未完成大业，也不能听命他国，从此以后，凡我国官名及城邑名，都改成满语。……具体来说，例如，一等总兵官称为一等昂邦章京（以下还有两等，余类推，略）、一等副将为一等梅勒章京、一等参将为一等甲喇章京，游击为三等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摆牙喇纛额真即为纛章京，管摆牙喇甲喇额真即为甲喇章京，等等。”太宗要求国人“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均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一经查出决不轻饶。”
清太宗这般推崇本民族的一些他认为优秀的传统习俗，并非排斥汉族文化。
他是在保持满族的独立品格的前提下，学习汉族的有益东西。他深知汉族文化高深、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他也明白必须革除满族中的各种陋习。当时，在满族社会中，普遍存在重武轻文的思想，只知马上打仗，不知马下读书。据一个叫李民的朝鲜人讲，太祖诸子及众将中，“惟红歹是（皇太极）仅识字”。可见文盲之多！到了辽沈，还是不重视读书，就是诸王贝勒也很少让自己的子女读书，他们视这些为“溺爱”，还说什么，不读书也未尝误事。天聪四年丢弃永平四城和天聪五年大凌河围城战这两件事，极大的震动了太宗的思想。他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读书。他对诸王贝勒说：去年我兵丢弃永平四城，不就是因为驻守贝勒（指阿敏等）不懂学问、不通义理所致吗？现在我兵围困大凌河城达四个月，城里明兵“人相食”还死守不降。等它被迫投降，但还是攻不下锦州、松山、杏山，这不就是汉人读书明理，为朝廷鞠躬尽瘁吗！他指令诸王贝勒：从今以后，凡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的孩子都必须读书。满族几乎没有自己写的书，太宗就令达海等有选择地翻译汉文典籍，像（明）《刑部会典》、《素书》、《三略》
都已翻译，正在翻译的有《孟子》、《三国志》、《通鉴》、《六韬》、《大乘经》等书。
这些书颁行国中，便成了他们行政处事的准则和学习的教科书。
满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保留了氏族社会中的部分残余。在婚姻方面尤其明显：
“嫁娶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天聪四年（1630 年）清太宗下令凡娶继母、伯母、婶母、弟妇、侄妇，要永行禁止。因为还未彻底禁止，所以崇德元年（1636 年），太宗再次下令禁止族内婚，规定：自今以后不论谁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侄妇。说明在此之前，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太宗说：“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视同奸淫之例问罪。汉人、高丽（朝鲜）因为懂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这和禽兽有何区别？”太宗毫不讳言地承认，他这么做是受屯汉族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汉族也给予一些不好的影响，例如，抽烟、酗酒、殡葬过于奢费，在进入辽沈之后，则成蔓延之势。
太宗三令五申禁止大量种烟，严禁平日过度饮酒。太祖和太宗都不饮酒，只在盛大庆典、年节时少许饮一两口罢了。他认为饮酒会败坏风气，致使人民变穷，是衰亡之道。他说：“我国殡葬之费太多。人生下来时，穿的衣服，吃的牲畜，是与你一起来的吗？凡吃穿不过是阳间（即人间）所用之物，死后到了阴间，你煅烧阳间之物，死者能得到吗？不过无益之费而已。”为此，太宗规定了从平民到各级官吏至诸王贝勒祭祀死人所费标准，无论是谁，超过规定，均要治罪。
清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全面地改革了满族社会的文化和习俗并立下许多章程，这使满族走上了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实践证明，太宗把保持满族的独立特点与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是他及其后继者能够在全中国成功地建立一统天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太祖首创八旗制度，起初，只有四旗，后增至八旗。满族是它的主要成员，故称为八旗满洲，或满洲八旗。其中也有少量蒙古人和汉人，分隶各旗管辖。太宗即位后，由于蒙古人特别是明朝官兵归附与日俱增，八旗满洲无法容纳，于是创立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加上原有的八旗满洲，合满、蒙、汉共二十四旗。这就使八旗制度日益完善，充分体现了满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
最后组建的是八旗汉军。其始创必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先后率众航海来归谈起。“三顺王”降后金在当时具有颇重大的意义，与太宗编制八旗汉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孔有德、耿仲明，都是辽东人，太祖进兵辽沈时，逃到皮岛（朝鲜湾椴岛），投奔毛文龙，充任末弁，改姓毛氏。毛文龙被杀后，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征用了孔、耿二人，孔有德任参将，耿仲明任游击。天聪五年（1631 年），太宗围大凌河城，孙元化调孔有德率兵三千渡海增援，遭飓风，几乎丧命。无法渡海，十一月，孙元化又令孔有德率骑兵八百从陆上驰援。孔有德不胜愤恨，行到邹平县（山东邹平）滞留了一个多月。后到吴桥县（河北吴桥）又缺粮饷，因此军心混乱。
这时正好遇到孙元化派遣去塞外购买马匹的参将李九成，两人密议，宣布发动叛明的起义。率军回师，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县相继沦陷。第二年正月孔有德等挥兵登州城下。城里有他的好友耿仲明联合一批辽将做内应，内外夹攻，迅速攻克，俘获了巡抚孙元化，念以往的交情，释放归去，航海到天津。崇祯得报，下令就地处决。不久，又有驻旅顺的明朝参将陈有时，广鹿岛（辽宁长山列岛的一个岛屿）副将毛承录等率部分官兵造反，渡海到登州，加入孔有德部队，兵力大增，共推孔有德为王。他谦让不受，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于是，整饬兵马，攻城略地，山东大乱。明朝调集大批兵马前来镇压，孔有德等退守登州。明将祖大弼率兵数万包围了登州，双方相持五月有余，终因众寡悬殊，无法打破明军的围攻，李九成阵亡于一次战斗中。而明军继续增援，孔有德感到力不能支，决计突围投奔后金。
十一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孔有德、耿仲明携带家眷，率万余名士兵，从临海的北面出城，分乘数百支战船，撤出登州，在海上漂流数月，于天聪七年（1633年）春，驶向旅顺。驻守此城的明朝总兵黄龙料孔有德逃跑必经此地，早已严兵以待。当孔有德率众来到时，黄龙遣水师截击。孔有德被迫暂时驻在双岛龙安塘。
他撤退登州前后，已三次派人与后金联系。这时，他又派游击张文焕，都司杨谨等带一百余人，从盖州登陆（辽宁盖县），联系上了后金，他自率大队人马去镇江上岸。太宗得到报告，尤为重视，先派出吴赖、范文程等率部分将士前去旅顺探听虚实。原来，他并不完全相信孔有德来归，等张文焕到达盖州，备述经过，方才确信，连续作出决定：一，孔有德、耿仲明航海来归，应先赏给两匹马，他带头拿出自己乘用的马，诸贝勒各出上等带鞍的马一匹，不带鞍的马四匹，共四十匹；满洲、蒙古、汉人按职务每十名备御出马一匹，约计百匹。赏给大帅的马再由此挑选，其余由他分给各级将官。二，派文馆范文程、罗硕、刚林，给孔、
耿及官兵安排驻地：孔、耿可统领所部兵马驻扎东京（即辽阳），号令、鼓吹、仪仗一律照旧，惟有用刑、出兵两事，应当报告给皇上批准。其余随来的百姓可住盖州、鞍山，如不愿意，可令其住东京邻近的地方。
五月，孔、耿率众抵达镇江，遣副将曹绍宗、刘承祖等向太宗报告起程赴沈阳日期。太宗马上传令正在督修岫岩、揽盘、通远堡（辽宁东部）三城的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速往镇江迎接，并带二千匹马前去，供孔有德部众上岸乘骑。与此同时，宁远、登州、旅顺口明兵乘船从海上尾追而来，朝鲜也出兵助威。
恰巧济尔哈朗等率军也赶到镇江，与明兵夹江立营。明兵与朝鲜兵见后金兵强盛，不敢开战，便趁机撤走了。孔、耿部众方才靠岸，将携带的大量兵器枪炮全部搬运上岸。济尔哈朗等设大宴欢迎孔、耿航海千里来归。
跟随孔、耿归附后金的副将、参将、游击等将官共一百零七人；精壮官兵三千六百四十三人，其家属共七千四百三十六人；水手壮丁四百四十八人，其家属六百二十四人。以上共计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八人。孔、耿这支庞大的队伍历经艰险，顺利来归，极大地鼓舞了后金，太宗隆礼相待，关怀备至。他们一离开镇江，太宗陆续调拨马匹接应，送去营帐供途中使用，谕令勿急于赶路，应从容休息而行。他们抵达东京后，太宗又派人告知孔、耿：“你们都很劳顿，应先休息，从容到沈阳来见。”五月二十六日，太宗派文馆官员龙什、爱巴礼、范文程、敦多惠到东京，召孔、耿及其官属赴沈阳会见。
六月二日，孔、耿来沈阳之前，太宗发下一道特地保护孔、耿及其部众的谕旨：“向者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有侵扰，至今诉告不息。今所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此辈乃攻克明地，涉险来归，求庇于我，若仍前骚扰，实为乱首，违者连妻子一并处死，必不姑恕！”
第二天，龙什等引导孔、耿和他们的部将官员抵达沈阳郊区，太宗率诸贝勒大臣出德盛门十里，来到浑河岸边，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中间设一座黄色大帐篷，左右各设五座青色帐篷。太宗与大贝勒代善和诸贝勒率孔有德、耿仲明及各官首先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就座，商讨接见孔、耿的礼节。太宗想以满族最隆重的礼仪——抱见礼接见。诸贝勒提出：“皇上不宜抱见，以礼相待就可以了。”太宗不同意，说：“从前张飞尊上而凌下，关公敬上而爱下，今天朕以恩遇，岂不更好！元帅、总兵（指孔、耿）曾取登州，攻城略地，正当强盛而纳款
输诚，三次遣使来，率其兵民，航海御敌，来归于我，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
朕意应当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议决后，孔有德耿仲明率各官以次序立，他们二人先行汉族礼，到御座前又叩头，双手抱太宗膝，接着，与代善和诸贝勒一一抱见。孔、耿行礼毕，各官上前行三跪九叩头礼。太宗令孔、耿分别坐在他的两侧。丰盛的宴会开始了，太宗亲自手捧金卮，向孔、耿敬酒。宴会完毕，向孔、耿各官赏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等物品，孔、耿也把金银及金玉清器衣物献给了皇上。回到沈阳后，太宗、代善和诸贝勒逐日设宴款待。六月十三日，太宗正式宣布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赐给敕印，保留原有官职。
其他各官也依据各自功劳分别得到了一定的封赏。然后举行宴会庆贺。席间，先向孔有德宣读敕文：朕惟任贤使能，崇功尚德，乃国家之大典；乘机遘会，达变通权，诚明哲之芳踪。尔元帅孔有德原系明臣，知明运之倾危，识时势之向背，遂举大众，夺据山东，战破数城，实为我助，且又携军士官民，尽载甲胄器械，航海来归，功绩显赫，超群非凡，朕深嘉尚，用赞王献，给都元帅敕印，功名富贵，远期奕世之休，带砺河山，永无遗弃之义，凡有一切过犯，尽皆原宥，尔宜益励忠勤，恪共乃职，勿负朕命。钦哉！也给耿仲明发布了同一内容的敕文，并当众宣读。
四个月后，明朝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率广鹿、长山、石城三岛数千名官兵和百姓叛明来归。尚与孔、耿都曾是毛文龙的部下，彼此交往甚密。毫无疑问，孔、耿的行动对他是个榜样，促使他接踵而至。由于孔、耿、尚相继叛明，瓦解了明朝用以牵制后金的辽东沿海防线。就在尚可喜投顺之前，孔、耿率军协同八旗满洲攻克了旅顺城。孔有德非常怨恨明朝旅顺守将黄龙，伺机报复。恰好黄龙派出水师进攻鸭绿江方面的敌人，旅顺空虚无备，太宗趁机令贝勒岳托、德格类率师，以孔有德为向导攻袭旅顺，黄龙屡战屡败，无路可走，被迫自杀，后金克其城。
孔有德投顺后金首立大功。明朝丧失了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所剩皮岛，仅余的一点残兵也在崇德二年（1637 年）被孔、耿、尚率兵攻破，明将沈志祥杀监军投顺后金。
孔、耿、尚率众来归，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后金的政治，也使后金在同明朝进行的改朝换代斗争中打开了更广阔的道路，而且开始了后金社会的一个新变化。
而清太宗下令孔、耿所部旗纛用皂（黑）色，军士按时演习枪炮弓箭；马和甲胄
都在牌子或带子上写“满洲”二字以为识别。后来又规定孔、耿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一班，并派官为他们营建府第。崇德元年（1636 年）太宗接受尊号为皇帝，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封怀顺王、尚可喜封智顺王。这些措施，从命名、辨旗色，到特许孔、耿与尚独立分管这两支由汉人组成的部队，获得类同八旗旗主一样的权利，实则等于新设两旗汉军，他们三人处于旗主的地位。所以，可以认为，孔、耿、尚来归，即是太宗编制汉军旗的开始。
孔、耿、尚归附后，太宗没有打乱他们的编制，而是依旧让他们继续统率，并且给他们各种优待，无“低人一等”或惧怕歧视之感，因而得到广大汉兵的拥护，“故其将卒皆用命”。对后金来说，这比分散到满洲各旗管辖更有利。与此同时，太宗从孔、耿、尚率军来归的雄姿盛容中看到了汉兵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谙水战，习地利”，满族骑兵则望尘莫及。在同明朝的争战中，以汉兵为“前驱”，可发挥满族骑兵无所施其技的作用。不仅如此，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单靠满族征兵已经无法满足其需要。太宗看到了又一个广大的兵源，这就是他统治下的辽东汉人和归附及阵获的明朝官兵。太祖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被奴役的广大汉人对“满臣”贵族没有任何好感，因而也就激不起他们对生产的积极性。太宗决意打破民族畛域，选拔出汉族中的优秀人才，使其为国效力。就在孔、耿归附不久，即天聪七年（1633 年）七月一日，太宗令分隶满洲各旗所属汉人壮丁，每十名抽一丁披甲入伍，共得一千五百八十人，组成一旗汉兵，由汉官马光远统领，旗帜用黑色。这是正式建汉军旗的开始。
崇德二年（1637 年）七月，一旗汉军又被太宗分成左右翼两旗：以汉官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都按照八旗满洲的样式编壮丁为牛录。到了崇德四年（1639 年）六月，太宗再分二旗为四旗，每旗设牛录十八员，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任命马光远为正黄旗固山额真，马光辉、张大猷为梅勒章京；石廷柱为正白旗固山额真，达尔汉、金维城为梅勒章京；王世选为正红旗固山额真；吴守进、孟乔芳为梅勒章京；巴额为正蓝旗固山额真；李国翰、佟图赖为梅勒章京。以前的两旗用的均是黑色，现改为马光远旗用蓝色，以黄色镶边；石廷柱旗用蓝色镶白边；王世选旗也用蓝色，镇红边；巴颜旗则纯用蓝色。按清朝的规定，每一牛录以百名左右为满额，一旗含十八牛录，共计一千八百人左右。四旗共计七千人左右。直至太宗去世的前一年，
崇德七年（1642 年）六月，他将原四旗改编为八旗，称为八旗汉军。旗色、名称、官员设置一如八旗满洲之制，所不同的，前者的旗主可以由皇帝随时撤换任命，后者则是世袭。此次任用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八人分别为八旗固山额真。同年八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上奏“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上允其请。”他们虽然未被编入八旗，但录属于八旗汉军的一部分。这样，太宗在他离世前终于逐步完成了对八旗汉军的创建性工作。
太宗创建八旗汉军是有极为深刻的用意的。它扩大兵源，以供战争之需；利用汉军同明军作战，也就是“选用招降，以汉攻汉，则无不可矣。”这些因素他都考虑到了，但更深一层的用意，是借助建汉军八旗（包括建蒙古八旗）帮助他巩固皇权，削弱八旗满州诸王贝勒的权势。另建新的八旗组织，实际是分割他们手中的权力，从而打破他们对军队的垄断，因之也就削弱了他们与皇权相抗衡的手段，八旗满洲也就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不管太宗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客观效果肯定是这样的。八旗制度作为后金（清）国家的一种新体制，单有八旗满洲是不够的，它强烈地表现了满族贵族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倾向。它忽视其他民族例如汉族、蒙古族的客观存在，有意降低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此，后金是无法长久地维护他的统治的。太宗创建汉军与蒙古八旗，是因他意识到了国内主要存在的满、蒙古、汉族之间的复杂的民族关系，从而肯定了汉族蒙古族的历史地位。它们与八旗满洲并立，这就是从法律和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联合的关系，这标志着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与汉、蒙封建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础更广泛了。八旗制度的完善，为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打下了稳固的根基。
八旗汉军是八旗制度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汉军旗人的旗属问题，原本是毋庸置疑的。有的学者认为汉军既然是八旗成员，也就是满族人。实际上从族源上考察加入汉军八旗的人，正如《啸亭杂录》（卷二）所说；“盖虽日旗籍，皆辽沈边氓，及明之溃军败卒。”他们原是汉人，很难断定他们是不是满族人。历史上的汉人因种种因素（例如通婚，有血缘关系、满化程度深、或自报为满族人，等等）而成为满族人，这是事实。但是不能说加入了八旗就成为满族，旗籍与族籍不能混为一谈。八旗满洲，其意就是满族自己内部的旗组织；同样，八旗汉军，也是将旗制推广到汉族内部，通过旗的形式组织起汉人。在“八旗”的后边附以
或者在前边冠以“满洲”、“蒙古”、“汉军”字样，这就毫不含糊地标示了三个不同的民族的族属。所以，八旗分为满、蒙、汉已表明这是以三个民族的成员组成的组织，不能说有了八旗，三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太宗当初创建满、蒙、汉八旗并非要消灭民族，而是要承认并联合这些民族的各级人民。满洲、汉军、蒙古八旗并立存在于一个统一的政权之下，犹如几个部落的联盟，而满洲则担任了这个联盟的“盟主”。以此而论，就不难理解诸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名人传》中把一些汉人、蒙古人都列入“满洲名臣”或“满洲氏族”之内。既然满洲统治者把自己视为“盟主”，当然它可以把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中的？要姓氏、知名人士都概括在它的名义之下。所谓汉人“在旗”与“不在旗”，唯一的区别是否加入八旗组织，但是，并不能把这个看成是否成为满族的标准。只有隶属满洲八旗的人才是真正的满族人。
索伦是黑龙江上游诸部中最强大的一个部族。尤擅骑射，以骁勇善战闻名。
后来，加入满洲八旗，成为清朝的一支劲旅。17 世纪 30 年代前后，黑龙江上游的索伦部落开始向后金朝贡，表示接受它的统治。随着后金势力的不断强大，愿意归附的部落和部族纷纷前来。崇德二年（1637 年）二月，额苏里屯内俄伦扎尔固齐、克纳布鲁达尔汉率九人来到沈阳，上报清太宗说：“额苏里屯东，约六日程那么远的地方，有从未前来朝贡的三十九个屯堡，现在想来朝贡，但不懂纳贡礼仪，求我们同皇上派一名使臣到那里，他们便备好方物特产，跟随使臣前来朝贡。”并报上他们的贡品数目：貂狐皮二百零六张、貂狐衣服七领。
同年十月，巴尔达齐率五十七人，贡貂皮；又有精奇里江浑秦屯扈育布禄之前人未入过贡，此时也率五人来朝，贡貂皮。
随着历史潮流的推动，索伦部的部长博穆博果尔也在这年首次至沈阳入贡，他带来八人，贡的是马匹和貂皮。
年底，黑龙江中上游诸部聚集沈阳：黑龙江萨哈连（巴尔达齐的弟弟）、瑚尔布尔屯的费扬古、沃呼屯武弟堪、乌鲁苏屯莽古珠等五十一人、呼什哈里氏纳木达里等十人、巴雅喇氏满弟特喀下二人、布克图孔等五人、达赖库等四人，还有博穆博果尔等九人，均一并拜见太宗。这些来自黑龙江中上游各民族的使者齐聚后金都城，显现了黑龙江广大地区重新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大清皇帝清太宗面对这空前的盛况，兴奋的心情是无法言喻的。所以他赏赐每名使者和从人的东
西很优厚，还进行了一次集体的宴会。
可是，博穆博果尔的叛变却被破坏了这一大好的统一形势。博穆博果尔在崇德二年（1637 年）朝贡一次，第二年十月又朝贡一次，不久就发动叛变，从此，同清朝断绝了联系。博穆博果尔这个人很有才干，精通武艺，成为索伦部部长，同时，他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护，黑龙江上游南北两岸各村落屯堡都归附于他，接受他的统治。所以，博穆博果尔并不仅仅是索伦人的首领，而且也是此地各族人民的共同领袖。当时，这里的各个部族或部落已进入父系公社的发展阶段。各村落屯堡、不同民族实行了大联合，并公推博穆博果尔为总首领，这实际上是一种部落联盟。博穆博果尔一次能够动员和率领六千名各族联军同清军作战，由此可知，这个联盟的强大，地方势力的迅速发展和博穆博果尔的统治日益加强，必然与清朝的统一政策及其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必然引起太宗的担忧。事实也恰是这样。博穆博果尔感到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不愿再接受清朝的统治。他迟迟不去朝贡，而且只朝贡二次就清楚地表明他对清朝的轻视和不驯服。这与索伦部的达呼尔首领巴尔达齐频繁朝贡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博穆博果尔再次拒绝朝贡、自行其是的时候，太宗“虑其势盛不可制”，决定先发制人。崇德四年（1639 年）十一月，他开始征讨博穆果尔。这是继天聪八年（1634 年）对呼尔哈部的征讨之后，又一次在黑龙江上游的大规模用兵。
太宗派遣萨穆什喀、索海、伊逊、叶克舒等诸将率军北伐。根据他的作战方略，诸将领兵至呼玛尔河分兵进攻。这时，清军在黑龙江上游的处境很不乐观，由于博穆博果尔号召并带头脱离清朝统治，几乎所有屯落部族都站到了他的一边，达呼尔、鄂伦春、奇勒尔等民族都参加反对清朝的斗争，精奇里江各处也都派兵去支援博穆博果尔。只有额驸巴尔达奇和他所在的多科屯仍然忠诚于清朝，没有参与叛变，“坚壁待王师”。他带领本屯人于崇德五年（1640 年）三月十八日与清军会合，参加了平息博穆博果尔叛乱的战斗。
博穆博果尔和他的兵力主要集中于雅克萨、铎陈、乌库尔、阿萨津、多金诸城堡联成一线的地带，当清军从呼玛尔河分兵，疾驰四十日抵达这些城堡时，他们奋力抵抗，宁死不屈。清军首战雅克萨，举火攻城，力战攻克。接着，清军攻击位于雅克萨下方的乌库尔城。从早晨到晚上，清军猛攻一天，最终夺取了乌库尔城。然后，清军转攻铎陈诚，奋战一天未克。次日，正要发动攻击，博穆博果
尔率上游地区各村堡有各民族参加的六千大军前来增援，兵锋甚锐。清军主将萨穆什喀、索海等深恐清军吃亏，下令撤后，并在阿里阐至铎陈之间埋下伏兵。博穆博果尔不知是计，率军深入，果然中了埋伏，被清军击败，除了伤亡人数，有四百人被俘，而清军在骁勇的索伦兵的顽强抵抗下也遭到重创。这一战役后，博穆博果尔又组织铎陈与阿萨津两处的兵力四百人横击清军，镶白旗章京雅布喀与穆佑、和托等将领及部分清军在战中阵亡。但由于兵力众寡悬殊，他们接连攻占了铎陈、阿萨津、多金诸城，果博尔、博和哩、噶勒达逊、木丹、都孙、兀喇噶、德笃勒等七屯也落入清军手中，由巴尔达奇所统治，博穆博果尔率余众逃跑。
崇德五年（1640 年）四月，萨穆什喀、索海率大军凯旋，太宗命礼部承政满达尔汉迎至十八里台，设宴慰劳；又命他的侄儿杜度和阿巴泰到平鲁台迎接，设宴款待。太宗本人也率诸贝勒大臣来到城西实胜寺北迎接。这次战役俘获壮丁二千七百零九人、妇女小孩二千九百六十四人，总共为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太宗把这些俘获来的人都编入八旗各牛录，赏给每人衣服布匹，还让青壮年男丁比赛射箭，选拔优胜者为牛录章京等官。没过多久，又有索伦部三百三十七户共壮丁四百八十一人前来归服。
太宗命理藩院官员率八旗护军将士携带大批蟒缎、素缎、布匹前去迎接，下令将他们安置在郭尔罗斯乌库玛勒等地耕种，任其选择方便之处居住。
但是，这场战役并没有最后结束。因为博穆博果尔还没有被捉到，太宗不想就此罢兵。当众贝勒大臣欢庆胜利的时候，他胸有成竹，独自定计捉拿博穆博果尔。七月，太宗命内大臣巴图鲁詹、理藩院参政尼堪等传谕科尔沁诸部，从蒙古兵中挑选身体强健、果敢勇猛、箭法精明的蒙古骑兵，经过实地较射，选中二百四十名，另选八旗护军四十名，组成一支精锐的轻骑兵，配备了精良的战马、骆驼、器械和充足的行粮，另派益尔公固、图哈纳、绰隆三人担任向导，以梅勒章京席特库、济席哈为将，带领他们出征。一切准备完毕，太宗向他俩面授机宜后，这支小部队就向着不为人们所知的方向飞驰而去。
同时，这位清太宗公开扬言将大举进军牧马黑龙江畔，一定将博穆博果尔擒获。众贝勒大臣都不解其意，他也不向大家说明。十二月中旬，席特库派人从遥远的黑龙江送来捷报：博穆博果尔和他的家属，还有他的弟弟一家都束手就擒，俘获其部众九百五十六人，牛马八百四十头。诸贝勒大臣对此消息都颇为惊异。
太宗这才说破他的计谋：“博穆博果尔自叛后抗拒我军，这时朕已定计，欲驱使他向北逃，以便擒获。所以朕公开扬言我军将到黑龙江畔牧马，一定捉到博穆博果尔，而暗中派席特库、济席哈率外藩蒙古兵从蒙古北边追击。博穆博果尔果然中计北逃，最终，席特库将其抓获。”太宗用的是声东击西的策略，在黑龙江虚张声势，放开北路，诱使博穆博果尔逃去，恰逢席特库。这支精锐的轻骑兵按照太宗的部署，穿越蒙古，飞驰两个多月，先在甘地捉获了博穆博果尔的弟弟和家属。十四天后，追到齐洛台博穆博果尔和他的妻子猝不及防，束手就擒。崇德六年（1641 年）正月十六日，席特库、济席哈率部队并押解博穆博果尔等凯旋返回沈阳。第二天，太宗举行召见仪式，依次给席特库以下各立功人员晋级、赏赐，宴会。到五月间，索伦部蒙塞尔尾代的儿子巴尔达齐率所属二百零四人来归，又有该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投顺。整个索伦部即黑龙江上游地区重新又被清政权所统治。
天聪八年（1634 年），清太宗下旨进兵黑龙江上游的呼尔哈部，可称为一进黑龙江；崇德四年（1639 年）平息博穆博果尔叛乱，可称为二进黑龙江；崇德八年（1643 年）三月，太宗再征黑龙江上游的呼尔哈部，是第三次进兵黑龙江。
第三次是他去世之前，为进一步统一黑龙江地区，对此地进行的最后一次用兵。
崇德七年，太宗曾用兵松花江呼尔哈部。同年九月，任命沙尔虎达为将，率兵出征松花江呼尔哈部。该部居于呼儿哈河（牡丹江）和松花江两岸，有三大“喀喇”“喀喇”，意思即姓氏。即三大氏族：一是诺雷（又写作闹雷、耶勒），天聪五年（1631 年）向后金朝贡；二是克宜克勒（又写作革依克勒），于崇德二年（1637年）朝贡；三是祐什哈里（又写作虎习哈礼、祐什喀里），于崇德三年（1638 年）朝贡。因为满族的人数很少。那么，太宗为什么还要征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满族是一个人数很少的民族，太宗用兵的基本目的，是要进一步巩固清朝对此地的统治。同时，从该地区征集大批人口特别是青壮年“披甲”当兵，以保证兵源不断。然而，让一个民族从世代居住的故乡迁到数千里之外的陌生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往往靠军事暴力来实行武装逼迁。当然并非全部迁走，总是留下来一部分。迁走的加入了满洲八旗，成为满族的成员。留下的则成为土著民族，上列三个氏族就变成赫哲族的一部分。这次沙尔虎达率军进入松花江两岸，“招降”男妇幼小一千四百余人。这里用“招降”，由此可以断定基本上没有动
用武力，而是“和平”地达到了目的。
继这次征讨之后，紧接着第二年二月，太宗命护军统领阿尔津、哈宁噶等率将士出征黑龙江呼尔哈部落。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参加此次远征的人数，但他们凯旋时，从皇帝大赏从征将士，知道了一个受赏的人数，计兵士二千七百十一人，将领自阿尔津以下，包括随征的科尔沁、托尔伯特、郭尔罗斯、扎鲁特蒙古诸部将领五十五员，总计二千七百六十六人，此次用兵估计有三千人。阿尔津、哈尔噶率军越过黑龙江北岸，攻克波和哩（又作博和哩）、诺尔噶尔、都里三屯，招降小噶尔达苏、大噶尔达苏、绰库禅、能吉尔四屯。此处是索伦部的聚居之地，因“呼尔哈”与各地部族称呼混同，因此当时索伦部就被概括在“黑龙江呼尔哈”
名称之内。
阿尔津等三月出征，到五月二十五日，就把捷报送到了盛京，由此可见，进军颇为顺利，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虽然波和哩三屯抗拒不降，但也招架不住极具优势的清军的攻打。凯旋后，太宗曾拿出二千五百六十两银子抚恤伤亡将士。
说明清军在攻击波和哩三屯时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这次征讨的地方，业经上一次用兵，毕竟还有一部分部落没有归降清朝，还有个别的部落则时顺时叛，不能按规定朝贡。这也是太宗不断劳师远征黑龙江的原因之一。
七月初，护军统领阿尔津、哈宁噶等率军返京。俘获归服的男女小孩共二千五百六十八人，马牛驴四百五十余头，各种珍贵毛皮二千余张，这些都作为战利品献给了清太宗。他指示凡男人按丁披甲，编补各旗缺额不足的各级组织。为了奖励广大将士的功劳，他大加赏赐，仅仅是赏给的白银就有三万之多。
一个月后，清太宗突然去世，这次远征呼尔哈也就作为他生前统一黑龙江的最后一次活动而被载人史册。
努尔哈赤从建国前就开始着手统一东海诸部及黑龙江下游直至乌苏里江流域，到太宗在位十七年，多次招抚与举兵黑龙江流域，把原属明朝的奴儿干都司的管辖区域，全部归清朝所统治。这是整整经历了两代人的努力，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取得的历史性的业绩。崇德七年（1642 年），皇太极以十分自豪的口吻总结他所取得的业绩，说：予缆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
国，在在臣服。
这段话固然是他执政十五年来的最佳总结，同时，也很明白地阐明了辽阔广大的东北疆域已经纳入了清朝的版图。
当太宗正在欣喜地收复他的祖先的故土时，沙皇俄国也正小心翼翼地探索着通向中国的道路，步步逼近我国的黑龙江。而在这危险的局势到来之前，太宗已经统一了黑龙江流域，把分散的各不相统属的边疆诸民族集合在清朝的旗帜之下，凝集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为后来东北各族人民抗击沙俄的野蛮侵略准备了丰足的政治和物资的条件。当然，太宗在统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暴力，掠取了各民族的大量财产，造成了他们的流血牺牲，迫使他们离开故土，大批迁入盛京地区，这必然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难。但这些都是中国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问题是局部的、暂时的，比起统一黑龙江的巨大意义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统一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它只会促进边疆各民族与内地的广大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因而也给本民族带来了新的发展。因此从根本和长远的利益考虑，他们完全承认清朝的合法统治，接受清朝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这一事实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数年后抗俄斗争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验证。
在沙俄强盗首次侵入雅克萨地区时，当地达呼尔人民断然拒绝向沙俄缴纳实物税，表示一切听从“博格德汗”（清朝的皇帝）的指令。接踵而来的一批批侵略者不管走到哪里，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这表明清朝对此地的管辖卓有成效，统一深入人心，他们把清朝视为中央统一政权，把自己当作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谈到清太宗对黑龙江流域的统一及清朝对该地区的管辖时，俄罗斯学者的见解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格瓦麦利霍夫在其所著的《满洲人在东北》一书中，极力否认黑龙江地区和滨海地区“并入满洲国领土”，说该地区各部落“既不是满洲国的藩属，也不是它的臣民”，理由就是清朝既没有留驻防军，也没有设置军政和民政管理机构。我们曾明确指出，努尔哈赤及其后继者清太宗完全是依仗自己的力量从明朝手中接管了它对东北的统治，而且他们还继承了明朝在该地区的统治方式，一不设州县，二不派驻军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广大地区不属于清朝。恰恰相反，表明这种隶属关系的标志之一，就是定期向后金（清）缴纳贡赋。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各部族如索伦部、萨哈尔察部、呼尔哈部、使鹿部、
使犬部等，均要定期缴纳貂、狐、猞猁狲、海豹、水獭等毛皮。每年春夏之交，在通往盛京的大道上，来自黑龙江、乌苏里江、东海诸部穿戴各异的“朝贡”者，络绎不绝地拥向后金（清）。在一个既不事农耕、又无货币的少数民族地区，向中央政权上缴实物，也就履行了他们纳赋的义务。这几乎是中国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统治边疆少数民族的通行立法。麦利霍夫应该懂得这一点。后金（清）给“纳贡”的人们规定了献纳的时间、地点、数量，按一定比例给献纳者一定的赏赐，名曰：赏乌林，有效地行使了国家的主权。例如，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的赫哲、费雅喀，规定他们每年到宁古塔副都统处献纳貂皮等物；乌苏里江以东的恰喀拉族人每两年要到尼满河地方交纳貂皮；库页岛居民每年六月则到黑龙江下游的普录乡交纳貂皮。这种交纳实物的捐税形式，恰巧体现了清朝的国家主权的客观存在。
太宗和其父努尔哈赤曾征集各族大批人员迁入盛京，编入旗籍，其壮勇的男丁则披甲当兵。没有迁走的零散户口，统称之为新满洲。崇德以后，不再称归服的各部为“满洲”，而保留原称，编为户籍，在如库页岛等有些地区及沿海各地不编佐领（牛录），以村屯或氏族为单位，“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建立八旗制度和姓长、乡长制度，是清朝用以代替明朝已有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军政、民政机构同样起到了管理作用。后金（清）虽然没有在这一地区设州县，但从努尔哈赤时代，就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设官镇守。崇德元年（1636年）六月，清太宗命梅勒章京吴巴海“移镇宁古塔”，负责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事务，宁古塔由此成为该地区的政治中心。
继天聪三年（1629 年）和八年（1634 年）两次大规模入关征明之后，在崇德元年五月，清太宗对明朝发动了第三次征战。
在征明之前，由于同朝鲜的关系破裂，太宗决定入侵朝鲜。但他担心明朝乘虚从背后骚扰，因此在征朝鲜前，首先对明朝进行一次新的军事打击。几年来，太宗向明朝不断发出信息，要求谈判议和，明朝对此一概置之不理。其实，太宗也无意讲和，他也深知明朝出于“君临天下”的心理，不会坐下来与一个曾附属于它的“反叛”政权进行谈判。太宗并不因这个局面的僵持而感到难堪，相反，他更卖力地呼吁明朝响应他的和谈建议。这样做，会使他在政治上得到好处：表明他愿意和平，对明朝的战争是迫不得已的，以此来取得明朝统治下的人民的理
解和同情。在出征前的一段时间内，太宗两次给明朝驻守长城几个关口的官员发出了信件。一次是在天聪九年（1635 年）十月，离出兵时间长达半年多，遣使送信给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明朝诸边将，信中说：“我们本可以安享太平和睦共处的。一年内派人送信不下数次，你们朝廷大臣竟无一言答复。故所造成的一切灾难并非是我一人导致的，而是你们的君与臣的过错。今后只要我大军所至，有敢逆我者，都杀无赦；逃避山林者，俘之；如安居不动，投降归附者，秋毫无犯。此次进兵，决不似以前轻易撤兵。”另一次是在天聪十年（1636 年）二月，信是写给崇祯皇帝的：“我见黎民百姓涂炭，常以和睦为念，致书遣使不下数次，不知下边臣属欺骗蒙蔽而没有报告朝廷呢？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呢，不愿和平呢？我一再讲和，而你明朝大臣竟无一言回答，这是自寻麻烦，自寻灭亡！各城大小官员得我之书，若隐瞒不上奏者，即是不忠于君、不慈于民、专图个人之私的奸诡之人。”《东华录》，天聪九年十月、十年二月。明边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等处都收到此信件，要求守边将吏转呈朝廷。
两封信是否到了您的手中，我也不清楚。反正同以往一样，仍是石沉大海，杳无回响。这无关紧要，对太宗来说，只不过是形式而已。看来，他无须等待明朝方面的答复，就在他即皇位的盛大庆典活动一结束，就发动了对明朝的侵占的战争。
崇德元年（1636 年）五月二十七日，太宗在翔凤楼召见出征统帅和将领，他们是：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超品公额驸扬古利、固山额真拜尹图、谭泰、叶克舒、阿山、图尔格、篇古、额驸达尔哈，未参加出征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肃亲王豪格、和硕成亲王岳托及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等，站列两排，听取太宗面授出兵策划。他说：尔出征王贝勒大臣，都必须听从上级指挥，不可轻举妄动。尔诸臣遇残破城池及我兵前所攻克良乡（今北京市良乡镇）、固安（北京南固安）等城，如果有把握取胜，则进攻，不可取则勿取，各以所见，明确言之。儻（同倘）害怕以后会追悔莫及故不说，辄（同则）私相议曰：“我曾如此言之，但言而不听耳！”夫初未明言，及事后而谓曾有是说，其谁信之！今若各抒所见，明确言之，而众说风云，宜听武英郡王剖断，毋得违背。朕视凡人进兵时，多始慎终怠，所以有疏虞之处，应牢记于心，这是每人必做的。
太宗告之从人，要在处理问题之前，参考各人意见，不要做“事后诸葛亮”，要牢记“始慎终怠”的教训，可保不出差错。这是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具有哲学意蕴。人们开始时无不谨慎从事，可是到后来往往疏于懈怠，不认真，难免不出大错。战争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只要稍一疏忽，就会在霎时之间造成悲惨的后果。所以太宗时刻提醒群臣，期待他们不辱王命，完成这次出征重任。
太宗于三十日新自为出征的士兵饯行，先到堂子行礼。堂子外排列护军八纛，仪仗队吹海螺角和蒙古大号，太宗从堂子里出来，向天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来到城西演武场，见过出征将士，问道：“我的话都记住了没有？”阿济格等回答：
“终身难忘，永记于心！”三声炮响，大军起行。
太宗猜测一个月后阿济格的军队大概到达了城脚下，决定另派一支大军进攻山海关。他对诸王贝勒说：“多罗武英郡王统兵往征明国，今将出边，宜别遣大军往山海关进发。明国知我兵至，恐山海关有失，必来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从容出边。”任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贝勒岳托、豪格为将，牵制明军的反攻。他们分作两批，于八月十二、十三日相继离沈西征。他们只是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的一个小角色。
阿济格此次的攻占目标是明朝的京畿地区，他麾下八旗将士约十万人马，奔向冀北。七月十九日，他在给太宗一份战况奏疏中说：大军于六月二十七日分作三路入独石口。八天后，将在京畿庆州集合（今北京市延庆县），先攻取近处的长安岭堡、雕鹗堡两个据点，总共打了七次胜战，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二百三十。
清军刚入边，七月三日，北京全城戒严，崇祯急令中军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崔良用守固关。这四个关口都在京城西南，与山西交界的地带。但出乎明朝廷意料之外，清军直接从延庆入居庸关，取昌平，直逼京师。事先，阿济格释放被招降的两千人诈称逃归，巡关太监和御史王肇坤打开门收纳而不知已中计了。七月七日，清军自天寿山后突现昌平城下，城内的降人做内应，瞬间破灭，明总兵巢丕昌投降，他是这次战争中归附清朝的惟一的明朝高级将领。城里还有户部主事王桂、赵悦、判官王禹佐、胡惟宏，提督内监王希忠等都被杀，清军烧毁了天寿山的明德陵。接着，清军自西山南趋良乡（北京房山县），二天后，移兵沙河、清河镇，昌平的降兵也到达西直门。
崇祯皇帝十分惊慌，“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门”，令兵部传檄山东、山西、大同、
保定及关外等处明兵共来京师护驾，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总督各镇援兵，崇祯立即批准，赐尚方剑，发给万金、赏功牌五百，任命监视关宁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为提督。崇祯和他的大臣作战方针是固守城池，伺机出击，京师和战事波及的地方，基本上按兵不动，即便得到出击的机会，也都按兵不动。
崇祯重用太监，凡边防督兵都让这些不懂军事的内臣充任，使事权不一。文武将吏难得发挥作用。有个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参劾镇守通州兵部侍郎仇维桢给太监叙功是别有用意，请求罢免内臣督兵。崇祯大怒，召集廷臣，厉声叱责金光宸：
“仇维桢方至通州，尔即借题沽名，着锦衣卫褫冠服，下诏狱。”正巧外面狂风大作，雷声轰鸣，闪电掠过御座，吓得崇祯心惊肉跳，以为触怒天威，当即将金光宸释放，“候旨”另作议处。上层的作为决定了下级的作风，一遇清军就望风丧胆，退缩不战。
其实，清军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并无有心攻打京师，也不想围困。阿济格依照太宗规定的作战方针，机动灵活，对城堡能占领就占领反之弃下，不以攻占城池为主要目的，而是在京师周围攻略城堡，不断消耗明军实力，挫败其锐气。
因此清军很快离开沙河和清河，于七月十五日，知县赵国鼎被杀死，宝坻也被占领。二十一日入定兴，下房山，战涿州，攻固安、克文安、永清（均在北京南），分兵攻漷县（北京通县）、逐安、雄县、安州、定州，趋鄚州口，攻却拿不下，转攻香河，破顺义，在知县上官荩自杀后，他的属下全部惨死。紧接着，转向东北，至怀柔，陷西和，占河西务（香河南，大运河西岸）。到八月十九日，清兵分屯密云、平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清军紧紧围绕京师，只要是城池堡，都遭受了侵袭。阿济格向太宗报告，共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获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这并没有夸大事实，例如，清军也并不总是打胜仗，刚入居庸关，明大同总兵王朴驰援，清兵被斩杀一千一百零四人，又有一百四十三人被俘；激战涿州时，清军损失了二百余人，等等。虽说明朝是一个腐败透顶的统治集团，却也不乏忠臣义士。清军攻定兴时，退隐多年的前光录为了保卫家园，毅然地闯入城宝中，与知州薛一鹗等共守，城池只保住了六天。此时他正守南门，清兵持刀逼其投降，他严词拒绝，发怒的清兵对他连砍三刀，又射一箭，当即身死，时年六十二岁。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在当时也称得上是民族英烈的大壮举，但“犹捧一篑以塞溃川，挽杯水以浇烈焰”明朝的灭亡是无法挽回的。
阿济格于八月三十日率军从雄县北上，奔冷口东归。明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侦知消息，率军出京，从后面赶来；总督宣、大兵马梁廷栋也挥师北上，眼见清军就在跟前，却不敢攻打。张军行至迁安五重安驻扎下来，“固垒自守”。当清军就要出冷口时，守关的明将崔秉德请求力守关口，将清国的出路给封锁住。总督高起潜骗他说：等清军出关一半再进攻。
九月一日，清军携带掠取的十八万人畜及其他大批物资从容出冷口，“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他们还砍下木头，在上面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扔在道上，来调戏明朝将吏。大批清军一天外出要数几次，“次第引归”，连续四天才全部通过。按一般规律，在撤退时，应以精兵殿后，防止敌人追袭。阿济格一反常态，竟将辎重放在队伍后边，他自己却前行而不顾。回到盛京后，太宗知道此事，严加处罚了他，所幸当时明朝将士懦怯不敢战，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满载而归。高起潜和张凤翼得到侦察骑兵的报告，知道清军已撤退完毕，才大摇大摆地挥师前进到石门山（河北抚宁东），向崇祯报捷：斩敌三级！张凤翼和梁廷栋身负重任，“惬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言官把责任都算到他俩身上，累次上奏章参劾。两人更加恐惧，明知清兵退后，北京失去控制，他们一定会受惩罚，于是，每天服用大黄麻求死。二日，张凤翼先死于军营，十天以后，梁廷栋也死了。
恰恰事如所料，法司拟了他们的罪状，将张凤翼罢官、梁廷栋处死，他们免除了尸首分离的痛苦。
崇德三年（1638 年）八月二十三日，太宗发布攻打明朝的命令：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豪格、阿巴泰为副，统左翼兵；以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杜度为副，统右翼兵分二路伐明，说明了作战方略，说：凡王、贝勒、贝子临阵时，七旗败走，而一旗拒战者，七旗之牛录人员俱给与拒战之一旗；一旗败走，而七旗拒战者，败走之一旗即行革黜其所属人员分给七旗；若一旗内半战半走，以走者人员给战者。不要轻敌，更不要因利益而挺而走险，勿挠乱队伍，违者按军律治之。军士离伍者、酗酒者、喧哗者，罪之。每个物品都得记载，并加以注明，马必印烙，勿毁寺庙，勿杀平人；俘获之人，勿褫其衣服，勿离其夫妇。
又说：朕何尝不想和睦相处，避免战争，是以兴师，慎勿妄行诛戮。勿贪掠财物。尔等主帅，众所观瞻，若能自处，以礼济之以和，则归附各国必以为吾国强而有德，勇而有礼，益加悦服矣。
在每次出征打战之前，太宗总是不厌其烦地将以往规定的政策策略和纪律向领兵将帅反复说明、解释，还根据实际反映出来的问题，增加新的条文，令全军将士遵守。每当战争结束时，他就按条文规定检查执行情况。一经发现违犯，不管将帅、兵士，一律处分。严格要求，执法如山，使清军逐渐养成了令行禁止的军纪军风，大大增强了战斗力。
八月二十七日，岳托率右翼军先行，九月四日，多尔衮率左翼军离沈，太宗像平常一样，亲自送行。
第四次入关远征就是这时发动的。为保证远征的胜利，太宗曾二次亲统大军前往锦州、宁远等处，违困明朝的后进部队，“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
多尔衮与岳托分率左右翼兵，九月下旬先后从占领墙子岭和青山关毁边墙而入，这两个关口设在燕山脚下，地形十分险要。尤其是墙子岭，山高路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清兵趁明兵不备，冲进了还没有修筑城墙的地方。密云总督吴阿衡率军仓促迎战，战败而死。两翼兵越迁安，过丰润，在通州河西集合，从北边绕过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向西进攻：一沿太行山下，一沿运河，剩余兵力一起进入山河之间。北京以西，至山西地界，千里之内，多为旷野平川，善于驰突的满、蒙骑兵，千千万万，飞驰起来如一股狂风卷地，箭锋指处，明兵纷纷披靡，六府城镇都遭受到侵掠。
在清军铁骑迫近宫墙的时候，内部矛盾一直困扰着明朝的统治集团，上下意见分歧，党派明争暗斗，是战斗不是和睦相处还不能定夺。十月初，京师戒严，调集各处兵马入援。十四日，崇祯召见廷臣和督师卢象昇，询问作战方略，象昇回答：“陛下命臣督师，臣知有战而已。”象昇是主战派，他的父亲刚去世，身穿麻衣草履，奉诏督师，坚持以战争来解决此事。他听说崇祯妄信部分大臣如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和的意见，便拿“臣知有战”而不知其他的话来激他。这一下好像触到了崇祯的短处，马上变了脸色，时间流逝了许多，才很不高兴地说：“朝廷原未说过议和，所说议和都是外面一些人的议论。”象昇接着说：“我们应处处防备敌人所需求的。逼陵寝以震人心，可虑也；趋神京以撼根本，可虑也；分出畿南，剽掠旁郡，扼我粮道，可虑也。集中兵力，则捡了芝麻溜了西瓜；分兵四应，则兵力分散而不会获得成效。兵少无法防务，粮饷少就会生乱，这是防御艰难之
所在。”象昇的分析切中要害，崇祯很赞赏，叫他下去与杨嗣昌再商议具体对策。
可两人的观点根本不同。象昇起身告别，返回自己的驻地昌平。
卢象昇本想阻挡清兵南下困守在昌平，但清军“锋甚锐，不可遏”。他决定挑选精锐，于十月十五日，明军分四路兵马借明亮月色袭击清军营地，跟将士约法：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总督高起潜听说后，讽刺地阐述着：我只听说“雪夜下蔡州”的典故，还没听说“月夜”云云。由于他从中阻挠，十五夜的偷袭损失惨重。象昇看出杨嗣昌、高起潜等人与他对立，要求分兵统辖。
杨便把宣府、大同、山西兵二万属象昇，山海关和宁远重兵都属太监高起潜。所以象昇手下只有二万左右的兵力！一次，杨赴军中，象昇斥责他主和误战事，说：
“公等（指杨与高起潜）坚意和议，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长安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能避免吗？”杨不好意思，说：“你简直是以尚方剑加在我的脖子上！”
象昇说：“我既不能奔丧父死，又不能战，剑应加在我身上，怎能加给别人呢？”
象昇揭露杨背地里搞议和活动，他无言辩答。又过了几天，象昇与高起潜在安定门会见，两人仍达不成一致意见。
十一月初，清军陷良乡、涿州，十二日，围高阳城（河北高阳县）。原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是本地人，在家养老。年仅八十的他一听说清兵来了，就率全家人与全城人守城。城墙在清军日夜袭击的情况下，很快走向了灭亡，他们只坚守了三天，城就被打破了。孙承宗对家人说：“我就死在这里了，你们赶快逃生吧！”可是，家里人谁也没有逃走。孙承宗被俘后，坚决不投降，他连同他的子孙二十人都战死。
这时，清军连陷衡水、武邑、枣强、鸡泽、文安、霸州、阜城、威县；十二月初，破平乡、南和、沙河、元氏、赞皇、临城、高邑、献县诸城镇。又分三路出师：一由涞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县，一由定兴攻安肃。象昇率兵从涿州进据保定。他原有二万人马，杨嗣昌作梗，被陈新甲抢走了二分之一。他到保定后，命诸将分道出击，大战庆都，互有杀伤。十二月十一日，象昇率师进至钜鹿（河北邢台市偏东北）贾庄，此时后员只有先前的四分之一，没有粮饷，饮水充饥。
高起潜率山海关、宁远兵驻鸡泽，他们离象昇营只有五十余里，象昇派人哀求给以援兵、粮饷，高置之不理。早晨起来，象昇四面拜将士，说：“吾与尔将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众将士伤心绝望。于是，象昇下令拔寨进
兵，至蒿水桥，遇清兵，双方展开大战。半夜，清兵增援，将象昇军包围。次日，清骑兵涌至，连围三重。象昇大呼血战，身中四箭、三刀，杀死数十人才倒下：
时年仅三十九岁。全军炮尽矢穷，奋战覆殁。高起潜闻讯，拔营逃跑，本来应向西跑，可误失了方向，陷入清军埋伏，大败逃窜。
接着，清军继续深入到河北省南部，践踏了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然后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山东。崇德四年（1639 年）正月，八旗两翼会合于济南城下。
明兵部尚书杨嗣昌错误地估计清军如进兵山东必经德州，因此他传檄山东巡抚移师德州，而济南没有做好防备设施。精明的多尔衮绕开德州，从东昌、临清州等处渡过运河，突然直插济南。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清军轻而易举地就夺得了号称中原的一大都会，明吏卒惊骇逃溃。巡按御史宋学朱刚乘上轿出院，一听说城陷，役隶扔下他撒腿就跑。清兵冲上来，把他杀死，到后来尸骨都不见了。还有布政使张秉文以下十数名官员，连同宗室诸郡王都被杀死了。其中活捉德王朱由枢，没有将其杀掉，把他送到盛京。广大人民也逃离不了这场惨战，战后，清理城内外尸体达十三万具！整个城里的财物被劫掠一空。就在这时，扬武大将军岳托病死，还有他的弟弟马瞻也病死了。清军饱掠后，出济南城，转向攻点山东其它城镇十六处。明督师、大学士刘宇亮和陈新甲率明军只尾随清军而行，不敢进攻。
二月，多尔衮率大军至天津卫，渡过运河东归。三月，经青山口出关，安返辽东。
太宗命多尔衮等率师征明，是对内地首次的入侵。太宗第一次（天聪三年）率军进关，局限于北京城及城北部分地区；第二次（天聪八年）只到了宣府、大同地区；第三次（崇德元年五月）耀兵于京畿，惟有这次是以中原为进兵目标，超过北京，闯进河北、山东，“旌旗所指，无不如意”，入关达半年，“转掠二千里”，清军的活动范围大大加大了，消耗和损失了明朝的大量有生力量。其次，这次战役获益巨大。两翼兵共败明军五十七阵，攻克山东济南府、三州、五十五县、二关，杀两名总督及守备以上将吏共百余人，活捉德王朱由枢、郡王朱慈、奉国将军朱慈、监军太监冯允许等，俘获人畜计四十六万二千三百有奇、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七千四百六十两。靠一次战争获取如此巨额的财富，大部分入了国库，一部分进了出征将领的手中，因此他们在瞬间便成了富翁。但
对于内地人民来说，是首创的灾难。清军俘获了数十万人畜，而被杀死和致残的人更是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人力急剧下降，家园被毁坏，使中原地区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明朝的黑暗统治，压在广大农民身上的灾难就更深重了。虽然太宗禁止士兵抢掠，但他的本意是群体抢杀，反对个人抢夺。从明朝统治下的地区抢夺财富和人口，是太宗一再发动对明战争的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