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曾就读于湖南长沙省立一中，后在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系读书。1932年9月在上海参加“左联”，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每周文学》编辑。抗战爆发后到晋察冀边区参战。1940年参加延安整风，1944年任《解放日报》副刊部副部长，46年调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英文翻译。1948年主编《文学战线》。翻译工作从30年代以后开始，翻译了捷克作家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和俄国作家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1947-1948年间写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是周立波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三次到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写出较早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之后，回到湖南益阳农村安家落户10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新人面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盖满爹》、《禾场上》、《上那面人家》、《艾嫂子》等都是一些富有特色的作品。1959年写成了《山乡巨变》。此外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逝世。
内容概要
1955年入冬的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在湘南地区资江下游的一条山边的村路上，走着一位正在匆匆忙忙赶路女同志，她看上去20多岁，身上穿着青斜纹布制服。她是共产党员、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县委派她到青溪乡帮助搞合作化运动。尽管她还比较年轻，但是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又能吃苦耐劳，可以说是能独当一面的“老”同志了。
年轻的邓秀梅来到清溪乡后，她便很快领导群众开展合作化运动。然而，客观的实际情况是，在这个偏僻的山乡，封建意识、私有观念、陈旧的风习在群众的思想里根深蒂固，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行动。此外，一小撮隐藏的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暗地里造谣破坏，合作化运动遇到的重重阻力可想而知。
合作化运动的群众基础，是必须要摸清搞透的。青年盛淑君这个人，她性格活泼，开朗，有上进心，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组织。可是一些人受旧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她母亲过去作风不正派，她本人平时又爱说爱笑，显得过于轻浮，所以没把她列入团组织的发展对象，影响了她和另外一些青年上进的积极性。绰号为亭面糊的盛佑亭，一个地道的老贫农，在旧社会吃苦受穷，受尽熬煎，翻身后，从心眼里感谢党和毛主席。他常给人说：“不是搭帮共产党和毛主席哪有今天。”不过他骨子里的私有观念很强，一听说要搞合作化，竹林要归公，他马上砍了竹子去换钱。陈先晋老人是民兵连长陈大春的父亲，性格固执但很能干，他在旧社会穷得叮当响，但时刻想着发财致富。他听说要搞合作化，东西要入合作社，眼见土改时分到手的土地还没坐热，又要交出去，发财致富的梦想又要破灭，思想上总是想不通。王菊生是个中农，在村里是有名的怕吃亏、难说话的人，不论别人怎么做思想工作就是想不通，一门心思要单干。张桂秋和付贱庚也是中农，他俩对合作化也有成见，听说要入合作社，为了捞点小钱，就把耕牛赶进山里准备杀掉。龚子元是隐藏着的反革命分子，他表面上装着非常老实，背地里却四处活动，到处煽风点火，想尽办法地破坏合作化运动，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和斗争面前，邓秀梅和清溪乡党员干部迎难而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先锋带头作用，发展壮大党团组织，思想明确后大家同意盛淑娟等加入共青团，并组织宣传队，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紧接着，邓秀梅亲自搬到盛佑亭家里住下来，经常和盛佑亭促膝谈心，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不久盛佑亭变成了一个坚决要求入社的骨干。对于陈先晋这样的人，邓秀梅一边登门做耐心的动员工作，另一边做深入细致的调查。邓秀梅了解到老人很喜欢听女婿的话后，邓秀梅就请来了住在外村的女婿，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使陈先晋自愿加入了合作社。在对待张桂秋把耕牛赶到山里准备杀掉这一情况上，邓秀梅亲自带领村里的民兵赶赴现场，讲明道理把耕牛追了回来，保证了春耕时的畜力，这一行动教育了那些私心较重的农民。作为暗藏的阶级敌人龚子元这个家伙散布谣言，说竹林、茶山要归公，掀起了一场砍树的风潮。结果一夜之间，清溪乡砍掉了一千多棵树。面对正义群众的愤怒，民兵连长陈大春等人主张捆人，而邓秀梅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对广大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讲明党的方针政策，揭穿阶级敌人的阴谋，以便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在对待王菊生那样的坚持单干的群众，邓友梅没有勉强让他们入社，而是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在事实面前认清合作社的好处，从而打消顾虑，转变思想，认清形势，让他们主动要求入社。通过宣传党的政策，注重事实，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清溪乡的合作社很快成立了。
由于工作的需要，上级把邓秀梅调走了。清溪乡干部担起了领导合作社的重任。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和社长刘雨生以及其他党员干部决心带领社员要夺取第一个大丰收，进一步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但是，龚子元等人并没有停止阴谋活动。以王菊生为代表的单干户也倚仗自己的人强马壮，土地肥沃，决心与合作社比高低。社员们起早，他们起得更早；社员们晚归，他们收工更迟。一家老少齐出动，憋足了劲拼命干，甚至连老婆、孩子都累倒了。龚子元等阶级敌人抓住机会一次又一次煽动一些落后群众闹情绪，看合作社的热闹。以刘雨生为首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多次牺牲个人利益，鼓舞了大家的干劲，使阶级敌人的阴谋一个个破败。
铁的事实是最最会说话的雄辩者。当收割早稻时，合作社人多力量大，上下齐心协力，热火朝天，很快完成了抢收抢插任务。而王菊生等单干户，因人少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还是合作社的社员帮了他们的忙。事实教育了这些单干户，使他们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而单干是在独木桥上走向死胡同，于是纷纷自愿申请加入合作社。同时阶级敌人龚子元，一步步败露，一些群众也认清了他的嘴脸，使他完全孤立了，最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合作社一步步巩固、发展起来了。私有观念和陈旧的习俗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村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片欢腾。广大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庆农业合作化后的第一次大丰收，决心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点评
这部作品是周立波的代表作之一。作品描写了从1955年初冬到1956年上半年间，湘南一个僻静的山村清溪乡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中，按中央文件图解生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山乡巨变》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免俗，但作者凭着对乡村世界的真切关注和特殊感情，对这一特定时代的政治性题材作了极富个性的艺术化处理。作者用优美的笔触描摹了自然朴素的民间生活，展现了湖南乡村醇美和谐的风土人情，并细腻地揭示了农民的文化心理、伦理风俗的深层变化，使时代风云蕴含在一派诗情画意之中，从而创造了一个乡土风俗画式的艺术审美空间。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品鲜明的艺术个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小说中的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形象，既不同于一味迎合上级、鱼肉农民的干部，也不同于“高大全”式的当代英雄。作家塑造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开篇两章就交代，李月辉斗争性差，“右倾机会主义者砍合作社时，他也跟着犯了错误”。又说他脾气好，是个“男儿无性，钝铁无钢”的“婆婆子”，有些调皮的青年，还当面叫他，他听了也不生气。但这个貌似软弱的书记在群众中却有很高的威信，因为他办事能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工作方式合理有效。他对人诚挚关心，极富同情心和幽默感，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因而对党的路线政策能做出正确判断。如在中央提倡扩大合作社，将运动推向“高潮”时，他对这种“左倾”冒进十分警惕，在整顿合作社中，反而“收缩”了唯一的合作社，有人批评他是右倾“小脚女人”，他却很坦然，只认定一条理：“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作者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里，能把李月辉作为贯穿始终的正面主人公来写实属不易，这也曲折表达了他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刘雨生是作者塑造的另一个基层干部形象，小说通过大量的事实展现了他“为人和睦、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在村民中有极高的威信，又通过“婚变”等家庭生活侧面，展示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李月辉和刘雨生这两个形象写得朴实、本色，没有人为拔高的英雄气，这是周立波在了解和尊重农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血肉丰满，真切感人。
《山乡巨变》还尽情展示了湘南山村的乡情美和自然美。在作家笔下，洞庭湖边的清溪竹林，清澈的资江水，翡青的小山，散发出清香的茶子花，都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虽以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主线，但这根主线的连缀又多是日常生活事件，如刘雨生的夫妻吵架，王菊生的拼命竞赛等，展现了多姿多彩的人间世相和乡村风俗，从而开阔了小说的意境。
